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说你不孝呢！”

在轻井泽经营家庭旅馆的姐姐打电话来。好像在轻井泽医院养病的母亲，因为我迟迟没去探望而生气。病名是骨质疏松症，因为缺钙，骨头脆弱。

回想以前的生活，她的饮食一向清淡，果然造成钙的摄取不足。我不免有些感伤。那就去医院露个脸，让她高兴一下吧。于是选定了早春的某一天，空出行程，走一趟轻井泽。

慎重起见，我提前一天打电话到医院。

“我是北野佐纪的儿子，请问我母亲的情况怎么样？”

“请稍候。”

我以为会是医生来接电话，有点紧张，冷不防传来母亲的声音。

“你不来也没关系啦。”

不来也没关系？不可能吧。

“你身体不是不好吗？”

“电话上说说就行啦。不过，你真的要来？什么时候？”

瞧瞧，这不挺期待的嘛。

“明天，十点从上野出发。”

“既然要来，那就帮我办点事情。记下来，护士就有二十个哩。”

“什么？”

“二十个人哪，这医院。她们好像都到高崎的高岛屋买东西，你就帮我买二十张高岛屋的一万日元的购物券。另外，负责我的医生有三个，送的和护士一样不好看，就三张十万日元的购物券吧。还有，我的零用钱三十万，你姐的二十万……”

“等等！”

“这点事都办不到啊，混蛋！”

电话挂断。母亲即使住院了，脾气还是一点也没变。

我当然没时间去买高岛屋的购物券。在发车的广播声中，我匆匆跳上了浅间9号列车。

平日的特快绿色车里，都是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总觉得自己不能以一副清醒的面孔去探病，我不由得跟车上的售货小姐要了一罐啤酒。车厢中没有一大早就喝酒的人。

电车几乎要擦着人家的屋檐似的，驶过从上野到莺谷、王子一带的杂乱街区。我生长的足立区梅岛附近，也是这个样子。不过东京依旧留有几许令人怀念的风景，还是值得欣慰。于是，我想起了小时候难得坐电车时的往事。

小学六年级生日那天，母亲要去买东西，突然叫住我：“小武，快去穿衣服！”

那是除了远足以外，我第一次坐电车，而且还是要去买东西，这令我兴奋不已。一路上，我盘算着是买棒球手套好呢，还是电动火车好呢。最后，我们在神田站下了车，我被带进一家大书店。才刚嘟囔一句“买书啊”，后脑勺立刻挨了一巴掌。

如果是世界名著全集，也就罢了。当母亲买下算术以及什么什么的总共十本“自由自在”系列儿童用参考书时，我头都昏了。哪有什么自由自在？

明明是不自由不自在的日子嘛。直到现在，一听到收音机或哪里唱什么“飞马标志参考书”，我心情就无端灰暗起来。

那天晚上，一回到家，母亲立刻要我翻开“自由自在”。稍微偷懒就一巴掌打过来，或者用扫把柄戳我，逼我读书。

当时的父母，多多少少都有那种心理。我母亲也一样，把一切，包括自己剩余的人生，通通赌在孩子的将来上，相信一定会有所回报。

母亲自认出身和某个男爵世家有关系，一向和做油漆匠的醉鬼老公格格不入，好像这里不是她应该在的地方。

她似乎想借着培养孩子出人头地以拯救自己。她的计划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果，至少，在我哥哥们身上……

我的童年正逢经济高速发展初期。考上理工大学，读机械系或工程系，学得一门技术，进入国际知名企业任职，才是正道。

当然，我也和其他兄弟一样，必须倾注全力迈向那条路。

不过那时候也是大哥和姐姐找到工作，家庭经济负担稍微轻松的时期。全家只有我，幸运地躲过了贫穷时代。

常言道“家贫出孝子”，身为孝子们的弟弟、家中老幺，我却完全没有为家里打拼，要出人头地的想法，总是按捺不住想玩的心。

小学时，母亲是如何逼我读书，而我又是如何不肯读书、老想着打棒球，一直是我最深的记忆，也是我们母子之间的较量。

邻居大婶看我那么爱打棒球却没有手套，觉得我可怜，于是在我生日时偷偷帮我买了棒球手套。但母亲根本就不准我打棒球，就连拥有手套也会惹她生气。

我家只有两个房间加一个厨房，一个房间四叠半，另一个房间六叠。根本没有“自己的房间”这类时髦玩意，没处藏手套。不过走廊尽头，有个勉强算是院子的地方，种着一棵低矮的银杏树。于是我把手套包在塑料袋里，偷偷埋在银杏树下，假装没事的样子。

每逢打棒球时才挖出来。有一天，当我挖开泥土时，手套不见了，只见塑料袋里装着一堆参考书……

母亲认为我迷恋棒球，是因为时间太多，便又安排我去英语和书法补习班。足立区附近极少有英语补习班，于是我去了三站地之外的北千住补习。

我骑自行车往返，假装乖乖去上课，其实都跑到附近的朋友家或公园，玩到时间差不多时再回家。

有一次，一回到家，老妈迎面就说：“Hello, how are you？”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默不作声，结果挨了一顿好打。

“你没去上课吧？！要说‘I am fine’，混蛋！”

这真叫人不寒而栗。她怎么知道那些英语的？

不会是和美国大兵交往了吧？我的补习费可能是美国人出的？太令人不安了。

其实她是为了我，硬学会了那几句。

她还要我去学书法。我照样逃学，时间多半花在打棒球上。偶尔感到内疚时，就在公园的长椅上，拿出砚台和毛笔，大笔挥洒自己的名字。

她突然要看我书法练得如何，我就拿出在公园里写的给她。她一看便勃然大怒：“书法老师一定会用红笔好好批改的，你这胡乱涂鸦的脏字，就是想假装去上过课也没用。”

我听了以后，拿出仅有的一点零用钱，到文具店买了瓶红墨水。接下来，自己先写好字，再模仿老师的笔触批改，等着母亲再检查。

“小武，习字拿来我看看！”

正中下怀，我立刻兴奋地拿给她看。可是批改的红字实在写得太烂，又被拆穿了。

她大概是烦透了，这回倒没有生气，只说：“那么不想去的话，就别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些在学习上和老妈的较劲，我也乐在其中。

与其说老妈是热衷教子的母亲，我倒觉得她更像热心助人的欧巴桑。

我小学时，有位班主任藤崎，是鸟取县人，短期大学毕业后就到我们学校任教。到他租住的地方打扫、洗衣、做饭，是我母亲的家常便饭。当然都是为了孩子。

我爸（菊次郎）因此很不高兴。

“你什么都不帮我做，却跑去帮小武的老师洗衣服，什么意思？可恶！”

“因为你是个完全不懂教育的蠢蛋！”

母亲竟然这样回答，两人于是大吵。

的确，老爸很难受，在我们家，他完全没有分量。我很清楚他每天喝醉酒回家的原因。

话说我和母亲的战争，并没有因为习字这事而结束，还一直持续到初中、高中和大学。

仔细想来，我的人生似乎就是和母亲的抗争。

后来，我考上明治大学工学院。对母亲来说，这是个小小的胜利。不过，我却以退学这个最坏的结果，来结束母子俩在读书领域的较量。

关于这件事，我只有抱歉。我的行为等于上了擂台却放弃比赛。但是，我们母子的较量，并非只限于读书这个领域。

母亲还有更大的目标，简言之：要我出人头地，至少和哥哥姐姐一样。这也是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点。

因此，对于总算考上大学的儿子，母亲的干涉并未停止。另一方面，我认为考上大学是凭自己的实力，毫无感谢母亲的心情，反而有点厌烦她，没办法。

不仅如此，我甚至认为，母亲可能会是毁掉我人生的、我最亲的人。

我开始打工，自信可以赚到房租和零用钱，于是决定搬出来住。那是大学二年级的春天。

趁着母亲外出在附近工作的时候，我开着向家具店朋友借来的货车，把行李搬出来。真不凑巧，只见母亲拐过前面的街角，迎面而来。

“小武，你干什么？”

“我要搬出去。”

我别过脸去。听见雷鸣般的怒吼：

“想走就走，都读大学了，又不是小孩子。绝对别给我回来，从今天起，我不是你妈，你不是我儿子！”

尽管如此，她还是一直站在门外，茫然地看着货车消失在荒川对面。我心里也难过，可是我坚信，不这样做，我就无法自立。

那是朋友介绍的房子。房东是位老爷爷，已经退休，在自家土地上盖公寓，靠着租金勉强生活。一个六叠的房间，一般月租都要七千日元，这里却只要四千五百元，非常便宜。

啊！新生活！起初几天，我的确是早上六点起床做广播体操，然后精神抖擞地度过一天。但果不其然，很快地，我又陷入自甘堕落的日子里。

别说是学校，连打工的地方都爱去不去的，每天游手好闲。一回神，发现房租已拖欠了半年。我不好意思面对房东，偷偷摸摸爬窗出入。

窗外寒风呼啸的季节里，我照例快中午时还躺在被窝里。

房东来敲门。

“我有话跟你说。”

我呆呆站着，只有一句“对不起”。混沌的脑袋认识到半年不缴房租，只有滚蛋一条路，却突然听到怒吼：“给我跪下！”

心想：这房东想干什么？但还是露出一点反省的样子，乖乖跪在地板上。

“哪里有你这样的蠢蛋？”

“啊？”

“欠了这么多房租，你以为还住得下去吗？”

“不，我想你肯定会叫我滚。”

我低头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因为房东很仁慈。”

“这就是你幼稚又愚蠢的地方。”房东叹了口气，“半年前你搬来的时候，你母亲紧跟着过来，是坐出租车跟来的。”

我一惊，满脸通红。

“她说：‘这孩子傻傻的，肯定会欠房租，如果一个月没缴，就来找我拿。’就这样，你母亲一直帮你交房租，你才能一直住在这里。我是收到了房租，但没有一毛钱是你自己掏的。你也稍稍为你母亲想想吧。”

房东走后，我瘫坐在棉被上许久。

些许感谢的心情，混杂着永远躲不开母亲的懊恼……

第二次交手，我又彻底输了。

乖乖听母亲的话，洗心革面，好好读完大学，像哥哥一样当个学者搞搞研究，不是很好吗？不然，跟着父亲一起刷油漆，过油漆匠儿子的人生，可能也不赖啊。处在这个屡屡被母亲算计的世界，我总是感到有些不满，但具体不满在哪里，又怎么也说不上来。

我想起小时候的玩伴，现在不是工人、出租车司机，就是黑道混混。

他们和我哪里不同？没有。不，只有母亲不同。

另一方面，心里也有这个声音：小武，你不是想做只有自己能做的事吗？那是什么？每天露肚皮睡到中午，别说是小时候梦想的棒球选手，连演员都会做不成。那么，只有我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但我愿意向这个未知的事物挑战。

首先，与母亲的交手，我接连战败，虽说有那样的母亲，就有我这样的孩子，但我不要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我的新人生。至少，我要还击。

这么想后，我下定了决心。

母亲今年九十二岁，比刚过世的杉村春子大四岁，是所谓的明治女人。她四十多岁才生我，或许一开始就是没有胜算的战斗。

小时候，我存心给她好看，故意问：“妈，为什么那个年纪还要生我？”

她答得很干脆：“因为没钱堕胎。”

她的口头禅是：“我是高山男爵家的家教，负责孩子们的教育，教养和你们老爸不一样。”

听起来虽然奇怪，但她好像是师范学校毕业后，应聘到男爵家担任家教的才女。

她还向孩子们灌输：她的爷爷出自名门望族。

因为她爷爷留下的那把日本刀送去当铺时，竟被发现是国宝。而拿着那把刀的我的外公，还被误认作小偷，遭到逮捕。

后来经调查，原来在幕府末期，母亲的爷爷被人包在漂亮的襁褓里，丢在佐仓的村长家门前，身旁放着金币和一把日本刀。如果那把刀真是国宝，她爷爷很可能就是逃避官军追杀的幕府重臣子嗣。

这种不知能相信几分的故事还有很多。母亲后来经由男爵家介绍，和一名海军中尉在一起，并冠上他的姓“北野”。中尉死后，她继续保留这个姓，以招赘形式和我爸结婚。

所以，老爸并不姓“北野”，偏偏母亲也从不讳言老爸是她的第二个男人。老爸感到郁闷而堕落，也不无道理。

我计划当天往返。很久没有一个人坐火车旅行了。附近座位上的上班族都已安静入睡。

一大早喝下的啤酒缓缓在全身循环，就连此刻循环到了哪里，我也全了如指掌。摩托车事故以来，我暂时戒酒，即使少饮，也有点醉意。

早春的阳光刺眼，窗外的景色飘摇浮荡，看不清楚。眯起眼睛，随着车厢节奏摇晃，往事一幕幕苏醒在眼前。

下酒的烤鱿鱼丝味道真好。说起来，我们家的饮食管理非常严格。理由莫名其妙：因为男爵家对食物很挑剔。所以，母亲也要孩子们学到男爵家的规矩。例如，不能吃杂货店的零食，只吃男爵家认为对身体有益的东西。鱿鱼丝是绝对不准吃的。

对于食物，家里人不能有任何抱怨。吃饭时的紧张感真让人受不了，一点乐趣也没有，只能专心吃饭。

才说一句：“今天又是可乐饼！”

“对，不吃？不想吃就别吃！”可乐饼立刻从眼前消失。母亲绝对不会苦口婆心劝我：“这对身体好，吃吧！”

“不是啦，我还……”即使想要回可乐饼，也只换回这话：“你不想吃吧，不吃也行，反正死不了。”

搞不好，直到隔天都没有东西吃。所以第二次以后，我就只能默默吃下。哥哥们也一样。那时根本想象不到会有自由地吃烤鱿鱼丝的一天。

有钱买参考书，但不愿花什么钱在食物上，是母亲的方针。而为了买参考书，只要听到有钱可赚，什么工都去做。

对面邻居木匠太太经常找到打工的机会。那个木匠不是工头，只是小木工，跟我们家一样没钱，平时关系不错。

那位太太不时找些粗工、做人造花的家庭手工，约母亲同往。甚至去西新井大师捏过草丸子。只要一听到有好工作，母亲一定立刻冲去，不管是什么地方。

她当然也帮老爸做油漆工作，尤其是用烧碱水洗刷黏在老旧佛寺神社等建筑物上的煤灰尘垢。先洒上烧碱水，再用草酸刷洗，最后用湿布擦拭。使用的化学剂量一搞错，就像苏打粉花开放似的，表面呈现斑驳的白粉状。这项作业相当棘手，常常都是全家人一起做。

一方面是因为老公不往家里拿钱，一方面母亲自己也是那种闲不住的个性。

也因为老爸只管喝酒，对教育这类事情，两人意见完全不合。

老爸人并不坏，主要是太懦弱，只会喝酒。我们家附近还没有电视时，大哥找到门路，买来一台廉价电视。光是因为要送电视来，老爸那天早起就开始喝酒，等到电视送来时，他已烂醉如泥。究竟为什么？我不知道。他只因为电视要来就不能不醉。

不过，母亲尽管瞧不起这样的老公，但还是和他生下一堆孩子，所以大概也不讨厌他吧。

老爸想让孩子学手艺，油漆匠、水泥匠都好，结果孩子都去读大学，害他一年到头抱怨：“工人的小孩读什么大学，又赚不到钱。”

“以后不上大学，绝对混不到饭吃。什么蠢工人。”

“什么混账话，不正是我这个蠢工人养活你们吗？”

这种争执始终不断。

我们家有大哥重一、姐姐安子、二哥阿大和我四个，还有一个叫“阿胜”的哥哥，可惜已经死了。

二哥说阿胜可能不是菊次郎的孩子，而是那个海军中尉的儿子。

母亲常夸奖阿胜是天才。佛龛上有他的照片，每次上香时，母亲都跟我说：“小武，阿胜很了不起，是你大哥，非常出色。”言下之意，好像你们这些菊次郎的孩子都是笨蛋，让我听得很没劲。

母亲在子女教育上奉行“用教育斩断贫穷”的基本方针，大概就是出自这些复杂的家庭关系。

对此，除了我，其他儿女也确实响应了她的期待。

大哥非常优秀，家里没钱，他去读大学夜间部，毕业后到青山的英语速记行工作，然后又去圣桥高中教书。他还去千叶大学工学院或东工大学进修，应该也申请了不少专利。

除了母亲专注我们的教育，也拜我这位大哥代替老爸赚钱养家之赐，底下的弟妹都一一钻进了大学窄门。

一眨眼工夫，列车已经抵达高崎。大部分上班族匆匆下车，换上一批中年妇女旅游团。唉，现在的家庭主妇太悠闲了，趁着老公辛苦打拼的时候来趟温泉旅行，真有福气。

这和以前的我们家，大不相同。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一边背着我一边干活。

抽剥微弱的记忆之丝，想起母亲常回过头来问我：“你是谁的小孩？”

“我是美国人的小孩。”究竟为什么这么回答，我不知道。我问过哥哥，他们说我一直都这样说。

所以，附近的老婆婆都叫我“美国人”。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或许是母亲还是谁，把美国很好的话题编成摇篮曲印在我脑中，我才会这样回答。毕竟我是父母年纪大时才生的幺儿，我自己虽未意识到，但肯定相当受宠。

上小学后，轮到祖母溺爱我。她是老爸的母亲，以前是女义大夫师傅，家里经常响起“嘣、嘣、噔，嘣、嘣、噔”的三弦琴声。

我们家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老爸在厨房打地铺，母亲、哥哥、姐姐和我睡一间，但只有两套被褥。

冬天时大家都叫我“快去睡觉”，过一会儿，才一起钻进被窝。原来我成了热水袋的替代品。

祖母独自睡在厨房旁边的房间，她好像是人家的小老婆，分手后年纪也大了，母亲把她接回家里。

因为这层关系，她们婆媳之间完全没有麻烦，反而是祖母和老爸的关系恶劣。祖母都站在母亲这边。

“在那笨蛋回来以前，大家先睡。”因为大家都睡了，老爸一个人被排斥在外，只得小声嘟囔着摸到厨房躺下。

现在这个时代，虽然高喊父权回归、父亲必须伟大，但就算在以前，应该也很少有那种父亲大耍威风的家庭。至少，我们家完全是女权至上。

祖母和母亲嘴巴毒。现在我才知道自己完全继承了她们的血脉。但在当时，我以为自己比较像老爸。每每看到老爸被母亲刻薄的语言打击得灰头土脸，总觉得他好可怜：“老爸又遭受荼毒了。”

我的朋友也是母亲刻薄语言的受害者。

朋友来我家，说：“走，北野，出去玩吧。”

母亲立刻叫住他：“等等，和我们家笨蛋交往，你会吃亏，也会变成个大笨蛋，因为我们家孩子很笨。回去吧！”不由分说，把人赶走，“不要再来我们家噢，笨是会传染的。”

接着转头对着我说：“你别跟那种笨蛋来往，那家伙脑筋太差。”

笨会不会传染？我不知道，反正我考上了大学。只是两年后又退学。

原因是在那以前，我和母亲的战争是一路输到底，我认为那将是我扳回一城的关键点。

想归想，但现实的压力超大。对我来说，退学这事若没处理好，可能就此断绝和母亲的一切关系；甚至告别我过去的人生，堕入新的混沌世界。

我的脑袋轰轰作响，处在一种异样亢奋的精神状态下，我试着把这想做是男人不了解的分娩之痛。

我到新宿的爵士餐厅“Villagegate”当服务生，里面一大帮人都是一副青面獠牙的模样。虽然没有直接见过，但那个连环杀人犯永山则夫，当时也在那里打工。只要走错一步，即使我犯下匪夷所思的罪行，也不足为奇；因为时代充满了那种闭塞感。

我半自暴自弃地提交了退学申请书。那一瞬间，周围的风景突然变得不一样，一切都像沐浴在初夏阳光中般闪耀金光。

我自觉和那些称御茶水是东京的Quartier Latin，热烈讨论存在主义和萨特的学生完全不同。简单说，我有种变成大人的高昂心情。

不久，我想走艺人路线，跑到已经没落的浅草，敲开了深见千三郎师傅的大门。

说来奇怪，能够顺利退学，让我产生莫名的自信——因为能够退学，在法兰西座的生活虽然穷，我却完全感受不到。也因为那时候的大学是那么崇高的存在。

在某一意义上，我或许摆脱了母亲的束缚。但是，我以为不读大学即可结束的母子战争，其实并未结束。最后的交手才刚拉开序幕。

我在横川站买了小锅煲饭。和拍子清组成Two Beat出道时，常来此地巡回演出，但是酬劳太少，连买便当都不够。当时一看到拥到橱窗前的卖便当的大叔，肚子就咕咕直叫。

尽管饿得发慌，也不想哀求母亲。退学后，我搬离出租屋，投靠朋友，完全不和家里联络，也不见哥哥姐姐。

大概是从祖母身上继承的义大夫艺人的血脉突然骚动，当初一时兴起，投身浅草，我就没打算和任何人提起。

其实，母亲早就知道我偷偷退学，进了法兰西座。不但如此，连我一时离开浅草，在埼玉的家具店打工，她都知道。不过，她不再干涉我。

不久，我离开法兰西座，和拍子清搭档说相声，取名Two Beat。虽然能在松竹演艺场演出，但机会不多。一天酬劳仅一千五百日元，两人平分，各拿七百五，最少要撑个十天，日子过得比在法兰西座时还苦。

但是希望无穷。虽然没钱，知名度渐渐打响了。

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样站在舞台上，忽然看见观众席上有张熟面孔。我家邻居正好来看表演。

表演结束后，那人来到后台，说：“看到你出来，吓我一跳。”然后又问，“去看你妈没有？”

“没有。”

“偶尔回去看看嘛！她知道你在说相声。有人告诉她了。”

于是我回家。都已经五年没跨进家门，我做个深呼吸，推开大门：“我回来啦。”

没想到一见面就是：“你趁早别干了，艺人什么的，我们家有奶奶这个教训就够了。”

母亲越说越气。

“怎么偏偏就遗传了你爸家的艺人血脉呢？反正不会红，别干了，回大学去，我出钱，回去吧！”

“不要，我再也不回去了。”

“啊，怎么这副死样子！”

毫无重逢的感动，迎面一顿骂，两人一下子穿越时空，又变回昔日的那对母子。

到了这个地步，我只能道歉、再道歉。她抱怨供我上大学、帮我付房租，结果全都遭到背叛。在她不断的数落声中，往日的内疚全都涌上来了。

仔细想想，这是我第一次坦然对她抱着道歉的心情，也感觉到我终于完全摆脱她，能够和她一对一了。

话虽如此，我还是只能道歉、道歉。离开时，一路想着：既然如此，那就非红不可。完全没想万一不红怎么办。

如果是现在，我会多想一点。万一不红，就不会像现在享受着小锅煲饭，没有啤酒喝、坐不了绿色车的指定席，也不会有这趟探病之行。

很可能还是个不和家人联络，不知流落何方的落魄艺人吧。在那个时点，我认为自己会红，也有未来的计划，满不在乎地离开。

但当时在脱衣舞剧场一起演出搞笑短剧的伙伴，很多人终究没能出头，到现在还是有家归不得。

而终于有天，当我上电视演出，酬劳超过百万时，我不知怎么回事，又想回那个久别的家了。打电话过去时，心脏还猛跳。

是母亲接的电话：“最近上电视，赚到钱啦？”语气非常温柔。

不料，我才说“还可以啦”，她立刻缠着我说：“那要给我零用钱！”

这当妈的怎么回事，真会扫兴。

既然如此，就让她见识一下。我准备了三十万现金，还请她到寿司店。

“妈，这是给你的零用钱。”我想让她惊喜。

她问：“有多少？”

我得意地说：“三十万。”

“就这么一点？”不变的刻薄语气，“不过三十万块钱，就一副了不起的样子！”

我能怎么办？当然是不欢而散，发誓再也不回家了。

麻烦的是，电话号码已经告诉她，从那以来，过两三个月必定打来要钱。

“零用钱没了，给我二十万。”

为什么母亲眼中就只有钱？我感到有点落寞。可是，想到她的养育之恩，还是托人转交给她，心想：人在穷困辛苦后，果然会视钱如命。

后来，我被警方逮捕时，她放话说：“要判刑的话，就判死刑吧！”发生摩托车意外时，她说“撞死就好了”，言语刻薄如昔。我很生气，打电话问她什么意思，她竟理直气壮地回答：“不那样说，世人不会罢休啊！”

她究竟真是抱着那样的想法和爱而说，还是认为菊次郎的儿子果然愚蠢而说，我不知道。

可是，我进太田制作时，她又跑到太田制作来打招呼，我越发不理解她存的是什么心。当我脱离太田制作，自行独立时，她又跑去道歉：“承蒙多方照顾了。”

看到我的电视演出，随即打电话来，像评论家一样侃侃而谈。

“你老是说要杀了老太婆这种蠢话，把附近的老奶奶都惹火了，尽说这些无聊蠢话干嘛，不能认真一点吗？”

哎呀呀，我即使到了这个年纪，一想到母亲，脑袋还是莫名混乱起来，难道是我们之间的胜负还未定？

我的人生还在母亲的手掌中跳舞吗？我有点烦躁不安，再喝一罐啤酒吧。扯开拉环的瞬间，泡沫喷涌而出，弄了一脸，感觉好像母亲生气了。

擦完脸，列车已经穿过碓冰岭，四周是一片薄雪妆点的世界。天气很好，显得更冷，不能老喝冷啤酒。我已经不年轻。喝得过量，尿意频催。

母亲已经九十二岁。上了年纪，简直拿她没办法，听力不好，还有骨质疏松症。

电话上总是：“什么？不知道，听不见啦。”因为听不见而焦急，接着又发脾气，“完全不知道，混蛋。”实际上她是在气自己吧。

听姐姐说，她嫌助听器碍事，甩到一边，连拐杖也丢：“不要这种玩意儿！”

然后，又扶着墙壁、颤巍巍地走过去捡起来，真是好笑。

她也讨厌戴眼镜：“啊呀，什么玩意儿！”又是随手一丢。

年纪大了是怎么回事？我最近也常感到焦虑烦躁。看书时，字看不清楚，随手戴上眼镜，猛然发现自己是戴眼镜看书，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

母亲不喜欢老人。

“好讨厌，那个样子难看死了，走都走不稳。”“活不久了，那种人。”满嘴刻薄，没句好话。

可是，你自己不就这样吗？

“那边那个老太婆痴呆了，烦死了，说什么都没人懂。”或许她说这些，是为调节自己的心情。

轻井泽车站正在进行新干线工程，喧闹嘈杂，附近用有点脏的塑料布围了起来。不久前，结婚就要在轻井泽高原教堂举行婚礼的梦幻形象，已经荡然无存。答应来接我的姐姐还没来。

提到结婚，我想起自己没举行婚礼，也不记得老婆何时入籍，不知是哪一天，老婆拿我的印章一盖，就这样成了夫妻。

唯一记得的，是带老婆去见母亲。狠狠被教训一顿，然后带着满肚子气离开。

“你不认真一点不行呐，钱怎么样了？做艺人的，总有一天会过气，不好好存点钱不行。到时候来找我，我可是一毛钱都没有哦。”

临走时还不忘吩咐：“以后每个月给我送十万块来！”

自己的老公可以随意指使，母亲大概就以为天下男人都可以控制，只想着怎么好好操纵，也拼命教我老婆怎么操纵老公。

我闹出女人问题时，母亲打电话给我老婆：“对不起，那个蠢蛋尽做坏事，可是，你千万不要离婚，不然太便宜他了。”

有了这样的指挥者，男人赢不了老婆。女人绝对站在女人那边。

当新闻报道我可能离婚时，她打电话给我。

“混蛋，让老婆哭，会遭老天责罚。你啊，不要再让老婆哭了，好好去把她接回来。离过一次婚后，肯定会一离再离，会上瘾的。你这家伙，想玩的话，背着去玩不就好了。”

她另外打电话安慰我老婆：“好啦，只要牢牢抓住重要部分就行了。”

因此，只要一吵架，老婆必定跑去找母亲，婆媳俩一起数落我，很难对付。

二哥改建家里时，我建议把母亲的房间放在家人出入频繁的地方。如果体贴她，让她住在楼上采光最好的那间，那个老太婆肯定会说话：“排斥我是不是？放到那么远的地方。”

如果放在大门边，人来人往必定经过她的房间，她也乐得端茶待客，“你好”、“欢迎”。

二哥认为这是好主意，就这么办，不料母亲却打电话来诉苦。

“阿大那家伙，把我房间放在人进人出的地方，朋友来时，我就必须泡茶招待，陪着说话，烦死了。”

她的眼睛、耳朵、腿脚都退化了，只有嘴巴还是那么不饶人。

母亲还常对哥哥的儿子阿秀说：“秀君要读大学哦，上了大学，奶奶给你买车。奶奶从那个大骗子那儿敲了不少钱，厉害吧。”“那个大骗子”就是指我。

她进轻井泽医院，是因为一年比一年感到寂寞，想到老人医院里交些朋友。毕竟这个年纪，老朋友一个接一个走了。

听姐姐说，她交了一个好朋友，是长野有名的望族。母亲得意地告诉探病的人：“那个人家世不同，很有气质。”

“她很有气质。我们很谈得来。她和这附近的土婆子不一样，是出自名门。”

还是老样子，我不禁笑了。直到现在还保有这种名门望族的情结，或许就是她长寿的秘诀。

我等得有点不耐烦，心想再等下去就要变成冰雕时，姐姐来了。

我抱怨两句，她笑着说：“还不到五分钟，那么夸张，跟妈一样。”

医院距离车站差不多五分钟的路程，两人并肩而行，呼出白蒙蒙的气息。

“妈说她没有时间了。”

“不会有那种事，那老太婆脸皮厚得很。”

“可是，她这次好像有心理准备了，说一定要见你，还说，等你回去时把这个交给你，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姐姐递给我一个奇怪的包裹。

“她说你走时再给。她自己给不就好了，还是这副急性子。”

“打算要分遗物了吗？”

“别胡说！”

姐姐用不输老妈的蛮力狠狠敲我的头。

到了医院，里面的人费心帮我们准备了一间会客室。因为病房还有别的病人，不能畅所欲言。

听姐姐说，母亲离开病房时是让护士推着轮椅，来到会客室前，突然说：“我自己走。”

大家赶忙劝阻：“不行呀，动完手术，还是坐着好。”可是她坚持说“我能走”，随即快步走进会客室。

一看见我，她脸上立刻堆满笑容，伸出手，说：“购物券带来啦？”

没办法，只好把身上的现金都交给她。可是医院方面有规定：谢绝收礼。

但她还是不肯罢休，又动起脑筋：“改变战略，下回换水果吧。”

她还拉着我去跟她的室友打招呼，回到会客室后，兴奋地问：“怎么样？”

“是旁边那个吧？对面那个婆婆笨笨的。”

“怎么能这么说话。”

“有什么关系，她又听不懂。反正，这里的人都是好人，只有我是笨蛋。”气氛顺畅，母子赛着说刻薄话。

一家三口人在医院见面，是老爸死后第一次。

老爸卧床多年后过世，那一刻我莫名地感到轻松。

他卧床不起时，我踏上演艺舞台还不久。姑且是和母亲和解了，所以难免要到医院帮忙看护。

哥哥都有正业，所以由母亲、姐姐、我和嫂嫂，轮流照顾老爸。其实我很不想去，但女性阵营一个个累倒下来，母亲说“他是你爸”，不管我答应与否，命令我一定要去。

“你最年轻，也有体力，换你来！”

“我有演出。”

“那就演完再来！”

没办法，只好每天晚上八点过去，打地铺躺到隔天早上。

医院的地板即使铺上被垫，还是冷得让人无法熟睡，终于明白姐姐她们为什么一个个病倒。而心身俱疲的我，天一亮，又得赶去演艺场。

这样反复下来，我也累了，最重要的是，熬夜照顾病人后，说不出让人开怀大笑的相声。

当名古屋那边有演出邀请时，我霎时感到一阵轻松，心想可以借机躲过看护。我说必须去名古屋十天，母亲说：“好吧，那就我们自己来。”于是把老爸接回家。可是在家不比医院照护周到，老爸的病况再度恶化，又被送进医院。就这样进进出出。一恶化就进去，稳定到某种程度时就回家。

有天晚上，母亲突然有所感触。

“你爸真的不能走了，那是他自己泄了气，一直躺着不动的关系。”

持续多年那种生活后，老爸过世。在病房照顾他到临终的母亲，平静、淡然。

母亲一边帮他擦拭身体，一边嘴里嘀咕着：“你也真不容易啊！”见她口中呢喃，我想她确实难过吧。

老爸一发酒疯，就对母亲拳打脚踢，母亲只会哭。但是长年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还是有外人无法窥知的爱，我感到不可思议。

每一次都是母亲在哭，祖母道歉：“对不起，我儿子是混蛋，看我宰了他！”好奇怪的安慰方式，可是，母亲都没离开过这个家。

只有一次，老爸喝酒后又动手动脚，母亲哭着躲到木匠工头家。隔没多久，木匠工头气冲冲上门：“老菊，你干什么？！”

那时候的工头很有气势，包办一切打架闹事的调停工作。有点像黑道，压得住场面。从那以后，老爸变安静了。

“小武，为什么不说话？在想你爸是吧。他啊，真是个窝囊废。”

母亲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我并不打算久待，可是一月的白昼短，四周很快就暮色昏昏。我刚表现出要走的样子，母亲却叫姐姐把护士请来，说：“跟大家打声招呼吧。”母亲一一帮我介绍，我只得轻轻点头示意，有点不好意思。从小就苦于应付这种事情。

母亲接着又说“也去看看医生吧”。到了诊察室，医生正好有空，跟我说明病情。并非如母亲所想的那样严重，尤其是她年龄虽大，脑筋还很清楚。我不禁嘀咕，难怪口齿还那么伶俐，原来是脑筋还好得很。

可是，骨头相当脆弱，虽然做了各种治疗，但年事已高，起不了多大作用。

“我要走了。”

母亲突然握住我的手：“小武！”眼眶湿润。我安慰她说“我还会再来”，她突然回我：“不来也行，只要最后再来一次。”语气变得强硬。

“下次你再来时，我的名字就变了。因为取了戒名。葬礼在长野举行，你只要来烧香就好。”她又恢复成彻底好强的母亲。

我和姐姐缓缓走下通往车站的坡路，姐姐说，母亲在我面前故作矜持，其实高兴得掉泪。

“从昨天起就好兴奋，也没睡好。”

“嗯。”

“看到你，虽然还是那个样子，但是她真的很高兴。”

到了车站，时间刚好，列车即将到站。

“我改天再来，帮我向妈问好。”

我挥手跟姐姐告别。

在零售店买罐啤酒，跳上停在眼前的车厢，里头空荡荡的。

钻过隧道，也经过小锅煲饭，远处的高崎灯景忽隐忽现，猛然想起来时姐姐交给我的袋子。

虽然医生说她没问题，但拿这个有点脏的小袋子当纪念遗物，母亲真是年老昏聩了吧？说她脑筋还正常，其实已经痴呆，搞不好里面装着菊次郎的丁字裤。我打开了袋子。

这是啥？我一时无言。竟然是用我的名字开的邮政储蓄存折！翻开来看，排列着遥远记忆中的数字：

1976年4月×日　300,000

1976年7月×日　200,000

……

我给她的钱，一毛也没花，全都存着。

三十万、二十万……最新的日期是一个月前。轻井泽邮局的戳印。存款接近一千万日元。

车窗外的灯光模糊了。这场最后的较量，我明明该有九成九的胜算，却在最终回合翻盘。

我想起哥哥说的话：

“妈一直很担心你，说艺人也不知道哪天会走下坡。她很清楚咱爸接不到生意的时候是什么景况，家里没有存款就完蛋了。她总是说，那小子蠢，赚的钱都会花个精光。”

母亲担心我的人气明天就没了。

我的心中一阵翻腾，打开新的笔记本，不知为何突然想写从来没作过的俳句。下笔的第一句：“旧池子里，塑料袋包裹的，横死尸体。”

即使这个时候，还是只能想出乏味句子的我，果然如母亲所说，不论什么时候，就是没个正经。

啊，我果然继承了菊次郎的血脉，一种似喜似悲、难以言喻的心情涌起，我赶紧打开一罐新的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