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纪

“妈说你不孝呢!”

在轻井泽经营家庭旅馆的姐姐打电话来。好像在轻井泽医院养病的母亲,因为我迟迟没去探望而生气。病名是骨质疏松症,因为缺钙,骨头脆弱。

回想以前的生活,她的饮食一向清淡,果然造成钙的摄取不足。我不免有些感伤。那就去医院露个脸,让她高兴一下吧。于是选定了早春的某一天,空出行程,走一趟轻井泽。

慎重起见,我提前一天打电话到医院。

“我是北野佐纪的儿子,请问我母亲的情况怎么样?”

“请稍候。”

我以为会是医生来接电话,有点紧张,冷不防传来母亲的声音。

“你不来也没关系啦。”

不来也没关系?不可能吧。

“你身体不是不好吗?”

“电话上说说就行啦。不过,你真的要来?什么时候?”

瞧瞧,这不挺期待的嘛。

“明天,十点从上野出发。”

“既然要来,那就帮我办点事情。记下来,护士就有二十个哩。”

“什么?”

“二十个人哪,这医院。她们好像都到高崎的高岛屋买东西,你就帮我买二十张高岛屋的一万日元的购物券。另外,负责我的医生有三个,送的和护士一样不好看,就三张十万日元的购物券吧。还有,我的零用钱三十万,你姐的二十万……”

“等等!”

“这点事都办不到啊,混蛋!”

电话挂断。母亲即使住院了,脾气还是一点也没变。

我当然没时间去买高岛屋的购物券。在发车的广播声中,我匆匆跳上了浅间9号列车。

平日的特快绿色车里,都是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总觉得自己不能以一副清醒的面孔去探病,我不由得跟车上的售货小姐要了一罐啤酒。车厢中没有一大早就喝酒的人。

电车几乎要擦着人家的屋檐似的,驶过从上野到莺谷、王子一带的杂乱街区。我生长的足立区梅岛附近,也是这个样子。不过东京依旧留有几许令人怀念的风景,还是值得欣慰。于是,我想起了小时候难得坐电车时的往事。

小学六年级生日那天,母亲要去买东西,突然叫住我:“小武,快去穿衣服!”

那是除了远足以外,我第一次坐电车,而且还是要去买东西,这令我兴奋不已。一路上,我盘算着是买棒球手套好呢,还是电动火车好呢。最后,我们在神田站下了车,我被带进一家大书店。才刚嘟囔一句“买书啊”,后脑勺立刻挨了一巴掌。

如果是世界名著全集,也就罢了。当母亲买下算术以及什么什么的总共十本“自由自在”系列儿童用参考书时,我头都昏了。哪有什么自由自在?

明明是不自由不自在的日子嘛。直到现在,一听到收音机或哪里唱什么“飞马标志参考书”,我心情就无端灰暗起来。

那天晚上,一回到家,母亲立刻要我翻开“自由自在”。稍微偷懒就一巴掌打过来,或者用扫把柄戳我,逼我读书。

当时的父母,多多少少都有那种心理。我母亲也一样,把一切,包括自己剩余的人生,通通赌在孩子的将来上,相信一定会有所回报。

母亲自认出身和某个男爵世家有关系,一向和做油漆匠的醉鬼老公格格不入,好像这里不是她应该在的地方。

她似乎想借着培养孩子出人头地以拯救自己。她的计划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果,至少,在我哥哥们身上……

我的童年正逢经济高速发展初期。考上理工大学,读机械系或工程系,学得一门技术,进入国际知名企业任职,才是正道。

当然,我也和其他兄弟一样,必须倾注全力迈向那条路。

不过那时候也是大哥和姐姐找到工作,家庭经济负担稍微轻松的时期。全家只有我,幸运地躲过了贫穷时代。

常言道“家贫出孝子”,身为孝子们的弟弟、家中老幺,我却完全没有为家里打拼,要出人头地的想法,总是按捺不住想玩的心。

小学时,母亲是如何逼我读书,而我又是如何不肯读书、老想着打棒球,一直是我最深的记忆,也是我们母子之间的较量。

邻居大婶看我那么爱打棒球却没有手套,觉得我可怜,于是在我生日时偷偷帮我买了棒球手套。但母亲根本就不准我打棒球,就连拥有手套也会惹她生气。

我家只有两个房间加一个厨房,一个房间四叠半,另一个房间六叠。根本没有“自己的房间”这类时髦玩意,没处藏手套。不过走廊尽头,有个勉强算是院子的地方,种着一棵低矮的银杏树。于是我把手套包在塑料袋里,偷偷埋在银杏树下,假装没事的样子。

每逢打棒球时才挖出来。有一天,当我挖开泥土时,手套不见了,只见塑料袋里装着一堆参考书……

母亲认为我迷恋棒球,是因为时间太多,便又安排我去英语和书法补习班。足立区附近极少有英语补习班,于是我去了三站地之外的北千住补习。

我骑自行车往返,假装乖乖去上课,其实都跑到附近的朋友家或公园,玩到时间差不多时再回家。

有一次,一回到家,老妈迎面就说:“Hello, how are you?”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默不作声,结果挨了一顿好打。

“你没去上课吧?!要说‘I am fine’,混蛋!”

这真叫人不寒而栗。她怎么知道那些英语的?

不会是和美国大兵交往了吧?我的补习费可能是美国人出的?太令人不安了。

其实她是为了我,硬学会了那几句。

她还要我去学书法。我照样逃学,时间多半花在打棒球上。偶尔感到内疚时,就在公园的长椅上,拿出砚台和毛笔,大笔挥洒自己的名字。

她突然要看我书法练得如何,我就拿出在公园里写的给她。她一看便勃然大怒:“书法老师一定会用红笔好好批改的,你这胡乱涂鸦的脏字,就是想假装去上过课也没用。”

我听了以后,拿出仅有的一点零用钱,到文具店买了瓶红墨水。接下来,自己先写好字,再模仿老师的笔触批改,等着母亲再检查。

“小武,习字拿来我看看!”

正中下怀,我立刻兴奋地拿给她看。可是批改的红字实在写得太烂,又被拆穿了。

她大概是烦透了,这回倒没有生气,只说:“那么不想去的话,就别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些在学习上和老妈的较劲,我也乐在其中。

与其说老妈是热衷教子的母亲,我倒觉得她更像热心助人的欧巴桑。

我小学时,有位班主任藤崎,是鸟取县人,短期大学毕业后就到我们学校任教。到他租住的地方打扫、洗衣、做饭,是我母亲的家常便饭。当然都是为了孩子。

我爸(菊次郎)因此很不高兴。

“你什么都不帮我做,却跑去帮小武的老师洗衣服,什么意思?可恶!”

“因为你是个完全不懂教育的蠢蛋!”

母亲竟然这样回答,两人于是大吵。

的确,老爸很难受,在我们家,他完全没有分量。我很清楚他每天喝醉酒回家的原因。

话说我和母亲的战争,并没有因为习字这事而结束,还一直持续到初中、高中和大学。

仔细想来,我的人生似乎就是和母亲的抗争。

后来,我考上明治大学工学院。对母亲来说,这是个小小的胜利。不过,我却以退学这个最坏的结果,来结束母子俩在读书领域的较量。

关于这件事,我只有抱歉。我的行为等于上了擂台却放弃比赛。但是,我们母子的较量,并非只限于读书这个领域。

母亲还有更大的目标,简言之:要我出人头地,至少和哥哥姐姐一样。这也是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点。

因此,对于总算考上大学的儿子,母亲的干涉并未停止。另一方面,我认为考上大学是凭自己的实力,毫无感谢母亲的心情,反而有点厌烦她,没办法。

不仅如此,我甚至认为,母亲可能会是毁掉我人生的、我最亲的人。

我开始打工,自信可以赚到房租和零用钱,于是决定搬出来住。那是大学二年级的春天。

趁着母亲外出在附近工作的时候,我开着向家具店朋友借来的货车,把行李搬出来。真不凑巧,只见母亲拐过前面的街角,迎面而来。

“小武,你干什么?”

“我要搬出去。”

我别过脸去。听见雷鸣般的怒吼:

“想走就走,都读大学了,又不是小孩子。绝对别给我回来,从今天起,我不是你妈,你不是我儿子!”

尽管如此,她还是一直站在门外,茫然地看着货车消失在荒川对面。我心里也难过,可是我坚信,不这样做,我就无法自立。

那是朋友介绍的房子。房东是位老爷爷,已经退休,在自家土地上盖公寓,靠着租金勉强生活。一个六叠的房间,一般月租都要七千日元,这里却只要四千五百元,非常便宜。

啊!新生活!起初几天,我的确是早上六点起床做广播体操,然后精神抖擞地度过一天。但果不其然,很快地,我又陷入自甘堕落的日子里。

别说是学校,连打工的地方都爱去不去的,每天游手好闲。一回神,发现房租已拖欠了半年。我不好意思面对房东,偷偷摸摸爬窗出入。

窗外寒风呼啸的季节里,我照例快中午时还躺在被窝里。

房东来敲门。

“我有话跟你说。”

我呆呆站着,只有一句“对不起”。混沌的脑袋认识到半年不缴房租,只有滚蛋一条路,却突然听到怒吼:“给我跪下!”

心想:这房东想干什么?但还是露出一点反省的样子,乖乖跪在地板上。

“哪里有你这样的蠢蛋?”

“啊?”

“欠了这么多房租,你以为还住得下去吗?”

“不,我想你肯定会叫我滚。”

我低头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因为房东很仁慈。”

“这就是你幼稚又愚蠢的地方。”房东叹了口气,“半年前你搬来的时候,你母亲紧跟着过来,是坐出租车跟来的。”

我一惊,满脸通红。

“她说:‘这孩子傻傻的,肯定会欠房租,如果一个月没缴,就来找我拿。’就这样,你母亲一直帮你交房租,你才能一直住在这里。我是收到了房租,但没有一毛钱是你自己掏的。你也稍稍为你母亲想想吧。”

房东走后,我瘫坐在棉被上许久。

些许感谢的心情,混杂着永远躲不开母亲的懊恼……

第二次交手,我又彻底输了。

乖乖听母亲的话,洗心革面,好好读完大学,像哥哥一样当个学者搞搞研究,不是很好吗?不然,跟着父亲一起刷油漆,过油漆匠儿子的人生,可能也不赖啊。处在这个屡屡被母亲算计的世界,我总是感到有些不满,但具体不满在哪里,又怎么也说不上来。

我想起小时候的玩伴,现在不是工人、出租车司机,就是黑道混混。

他们和我哪里不同?没有。不,只有母亲不同。

另一方面,心里也有这个声音:小武,你不是想做只有自己能做的事吗?那是什么?每天露肚皮睡到中午,别说是小时候梦想的棒球选手,连演员都会做不成。那么,只有我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但我愿意向这个未知的事物挑战。

首先,与母亲的交手,我接连战败,虽说有那样的母亲,就有我这样的孩子,但我不要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我的新人生。至少,我要还击。

这么想后,我下定了决心。

母亲今年九十二岁,比刚过世的杉村春子大四岁,是所谓的明治女人。她四十多岁才生我,或许一开始就是没有胜算的战斗。

小时候,我存心给她好看,故意问:“妈,为什么那个年纪还要生我?”

她答得很干脆:“因为没钱堕胎。”

她的口头禅是:“我是高山男爵家的家教,负责孩子们的教育,教养和你们老爸不一样。”

听起来虽然奇怪,但她好像是师范学校毕业后,应聘到男爵家担任家教的才女。

她还向孩子们灌输:她的爷爷出自名门望族。

因为她爷爷留下的那把日本刀送去当铺时,竟被发现是国宝。而拿着那把刀的我的外公,还被误认作小偷,遭到逮捕。

后来经调查,原来在幕府末期,母亲的爷爷被人包在漂亮的襁褓里,丢在佐仓的村长家门前,身旁放着金币和一把日本刀。如果那把刀真是国宝,她爷爷很可能就是逃避官军追杀的幕府重臣子嗣。

这种不知能相信几分的故事还有很多。母亲后来经由男爵家介绍,和一名海军中尉在一起,并冠上他的姓“北野”。中尉死后,她继续保留这个姓,以招赘形式和我爸结婚。

所以,老爸并不姓“北野”,偏偏母亲也从不讳言老爸是她的第二个男人。老爸感到郁闷而堕落,也不无道理。

我计划当天往返。很久没有一个人坐火车旅行了。附近座位上的上班族都已安静入睡。

一大早喝下的啤酒缓缓在全身循环,就连此刻循环到了哪里,我也全了如指掌。摩托车事故以来,我暂时戒酒,即使少饮,也有点醉意。

早春的阳光刺眼,窗外的景色飘摇浮荡,看不清楚。眯起眼睛,随着车厢节奏摇晃,往事一幕幕苏醒在眼前。

下酒的烤鱿鱼丝味道真好。说起来,我们家的饮食管理非常严格。理由莫名其妙:因为男爵家对食物很挑剔。所以,母亲也要孩子们学到男爵家的规矩。例如,不能吃杂货店的零食,只吃男爵家认为对身体有益的东西。鱿鱼丝是绝对不准吃的。

对于食物,家里人不能有任何抱怨。吃饭时的紧张感真让人受不了,一点乐趣也没有,只能专心吃饭。

才说一句:“今天又是可乐饼!”

“对,不吃?不想吃就别吃!”可乐饼立刻从眼前消失。母亲绝对不会苦口婆心劝我:“这对身体好,吃吧!”

“不是啦,我还……”即使想要回可乐饼,也只换回这话:“你不想吃吧,不吃也行,反正死不了。”

搞不好,直到隔天都没有东西吃。所以第二次以后,我就只能默默吃下。哥哥们也一样。那时根本想象不到会有自由地吃烤鱿鱼丝的一天。

有钱买参考书,但不愿花什么钱在食物上,是母亲的方针。而为了买参考书,只要听到有钱可赚,什么工都去做。

对面邻居木匠太太经常找到打工的机会。那个木匠不是工头,只是小木工,跟我们家一样没钱,平时关系不错。

那位太太不时找些粗工、做人造花的家庭手工,约母亲同往。甚至去西新井大师捏过草丸子。只要一听到有好工作,母亲一定立刻冲去,不管是什么地方。

她当然也帮老爸做油漆工作,尤其是用烧碱水洗刷黏在老旧佛寺神社等建筑物上的煤灰尘垢。先洒上烧碱水,再用草酸刷洗,最后用湿布擦拭。使用的化学剂量一搞错,就像苏打粉花开放似的,表面呈现斑驳的白粉状。这项作业相当棘手,常常都是全家人一起做。

一方面是因为老公不往家里拿钱,一方面母亲自己也是那种闲不住的个性。

也因为老爸只管喝酒,对教育这类事情,两人意见完全不合。

老爸人并不坏,主要是太懦弱,只会喝酒。我们家附近还没有电视时,大哥找到门路,买来一台廉价电视。光是因为要送电视来,老爸那天早起就开始喝酒,等到电视送来时,他已烂醉如泥。究竟为什么?我不知道。他只因为电视要来就不能不醉。

不过,母亲尽管瞧不起这样的老公,但还是和他生下一堆孩子,所以大概也不讨厌他吧。

老爸想让孩子学手艺,油漆匠、水泥匠都好,结果孩子都去读大学,害他一年到头抱怨:“工人的小孩读什么大学,又赚不到钱。”

“以后不上大学,绝对混不到饭吃。什么蠢工人。”

“什么混账话,不正是我这个蠢工人养活你们吗?”

这种争执始终不断。

我们家有大哥重一、姐姐安子、二哥阿大和我四个,还有一个叫“阿胜”的哥哥,可惜已经死了。

二哥说阿胜可能不是菊次郎的孩子,而是那个海军中尉的儿子。

母亲常夸奖阿胜是天才。佛龛上有他的照片,每次上香时,母亲都跟我说:“小武,阿胜很了不起,是你大哥,非常出色。”言下之意,好像你们这些菊次郎的孩子都是笨蛋,让我听得很没劲。

母亲在子女教育上奉行“用教育斩断贫穷”的基本方针,大概就是出自这些复杂的家庭关系。

对此,除了我,其他儿女也确实响应了她的期待。

大哥非常优秀,家里没钱,他去读大学夜间部,毕业后到青山的英语速记行工作,然后又去圣桥高中教书。他还去千叶大学工学院或东工大学进修,应该也申请了不少专利。

除了母亲专注我们的教育,也拜我这位大哥代替老爸赚钱养家之赐,底下的弟妹都一一钻进了大学窄门。

一眨眼工夫,列车已经抵达高崎。大部分上班族匆匆下车,换上一批中年妇女旅游团。唉,现在的家庭主妇太悠闲了,趁着老公辛苦打拼的时候来趟温泉旅行,真有福气。

这和以前的我们家,大不相同。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一边背着我一边干活。

抽剥微弱的记忆之丝,想起母亲常回过头来问我:“你是谁的小孩?”

“我是美国人的小孩。”究竟为什么这么回答,我不知道。我问过哥哥,他们说我一直都这样说。

所以,附近的老婆婆都叫我“美国人”。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或许是母亲还是谁,把美国很好的话题编成摇篮曲印在我脑中,我才会这样回答。毕竟我是父母年纪大时才生的幺儿,我自己虽未意识到,但肯定相当受宠。

上小学后,轮到祖母溺爱我。她是老爸的母亲,以前是女义大夫师傅,家里经常响起“嘣、嘣、噔,嘣、嘣、噔”的三弦琴声。

我们家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老爸在厨房打地铺,母亲、哥哥、姐姐和我睡一间,但只有两套被褥。

冬天时大家都叫我“快去睡觉”,过一会儿,才一起钻进被窝。原来我成了热水袋的替代品。

祖母独自睡在厨房旁边的房间,她好像是人家的小老婆,分手后年纪也大了,母亲把她接回家里。

因为这层关系,她们婆媳之间完全没有麻烦,反而是祖母和老爸的关系恶劣。祖母都站在母亲这边。

“在那笨蛋回来以前,大家先睡。”因为大家都睡了,老爸一个人被排斥在外,只得小声嘟囔着摸到厨房躺下。

现在这个时代,虽然高喊父权回归、父亲必须伟大,但就算在以前,应该也很少有那种父亲大耍威风的家庭。至少,我们家完全是女权至上。

祖母和母亲嘴巴毒。现在我才知道自己完全继承了她们的血脉。但在当时,我以为自己比较像老爸。每每看到老爸被母亲刻薄的语言打击得灰头土脸,总觉得他好可怜:“老爸又遭受荼毒了。”

我的朋友也是母亲刻薄语言的受害者。

朋友来我家,说:“走,北野,出去玩吧。”

母亲立刻叫住他:“等等,和我们家笨蛋交往,你会吃亏,也会变成个大笨蛋,因为我们家孩子很笨。回去吧!”不由分说,把人赶走,“不要再来我们家噢,笨是会传染的。”

接着转头对着我说:“你别跟那种笨蛋来往,那家伙脑筋太差。”

笨会不会传染?我不知道,反正我考上了大学。只是两年后又退学。

原因是在那以前,我和母亲的战争是一路输到底,我认为那将是我扳回一城的关键点。

想归想,但现实的压力超大。对我来说,退学这事若没处理好,可能就此断绝和母亲的一切关系;甚至告别我过去的人生,堕入新的混沌世界。

我的脑袋轰轰作响,处在一种异样亢奋的精神状态下,我试着把这想做是男人不了解的分娩之痛。

我到新宿的爵士餐厅“Villagegate”当服务生,里面一大帮人都是一副青面獠牙的模样。虽然没有直接见过,但那个连环杀人犯永山则夫,当时也在那里打工。只要走错一步,即使我犯下匪夷所思的罪行,也不足为奇;因为时代充满了那种闭塞感。

我半自暴自弃地提交了退学申请书。那一瞬间,周围的风景突然变得不一样,一切都像沐浴在初夏阳光中般闪耀金光。

我自觉和那些称御茶水是东京的Quartier Latin,热烈讨论存在主义和萨特的学生完全不同。简单说,我有种变成大人的高昂心情。

不久,我想走艺人路线,跑到已经没落的浅草,敲开了深见千三郎师傅的大门。

说来奇怪,能够顺利退学,让我产生莫名的自信——因为能够退学,在法兰西座的生活虽然穷,我却完全感受不到。也因为那时候的大学是那么崇高的存在。

在某一意义上,我或许摆脱了母亲的束缚。但是,我以为不读大学即可结束的母子战争,其实并未结束。最后的交手才刚拉开序幕。

我在横川站买了小锅煲饭。和拍子清组成Two Beat出道时,常来此地巡回演出,但是酬劳太少,连买便当都不够。当时一看到拥到橱窗前的卖便当的大叔,肚子就咕咕直叫。

尽管饿得发慌,也不想哀求母亲。退学后,我搬离出租屋,投靠朋友,完全不和家里联络,也不见哥哥姐姐。

大概是从祖母身上继承的义大夫艺人的血脉突然骚动,当初一时兴起,投身浅草,我就没打算和任何人提起。

其实,母亲早就知道我偷偷退学,进了法兰西座。不但如此,连我一时离开浅草,在埼玉的家具店打工,她都知道。不过,她不再干涉我。

不久,我离开法兰西座,和拍子清搭档说相声,取名Two Beat。虽然能在松竹演艺场演出,但机会不多。一天酬劳仅一千五百日元,两人平分,各拿七百五,最少要撑个十天,日子过得比在法兰西座时还苦。

但是希望无穷。虽然没钱,知名度渐渐打响了。

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样站在舞台上,忽然看见观众席上有张熟面孔。我家邻居正好来看表演。

表演结束后,那人来到后台,说:“看到你出来,吓我一跳。”然后又问,“去看你妈没有?”

“没有。”

“偶尔回去看看嘛!她知道你在说相声。有人告诉她了。”

于是我回家。都已经五年没跨进家门,我做个深呼吸,推开大门:“我回来啦。”

没想到一见面就是:“你趁早别干了,艺人什么的,我们家有奶奶这个教训就够了。”

母亲越说越气。

“怎么偏偏就遗传了你爸家的艺人血脉呢?反正不会红,别干了,回大学去,我出钱,回去吧!”

“不要,我再也不回去了。”

“啊,怎么这副死样子!”

毫无重逢的感动,迎面一顿骂,两人一下子穿越时空,又变回昔日的那对母子。

到了这个地步,我只能道歉、再道歉。她抱怨供我上大学、帮我付房租,结果全都遭到背叛。在她不断的数落声中,往日的内疚全都涌上来了。

仔细想想,这是我第一次坦然对她抱着道歉的心情,也感觉到我终于完全摆脱她,能够和她一对一了。

话虽如此,我还是只能道歉、道歉。离开时,一路想着:既然如此,那就非红不可。完全没想万一不红怎么办。

如果是现在,我会多想一点。万一不红,就不会像现在享受着小锅煲饭,没有啤酒喝、坐不了绿色车的指定席,也不会有这趟探病之行。

很可能还是个不和家人联络,不知流落何方的落魄艺人吧。在那个时点,我认为自己会红,也有未来的计划,满不在乎地离开。

但当时在脱衣舞剧场一起演出搞笑短剧的伙伴,很多人终究没能出头,到现在还是有家归不得。

而终于有天,当我上电视演出,酬劳超过百万时,我不知怎么回事,又想回那个久别的家了。打电话过去时,心脏还猛跳。

是母亲接的电话:“最近上电视,赚到钱啦?”语气非常温柔。

不料,我才说“还可以啦”,她立刻缠着我说:“那要给我零用钱!”

这当妈的怎么回事,真会扫兴。

既然如此,就让她见识一下。我准备了三十万现金,还请她到寿司店。

“妈,这是给你的零用钱。”我想让她惊喜。

她问:“有多少?”

我得意地说:“三十万。”

“就这么一点?”不变的刻薄语气,“不过三十万块钱,就一副了不起的样子!”

我能怎么办?当然是不欢而散,发誓再也不回家了。

麻烦的是,电话号码已经告诉她,从那以来,过两三个月必定打来要钱。

“零用钱没了,给我二十万。”

为什么母亲眼中就只有钱?我感到有点落寞。可是,想到她的养育之恩,还是托人转交给她,心想:人在穷困辛苦后,果然会视钱如命。

后来,我被警方逮捕时,她放话说:“要判刑的话,就判死刑吧!”发生摩托车意外时,她说“撞死就好了”,言语刻薄如昔。我很生气,打电话问她什么意思,她竟理直气壮地回答:“不那样说,世人不会罢休啊!”

她究竟真是抱着那样的想法和爱而说,还是认为菊次郎的儿子果然愚蠢而说,我不知道。

可是,我进太田制作时,她又跑到太田制作来打招呼,我越发不理解她存的是什么心。当我脱离太田制作,自行独立时,她又跑去道歉:“承蒙多方照顾了。”

看到我的电视演出,随即打电话来,像评论家一样侃侃而谈。

“你老是说要杀了老太婆这种蠢话,把附近的老奶奶都惹火了,尽说这些无聊蠢话干嘛,不能认真一点吗?”

哎呀呀,我即使到了这个年纪,一想到母亲,脑袋还是莫名混乱起来,难道是我们之间的胜负还未定?

我的人生还在母亲的手掌中跳舞吗?我有点烦躁不安,再喝一罐啤酒吧。扯开拉环的瞬间,泡沫喷涌而出,弄了一脸,感觉好像母亲生气了。

擦完脸,列车已经穿过碓冰岭,四周是一片薄雪妆点的世界。天气很好,显得更冷,不能老喝冷啤酒。我已经不年轻。喝得过量,尿意频催。

母亲已经九十二岁。上了年纪,简直拿她没办法,听力不好,还有骨质疏松症。

电话上总是:“什么?不知道,听不见啦。”因为听不见而焦急,接着又发脾气,“完全不知道,混蛋。”实际上她是在气自己吧。

听姐姐说,她嫌助听器碍事,甩到一边,连拐杖也丢:“不要这种玩意儿!”

然后,又扶着墙壁、颤巍巍地走过去捡起来,真是好笑。

她也讨厌戴眼镜:“啊呀,什么玩意儿!”又是随手一丢。

年纪大了是怎么回事?我最近也常感到焦虑烦躁。看书时,字看不清楚,随手戴上眼镜,猛然发现自己是戴眼镜看书,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

母亲不喜欢老人。

“好讨厌,那个样子难看死了,走都走不稳。”“活不久了,那种人。”满嘴刻薄,没句好话。

可是,你自己不就这样吗?

“那边那个老太婆痴呆了,烦死了,说什么都没人懂。”或许她说这些,是为调节自己的心情。

轻井泽车站正在进行新干线工程,喧闹嘈杂,附近用有点脏的塑料布围了起来。不久前,结婚就要在轻井泽高原教堂举行婚礼的梦幻形象,已经荡然无存。答应来接我的姐姐还没来。

提到结婚,我想起自己没举行婚礼,也不记得老婆何时入籍,不知是哪一天,老婆拿我的印章一盖,就这样成了夫妻。

唯一记得的,是带老婆去见母亲。狠狠被教训一顿,然后带着满肚子气离开。

“你不认真一点不行呐,钱怎么样了?做艺人的,总有一天会过气,不好好存点钱不行。到时候来找我,我可是一毛钱都没有哦。”

临走时还不忘吩咐:“以后每个月给我送十万块来!”

自己的老公可以随意指使,母亲大概就以为天下男人都可以控制,只想着怎么好好操纵,也拼命教我老婆怎么操纵老公。

我闹出女人问题时,母亲打电话给我老婆:“对不起,那个蠢蛋尽做坏事,可是,你千万不要离婚,不然太便宜他了。”

有了这样的指挥者,男人赢不了老婆。女人绝对站在女人那边。

当新闻报道我可能离婚时,她打电话给我。

“混蛋,让老婆哭,会遭老天责罚。你啊,不要再让老婆哭了,好好去把她接回来。离过一次婚后,肯定会一离再离,会上瘾的。你这家伙,想玩的话,背着去玩不就好了。”

她另外打电话安慰我老婆:“好啦,只要牢牢抓住重要部分就行了。”

因此,只要一吵架,老婆必定跑去找母亲,婆媳俩一起数落我,很难对付。

二哥改建家里时,我建议把母亲的房间放在家人出入频繁的地方。如果体贴她,让她住在楼上采光最好的那间,那个老太婆肯定会说话:“排斥我是不是?放到那么远的地方。”

如果放在大门边,人来人往必定经过她的房间,她也乐得端茶待客,“你好”、“欢迎”。

二哥认为这是好主意,就这么办,不料母亲却打电话来诉苦。

“阿大那家伙,把我房间放在人进人出的地方,朋友来时,我就必须泡茶招待,陪着说话,烦死了。”

她的眼睛、耳朵、腿脚都退化了,只有嘴巴还是那么不饶人。

母亲还常对哥哥的儿子阿秀说:“秀君要读大学哦,上了大学,奶奶给你买车。奶奶从那个大骗子那儿敲了不少钱,厉害吧。”“那个大骗子”就是指我。

她进轻井泽医院,是因为一年比一年感到寂寞,想到老人医院里交些朋友。毕竟这个年纪,老朋友一个接一个走了。

听姐姐说,她交了一个好朋友,是长野有名的望族。母亲得意地告诉探病的人:“那个人家世不同,很有气质。”

“她很有气质。我们很谈得来。她和这附近的土婆子不一样,是出自名门。”

还是老样子,我不禁笑了。直到现在还保有这种名门望族的情结,或许就是她长寿的秘诀。

我等得有点不耐烦,心想再等下去就要变成冰雕时,姐姐来了。

我抱怨两句,她笑着说:“还不到五分钟,那么夸张,跟妈一样。”

医院距离车站差不多五分钟的路程,两人并肩而行,呼出白蒙蒙的气息。

“妈说她没有时间了。”

“不会有那种事,那老太婆脸皮厚得很。”

“可是,她这次好像有心理准备了,说一定要见你,还说,等你回去时把这个交给你,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姐姐递给我一个奇怪的包裹。

“她说你走时再给。她自己给不就好了,还是这副急性子。”

“打算要分遗物了吗?”

“别胡说!”

姐姐用不输老妈的蛮力狠狠敲我的头。

到了医院,里面的人费心帮我们准备了一间会客室。因为病房还有别的病人,不能畅所欲言。

听姐姐说,母亲离开病房时是让护士推着轮椅,来到会客室前,突然说:“我自己走。”

大家赶忙劝阻:“不行呀,动完手术,还是坐着好。”可是她坚持说“我能走”,随即快步走进会客室。

一看见我,她脸上立刻堆满笑容,伸出手,说:“购物券带来啦?”

没办法,只好把身上的现金都交给她。可是医院方面有规定:谢绝收礼。

但她还是不肯罢休,又动起脑筋:“改变战略,下回换水果吧。”

她还拉着我去跟她的室友打招呼,回到会客室后,兴奋地问:“怎么样?”

“是旁边那个吧?对面那个婆婆笨笨的。”

“怎么能这么说话。”

“有什么关系,她又听不懂。反正,这里的人都是好人,只有我是笨蛋。”气氛顺畅,母子赛着说刻薄话。

一家三口人在医院见面,是老爸死后第一次。

老爸卧床多年后过世,那一刻我莫名地感到轻松。

他卧床不起时,我踏上演艺舞台还不久。姑且是和母亲和解了,所以难免要到医院帮忙看护。

哥哥都有正业,所以由母亲、姐姐、我和嫂嫂,轮流照顾老爸。其实我很不想去,但女性阵营一个个累倒下来,母亲说“他是你爸”,不管我答应与否,命令我一定要去。

“你最年轻,也有体力,换你来!”

“我有演出。”

“那就演完再来!”

没办法,只好每天晚上八点过去,打地铺躺到隔天早上。

医院的地板即使铺上被垫,还是冷得让人无法熟睡,终于明白姐姐她们为什么一个个病倒。而心身俱疲的我,天一亮,又得赶去演艺场。

这样反复下来,我也累了,最重要的是,熬夜照顾病人后,说不出让人开怀大笑的相声。

当名古屋那边有演出邀请时,我霎时感到一阵轻松,心想可以借机躲过看护。我说必须去名古屋十天,母亲说:“好吧,那就我们自己来。”于是把老爸接回家。可是在家不比医院照护周到,老爸的病况再度恶化,又被送进医院。就这样进进出出。一恶化就进去,稳定到某种程度时就回家。

有天晚上,母亲突然有所感触。

“你爸真的不能走了,那是他自己泄了气,一直躺着不动的关系。”

持续多年那种生活后,老爸过世。在病房照顾他到临终的母亲,平静、淡然。

母亲一边帮他擦拭身体,一边嘴里嘀咕着:“你也真不容易啊!”见她口中呢喃,我想她确实难过吧。

老爸一发酒疯,就对母亲拳打脚踢,母亲只会哭。但是长年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还是有外人无法窥知的爱,我感到不可思议。

每一次都是母亲在哭,祖母道歉:“对不起,我儿子是混蛋,看我宰了他!”好奇怪的安慰方式,可是,母亲都没离开过这个家。

只有一次,老爸喝酒后又动手动脚,母亲哭着躲到木匠工头家。隔没多久,木匠工头气冲冲上门:“老菊,你干什么?!”

那时候的工头很有气势,包办一切打架闹事的调停工作。有点像黑道,压得住场面。从那以后,老爸变安静了。


“小武,为什么不说话?在想你爸是吧。他啊,真是个窝囊废。”

母亲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我并不打算久待,可是一月的白昼短,四周很快就暮色昏昏。我刚表现出要走的样子,母亲却叫姐姐把护士请来,说:“跟大家打声招呼吧。”母亲一一帮我介绍,我只得轻轻点头示意,有点不好意思。从小就苦于应付这种事情。

母亲接着又说“也去看看医生吧”。到了诊察室,医生正好有空,跟我说明病情。并非如母亲所想的那样严重,尤其是她年龄虽大,脑筋还很清楚。我不禁嘀咕,难怪口齿还那么伶俐,原来是脑筋还好得很。

可是,骨头相当脆弱,虽然做了各种治疗,但年事已高,起不了多大作用。

“我要走了。”

母亲突然握住我的手:“小武!”眼眶湿润。我安慰她说“我还会再来”,她突然回我:“不来也行,只要最后再来一次。”语气变得强硬。

“下次你再来时,我的名字就变了。因为取了戒名。葬礼在长野举行,你只要来烧香就好。”她又恢复成彻底好强的母亲。

我和姐姐缓缓走下通往车站的坡路,姐姐说,母亲在我面前故作矜持,其实高兴得掉泪。

“从昨天起就好兴奋,也没睡好。”

“嗯。”

“看到你,虽然还是那个样子,但是她真的很高兴。”

到了车站,时间刚好,列车即将到站。

“我改天再来,帮我向妈问好。”

我挥手跟姐姐告别。

在零售店买罐啤酒,跳上停在眼前的车厢,里头空荡荡的。

钻过隧道,也经过小锅煲饭,远处的高崎灯景忽隐忽现,猛然想起来时姐姐交给我的袋子。

虽然医生说她没问题,但拿这个有点脏的小袋子当纪念遗物,母亲真是年老昏聩了吧?说她脑筋还正常,其实已经痴呆,搞不好里面装着菊次郎的丁字裤。我打开了袋子。

这是啥?我一时无言。竟然是用我的名字开的邮政储蓄存折!翻开来看,排列着遥远记忆中的数字:


1976年4月×日 300,000

1976年7月×日 200,000

……


我给她的钱,一毛也没花,全都存着。

三十万、二十万……最新的日期是一个月前。轻井泽邮局的戳印。存款接近一千万日元。

车窗外的灯光模糊了。这场最后的较量,我明明该有九成九的胜算,却在最终回合翻盘。

我想起哥哥说的话:

“妈一直很担心你,说艺人也不知道哪天会走下坡。她很清楚咱爸接不到生意的时候是什么景况,家里没有存款就完蛋了。她总是说,那小子蠢,赚的钱都会花个精光。”

母亲担心我的人气明天就没了。

我的心中一阵翻腾,打开新的笔记本,不知为何突然想写从来没作过的俳句。下笔的第一句:“旧池子里,塑料袋包裹的,横死尸体。”

即使这个时候,还是只能想出乏味句子的我,果然如母亲所说,不论什么时候,就是没个正经。

啊,我果然继承了菊次郎的血脉,一种似喜似悲、难以言喻的心情涌起,我赶紧打开一罐新的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