努里·沙兰今天这一仗是对土耳其的最后一击，此后他们便放弃修补安曼与德拉间的铁路的念头。我们这时仍不知道这一点，只晓得敌机仍会到我们上空盘旋，也急着想进行更大规模的破坏。第二天黎明，温特顿、贾米尔，还有我，开车前去检视马弗拉克车站以南的铁路。我们受到猛烈的机枪扫射，火力之炽烈远超过往昔。稍后我们掳获那些机枪手，这才发现他们隶属于德国的一个机枪部队。我们困惑不已，只好暂时撤离，前往一座令人跃跃欲试的桥梁。我的计划是驱车沿桥下走，直到可以安置炸药的桥墩处，所以我带着六十磅炸药改搭一辆装甲车，告诉驾驶兵走桥拱下方。

温特顿与贾米尔搭另一辆支援车跟在后头。“好热。”贾米尔抱怨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更热。”温特顿说着。这时有无数胡乱射击的炮弹掉落在我们身旁。我们仍继续挺进，距离河堤约五十码，车上的机枪子弹足够用上一个星期，这时后方有人朝我们投了一枚手榴弹。

这突发状况使我想到达桥下的计划泡汤。因为，若车子后方挨炸，可能引爆车上的炸药而使我们粉身碎骨；再者，装甲车遇上手榴弹就束手无策了。所以我们立刻撤离，也满头雾水，搞不懂为什么这么一小段铁路戒备如此森严，但同时也很感兴趣，事实上应该说是觉得很有意思，在如入无人之境这么久后，总算遇到了敌手。在我们想象中，“挫败”是个矮小结实、满脸怒容的人，紧锁着双眉，怒目四下张望，想解决它的麻烦；在它身旁的“胜利”则是个纤细、白肤、慵懒的妇女。我们必须在入夜后再试一次。我们回到乌姆索拉布，发现纳西尔打算再将营地迁回乌姆泰耶。这是攻打大马士革的要冲，所以他的想法很令我雀跃。于是我们再度移防，并以此为借口，决定当晚休兵不去炸铁路。取而代之的活动是围坐着说故事与各人经验，直到午夜亨德里—佩奇机去轰炸马弗拉克车站。它出现了，朝车站投下一枚枚重达数百磅的炸弹，使站内火焰冲天，土耳其人也停止射击。

于是我们就寝，并将当晚最佳故事奖颁给恩维尔帕夏在土耳其夺回夏丘伊时发生的一则轶事。恩维尔帕夏与贾米尔王子，连同一位得力助手搭轮船前去当地视察。在到达前，保加利亚人已将土耳其人杀光了。土耳其人全被杀光后，保加利亚农民也走了，所以土耳其人几乎找不到人可杀。一个灰胡子老人被带上船，借以让总司令泄恨。最后恩维尔将那老人凌虐得厌烦了，于是示意两名副官将火炉的门打开，说：“把他推进去。”那老人抵死抗拒，奈何力气没有两名军官大，所以被推入火炉中，门也被关上。我们都觉得很恶心，于是掉头想离去，但恩维尔叫住我们，并倾着头聆听。所以我们也驻足倾听，直到火炉内传来一声啪啦声。他笑一笑，点点头，说道：“他们的头总是会爆开，像那样。”

当晚及隔天，车站内的车厢火势越烧越旺。那是土耳其溃败的证据，阿拉伯人从昨天开始就不断传出土耳其已战败的传闻。他们说，第四军已由安曼四处逃窜。班尼哈珊族人沿路抄截脱队与落单的分队，他们说土耳其败军逃命时比吉卜赛人还狼狈。

我们召开一次会议。我们对付第四军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些免于遭受阿拉伯人毒手的败兵残将，逃到德拉时也只是手无寸铁的散兵余勇。我们的新任务将是迫使德拉立刻撤军，以防土耳其人在当地重整旗鼓，成为他们的后卫。所以我提议往北推进，经过泰勒拉尔，在明天黎明时越过铁路，进入谢赫萨阿德的村落。此地位于大家都熟悉的地区，而且水源充裕，视野开阔，如果直接遭受攻击，可以安全地往西或往北，甚至往西南撤退。此地也能截断德拉与大马士革及穆宰里卜的交通。

塔拉勒热烈附和我的意见，努里·沙兰点头同意，纳西尔与努里·赛义德也表示赞同，所以我们准备拔营。装甲车不能同行，它们最好留在阿兹拉克，直到德拉攻陷，我们要利用它们进军大马士革。布里斯托战机也已肃清土耳其的战机，此时可以功成身退，回到巴勒斯坦传达我们要移防谢赫萨阿德的消息。

于是他们翱翔而去。我们望着它们离去时，注意到已被炸得面目全非的马弗拉克扬起一道尘土。一架飞机折回来，投下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表示有一大队骑兵来势汹汹地沿着铁路朝我们逼近。

这不是好消息，因为我们没有应战的准备。装甲车都另有任务外出了，飞机也已归队，一连的骑骡步兵已先行出发，皮萨尼的骡子也驮着行李安插在队伍中。于是我去找努里·沙兰，他正与纳西尔站在山头，我们为了该走或该战而举棋不定。最后决定走为上策，因为谢赫萨阿德是个更有利的据点。所以我们催正规军加速上路。

然而我们不能这么一走了之，所以努里·沙兰与塔拉勒率领鲁瓦拉族马军与豪兰马军负责断后。他们意外遇见盟友，因为我们的装甲车在前往阿兹拉克的途中发现了敌军。原来这支土耳其骑兵不是前来攻击我们，而是迷路后想找捷径回家。我们掳获数百名口干舌燥的战俘与众多运输工具，敌军在交战时惊慌失措，甚至将缰绳割断，骑着没鞍座的马逃命。这股恐慌沿着铁路延伸，所以那些土耳其败兵在距离阿拉伯人数英里外时纷纷丢盔弃甲，连步枪都丢了，没命地向德拉逃窜。

然而，这也使我们的行程受阻，因为我们率领穿着卡其服的骆驼部队在夜间经过豪兰地区，若没有当地的马军担保，无法使居民相信我们不是土耳其兵。所以我们在午后便停下来等塔拉勒、纳西尔和努里·沙兰。

有些人趁这空当检讨我们的行动，并质疑我们再度越过铁路，使我们置身于谢赫萨阿德的危险局势中，与撤退中的土耳其主力部队正面交锋，是否明智。近午夜时，沙宾来找我，我正置身于弟兄们之间，躺在毛毯上。他认为我们做得够多了。艾伦比指派我们监控第四军，我们已经看到这支部队四处流窜，任务已完成，我们可以凯旋回到东方二十英里外的布斯拉，奈西布·贝克里正在当地集结德鲁兹族人来协助我们。我们不妨与他们一起等英军攻下德拉，并在战役光荣结束后，等着接受犒赏。

我将这种论调当成耳边风，因为，如果我们撤回德鲁兹山脉，等于在还没赢得最后胜利前便自行停战，将重担全推到艾伦比肩上。我很珍惜阿拉伯人的荣誉，也愿意不计代价全力争取。他们参战是为了争取自由，借自己的兵力收复古都是他们最能理解的象征。

“责任”就像歌颂它的人一样，是可怜的东西。显然，我们若能由德拉后方进军谢赫萨阿德，对土耳其所造成的压力将比任何英军部队大得多，也可以使土耳其无力在大马士革这一侧展开攻势。为了这种收获，牺牲几条人命也是值得的。攻占大马士革代表东线战场的结束，而且，我相信，也是全面战争的结束，因为轴心国是互相依存的，他们最弱的一环——土耳其——战败，将会使其他各国也兵败如山倒。所以，基于各种明智的理由，战略上的、战术上的、政治上的，甚至道德上的，我们都应该继续前进。

沙宾顽强固执，丝毫不为所动。他又去找皮萨尼及温特顿回来，开始辩论。他说得很慢，因为努里·赛义德就躺在旁边的毛毯中，半睡半醒，他想让努里·赛义德也参与会议。

沙宾一再强调军事层面：我们的任务已完成，而且汉志铁路危机四伏。今天的行程遭到耽搁，已无法趁夜色越过铁路。想在明天大白天作此尝试，简直是疯狂，整条铁路从头到尾都会被成千上万由德拉拥出来的土耳其兵围得水泄不通。如果他们放任我们通过，我们也只会进入更大的危机。他说，乔伊斯指派他担任这次任务的军事顾问。他说他虽然不愿明讲，但仍有责任指出，身为正规军官，他有他的专业素养。

如果我是正规军官，或许就会觉得沙宾把别人全贬成非正规军了。但我任凭他抱怨，每当我觉得他的话会激怒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时，我只有耐心地叹口气。最后我漫不经心地说我想睡觉了，因为明天得起个大早好穿越铁路。我打算和护卫队到前方与贝都因人同行，无论他们目前人在何处，因为努里·沙兰与塔拉勒至今未赶上我们，也是怪事。反正，我想睡觉了。

皮萨尼长期戎伍生涯，都是担任部属，他相当得体地说他会奉命行事。我喜欢他这一点，也设法安抚他的疑虑，提醒他，我们已并肩作战十八个月，而且他也不曾发现过我会鲁莽行事。他带着法国式的笑声回答，他认为我一直都很鲁莽，但却是军人本色。

温特顿的本能使他除了在猎狐狸外，都会选择较弱而且较有风险的一方。努里·赛义德在我们争辩期间一直闷不吭声，假装睡着了。但是，沙宾离去后，他翻过身来低声说：“那是真的吗？”我回答，我看不出在大白天穿越铁路有何不寻常的风险，而且如果谢赫萨阿德有陷阱，我们只要小心提防必可化险为夷。他满意地躺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