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用全部精力、时间，管理他所手创的朱家皇朝。

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都要亲自处理。交给别人办，当然可以节省精力、时间，但是第一他不放心，不只怕别人不如他的尽心，也怕别人徇私舞弊；第二更重要的，这样做就慢慢会大权旁落，而他这个人不只是要大权独揽，连小权也要独揽的，以此，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批阅公文，一直到深夜，没有休息，没有假期，也从不讲究调剂精神的文化娱乐。照习惯，一切政务处理，臣僚建议、报告，都用书面的文件——奏、疏，等等，他成天成月成年看文件，有时也难免感觉厌倦。尤其是有些卖弄学问经济，冗长而又不中肯，说了一大堆而又不知所云的报告，看了半天还是莫名其妙，怎能使人不发火、恼怒？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他叫人读了六千三百七十字以后，还没有听到具体意见，说的全是空话，大发脾气，把太素叫来，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人读一遍，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以后，才涉及本题，建议五件事情，其中有四件事情是可取的、可行的，元璋即刻命令主管部门施行。同时指出这五件事情有五百多字就可以讲清楚了，却啰啰嗦嗦说了一万七千字，这是繁文之过；自己厌听繁文，打了人，承认这是过失，并表扬茹太素为忠臣。为了教育全国官民，他把这件事情的经过亲自写成文章公布，规定了建言格式，文章说：

洪武九年，朕见灾异万端，余无措手，于是特布告臣民，许言朕过。……是以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书一万七千字，联命中书郎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集。又云所任者多半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睹五事实迹，意其妄言，故召问之：尔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余，尔可细分迂儒俗吏乎？使分之而又无知其人者，于是扑之。

次日深夜中，朕卧榻上，令人诵其言，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听至斯，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当日早朝，敕中书都府御史台著迹以行。吁，难哉！……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忠矣。

因如是，故立上书陈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奉，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

经过这番整顿以后，奏章只陈实事，从此他读文件就省了不少精力、时间，工作效率提高了。到废中书省以后，六部府院直接对皇帝负责，政务越发繁忙，以洪武十七年九月间的收文为例，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内，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平均他每天要看或听两百多件报告，要处理四百多件事。

他早年过的是缺衣少食的穷苦日子，中年在军队里，在兵火喧天、白刃相接的戎马生活中度过，四十岁以后，把全副精力处理国事，过分紧张疲劳，五十岁以后，体力便支持不住了，害了心跳很快的病症，宋濂劝他清心寡欲。他又时发高热，好幻想，做怪梦，在梦中还看到了天上神仙宫阙。有时喜怒不常，暴怒到失去常态。特别使他感觉痛苦，影响精神体力的是家庭之间、父子之间的矛盾。

元璋的大儿子皇太子标，生性忠厚，长期接受儒家教育，被教养成儒生型的人物。老皇帝过了五十岁以后，精力有点不济事了，就要皇太子帮着处理一般政务。一来是分劳，二来也趁此训练这下一代皇帝办事的能力，指望他儿子是汉文帝，不是汉惠帝。但是，父子俩出身不同，所受教育不同，生活实践不同，一个是从艰苦斗争中成长的，一个是在太平环境中成长的，思想作风也就自然不同。老皇帝主张以猛治国，运用法庭、监狱、特务和死刑震慑官民，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皇太子却大讲其周公、孔子之道，讲仁政，讲慈爱，杀人愈少愈好；老皇帝要用全力消灭内部的敌对力量，巩固皇家统治，皇太子却要照顾将相过去的汗马功劳，照顾亲戚情谊，兄弟友爱，向父亲说情争执，一个严酷，一个宽大，一个从现实政治斗争出发，一个从私人情感出发，父子俩的分歧日渐扩大，有时也不免发生冲突。明朝的野史家传说，宋濂得罪，皇太子为他的老师哭救，元璋发怒说：“等你做皇帝赦他！”皇太子惶惧投水自杀，左右赴救得免。又说皇太子谏元璋：“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元璋不做声。第二天故意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下，叫皇太子拿起，皇太子面有难色，元璋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去掉了，再交给你，岂不是好。我所杀的都是天下的坏人，内部整理清楚了，你才能当这个家。”皇太子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有怎么样的皇帝，就有怎么样的臣民。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朝他掼，皇太子只好逃走。这两个故事虽然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却反映了一部分他们父子之间矛盾情况。

元璋费尽心机，制造了多次大血案，把棘杖的刺都弄干净了，却又发生意外，皇太子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死。六十五岁的老皇帝受了这严重的打击，伤心之至，身体一天天软弱下去，头发胡子全变白了。

皇太子死后，立允炆为皇太孙，才十六岁。

皇太孙的性格极像他的父亲，元璋担心他应付不了这个局面，诸将大臣将来会不服他的调度。只好再一次斩除荆棘，傅友德、冯胜这几个仅存的元勋宿将，也给杀光了。

元璋学习了元朝的历史教训，认定皇位继承是维持皇朝安全的根本制度，必须规定严密的法则，才不会引起家族间的纷争，造成宫廷政变，最好的办法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嫡长承袭制。在立了皇太子以后，为了要使诸王安分，保护和维持大宗，洪武五年命群臣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事迹可为劝戒的，编作一书，名为《昭鉴录》，颁赐诸王，进行宗法教育。立皇太孙后，又编了一部书，叫作《永鉴录》。二十八年又颁布《皇明祖训》条章，把一切皇帝、藩王和臣下所应遵守的、不该做的事，都详细列举，并定制后代有人要更改祖训的，以奸臣论，杀无赦。希望用政治教育的方法，用制度、法律的约束，使藩王大臣都能忠心服从这未来的小皇帝，朱家皇朝的族长。

但是，元璋失败了，他的安排和苦心的教育并不能发生作用，权力的争夺引起兄弟之间和父子之间更深刻的矛盾。第二子秦王在藩多过失，“不良于德”，二十四年召还京师。第三子晋王为人多智数，性骄，在国多不法，有人告发他有异谋，元璋大怒，皇太子力救，二人才得免罪。二王都靠不住，元璋才特派皇太子到关、陕巡视，带晋王回朝，痛加训戒以后，二王答应改过，才许回藩。太子死后，二十八年秦王死，三十一年晋王死，都死在元璋之前。皇太孙即皇帝位后不久，用种种方法削减藩王的权力，展开了皇朝和藩王之间的斗争，元璋第四子燕王棣就起兵南下，援引祖训，以靖难为名，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占领南京自立为皇帝，是为明成祖。离老皇帝之死，还不到五年。

洪武三十一年，元璋已经七十一岁了。五月间病倒，躺了三十天，离开他手创的皇朝，安静地死去。葬在南京城外钟山山下，名曰孝陵，谥曰高皇帝，庙号太祖。

遗嘱里有一段话：“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忧危积心，日勤不怠”这八个字写出了他辛勤的一生，也写出他在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斗争中的心境。

元璋的相貌不很体面，曾经找了许多画工，画像十分逼真，愈是逼真，他就愈不满意。后来有一个聪明的画家，画的面貌轮廓有点像，却是一脸和气，看着很仁慈，这才传写了很多本子，分赐给诸王。这两种不同的画像，到现在都有传本。

和历史上所有的封建帝王比较，朱元璋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他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年战乱的局面，使人民能够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在于能够接受历史教训，对农民做了一些让步，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推广棉花和桑枣果木的种植，在北方地多人少地区，允许农民尽力开垦，即为己业，大大地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在于解放奴隶，改变了元朝贵族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后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于大力清丈田亩，制成图册，相应地减少了一些赋税负担不均的情况；在于保护商业，取消了书籍和田器的征税，繁荣了市场；在于规定了对外政策，吸取元朝对外战争失败的教训，总结为一面必须抗击外国侵犯，一面也不许可轻易犯人；在于严惩贪官污吏，改变了元朝后期的恶劣政治风气；在于改变元朝匠户制度，住坐、轮班的匠户有大部分时间可以自由生产，部分地解放了匠户的劳动力，推进了民间手工业的生产；在于不信符瑞，不求长生，讲究节俭，不搞一些像秦始皇、汉武帝、宋真宗搞过的糊涂事；在于限制僧道的数量，减少了不劳而食的寄生虫，也相应地增加农、工业的劳动力，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的，有利于社会的前进的，是为明朝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的，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他的缺点也很多。首先他原来是农民革命的领袖，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推翻蒙汉地主的联合统治，是反对地主阶级统治的。但是，由于旧社会的传统势力，由于接收、改编了大量的地主军队、地主军官，由于地主阶级的儒生的大量参加，由于不自觉地继承了元朝的统治机构，使他逐步变质，最后叛变了农民革命，攫取了农民革命胜利的果实，从反对地主阶级统治到自己成为地主阶级的头子，地主阶级利益的保护人，反过来镇压农民革命，这个严重的罪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替他开脱的。

其次，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惨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卓著勋劳的大将和文人，毫无理由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敝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

第三，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须随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朱元璋却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办法，并且不许改变，这就束缚了、限制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

第四，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

第五，他自己虽然不信神仙、报应，却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许多荒诞的神迹，欺骗、毒害人民，这科方法也是很恶劣的。

如上所说，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越的人物。

此外，他还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是从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比较突出的两次战役：一次是对陈友谅和张士诚的战争，他先打陈友谅，后打张士诚，从被动变成主动，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军事危机，各个击破；一次是北伐战争，先取鲁、豫，封锁关、陕，剪其枝叶，然后直取大都，不战而下。在军事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他在军事上的成功，也可以总结成几条经验，第一是他有比较严格的军事纪律；第二是有盛产粮食的根据地；第三是采用屯田政策，保证军食供应；第四是对敌人的调查研究，情报工作做得很好，知己知彼，所以能够百战百胜，能够巩固、扩大胜利。这也就是他的同时代的群雄都先后失败了，他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1964年2月1日重写，4月2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