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购买宾州铁路沿河两处地块的缘故，我跟维克多·庞万力和他的团队相处得越来越好。197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在维克多的办公室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伙计，现在我已经有了宾州中央铁路的两处地块，你们公司还有什么好买卖？”

维克多说：“我们手里还有几家酒店，你可能会有兴趣。”

宾州中央铁路在市中心确实是有几家酒店，互相离得也不远，它们分别是：比尔特摩酒店、巴克莱酒店、罗斯福酒店、康莫得酒店。前三家酒店经营相对得比较成功，买下它们应该不会花太多钱。康莫得酒店危机重重，不仅不盈利，而且多年拖欠税金。

维克多的消息让我喜不自禁。我当即想到，康莫得酒店在纽约中心，位于42号大街和公园大道交会处，与中央车站相邻，将来一定是这四家酒店里发展前景最好的。

得到消息后，我立刻步行去了康莫得酒店，那天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酒店附近的地区落败不堪，半数建筑物都已被没收。康莫得的外墙脏得不成样子，酒店门廊也邋邋遢遢，看起来像个福利旅馆。一楼沿街房是破破烂烂的跳蚤市场，店面都被木板封住了，门口乱糟糟堆着废弃物。多数人看到这幅场景，一定觉得压抑难耐。

但是当我离酒店越来越近，却注意到了一些事情。当时是早上9点，很多来自康涅狄格州和韦斯特切斯特（Westchester）的西装革履的上班族从中央车站和地铁站涌入42号大街。 纽约虽然在衰落，可我在康莫得大酒店却看到了希望。只要纽约城一天还在，每天就会有成千上万上流社会的人从四面八方经过这里。不说别的，康莫得酒店是发展这里的关键，如果让我经营，它一定能东山再起，因为光是它的地理位置就很占优势。

我重新找到维克多，跟他说我对康莫得酒店感兴趣。维克多听了很高兴，因为在别人眼中，康莫得已经一文不值了。我同时把自己的想法也告诉了父亲，父亲以为我在开玩笑。后来在一次采访中，父亲跟记者说，他听了我的想法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当时，连赫赫有名的克莱斯勒大楼（Chrysler Building）都濒临破产，他却买这么一家酒店，简直就是飞蛾扑火。”

这个想法不是心血来潮，我知道潜力和弊端并存，这项投资可能让我一鸣惊人，也可以让我一败涂地。从第一天接触这笔生意，我就在尽力让所有风险最小化，从经济方面来说，所有努力都没白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笔交易越来越棘手，虽然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可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单纯靠金钱就能解决的。我不能只在嘴上说说，我还要证明我自己，向其他房地产开发商、向媒体、向我父亲证明：我一定说到做到。

购买康莫得酒店，其实是要耍一些“花招”的，不过这些花招比我预想的多。首先，我得让庞万力团队的人相信，我是购买酒店的最佳人选，但是洽谈中尽量不涉及钱的问题。同时，我请到一位经验丰富的酒店管理人员，有他做担保，我向银行寻求贷款会容易一些。这还不够，我还要说服政府官员最大限度减免我的税费。当时那种情况，银行甚至不愿意贷款给效益好的企业，但是，如果看到政府能给我减税的话，银行一定愿意给我贷款。

有趣的是，我最有力的武器是拿纽约城糟糕的经济环境做挡箭牌。我跟庞万力说，在纽约经济岌岌可危的时候，我可能是唯一一位愿意在破败街区购买濒临倒闭酒店的人。对银行方面，我跟他们说，给新项目提供贷款是他们振兴纽约经济的职责所在。对政府官员，我也有充分的理由：他们给我减免税费是一项双赢之举，我的酒店肯定会带动与之相关的建筑项目和服务业的发展，繁荣区域经济，最终能给城市贡献大量的税金。

1974年秋末，我把购买酒店的事情正式与庞万力提上了桌面。八九个月之前，宾州中央铁路公司刚刚投资200万对康莫得酒店进行了翻新，这项工作的效果，仅相当于给一辆出过严重车祸的车重新打了蜡。酒店翻新之后，1974年宾州中铁还是产生了巨额亏损，这里面还不包括康莫得酒店欠下的600万元税款，康莫得酒店就是公司亏损项目之最。

很快，我们为交易制定了初步计划。我打算以1000万美元收购酒店，前提是我能得到政府的税费减免、银行贷款，还要找一位酒店经理。也就是说，我会全盘考虑再做定夺。不过，有25万元是我必须要花费的，但是我又不愿意在谈生意的初始阶段就这么大手笔，要知道，在1974年，25万元对我来说可是个大数目，于是我打算缓一缓。合同已经签好了，但是我让律师从中又找出了很多法律漏洞，然后给他们驳回。与此同时，我继续为各项事宜积极准备着。

首先，我需要一个精美绝伦的设计，让人们对我的酒店一见钟情，为此，我约见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德尔·斯卡特。我们于周五晚上在麦克斯韦餐厅见面，我很快被德尔的才情所吸引。我告诉他自己的想法之后，他拿起菜单就开始绘制设计图。

我跟他说，设计的关键是一定要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康莫得大酒店之所以经营不好，一半原因是因为它的氛围让人感到压抑。从一开始，我的观点就是彻底改变酒店外观，将原来的砖墙改为青铜建材，如果青铜成本过高，就用玻璃。我希望酒店看起来富有现代气息，能够光彩夺目，让行人愿意驻足欣赏。我看得出，德尔完全领会了我的意思。

吃过晚饭，我请德尔和另外一些朋友去我的住处，就是第三大街的那间小工作室。到了那儿，我让他们给我的家具提点儿意见，有的人只是附和说“很好”、“不错”之类的，德尔则不同。“家具太多了”，他一边说着，一边重新摆放它们的位置，有些直接给挪到了门外走廊里。被他这么一摆，屋里的空间显得大了许多，我非常喜欢。

我聘用了德尔，并花钱请他赶制设计图，以便给政府和银行做幻灯展示用。我还嘱咐他，设计图一定要很上档次，一个制作精良的幻灯片会对事情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到1975年春天，我们的设计工作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德尔打电话说他被供职的卡恩·雅克布/霍克国际建筑公司（Kahn& Jacobs/ Hellmuth, Obata& Kassabaum）解雇了。我知道他跟自己老板的关系一直不好，但是霍克国际建筑公司无论从资源还是名气上，都对我的酒店建筑很有利，我不想因为这两方的矛盾耽搁工程进度，而且，德尔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新东家怎么办？谁知德尔很快跟格鲁泽联合公司（Gruzen & Partners）签约了，这倒让我有机可乘。霍克公司非常想继续负责我的酒店建设，德尔也是，我可以利用他们的这种关系压低薪酬。最后，我选择了德尔，付他的薪酬自然不算太高。我告诉他，这项工程意义非凡，能使他成为建筑界的明星。虽然当时对自己的薪酬不满意，但是德尔后来告诉我，我的话没错，从君悦大酒店（Grand Hgatt）〔凯悦酒店旗下品牌之一，总部没在芝加哥，其中还包括柏悦（Park Hyatt）、凯悦（Hyatt Regency）、Andaz，Hyatt Place等酒店品牌〕到后来的特朗普大厦，他的精彩设计确实为自己赢得了建筑界明星的称号。

1975年初，我开始物色经理。说实话，我对酒店经营一无所知。如今经过多年学习，我已经懂得如何把酒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但是那时候，我才只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连酒店都没住过几次，却敢买下一座150万平方英尺的“庞然大物”。这家酒店将拥有1400个房间，是继25年前希尔顿大酒店之后纽约最大的酒店，为此，我必须找一位经验丰富的经理。我把酒店定位为大酒店的连锁酒店，这个设想基本合理：连锁酒店虽没有特别之处，但能加入国内酒店系统的大家庭，学到生意经和酒店管理知识。

一开始，我就看好了凯悦集团庞大的连锁机构。希尔顿和喜来登酒店名声虽大，可都有点过气，假日酒店和华美达酒店（Ramada Inn）星级又太低，只有凯悦让我满意。凯悦的设计风格富有现代色彩，外观清新明亮又有光泽，这些正是我对康莫得酒店的改装设想。另外，凯悦集团的门槛很高，如果生意做成了，也是对自我能力的证明。

还有一个原因，如果我成为凯悦集团旗下的酒店，这个影响力将是空前的。希尔顿和喜来登在纽约已经有几家连锁店，以纽约现在的经济形势，他们肯定不愿意新设连锁店。凯悦集团在其他城市经营不错，他们也急于在纽约打响品牌。

1974年末，我致电凯悦集团总经理小胡戈·孟弗兰德，即斯基普·弗兰德。斯基普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通过交谈我确信凯悦想在纽约开一家连锁酒店，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我们很快就达成临时协议，我真是既高兴又自豪。两天后，斯基普却打来电话说：“抱歉，我们上次订的协议不合适。”于是我们又重新协商，握手成交，可是几天后，生意又黄了，这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后来，凯悦集团一位跟我关系很好的高层主管打电话告诉我：“我有一个建议，你可以打给董事长杰伊·普利兹克，直接跟他谈。”

我那时几乎没听过普利兹克，可见我有多年轻了，我知道普利兹克家族是凯悦集团最大的股东，仅此而已。这位朋友说，普利兹克才是集团的掌门人。我一下子明白了：如果你要做大生意，就得跟最有权的人直接谈。

公司最有权的人只有一位，其他人说白了都在给他打工，员工是不会为了别人的生意尽全力争取的，他们尽力争取的只是自己的工资和圣诞节福利，其他时候则是能不烦老板就不烦。所以，他们给上司汇报一笔生意的时候，自己基本上没有任何立场。在我面前，他会对我的生意表现得很感兴趣，可是在老板面前，他至多会说：“纽约有个叫特朗普的打算跟咱们做生意，这笔生意对我们有利有弊，您有什么意见？”如果老板感兴趣，员工自然随声附和，如果老板不满意，员工马上见风使舵，说：“我也觉得您不同意，但又觉得应该给您汇报一下。”

转眼已是1975年春天，我给杰伊·普利兹克打了电话，他对我的来电似乎很感兴趣。凯悦集团总部位于芝加哥，但是杰伊说下星期会来纽约跟我见面。我那时还没有豪华商务车，只能开着自己的车去接他。谁想到那天非常热，我想杰伊坐在车里一定特别不舒服，不过他没表现出来。看的出来，杰伊为了生意是可以心无旁骛的。休息的时候，他会很放松，但是大部分时间他都敏锐机警，做事谨小慎微。幸运的是，我很适应他的性格，所以我们俩相处很好。杰伊另外一个特点是不轻易相信别人，这点跟我很像，我们对彼此都很有警觉，不过这也意味着我们从一开始就很尊重对方。

我们很快达成协议，同意做彼此的平等合作伙伴。我负责建酒店，凯悦负责建成后的经营。比达成初步协议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我可以直接找杰伊解决任何问题，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我们有时候不苟同彼此的观点，但是合作关系一直很稳固，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对话。

1975年5月4日，我们一起开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合作伙伴关系，在假定我们得到银行贷款和政府免税的情况下，完成购买、装修和翻新康莫得酒店的一系列工作。有了凯悦集团的“通行证”，再加上德尔早期的设计图和工程的粗略预算，我就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了。我已经聘请了一位资历很深的房产经纪人亨利·皮尔斯协助我进行贷款。

亨利·皮尔斯是皮尔斯，梅尔，格里尔公司（Pearce, Mayer, Greer）的老板，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虽已将近70岁，但是看起来比20几岁的年轻人还有干劲，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他总是尽职尽责，不屈不挠。因为年纪大，人们自然觉得他资历深，再加上他执著的精神，都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我们总是一起去见那些尊口难开的银行家，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没听过我的名字。很多方面我比亨利要保守，于是银行家专心对付亨利这位跟银行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白发老人，对我则比较放心。

我用当初说服维克多·庞万力的方法跟银行谈判。我先告诉他们特朗普“集团”取得的成就，还特别强调我们会在预算之内按时完成工作，因为我知道银行最害怕成本超支，如果超支，即使当初完全符合条件的贷款最后也有可能收不回来。我向他们展示了设计图纸和跟酒店一样光彩夺目的模型，另外，我保证酒店一定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成千上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最后，我一定要说说凯悦集团的巨大影响力，还有我们期望从政府得到的税费减免。没想到，一提税费减免，我就犯了“第22条军规”（Catch-22），使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原因是，没有银行贷款，政府是不愿意考虑税费减免的，同样，银行也是看到政府先批了税费减免，才愿意对外放款。

最后我们决定另辟蹊径，正面进攻不行，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站在他们的立场去说服他们，主要是引起他们的负罪感和社会责任感。我会说，从你们的角度看，贷款给我们是为纽约做贡献。纽约现在虽然身陷危机，但是它的明天是美好的，你不贷款给我们，让我们为城市经济发展做贡献，怎么帮纽约复兴？既然你能借钱给第三世界的国家和郊区的商人，为什么不把钱借给我们？

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有一次，终于有一家银行愿意给我放款了，结果在最后一刻，我的一个主管人员因为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技术问题，让整个工程功亏一篑。这个主管简直是个机器，对工作毫无感情。工作对他而言就是耗时间，他只要每天下午5点按时回家，就万事大吉。这种态度，还不如一个对事业充满激情的杀手。如果一个杀手跟你说“不行”，你还有机会说服他，也许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能跟他达成协议。可要是一台机器说“不行”，这可就难办了。就像这位主管，你对他讲遍世界上的大道理也不顶用，完全是对牛弹琴，他听完后还是一板一眼的跟你说：“唐纳德，不行，不行，真不行。”这件事过后，我跟亨利说：“要不这个生意就算了吧。”但是亨利不想放弃，他跟我的律师杰瑞·施拉格给了我很多鼓励，我们一起继续努力着。

看来想得到银行贷款，只能先让政府给我们减免税费。我把希望寄托在政府1975年初颁布的《商务投资奖励办法》（Business Investment Incentive Policy）上，这个政策主要是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给开发商进行税费减免，鼓励他们进行商业投资。1975年6月，我毅然向政府申请税费减免。很多人会觉得我的做法很可笑：没有银行贷款还敢申请？可是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不仅去要，还要多要。我一定要镇定自若地向政府申请大笔的免税金额，这样的话，即使他们削减一部分，剩下的也不少。这就跟玩高风险赌博游戏差不多，如果竞争双方都没有好牌，那就只能从气势上压倒对方了。不过，一旦在政府面前夸下海口，就没法不做这桩生意了，不然别人会说我不讲信用。何况，那时候政府确实是迫切地鼓励商人投资。

1975年10月份，我第一次向政府提出申请，没有绕任何弯子。我在申请里说，康莫得酒店的情况急转直下；要是不采取措施，中央车站附近的区域马上就成为贫民窟了；凯悦集团在纽约建连锁酒店，万事俱备，只欠几百万建筑基金，我热切盼望政府能给我减免房地产税。

负责城市经济发展的专员为我的申请构架出了兑现方案。他们可以连续40年减免我的房产税，条件是我要给政府交年费，酒店经营的利润也要跟政府共享。具体的操作办法相当复杂。第一，我付1000万美元给宾州中铁，买下康莫得大酒店，从这些钱里拿出600万给政府，作为偿还酒店当初欠下的房地产税。第二，政府以1美元的价格从我手中买走康莫得酒店，然后租给我，租期99年。我以租金代替房产税，第一年租金25万美元，逐年递增，到第40年免税期结束，我的租金是270万美元。同时，我要按一定比例将营业收入给政府分红。这样下来，我们实际支出的钱跟1974年按酒店价值算出的房地产税相差无几。

当然，这些计划的最终决定权在城市预算委员会（Board of Estimate），他们将于1975年12月份开会讨论我的申请。距他们开会讨论还有一周的时候，我找到维克多·庞万力，跟他说，如果我们想得到政府的免税，就要想办法证明康莫得酒店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马上就要倒闭了。维克多跟我想的一样。12月12号，庞万力对外宣布，1975年间，宾州中铁在康莫得酒店又损失了120万美元，1976年情况将会进一步恶化，酒店最迟到1976年6月30号永久关闭。

我没想到，两天之后又有一项重要声明——波特曼联合公司（Portman Associates）声称放弃在地跨三条大街的时代广场建大型酒店的计划，原因是他们申请了两年的银行贷款始终得不到批复。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很不利，因为我正在搜集所有跟贷款有关的信息，以此向银行证明在纽约投资是有意义的。不过，我也可以为此跟政府挑明，波特曼公司的失败更证明，如果政府不批准我减免税费，我会跟波特曼公司一样得不到银行贷款。

1976年初，预算委员会决定修改给我的免税方案，他们不再需要我先把酒店以1美元卖给政府，再高价租回，而是把我的生意交给纽约州的城市发展委员会。移交过程是符合规范的，不过从个人角度讲，这个改变对我大有裨益。跟政府相比，城市发展委员会拥有驱逐权，即他们可以依法迅速、高效地驱逐原有房客，换做开发商，这项工作大概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

可是，到了1976年4月，预算委员会依然没有对我的申请做出批示，反对我的呼声却越来越高。最强的一支来自一些酒店的老板。阿尔伯特·福尔米可拉是纽约酒店协会的会长，他认为政府给我减免税费，对其他交付全额房地产税的经营者是不公平的。希尔顿酒店老板阿方斯·萨拉莫内则说，免税期十年还可以接受，十年之后，所有人都该公平竞争。哈里·赫尔姆斯利算是他们当中经营比较成功的，嫉妒心也不强，可是连他都说我的要求有点过分。预算委员会投票表决之前，三位委员在康莫得酒店前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谴责我跟政府的协议。我并没有太放在心上，这只是政客的一种惯用伎俩罢了，他们听到反对我的风声，便见风使舵，借机吸引选民和媒体的眼球。

担心归担心，可是我在公众面前毫不示弱，从不承认自己有错。一次一个记者问为什么我能得到40年的税费减免，我回答他：“那是因为我没跟政府申请50年税费减免。”

他们之所以反对我，主要是觉得政府给我的好处太多了，减免税费的期限只是原因之一。批评者们还认为，不该把我给政府的分红设置上限。而且，按照1974年的标准，我的最大租金数额和全部房产税价格相等，其实这笔数字应该是很灵活的，因为还要考虑几年之后房产升值，和随之上涨的房产评估价格。

如果我是负责谈判的政府官员，我也会陈列上述理由。但是，虽然其他酒店经营者都忙着鸡蛋里挑骨头，却没有人跟我争夺酒店的经营权，因为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我是经营酒店的不二人选，这一点政府也没有异议。在那之前几个月，一位政府官员曾让我把跟宾州中铁的合同复印件寄过去，我照做了。不过，因为我那25万美元还没有到付，寄给政府的合同里只有我方的签字。这一点无人察觉，直到两年后，一位记者打算报道当年那笔生意，请政府找出当年的合同，才发现了纰漏。

距预算委员会第三次投票表决还有两周，跟我竞争康莫得酒店经营权的人终于出现了。对方在一片穷人区拥有几家廉租酒店。他们的负责人表示，如果政府得到康莫得酒店的所有权，他们愿意买下酒店，投入几百万进行翻新，将经营所得利润与政府共享，上不封顶。由于对方信誉不高，提出的想法又欠考虑，他们的出现其实是帮了我的忙，康莫得酒店可不需要三流的管理和二流的投资。

我认为，庞万力和宾州中央铁路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谁也不希望看到康莫得酒店破产倒闭。5月12号，庞万力宣布，宾州中铁打算6天之内永久关闭康莫得酒店，除非政府第四次订出投票表决的时间。紧接着，批评声又来了，说庞万力的声明只不过是激将法而已，庞万力是该从时间上要挟政府了。其实，早在6个月前宾州中铁就放话说夏天会关闭康莫得酒店，加上酒店的入住率也由去年的46%下降到了33%，预计1976年酒店的损失会达到460万。

5月19号，纽约所有报纸都在头版撰文发布了康莫得酒店最后一批住户搬出的消息，还提到上百名酒店员工变为无业游民，店铺老板担心酒店倒闭会影响自己的生意。这样的报道正是我愿意看到的。5月20号，预算委员会8比0全票通过我的税费减免申请。40年的税费减免期限可以让我省下数千万元的资金，这场战役付出的很值。

反对我的人怎么想无所谓，10天之后《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让我双喜临门。社论说：“唐纳德的竞争者只会让康莫得酒店带来欠税和破产。他们除了给政府带来税务上的损失，还会让酒店所在的地区从发展主力变为城市的伤疤和心病。”

没想到，银行依旧不给我们贷款，现在我还是无法理解银行为什么不相信我们。1974年，康莫得酒店的房价是每晚20.80美元，只要入住率保持在40%以上，就能保证酒店收支平衡。我们计划买入酒店后，房价定为每晚48美元，平均入住率60%，这已算是保守估计，可银行却说我们过于乐观。结果，到1980年9月酒店正式营业的时候，城市经济开始复苏，房价涨到每晚115美元，入住率超过80%。1987年7月，房价涨到每晚175美元，入住率已接近90%。

最后，我们从另外两家机构得到了资金支援。第一家是公平人寿保险公司（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Society），它们除了做业务，还有很多不动产。保险公司老板乔治·皮科克同意借给我3500万美元，他跟他的员工都认为新建的君悦大酒店会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另外一家是鲍里储蓄银行（Bowery Savings Bank），总部在我的酒店对过，他们借给我4500万美元，原因很现实：他们可不希望与自己一街之隔的邻居破产完蛋。

如果只是重新粉刷康莫得酒店，而不是把它改建成全新的君悦大酒店，我一定能省下千百万资金，而且，竭力反对我花重金对康莫得酒店进行翻新的人的确不在少数。从我宣布把康莫得的砖面墙改成玻璃幕墙那天开始，一些评论家和保守派就开始反对，他们认为酒店应该沿袭中央车站地区的古朴风格，用砖和石灰岩做建筑材料，跟街区其他建筑的风格保持一致。

在我看来，让酒店保持原来的风格等于自取灭亡。我对评论家说：“拜托各位，别跟我提那些伟大的建筑了。克莱斯勒大楼已经丧失了抵押品赎回权，整个街区都奄奄一息，你们说的根本行不通。让我保持康莫得酒店的原有风格实在是太荒唐了。”

很多事情总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当初反对我构想的那些评论家和保守派，等酒店建成后，都很喜欢它。他们发现君悦大酒店原来是一个巨大的“投影仪”，无论是走过42号大街还是穿过公园大道，只要抬头看一眼君悦大酒店，就能看到四面玻璃墙上映射出的中央车站、克莱斯勒大楼等一些附近的地标，这些事物以前是很少被人注意到的。

另外一项引起巨大反响的是酒店大厅。纽约多数饭店的大厅都让人感到沉闷乏味，我的酒店大厅一定要与众不同，让人们流连忘返。大厅的地板是奢华的褐色大理石，栏杆和圆柱都用了富有光泽的黄铜。这座高达170英尺的玻璃外观酒店在42号大街平地而起，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我敢说，如果继续保持康莫得酒店原来沉闷老气的风格，一定收不到现在的影响力和商业效果。

1980年9月，改装之后的康莫得大酒店，也就是君悦大酒店正式开张营业了。酒店可以说是一炮而红，经营到今天，每年的毛利润超过3000万美元。既然凯悦集团负责酒店经营管理，所以，酒店建好之后我的任务也基本结束了。不过，因为我享有酒店50%的股份，所以酒店也不是完全与我无关。为此，我和凯悦集团刚开始还产生了点小摩擦。我经常派主管去酒店看一下运营情况，多数都是我妻子去，凯悦为此很不满意。有一天，负责所有凯悦连锁酒店的主管帕特里克·福利给我打来电话：“唐纳德，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君悦酒店的经理快要受不了了。您的妻子经常过来，大厅角落的灰尘她要管，门口守卫的制服是否整洁她也要管。酒店经理不擅长跟女士打交道，但毕竟他才是这里的主管，手下还有1500名员工。我们应该按酒店规章制度办事，不然没法做生意。”

我告诉帕特：“我明白你的意思，也知道这样做确实会出问题。但是，既然这家酒店的一半股份都是我的，我就不能对发现的问题坐视不管。”帕特建议我们下周面谈这个问题，我同意了，我喜欢帕特也尊重他，他是个出色的主管，有着爱尔兰民族的所有优点。无论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还是在佛罗里达的西棕榈海滩（West Palm Beach, Florida），他能记住那里每一位凯悦酒店员工和他们家人的名字，他会跟厨师问好，鼓励行李工好好干，对保卫和女服务生态度也很好。他一来到酒店，所有人都会精神倍增，感觉腰板儿也直了很多。

我们见面后，帕特告诉我：“我打算给酒店换一位经理。他是我的得力助手，而且跟你妻子一样是东欧人。他处事灵活，能跟你妻子和平相处。这样你妻子就能随时过来，发表任何意见，我们也能皆大欢喜。”

显然帕特想办法解决了这件事情。新的经理很圆滑，他每周都给我打几次电话，把酒店所有琐事交代一遍。比如：“唐纳德先生，我们想把14层的墙纸换掉，您有什么意见？”或是：“我们打算给一家餐厅换新菜单了。”或者：“我们打算更新洗熨服务的方式。”除此之外，所有与管理有关的会议他也邀我参加。他这样事无巨细，把我牵扯到酒店管理中，让我实在受不了。最后，我告诉他：“别问我了，你看着办吧，这些事情不用让我知道。”他的手段很高明，没有跟我硬碰硬，而是主动、友好、热情地跟我沟通，最后成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终于不再过问酒店的事情了。

君悦大酒店经营得很成功，不过，比起君悦酒店一半的拥有权，我更看重合同里的一个小条款，人们称它“排他合同”。合同规定，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在纽约五大区建凯悦集团的连锁酒店跟我竞争。

早些时候，我希望从凯悦集团董事长杰伊·普立兹克那里争取这个条款，被他拒绝了。杰伊头脑精明，他肯定不愿意在纽约这座国际大都市只建一家连锁酒店。就在我们正式签合同之前，我单独跟一位银行部门经理进行了交谈，我告诉他，这次贷款数额大，风险高，唯一保护银行贷款的方法就是从凯悦集团得到排他合同，使凯悦集团两年后不能在42号大街新建连锁酒店。部门经理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他闯进会议室，对凯悦集团的人说：“各位，我们这次要放出数千万美元的贷款，这可不是小数目。你们必须签下排他合同，保证不在纽约开其他连锁酒店，否则，我们拒绝贷款。”

其实我只是在碰运气，因为银行贷款随时可能泡汤。但是，杰伊·普利兹克的不在场对我非常有利。他当时在尼泊尔登山，代他出席的一位经理怎么也联系不到他，而银行只给凯悦集团一个小时的时间做决定。在这一个小时里，我自己动手写了一份排他合同，内容是除了我的君悦大酒店，凯悦集团不能在纽约五大区（包括两个机场）新开连锁酒店。合同允许凯悦在这些地区开小型豪华酒店，但是我认为，从经济方面考虑，这种酒店的可操作性不大。一小时期限到了，凯悦集团的代表签署了我订的合同。

我在自己的遗嘱里也提到了这项排他合同，为的是防止我的继承人过于温顺，让凯悦集团钻空子。我担心自己去世后，凯悦集团会派出诡计多端又和蔼可亲的人，对我的继承人说：“我们打算在肯尼迪机场（Kennedy Airport）建一家对君悦酒店不具竞争性的酒店，你一定不会介意吧？”凯悦集团想在纽约建的酒店，绝对不止一家。但是只要决定权在我手里，就没什么好怕的。

这点担忧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杰伊·普立兹克的父亲安·普利兹克算是家族元老了，最近刚刚去世。他在世的时候，只要来纽约，一般都会找我。普利兹克父子性格迥异，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很精明。杰伊很理智，但是他的父亲比较感性，性格开朗，像泰迪熊一样可爱，他们俩是一对完美组合。老普立兹克先生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没什么资产，但是银行愿意贷款给他，就是因为他讨人喜欢。杰伊就不同了，他不需要讨好银行。现在家族企业壮大起来，杰伊作为掌门人，哪怕再冷若冰霜，银行也愿意跟他打交道。

老普利兹克以前来纽约，会这么跟我打电话：“唐，我来纽约了，找你没什么事，就是跟你打声招呼。”我会说：“我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想在纽约开连锁酒店，对不对？”他说：“唐，真希望你同意我们在纽约建酒店，这不仅对你没坏处，而且对我们，对所有人都是件好事。”每当听到他这么说，我都会故意转移话题，他人这么好，我实在不忍心直接拒绝他。

我很少用对待老普利兹克的方式对待别人。他1986年去世，葬礼在芝加哥举行。那天我刚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商务会议，关于我梦寐以求的一笔生意，为此我已经准备了几个月，而且与会人员是从四面八方专程赶来我办公室的。但是，为了去芝加哥参加葬礼，我取消了这个会议。虽然这笔生意再也没希望谈成了，但是我不后悔。这个世界上总有这么一些人值得你去尊敬和爱戴，在他们去世的时候送他们最后一程。我想，之所以能跟凯悦集团保持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除了他们企业本身的强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一直对老普立兹克先生怀有敬重和缅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