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大政变

世宗在位的时候,穆宗在裕王府,娶妃昌平李氏,后来谥为孝懿皇后。嘉靖三十七年四月,李妃死了,八月裕王娶继妃通州陈氏,穆宗即位以后,封皇后,后来谥为孝安皇后。昌平李妃生子翊,五岁死了。翊之下,便是翊铃,母氏无考,不满一岁也死了,所以嘉靖四十二年裕王第三子翊钧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是独子,特别得到裕王的宠爱。

裕王爱女人,最得意的是漷县李氏,后来谥为孝定皇后。李氏入宫的时候,只是一个宫娥;当时称为都人。这是翊钧的母亲,隆庆元年,穆宗即位以后,封贵妃。李贵妃是一位有能力、有办法的人。她的父亲李伟,漷县人,因为乡间不安静,避到北京,后来索性把女儿送进裕王府,做一名宫娥,却想不到以后的富贵,都从这里来了。穆宗即位,礼部尚书高仪请立皇太子,大臣们都认定翊钧是一位聪明的皇子。事实是显然的,这一位五岁的孩子已经读书了,在明代皇帝不甚注意皇子教育的情形下面,这是一个特例。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合疏公请立翊钧为太子,三月间,实行册立。穆宗也委实喜欢。他记得一天自己正骑着马在宫中游玩,皇太子和他说:

“爸爸,你一个人骑着马,摔下来怎么办?”

穆宗看见儿子的关心,真愉快,连忙下马,着实抚慰一下。这时期陈皇后因为多病,住在别宫里,每天早晨,李贵妃挈带太子,到皇后宫中请安,皇后听到小靴子在阶道上“橐、橐、橐”便连忙起来。自己没有儿子,但是看见这样聪明的孩子,也实在高兴。皇后把经书取出来,一句一句地问他,太子对答如流,因此更加讨得皇后的欢心。皇后和贵妃中间,尽管有一些利害冲突,但是当陈皇后看到李贵妃的知礼,和皇太子的聪明,心地也平静下来。皇太子的稚弱的心理,正在逐渐意识到政治的作用。

隆庆六年四月,高拱推荐前礼部尚书高仪入阁。是月穆宗命仪为文华殿大学士,入阁办事。一切都很正常。

最大的祸变来了,五月的一天,穆宗在坐朝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走了几步,不知说了什么,只是嘴上不断地歪动,显然地这是中风,内监冯保在旁,赶上扶住,居正也抢前去扶。在大众诚惶诚恐的当中,穆宗入宫。随即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穆宗斜倚在御榻上,皇后、皇贵妃都在,皇太子立在御榻的左边。三位大学士跪在御榻前面。穆宗困乏了,由内监冯保宣诏:


朕嗣统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太子还小,一切付托卿等。要辅助嗣皇,遵守祖制,才是对于国家的大功。


真是一幅惨淡的景象。看见朋友托孤,尚且目不忍睹,何况他们是裕王府中的讲官,六年以来的内阁大臣!但是乾清宫不是他们痛哭的地方。高拱、张居正含了满眶的热泪,和正在呜咽的高仪,叩了头,回到内阁,这是五月己酉。次日庚戌,穆宗皇帝逝世。大臣们在内阁里痛哭。高拱嚎啕地嚷着:“十岁的太子,怎样治天下啊!”他益发感觉到责任的重大。

穆宗逝世以后,政治上跃起一个新兴的势力。这是冯保。冯保在世宗朝已经是司礼秉笔太监,穆宗登极,冯保屡次想升掌印太监,但是因为高拱反对,始终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他和高拱,结下了不解之仇。明朝的政治,本来充满了弹性,因此司礼监的职权,没有确定的范围。名义上司礼掌印太监是“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事实上他们的职权,可以无限地扩大。掌理章奏是一个“上下其手”的机会。照阁票批朱,是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加以最后的判定。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后来皇帝不负责任,“批朱”的事落到司礼秉笔太监手里,于是大学士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而秉笔太监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明史·职官志》称“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在明代政制里,这正是变态中之常态。武宗时候,司礼监刘瑾甚至把章奏带回私宅,和妹婿孙聪、食客张文冕共同批答。皇帝的机要秘书,可以随时邀集亲友同参国政,更是变态中的大变。武宗正德二年到五年间,刘瑾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五年八月,刘瑾失败以后,武宗下诏自正德二年后,所更政令,一概如旧;其实只是对于这三年中刘瑾的地位,加以实际的认识。

从五月庚戌穆宗逝世,到六月初十甲子神宗即位,这十五天中,是冯保活跃的时期。冯保的策划,是驱逐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取他的位置:因为皇后、皇贵妃的同情,这一个策划实现了。但是实现的时期却不能确定。《冯保传》称为刚刚在穆宗逝世以后,《胡涍传》称为在神宗即位的第六天,中间有二十天的距离。其实神宗即位以前,执行诏旨的机构,尚未完成;至于神宗即位的第六天,这是大政变的一日,没有冯保事前的活跃,根本不会发生政变。所以我们不妨假定冯保升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之日,或其后,至迟必早于第六日。这个策划的完成,大致在神宗即位以前,只待神宗即位,履行发表的手续。

《明史·冯保传》称:“保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明史纪事本末》则称冯保矫传大行遗诏云:“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这也是一个骇人的记载。内监和大臣同受顾命,在明代本来不是一件没有的事。嘉宗天启中,御史王允成劾魏进忠疏:“内廷顾命之铛,犬食其余,不蒙帷盖之泽;外廷顾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见田里之收。”确实指出大臣、内监同受顾命的故事。但是高拱、居正、高仪同受顾命,并无他人在内,这是事实。穆宗逝世的时候,孟冲尚为掌印太监,亦无越过孟冲、托孤冯保的理由。所以冯保矫遗诏是有的,但是只是矫遗诏用为司礼掌印太监,并不是矫遗诏同受顾命。最切实的证据见居正文集:


公昔以勤诚敏练,早受知于肃祖,常呼为“大写字”而不名。无何,即超拜司礼,管内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荫其弟、侄数辈。穆宗不豫,召辅臣至御榻前,受顾命。公宣遗诏,音旨悲怆。今上践祚,奉先帝遗命,以公掌司礼监事。


这一篇文章,作于万历二年,正在居正掌握政权,结好冯保的时候,假如冯保曾经矫诏同受顾命,记中何以不把他的地位提清;而且后段又称冯保掌司礼监,“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谘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更和同受顾命的身分,完全不合。所以根据居正的记载,可以证实冯保没有矫遗诏同受顾命,同时也可以证实冯保为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以后。《冯保传》又称:“穆宗得疾,保密嘱居正豫草遗诏,为拱所见,面责居正曰:‘我当国,奈何独与中人具遗诏?’居正面赤谢过。”显然也是一件莫须有的故事。穆宗突然中风以后,随即召大臣入宫,面授顾命。第二天随即逝世,其间更无犹豫的时期,可以给冯保密嘱居正豫草遗诏的机会。而且以居正那样地精细,决无密草遗诏,更容高拱看见的道理;同样地,以高拱那样地强干,也不会在揭破居正勾结冯保的秘密以后,随即把自己推翻冯保的计划,更和居正商榷。处处都露出矛盾。本来这一次政变,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以后居正当权,不免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冯保更加是众矢之的,于是以讹传讹,发明成为发见,传说成为事实。到了清初修史,没有整理史实的决心,所以在记载里,不但充满许多矛盾,而且描写高拱、居正,有时竟至忘去本来的面目。

从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甲子起到十六日庚午止,这七天之中,整个朝廷,沉没在滔天的波浪之中。在政治机构方面,是司礼监和内阁的对立,在人的方面,是冯保和高拱的对立。冯保的后盾,是皇后、皇贵妃,尤其是皇贵妃,神宗只有十岁,当然和母亲站在一面。高拱的后盾,是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高拱是政治界的老斗士了,他战胜了几位元老,当然看不上一个新进的掌印太监。他后面有的是舆论和群众;内阁的内部,他知道除了自己,只有高仪和张居正。高仪是自己引进的,入相仅仅两月,当然唯自己“马首是瞻”,至于居正,高拱认定这是十几年以来的同僚,而且和自己志同道合。“‘周、召夹辅’,居正不是曾经说过吗?”高拱想着。后方的布置,没有任何的缺隙,高拱正准备和冯保作一次生死的决战。

最使高拱痛恨的,便是中旨。中旨是皇上的手谕。在现代的立宪君主国,一切的诏令要经过内阁的副署。中国古代也是如此。有中书省等的时代,诏令要经过中书省等,明代改为内阁,诏令便要经过内阁。唐朝武后在位,政治算是混乱了,但是当时人还能提出“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的口号。明代在内阁以外,有通政司和六科,对于皇帝的诏令,都有随时复奏封驳之权,因此皇帝随时颁布手谕的自由,更受到重重的约束。不过法制是法制,事实是事实,在不上轨道的政治状况中,手谕仍旧不免出来,成为史册所记的“斜封墨敕”和“中旨”。这正是负责任的大臣所最痛恨的事。

神宗一经即位,中旨随即颁到内阁,其中的一件,便是引用穆宗遗诏,授冯保为司礼掌印太监。高拱痛恨极了,对传旨的太监说:

“中旨是谁的旨意?皇上的年龄小得很呢!一切都是你们做的,早迟要把你们赶走。”一番声色俱厉的言论,小内监都传达给冯保。这可使冯保怔住了。他到皇后、皇贵妃那里去撺掇。他指出穆宗逝世那一天,高拱在内阁里嚷着:“十岁的孩子,怎样做皇帝啊!”

“这是什么意思?”冯保把高拱的语句改造以后,又提出质问。皇后、皇贵妃都吟味着“这是什么意思?”她们感到悚惕,连十岁的皇帝,也突然变色。在这方面,冯保正在布置他的阵线。

高拱取的攻势,当然一刻也不懈怠。他认定自己和居正、高仪,是顾命大臣,他要报答穆宗皇帝,也要辅佐神宗皇帝;自己是首辅,更加责无旁贷。冯保的气焰一天大似一天,他是司礼掌印太监,现在又用中旨提督东厂。司礼掌印管的宫内,提督东厂便管到宫外来了。特务工作又落到他手里,冯保不是成为独裁吗?高拱容不得,他决定进攻了。第一道火线由六科给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一齐向前。他们的奏疏和排炮一样地发出了,共同的目标只是一个冯保。第二道火线是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雒遵。树德攻击冯保掌司礼监一事,他的奏疏说:


先帝甫崩,忽传冯保掌司礼监。果先帝意,何不传示数日前,乃在弥留后?果陛下意,则哀痛方深,万几未御,何暇念中官?


这是用的最合逻辑的论法。唯一的答案,当然是既非穆宗,又非神宗,而只是冯保矫诏。矫诏便有矫诏的处分,高拱正准备着。雒遵是高拱的门生,更是一员大将,他看到神宗坐朝的时候,冯保站在御座旁边,于是提出攻击。

“保一侍从之仆,乃敢立天子宝座。文武群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无礼至此。”

两道奏疏又一齐发出了,共同的目标也只是冯保。这时已经是六月十五日己巳,是神宗即位的第六日。奏疏接二连三地发出了,冯保是司礼掌印太监,掌理内外章奏,没有不知道。不关事,战争是战争,用不到秘密。一切的计划,是高拱发动的,给事中和御史们,也受高拱主使,这也用不到秘密。隆庆四年以来,高拱和言官们打成一片,久已是公开的事实,何况冯保提督东厂,侦缉的特权和机构,都在他手里,那还有什么秘密?高拱只准备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打倒一个横行跋扈的内监。他晓得奏疏上去了,皇上便会发交内阁拟旨,权柄在自己手里,不愁冯保有什么办法。他自己也曾上疏,请把司礼监掌理章奏的大权,交还内阁。他准备负全责,当然他可以要求揽全权。他认定在缜密的布置之下,这一来可把冯保打倒了。

他所顾虑的还是内阁的同僚。四月中高仪入阁的时候,他就称病,再三推阻。居正也曾给他去信:“辱教,知东山情切,高驾夷犹,殊失朝野之望。兹温綍再颁,敦劝愈笃,恐上命不可屡抗,物望不可终孤。”后来高仪果然来了,然而他也果然病了。在同受顾命的时候,高仪曾经豫闻,但是现在他确是病倒了,在这一方面,高拱看不到什么援助。还有张居正呢!在皇上即位以后,他奉诏到大峪岭视察葬地,这是准备穆宗皇帝的葬事,当然应由一位得力大臣去的。天又热,路上又辛苦,据说他回来以后又病倒了,这几天正在请病假,没有到内阁。高拱看到两位同僚都病倒了,一切的责任都在自己肩上。不要紧,他准备一个人担负着。

居正这几年以来,逐渐地感到岌岌不安的情况。内阁中的同僚都去了,这是为的什么?六年三月间,礼部尚书潘晟又去了,又是为的什么?潘晟去位以后,曾经来一封信,居正答复道:


辱别谕,一一领悉。白首相知,犹按剑也,况他人乎?然义命之学,窃尝闻之矣。自检平生,不敢有一事负国家,不敢有一念负于天下贤士大夫,至于去就,有命存焉,惟静以俟之而已。猥辱至爱,中心藏之。


那时他认为高拱的目标,只是自己,斗争没有把握,刘奋庸、曹大埜又去了,所以只得静以俟命。他的心绪正从烦闷转为恬淡。万想不到穆宗逝世以后,政治方面又跃起新兴的势力,演成内阁和司礼监的决斗。“什么内阁?”居正想到,“只是高拱一人!”他明白冯保和自己没有什么渊源,高拱的策略,冯保不是没有耳目,自己也犯不着去告密。他采取的方式,只是坐观成败。高拱胜了,居正自然还有他的“义命之学”;冯保胜了,居正明白收拾政局,便非自己不可,而且对于冯保,居正也自信还有对付的本领。穆宗逝世只有二十天,神宗即位只有五、六天,空气已经紧张的了不得,暴风雨就要发作了,等着吧。在这个情况之下,居正只说是受了暑,在内阁请假几天。

六月十六日庚午,天还未明,神宗召集大臣到会极门。高拱去了,满心以为这一次就是驱逐冯保的机会。居正还在假中,没有去。高拱向上一看,少年的皇帝旁边,正立着自己的敌人冯保。这一刹那的注视,高拱知道已经失败了。冯保传皇后、皇贵妃和皇帝的谕旨道:


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


高拱果然失败了。高拱的后盾是外廷,冯保的后盾是深宫;高拱只能主使言官,直攻冯保的罪恶,冯保便能撺掇后妃,怀疑高拱的忠诚。高拱这一次失败,深深地给居正一个教训,以后居正当国,在主持国政以外,对于奉承后宫和联络内监两件事,都化费不少的工夫。

明朝大臣解职回里的时候,有给驿的故事;所谓“给驿”,便是在驿站里支使车马人夫,由国家供给。这本来是特许,但是后来慢慢成为常例了。偏偏这次高拱卸任,限定立刻回籍,不许逗留,驿站的马车谈不到了,他只得自己雇车,有的说是乘牛车出北京,有的说是骡车,押行的兵役还在后面一路追逐,成为当时的新闻。六月十九日,居正入见以后,再为高拱请恩,幸而成功,高拱才免去道途间无谓的困顿。七月间居正有信给王崇古说:


主少国疑,艰难之会,正宜内积悃诚,调和宫壸,外事延接,收揽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倾。而元老一切皆易其道,又昵比谗佞,弃绝石交,语之忠告,不惟不纳,反致疑怒,竟至于此,岂非天哉!当其时,人情汹汹,祸且不测,仆犹冒死为之营诉,为之请驿,仅得解脱,然国体士气,所损多矣。嗟乎,自古谗人乱国,可胜痛哉!幸新皇聪颖异常,虽幼冲已具大有为之度,区区愚忠,幸蒙俯鉴。方今宫府一体,上下一心,内外事情,幸已大定,但边事虏情,日夕在念,腹心虽安,四肢安可忽哉?万望留神,以慰宵旰。辱教云云,诚高见渊识,石画鸿谟,非公爱我之深,曷得闻此?三复三叹,敬佩良箴。


所谓“冒死为之营诉”,必有所指。据王世贞《首辅传》,冯保在皇后面前,曾经提起高拱谋废太子,迎立周王的谣言;又说冯保还买通其他的内监,造成同样的空气,所以皇后震怒,事情不可收拾。这一件故事,《明史纪事本末》和《明史》都不载,但是证以六月十六日传谕“通不许皇帝主管”,和居正“人情汹汹,祸且不测”两句,后面的情形,决不简单。万历六年高拱死后,妻张氏请求恤典,神宗将奏疏发下内阁,派文书官田义口传圣旨:“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还来乞恩典,不准他。钦此!”居正再行上奏,神宗始准开复原职,给与祭葬,但是还说:“高拱负先帝委托,藐朕冲年,罪在不宥。”这时神宗已经十六岁,他对于高拱的痛恨,真是深切。假使不是冯保造出废立的谣言,不会给神宗这样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居正对于六月十六日的政变,事前定有所闻。高拱的作风,他是知道的。冯保虽然只是一个生疏的内监,但是内监们那一贯的阴贼险狠的手段,居正也不会不知道。他看定暴风雨要来了,所以他只是托病请假。等到风暴过去,十九日居正上朝的时候,高拱久已离开北京,内阁中的资望,更没有比居正深的,因此他便循序坐升,成为首辅,而且因为高仪随即于二十三日逝世的原故,居正成为唯一的顾命大臣,他在政治上的地位,更加巩固。这一次政变的结果,居正是最大的收获者。对于双方的策划,他不是不知道;对于冯保的诬蔑,他不会不明白;高拱固然没有拥立周王的阴谋,而且从宗支亲疏的关系方面讲,周王也没有入承大统的可能。从政体的立场讲,司礼监一部分的职权,应当交给内阁,“宫府一体”,原是居正的口号。从友谊的立场讲,居正更应当援助高拱,他们不是十几年的同僚吗?然而他们的友谊已经生疏了!这不能不责备高拱,但是也何尝能放过居正?他只是坐观成败,希望高拱的失败,以完成自己掌握政权的目标。他给王崇古说:“冒死为之营诉”,是一句遁辞,为什么要请假规避呢?不在会极门营诉而只凭事后的空言,要想博得外人的同情,希望不免太奢了!话又说回来,徐阶失败以后,居正曾经自咎以为“中人内构,不能剖心以明老师之诚节”。对于曾受大恩的老师,还谈不到剖心营诉;那么对于中经生疏的同僚,更从哪里说起!“政治家”不是圣贤,而只是“政治家”;谁愿意为着别人,牺牲自己的政权呢。

这一次的政变,高拱的政权推翻了,居正的政权树立起来,一切只是人事的变动,不是政策的变动。高拱是一个强干的“政治家”,自兼吏部尚书,上午到内阁,下午到吏部,没有一件积案,这是他办事的能力。居正不兼部,但是对于内阁和六部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曾洞察,他的精明,正抵上高拱的强干。高拱对于同僚,不免高亢,居正稍为谦抑;高拱对于政敌,照例是不能容忍,有仇必报,居正稍知容忍,甚至量材录用。不过这个分别,只是一个大概。最初掌握政权的时候,居正还有一些笼络人才的意味,以后便日渐高亢,到了万历六年以后,简直和高拱一样。在这方面,他们中的区别,只是年龄的区别,等到居正过了五十以后,他的行为,便和高拱没有分别。在应付宫廷和内监方面,居正比高拱高明多了,他知道敷衍和迁就,他知道走曲线,然而他永远认清政治目标,宫廷和内监对于实际的政治,没有过问的余地。高拱提高内阁政权的目标,在居正手里完成,但是居正没有遇到高拱所遇的挫折。不过这是高拱失败以后,居正所得的教训:假使高拱有第三次入阁的机会,以他那样的能力,不是办不到的。简单一句,高拱和居正,只是同一范畴的人物,因为环境的不同,不免有少许的差异。不明白实际政治的人,也许因为他们不能合作,发生诧异,其实整个的政权不能容许两个“政治家”共同掌握,正和整个的家庭不能容许两个主妇共同主持一样。

六月十六日过去了,十九日神宗召见居正。这时是辰刻,比平常的早朝,稍微迟一点。神宗吩咐居正跪到宝座面前,他说:

“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国家事重,只在内阁调理,不必给假。”

居正叩头,承认在阁调理,神宗又说:

“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

在神宗提起穆宗对于居正的言论,称为忠臣之后,居正感激涕零,不能仰视,俯伏奏称:

“臣叨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敢不竭材尽忠,以图报称。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当先者,伏望圣明留意。”

“先生说的是。”神宗说。

“今天气盛暑,望皇上在宫中,慎起居,节饮食,以保养圣躬,茂膺万福。”居正说。

“知道了。”神宗又说,“与先生酒饭吃。”

居正在召见以后,有《谢召见疏》,历称:“臣之区区,但当矢坚素履,罄竭猷为,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职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缔造之艰,念皇考顾遗之重,继今益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这一次的召见,是居正为首辅以后,第一次的召见。他发表大政方针,只说“遵守成宪”。这是居正和王安石不同的地方。宋神宗的时候,安石充满了一头脑的理想,他要改革,要创制;但是明神宗的时候,居正只是充满了一头脑的“成宪”,他只要循名,要核实。安石是理想的政治家,而居正是现实的政治家。居正所称的祖宗旧制,便是太祖的旧制,一年以前,他为会试主考的时候,曾经说过:


夫高皇帝之始为法也,律令三易而后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时名臣英佐,相与持筹而算之。其利害审矣!后虽有智巧,莫能逾之矣!且以高皇帝之圣哲,犹俯循庸众之所为,乃以今之庸众,而欲易圣哲之所建,岂不悖乎?车之不前也,马不力也,不策马而策车,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下流壅则上溢,上源窒则下枯:决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今之为法壅者,其病有四:愚请颂言而毋讳,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严,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奋,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干蛊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为毋扰耳。一令下,曰:“何烦苛也?”一事兴,曰:“何操切也?”相与务为无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啸画诺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难乎?此病在积习者一也。天下之势,上常重而下常轻,则运之为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势之所阻,常在于众强。下挟其众而威乎上,上恐见议而畏乎下,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此病在纪纲者二也。夫“多指乱视,多言乱听”,言贵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论者盈庭,一利未兴,而议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顾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术。此病在议论者三也。夫屡省考成也,所以兴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实,作于始,必考其终,则人无隐衷而事可的绩。今一制之立,若曰“著为令矣”,曾不崇朝,而遽闻停吧。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内矣”,而畿辅之内,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归,而赏罚莫必其后。此病在名实者四也。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决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虽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


以上所说的是制度方面。在人才方面,居正说过,“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这一点见出居正的精明。高拱掌握政权的时候,异己的人一概排斥,这是高拱的偏私,以后高拱得到揽权擅政的恶名,未始不由于此。居正从这方面,得到教训,决不重蹈覆辙,这是一。其次高拱是一个干练的吏部尚书,他所提拔的人,没有不是当时的人才。隆庆三年的冬天,内阁决定进攻广西古田“叛”僮的时候,高拱用殷正茂为广西巡抚。正茂有才,但是贪污是免不了的。高拱说:“给他一百万,正茂也许吞没一半,但是只有正茂会把事情办好。”后来正茂果然“平定”古田。隆庆五年辽东巡抚李秋去职,高拱主张任用张学颜。旁人不以为然,高拱说:“张学颜的才具,大家没有知道,遇到盘根,自然会认识利器。”正在说着,吏部侍郎魏学曾来了,高拱向他要辽东巡抚。学曾思索很久以后,答复道:“张学颜去得。”高拱得到这个印证,随即提出学颜,后来在辽东也有极好的成绩。高拱赏识的人才,不用,那才糊涂,这不是居正做的。居正曾经说过:


孤虽不肖,其于人之贤否,略窥一斑,内不敢任爱憎之私,外不轻信毁誉之说。自当事以来,鉴前人之失,首陈皇极之论,以开悟上心,消弭偏党。


最有兴趣的是张佳胤。佳胤是当时有名的才子,也是有名的能臣。但是他和高拱关系太深,又因为在应天巡抚任内,办事棘手,他很有些消极,居正接连去过两次信:


自公在郎署时,仆已知公,频年引荐,实出鄙意。不知者,乃谓仆因前宰之推用为介,误矣。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己?且仆于前宰素厚,顷者不恤百口,为之昭雪,区区用舍之间,又何足为嫌哉?“蔡人即吾人”,况前宰非蔡人,而公又吾人也?何嫌何疑之有?愿努力勋名,以副素望。

惟公俊才厚蓄,又富于春秋,不以此时取旗常,勒钟鼎,乃顾恋庭闱,忘“在公”之义,非所望也。兹属休明之会,方将招遗佚于薖轴,宁肯纵鸾鹤于云林?大疏已属部复,而雅志必不得遂。愿勉奉简书,以徇国事。


但是居正对于高拱的爪牙,决然不能容忍。他和汪道昆说:“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高拱去了,政治中枢当然重有一番布置。要求干练如高拱的吏部尚书,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有一个最负重望的大臣,这是管兵部尚书事的杨博。杨博自嘉靖三十四年以来,三任兵部尚书,嘉靖四十五年,调任吏部尚书,隆庆五年复以吏部尚书起用,在资望方面没有比杨博再高的了。因此提出杨博仍还吏部尚书。居正说过:


今上登极,首命公还秉铨衡,余受先帝遗托,方欲与公同心戮力,共佐休明。


居正又说到杨博历佐三朝,以及自己和杨博始终相与的关系:


桓桓世庙,经武纬文,公媚天子,耆定策勋。穆穆庄皇,垂衣拱手,公佐太平,声色不有。迨于今皇,两作继明,询兹黄发,还公宰衡。我求一德,惟公是与,不吊昊天,夺我心侣。有谋孰谘,有难孰夷,山颓木坏,怆矣其悲。


杨博调回吏部,遗下兵部尚书,照高拱定下的原则,应由总督继任。当时的口号是国防第一,北边第一。北边三位总督:前任蓟辽总督谭纶、现任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前任三边总督王之诰,都有重望。杨博和居正商定,起谭纶为兵部尚书。居正给崇古去信说:


昨本兵虚席,公论咸归公与西石,乃太宰谓渠复铨之始,嫌于首用其亲,且贡市方殷,犹借重望以镇之,计非久当别有简命也。


正在布置的当中,高仪死了。内阁只剩居正一人。问题又到了面前,应当补怎样一个人呢?在不知明朝政体的人,也许以为既是杨博的资望最好,当然应补杨博。但是事实不是如此的。明朝的中枢,是二元制:吏部尚书的地位,本来在内阁大学士以上,即使到了内阁权重以后,吏部尚书,终于不曾落到内阁以下。当时的故事,吏部尚书在路上遇到大学士,照例不避道,便是显然的证据。孝宗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王恕的声望,始终不受内阁的压制,更是实例。还有,由吏部尚书入阁的,不是没有,但是这是特旨。在推举的时候,通常是礼部尚书、吏部侍郎,或是翰林学士。因此,神宗吩咐居正推举阁员的时候,居正不能推举吏部尚书杨博,只能推举礼部尚书吕调阳。其实居正的经验多了,他知道内阁里除了自己,只需要一位忠厚老实、和衷共济的长者,并不需要一位雄才大略、气度恢宏的重臣。这是居正的私心,但是这是隆庆年间内阁混斗的经验。为国求贤,固然是对的,但是为内阁谋安定,也何尝不是为国家?居正对于调阳,在辛丑会试主考的时候,已经认识了,现在正准备和他长期合作。万历七年调阳死后,居正说过:


余与公同政府,知公深。公为人,外温而心辨,中毅而貌和,于事呐呐不轻为可否,于人恂恂不苟为异同;尝曰:“大臣协心体国,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羯羠其间?无论彼己懻忮,即贤者各是所见,政本之地,龂龂而争,如国体何?世儒嘐嘐,猥小曹参而卑丙吉,然则,虞廷云‘寅恭’者非邪?”自余柄政,与公共事者六年,内奉冲圣,勤缉熙,外赞密勿,定计划,莫逆于心,莫违于口,六年如一日也。


吕调阳入阁,递遗礼部尚书,居正便起用陆树声。树声嘉靖二十年会试第一,嘉靖中,屡掌南京翰林院、南京国子祭酒,后来召为吏部右侍郎,称病不拜。隆庆中,再起故官,仍不就。这是一位声望隆重的大臣,现在居然来了,居正用后辈进见先辈之礼待遇他。

七月间户部尚书张守直、刑部尚书马自强致仕。守直在封贡的一件事,意见和居正不一致,自强也有些不满意,他们去了,居正便补进王国光、王之诰。王国光原来以户部尚书,总督仓场,现在调回管部,后来在任内完成《万历会计录》,是一部有关国计的著作。王之诰是居正的亲家,但是之诰隆庆三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进南京兵部尚书,资望久已够了,而且卓然自守,并不附和居正,因此更得一般的推重。

诸人以外,工部尚书朱衡,左都御史葛守礼留任;朱衡在河工方面的成绩,和守礼的操守,都是当时物望所归。明朝的内阁,当然不是现代的内阁,对于阁中同僚和六部首长以及都察院的人选,首辅没有进退的大权,但是居正对于人选的布置,确曾费了一番苦心,而且也确曾达到自己的主张。后来他曾经自负地说:


书曰:“无侮老成人,皤皤良士,膂力既愆,我尚多有之。”宓子贱治单父,孔子使人觇之,见与老者二十余人议政,孔子喜曰:“吾知不齐能办单父矣。”今以幼主当阳,而朝多长者,岂非盛事乎?


大政方针既经发表,中枢人选也分别确定,居正准备负起国家的重任。从隆庆六年六月起,到神宗万历十年六月为止,这整整的十年当中,他逐渐完成他的政治理想。在他掌握政权的期间,除了当前的政治问题以外,他还得应付三个重要的人物:第一,皇贵妃——后来的慈圣皇太后;第二,冯保;第三,神宗。这三个都是他的主人,三个人各有自己的立场,因此在应付方面,不时地发生困难,幸亏居正有他的政治天才,总算安稳度过了,但是毕竟因为没有应付完全得当,在他身后,发生意外的波折。

皇贵妃是一个有办法的人。居正还记得穆宗病重,冯保宣读遗嘱的时候,皇妃在帷中的口谕:

“江山社稷要紧,先生每要尽忠为国。”

这是一个有决断的呼声。神宗即位以后,不久召居正至平台面谕:

“皇后是朕嫡母,皇贵妃是朕生母,尊号上先生可多加几字。”

问题立刻提出了,皇后当然尊为皇太后,但是皇贵妃也要称皇太后!这个还不要紧,以往还可以对一位皇太后加上尊号,以示分别,但是现在办不到了。居正疏称:


仰稽我祖宗旧典,惟天顺八年宪宗皇帝尊嫡母为慈懿皇太后,生母皇贵妃为皇太后,则与今日事体,正为相同,但于嫡母特加二宇,而于生母止称皇太后,则尊尊亲亲之别也。然今恩德之隆,既为无间,则尊崇之礼,岂宜有殊?且臣居正恭奉面谕,欲兼隆重其礼,各官仰体孝思,亦皆乐为将顺。今拟两宫尊号,于皇太后之上,各加二字,并示尊崇,庶于祖制无愆,而于圣心亦慰。


就这样决定了,皇后陈氏尊称仁圣皇太后,皇贵妃李氏尊称慈圣皇太后,一切透露居正迁就事实的心理。居正是一个干练的政治人才,但是他在政治方面所受的训练,还是世宗嘉靖年间的训练,对于皇室,永远是那样诚惶诚恐,有时竟不免有些阿谀附和。万历元年翰林院产生白燕,居正把它和内阁所开并蒂莲花一并进献。神宗随即下一道手谕:


白燕、莲花俱进献圣母,甚是喜悦,却独产翰林院中,先开于密勿之地,上天正假此以见先生为社稷祥瑞,花中君子。朕赖先生启沃,固不敢颠纵,何德之有!


《明史余懋学传》称居正进《白燕颂》《白莲颂》。《白莲颂》不可考,《白燕颂》大致即是《白燕曲》:


白燕飞,两两玉交辉,生商传帝命,送喜傍慈闱。有时红药阶前过,带得清香拂绣帏。


这是一篇贡谀慈圣太后的诗句。诗集中如《恭颂母德诗》:


猗钦我圣母,世德宜重光,

扶天致升平,毓圣纂灵昌,

履盛弥勤恪,秉礼日矜庄。

内庭政无哗,外家恩有常,

明达信如此,马邓岂足望?


如《皇上祝圣母诗》:


女中颂德称尧舜,膝下承欢有帝王。


文集中如《神母授图万年永赖颂》《圣母图赞》都是同样的作品。居正受的训练太久了,他自己无法摆脱这个形态,然而也正凭这种训练,博得慈圣太后的好感。

冯保是司礼掌印太监,在内廷他只是一个奴才,但是正因为掌握章奏的大权,他也成为居正的主人。冯保的大权,全靠慈圣太后,所以居正更不能不结好太后,借此减轻冯保的压迫。李太后要做功德,建涿州二桥,冯保主持,居正便有一篇《敕建涿州二桥碑文》,李太后建承恩寺、海会寺、东岳庙、慈寿寺、万寿寺,又是冯保主持,居正又是每一处来一篇碑文。他甚至说:


臣以是益信佛氏之教,有以阴翊皇度,而我圣母慈光所烛,无远弗被,其功德广大,虽尽恒河沙数,不足以喻其万分也。


居正不是不晓得这是胡诳,但是他只有胡诳。隆庆初年,江西龙虎山张真人的道号革去了;万历五年张国祥入京,透过冯保,走通李太后的路线,复封张真人,居正无可如何,只说:


张真人事,委为过举,初时发自慈闱,不穀未敢骤谏。


居正对李太后是将顺,对冯保是敷衍。正因为在太后方面,居正也得到信任,所以在居正当国的十年之中,内阁和司礼监没有任何的冲突。冯保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在北郊郊祭的时候,甚至传呼直入,北面拈香。在当时委实有些骇人听闻,但是居正不管,他只要冯保不干政,就满足了;他曾说:


主上虽在冲年,天挺睿哲,宫府之事,无大无小,咸虚己而属之于仆,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此公在北时所亲见也。仆虽不肖,而入养君德,出理庶务,咸独秉虚公以运之,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此亦公在北时所亲见也。


在大体上把握住了,居正在其他方面都可以迁就。冯保引用锦衣指挥同知徐爵入宫,代阅章奏,拟诏旨;居正吩咐仆人游七和徐爵结为兄弟,以资联络。徐爵、游七,后来都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冯保要在故乡深州建坊,居正甚至吩咐保定巡抚孙丕扬代建。冯保自建生圹,居正便有一篇《冯公寿藏记》,称为仁智忠远。在记中他又说:


语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今以公建立,视古巷伯之伦何让焉?诚由此永肩一心,始终弗替,虽与霄壤俱存可也,又奚俟于寿藏而后永乎?


这里在推许以外,便有一层期望。他期望冯保继续努力,永保令名。居正身后,他的儿子懋修收集居正遗著的时候说起:


懋修谨案先父之与冯司礼处也,亦宫府相关,不得不然,谢世之后,言者用为罪端。今观其于豫藏文,惓惓勉以令名,固非阿私贿结者。……可见先父当主少之时,于左右侍近,其调处之术,可谓深矣。不然,以先父之严毅,使左右不服其调处,亦将奈之何哉!苦心国事者,自当有推谅其衷者矣。


居正当国的时候,他要应付三个重要的人物,——李太后、冯保、神宗。从表面看,当然是十岁的神宗,最容易应付了,但是事实上这是最大的困难。居正身后发生种种的波折,完全因为这一方面的失败。

神宗这时只有十岁,无论高拱当时在内阁里怎样说的,“十岁太子”毕竟只是“十岁孩子”。但是神宗年龄虽小,已经开始明了政治;他知道他是主人,然而他也知道在他没有支配实际政治的时候,他还得受人支配,甚至对于他的支配者,还得博取应有的好感。在当国的十年之中,居正是首辅,是独裁者,是皇帝的师傅,实际上他是神宗的支配者;神宗当然时时感到博取居正好感的必要,但是同时他也知道他是居正的主人。他对于自己的地位,正感到一种不平,他甚至要希图报复;所以他对于居正的好感,因为自卑心理的缺陷,日后突变为对于居正的恶感。居正是一个精明不过的人,但是正因为神宗年纪太小,一切都被瞒过了。假如历史的重演可信,我们不妨说居正和明神宗的关系,很有一些与霍光和汉宣帝的关系类似,但是正因为重演不会是完全的重演,所以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同。

穆宗和他的父亲世宗全不一样,但是神宗和他的祖父便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这是所谓“隔代遗传”。世宗十六岁即位,享国四十五年,神宗十岁即位,享国四十八年;世宗是一个全权的统治者,神宗亲政以后,也是如此;世宗自嘉靖二十年以后,不亲朝政,神宗中年以后,也是怠于国政。在这些方面,神宗正和他的祖父一样,然而他也是李太后的儿子。他从母亲那里所得的是谨慎小心,是胆怯,是恭顺,但是在政权到手的时候,他便知道怎样运用。他一步不肯退让,甚至因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可以打破惯例,给对方以不必要的难堪。母亲不是曾领导自己,在清晨的雨道上,走到嫡母皇后那里去请安吗?但是现在母亲和嫡母还不是同样的皇太后?这小小的心灵,正在遗传的本能以外,又加上一些习得的经验。

李太后对于神宗,正是一个最能干、最负责任的母亲。穆宗逝世以后,皇上所住的乾清宫,照理只能由皇帝住了。仁圣太后本来是住在别宫的,现在退居慈庆宫;但是慈圣太后因为神宗年幼的关系,仍旧陪着儿子住在乾清宫,直到神宗大婚为止。平时她督责儿子读书,在书没有读熟的时候,便罚在地下长跪。皇帝跪在地下,还像什么皇帝,但是这是太后的懿旨,所以他还是跪下了。在讲官们讲书以后,神宗回到宫中,李太后又得下令复讲,当然还得复讲。三、六、九这几天,是早朝的日期,天亮还远得很呢,一听到五更“柝、柝”的声音,李太后自己来了,把十岁的孩子,从睡梦蒙眬中喊起,宫娥给洗过脸以后,便得赶紧坐上肩舆上朝。做皇帝真不是一份好差使,但是神宗也明白,“谁敢违背母亲的意旨呢”?

居正在神宗即位以后,随即请御日讲,他和吕调阳疏称:


臣等谬以菲陋,职叨辅弼,伏思培养君德,开导圣学,乃当今第一要务。臣居正又亲受先帝顾托,追惟凭几之言,亦惓惓以讲学亲贤为嘱,用敢冒昧上请。今一应大典礼,俱已次第修举,时值秋凉,简编可亲。


明代皇帝的教育,一种是经筵,一种是日讲。经筵是最隆重的,每月逢二的日期举行。照例盛暑和严寒的时候都停止经筵,用现代术语,就是放寒假、暑假。举行经筵的时候,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翰林学士等都要到齐,由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国子监祭酒进讲经史。一切的典礼很隆重,不过皇帝不御经筵,自动放假的事,不是没有。但是神宗的最初十年,谈不到自动放假。由万历元年规定以后,每年春讲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止;秋讲以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不必题请。简单说,就是上学期九讲,下学期九讲,都有固定的日期。

神宗的经筵,虽自万历元年二月起,但是隆庆六年八月间,日讲就开始了。日讲在文华殿举行,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只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开始日讲的功课,居正给神宗规定如次:


一、伏睹皇上在东宫讲读,《大学》至传之五章,《尚书》至《尧典》之终篇。今各于每日接续讲读,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讲官各随即进讲毕,各退。

一、讲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憩,司礼监将各衙门章奏,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皇上若有所谘问,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皇上睿明日开,国家政务,久之自然练熟。

一、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字官恭侍皇上,进字毕。若皇上不欲再进,暖阁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厢房伺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

一、近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

一、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心于书义有疑,乞即下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

一、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间断。

一、每日定以日出时,请皇上早膳毕,出御讲读;午膳毕,还宫。

一、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


这是神宗的课程表。后来《通鉴节要》讲完,续讲《贞观政要》。

神宗这时还不足十岁,但是居然担负这样繁重的课程。他对于张居正,真是十分亲近和尊崇。在这一年,居正曾经屡次说到神宗和自己的关系:


所幸主上年虽幼冲,聪睿异常,又纯心见任,既专且笃,即成王之于周公,恐亦未能如是也。但自愧菲劣,不足以堪之。目前景象,似觉穆清,自今而往,惟当益积悃诚,恒存兢业,恪循轨辙,按辔徐行耳。

幸主上虽在冲年,已具大有为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讲读,因而商榷政事,从容造膝,动息必咨,仆亦得以罄竭忠悃,知无不言,言无不信。

近来朝政愈觉清泰,宫闱之内,蔼然如春,肃然如冬。主上锐意学问,隆寒不辍,造膝谘访,史不殚书。


隆庆六年十二月,居正进《历代帝鉴图说》,自称:


谨自尧舜以来,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一事前,各绘为一图,后录传记本文,而为之直解,附于其后,分为二册,以辨淑慝。


这是一种绘图立说的故事书,对于不满十岁的皇帝,不能不认为富有教育意义的著作。神宗在文华殿看到居正捧着这两册故事书,快活得站起来,忙教左右把《图说》揭开,居正从旁指点讲解。一次讲到汉文帝劳军细柳的故事,居正说:“皇上应当留意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如今承平日久,武备日弛,不可不及早讲求。”神宗听到,只是一连地称“是”。居正把自己整饬武备、抵御外侮的主张,完全提出。

还有一次关于居正进讲的事实,在万历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这一年神宗十四岁。神宗早些时在习字的时候,进讲官写好太祖的《大宝箴》作为影格,居正看见便说:

“这一篇文章,和君德治道都很关切。皇上不仅是摹写,还要能背诵;不仅是背诵,还要能讲解。”

随后居正进《大宝箴注解》一篇。二十九日神宗在文华殿,召居正到御座面前,自己站起来,高高地举起《大宝箴》交给居正。居正站着,神宗把全文高声背诵一遍。背诵以后,居正再行讲解,关于《大宝箴》引用的故事,神宗全明白。最后讲到“纵心乎湛然之域”一句,“这不过说人应当虚心处事。”神宗说。

居正拱起两手称贺说:“正是虚心两字,可以解释这一条的意义。人心所以不虚的原故,全是因为私意的混杂。水是最清的,混了泥沙以后,水便不清;镜是最明的,蒙上灰尘以后,镜便不明。皇上只要涵养此心,除去私欲,和明镜、止水一样,自然好恶刑赏,无不公平,万事都办好了。”

居正对于神宗,正和一位尊严的小学教师一样,利用一切的机会,要把自己的学生,领上理想的境界。他看到小学生正在一步步地跟着自己迈进,心里感觉到无限的喜悦。然而他忘去学生只是一个人,是人便有人的无限的光精,同样也有人的必然的缺陷。何况神宗是世宗的孙子,穆宗和李太后的儿子,在他的血管里,正动荡着倨傲,颓废,和那委曲迁就,伺机图逞的血液!

神宗在讲官们的教导中,逐日成长了,但是小学教师的眼光里,只看到一个驯伏听话的学生。一次神宗朗诵论语的时候,失于检点地竟把“色勃如也”读作“色背如也”。在旁站着的居正厉声说:“应当读作‘勃’字。”这一下神宗真有些“勃如”,但是居正没有看到。

性质倔强的人,遇到压迫的时候,常会感到非常的烦闷,成人如此,小孩子也如此。有时小孩子受到父母和师长的压迫以后,便对弟妹发作一番;再不然,看到小狗、小猫,也得踢一脚,这是方向的移转,发作还是发作。神宗对于居正,真是恭敬到万分,慈圣太后要他这样,他能不恭敬吗?还有司礼监冯保呢!这是管理宫内一切事务的人,慈圣太后都听他的话,自己更得听话了,神宗称他“大伴”,连名字都不便提,正和只称居正为“先生”一样。小小的心灵,对于“大伴”已是非常悚敬,何况在文华殿的时候,连“大伴”也肃然地站在那里,自己能不用心听话吗?居正讲到国家大事,“大伴”又那样耳提面命地道:“‘先生’是先帝托孤的忠臣,‘先生’说的话,皇上要得仔细听啊!”于是居正面上,又蒙上一重特有的庄严,把神宗驯服得和小羊一样。

但是神宗时常感到异常的烦闷。十岁的时候,慈庆宫后房毁了,御史胡涍请放归后宫宫人,内称“唐高不君,则天为虐”。神宗大怒,要他明白回奏,经过居正再三解释,胡涍还得到斥逐为民,永不叙用的处分。十二岁的时候,内监张进醉酒放肆,言官交章弹劾,神宗勃然大怒,认为言臣干涉宫内琐事,完全是欺蔑皇上。十四岁的时候,看到奏疏中提到江洋大盗“缚王劫印”一句,神宗震怒非常,认为抚按处罚太轻。居正说:“盖主上恒以冲年,恶人之欺己,故以失事为可道,而以隐匿为深罪也。”居正看到神宗因为自己年幼,时常痛恨诸人之相欺,但是居正没有豫料到这和万历十年以后,神宗痛恨居正,是有同样的心理根据。

经过隆庆六年的政变,居正所得的是国家的重任,同时他还得应付慈圣太后、冯保和神宗,——这三位不能轻易应付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