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讨论这些芝麻琐事的同时，还有一大堆当务之急待办。必须扮演这种角色，真是痛苦。另外，经过这么讨价还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进城时的兴奋也大为扫兴，就如我浇了肖韦尔一头冷水。英国在需要阿拉伯人帮忙时信口做出的空洞承诺，如今要兑现了，而且会让英国不知所措。然而，我替我们规划的目标已证明是正确的。再过十二个小时，我们便可高枕无忧，阿拉伯人的地位已稳如泰山，在进行即将展开的政治角力时，足以应付虎视眈眈的列强。

我们再回到市政厅，想找阿卜杜勒·卡德尔谈判，但他仍未回来。我派人去找他和他的弟弟，以及纳西尔，得到的是干脆利落的答复——他们在睡觉。我也早该蒙头大睡的，但我没这么做，我们四五个人到一家伧俗的餐厅囫囵吃了一餐，围着一张庸俗的黄金桌，坐的也是俗不可耐的黄金椅。

我把话向传话的人说明白。他离去，几分钟后兄弟俩的一个表弟来了，满脸愠容，说他们已在路上。这是公然撒谎，但我回答，那就好，因为如果再半小时不到，我就派英军去找他们。他闻言匆匆离去，努里·沙兰淡淡地问我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要罢黜两兄弟，另外指派苏克里接掌他们的职务，直到费萨尔到达。我说我会做得委婉一点，免得伤了纳西尔的感情，况且如果有人抗命，我自己也没有兵力可以镇压。努里·沙兰问英军会不会来。我回答当然会，但遗憾的是他们来了之后或许就不走了。他沉吟半晌后说：“你放手去做，鲁瓦拉族人会支持你，马上就来。”他一说完，立刻出去替我召集他的人马。阿尔及利亚兄弟带着保镖来到我们约好的地点，眼露杀机。但是，他们在路上已看到努里·沙兰的大批人马，也是杀气腾腾。努里·赛义德带着正规军集结在广场上，我那支随时准备拼命的护卫队则在总督府的前厅待命。兄弟俩一看就知道没戏唱了，然而谈判过程仍相当火爆。

我以费萨尔代理人的身份，宣布废除他们的大马士革文人政府，并任命苏克里帕夏·阿尤比暂代军事总督一职，努里·赛义德担任部队的指挥官，阿兹米担任副官，贾米尔担任公安局长。穆罕默德·赛义德恶狠狠地斥责我是个基督徒，而且是英国人，他要求纳西尔支持他。

可怜的纳西尔，两边都是朋友，此时只能无奈地坐着。阿卜杜勒·卡德尔冲上前，对我恶言相向，激动不已。他似乎已失去理性，只是作宗教性的谩骂，所以我没搭理他。这更使他怒不可遏，猛地拔出匕首朝我接近。

奥达快如电光石火，一转眼已朝他扑过去。老战神早上一架没打成，余怒未消，正巴不得能找个人出气，若有人能在此时此地让他泄愤，自然是不亦快哉。阿卜杜勒·卡德尔吓得龟缩不前了，于是努里·沙兰出面结束讨论，对着地毯（好庞大、好暴力的一张地毯）说道，鲁瓦拉族拥护我，不容置疑。阿尔及利亚兄弟一肚子怨气离开市政厅。有人劝我，应该将他们抓起来枪毙。但他们的区区伎俩实在吓不倒我，而且我也不想在阿拉伯人面前做出为防万一就下毒手的执政恶例。

我们分头工作。我们的目标是成立一个阿拉伯政府，有扎实的基础，而且有本土性，可以在承平时期善加运用起义的热忱与自我牺牲。我们必须留下旧政府中若干较高瞻远瞩的人士当基层人员，带领那百分之九十安于现状不会造反的人口，新政府也要借他们的安于现状来维系。

起义人士，尤其是成功的起义人士，难免都是难以驾驭的臣民，也是丝毫不懂得驾驭人的地方首长。费萨尔最遗憾的责任就是必须将替他打天下的战友摆在一边，由曾经对土耳其政府最有助益的人士取而代之。纳西尔的政治智慧不足以洞悉这一点，努里·赛义德则看得很透彻，努里·沙兰亦然。

他们不久就募集了一批核心幕僚，组成一个团队。历史告诉我们，这些过程单调乏味：任命、任职、分门别类的例行公事。首先是警察。我们挑出一个指挥官及一批助手；辖区分派完成；薪饷、申请装备、制服、权责划分；机器开始运作。接着是供水问题。水道因塞满人与动物的尸体而发臭，一个检验官与一批清洁人员解决了这个问题。戡乱时期的法令规章也已拟妥。

白日将尽，街上乱成一团。我们挑了一个工程师负责管理发电厂，并要求他无论如何晚上要让城里大放光明。让街灯重新亮起，是一切回归正常的最重要指标。电力恢复了，我们胜利后的第一个晚上秩序良好，主要得归功于全城能灯火通明。不过新警察也很负责尽职，许多较积极的族长也主动协助巡逻。

接着是卫生设备。街道上一片狼藉，敌军撤退时抛下无数杂物、行李、车子、物资、尸体。土耳其阵营中流行斑疹伤寒、赤痢、癞皮病，许多患者在撤退时病死在途中。努里招募了一支收尸队，清理道路与空地上的死尸，并将他的医师分派到各医院，他还保证如果能找到药品与食物，明天就送过去。

其次是消防队。当地的消防车已被德军炸毁，军用品仓库至今仍在燃烧，有波及全城之虞。我们紧急招募来一批机工，受过消防训练的人员也被派往火场灭火。接着是监狱。狱吏与囚犯全都逃之夭夭，苏克里顺水推舟，宣布大赦，民事犯、政治犯、军事犯一律适用。市民必须缴械——至少不得携带步枪。

随后是赈灾工作。穷人已挨饿好几天了。仓库中抢救出来的粮食优先供应这些穷人，接下来便必须供应全体市民。再过两天城中就要断粮了，大马士革没有存粮。只要我们能恢复信心，沿路戒护，并以掳获的牲口来取代被土耳其部队带走的运输用牲口，要暂时向邻近村落购粮很简单。英军不会来分一杯羹。我们用自己的牲口上路，即我们的陆军运输工具。

日常的粮食就得仰赖铁路，必须立刻召回铁路的相关人员回到原来的岗位。然后是电报。低阶幕僚人员可派上用场，必须先找个主管，也要派架线工人出去维修线路。哨站可以一两天后再设立，但是我们与英军的营舍必须先派卫兵站岗。此外，各行各业也要恢复营业，并要有可接受的货币。

货币问题很严重。澳洲部队抢走了数百万在此地唯一通行的土耳其纸钞，然后随手乱丢，使这种纸钞如今一文不值。有个骑兵请一个少年帮他牵马三分钟后，给了那少年一张五百镑的土耳其纸钞。休伯特·扬试着借我们由阿卡巴带来尚未用完的金币来解决货币问题，但新的物价必须重新订定，那又得有印刷机才行，而何时需要成立报社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此外，阿拉伯政府既然承袭土耳其政府，必须保存它的财库与财产的记录，包括人口的登记。然而原来那些官员都欢天喜地放假去了。

我们仍有断粮之虞，征购物资也是当务之急。肖韦尔没有粮秣，又有四万匹马嗷嗷待哺，如果没提供他粮秣，他就要自己去找，如此一来刚点燃的胜利之火又要如风中残烛了。叙利亚的安危全系于能否满足他，而且他对我们也不会讲情面。

百废待兴，这一晚忙得晕头转向。我们概略性地分派职务（在匆忙中，经常所用非人），才使事情略具规模。斯特林和蔼亲切，休伯特·扬精明干练，柯克布莱德果决明快，全都敞开心胸大展长才。

我们的目标只是先做好大构架，而不是搭盖扎实的建筑物。但效果出奇的好，当我在十月四日离开大马士革时，叙利亚人已经有可以实际运作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虽然无外力协助，又因饱经炮火而满目疮痍，再加上有列强在觊觎，却仍能维持两年之久。

稍后我独自坐在房间，想由当天纷乱的思绪中理出个头绪，这时祭司们开始在这座欢天喜地的城市明亮的街灯下，召唤信徒做最后的晚祷。其中一个声音特别甜美，由附近一座清真寺传入我的窗口。我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清晰听出他的召唤：“唯有真主是伟大的，我愿作证没有众神，只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来祈祷，来求平安。唯有真主是伟大的，没有神——只有真主。”

他在结尾时将声音压低两个音阶，几乎像在交谈，然后轻声加上：“他今天对我们很好，噢，大马士革的人民。”喧闹声静下来了，每个人似乎都遵从这召唤，在这光复后的第一晚前去祈祷。我则在这静得出奇的空当，看清自己的孤独，以及参与这场运动的无理——因为在所有听者中，唯有我觉得这件事很悲哀，那段词句了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