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嘉靖三十七年,居正曾经看到父亲一面。十九年的日月了,居正从一个平凡的翰林院编修,成为当国的首辅,文明也从一个平凡的府学生,成为首辅的父亲。在北京的掌握政权,在江陵的掌握利权。谁能说文明的不是呢?辽王府到手了,重行翻造,纯忠堂、捧日楼都盖好了,沙洲来了,刘总兵送来的银子,也从瞿塘三峡下来了。快得很,李太白不曾说过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一位七十岁的府学生想起。其余的,还有许多许多数不清的事件。七十岁的人,应当休息一下,但是这一家的事,交给谁呢?不错,还有居易、居敬,但是文明究竟放心不下。居正也谈起要迎养到北京,可是老年人搁不下江陵的山水,搁不下自己的姬妾,搁不下一切的家事。

万历三年神宗忽然问起左右的人来:“张先生的父母还在吗?”“先生的父母已经七十几岁了,”大家说,“还是好好的。”

神宗高兴得很,吩咐准备赏赐,一面亲笔写信给居正:


闻先生父母俱存,年各古稀,康健荣享,朕心喜悦。特赐大红蟒衣一袭,银钱二十两;又玉花坠七件,彩衣纱六匹,乃奉圣母恩赐:咸宜钦承,著家僮往赍之。


大致是万历五年夏间,文明病了,有时连走路都困难,居正准备请假省亲,偏偏神宗大婚的问题来了,后来婚期决定在万历六年三月,居正看到暂时走不得,索性定在大婚以后再行回去。他在给王之诰的信上提起:“老父顷患甚剧,今虽暂愈,然闻动履尚属艰难,桑榆暮景,风烛可虞。颛拟主上大婚后,乃敢乞身。今定婚期于来岁三月,则陈情之举,当在夏初矣。遥望此期,以日为岁,奈何?”

文明这一年七十四岁,疾病缠绵,终于在九月十三日逝世了。那时从江陵到北京,交通困难,九月二十五日,居正才得到讣闻。内阁同僚吕调阳、张四维奏明神宗,神宗颁赐御笔给居正说:


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里!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神宗赐银五百两、纻丝十表里、新钞一万贯、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样碎香二十斤、蜡烛一百对、麻布五十匹。两宫皇太后也是照样赐唁。二十八日礼部奉圣旨,文明“著照例与祭葬,仍加祭五坛”,身后恤典,一切从厚。

但是重大的问题来了。明代内外官吏人等有丁忧的制度,在遇到承重祖父母、亲父母的丧事,自闻丧日起,不计闰,守制二十七月,期满起复。英宗正统七年令,“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十二年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丁忧”指亲丧二十七个月中,必须解职的事;期满而后,照旧做官,称为“起复”。在二十七个月中,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许解职,称为“夺情”。夺情之事,平常很少见,但是在军队中,尤其是在作战的时候,原谈不到“丁忧”,这一类的事,古人称为“墨绖从戎”,又称“金革之事不避”。在宗法社会里面,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师长;主持教化的师长,在教忠、教孝的社会里,自己先行履行对于亡父、亡母的义务,不能不算是一种合理的行为。

居正照例咨行吏部,题请放回原籍守制。吏部随即奉到圣旨:


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


居正九月二十五日得讣,这道不许守制的上谕,也在九月发下,一切都是四、五日间之事,没有回旋的余地。本来居正夺情的事情太严重了,居正身后,经过神宗十年到四十八年这个很长的阶段,一般人因为后来神宗对于居正的反感,无从追求正确的结论;等到神宗死后,讨论可以自由的时候,夺情的经过已经成为长远的过去,时日不清楚了,事实不清楚了,伪造的根据,曲解的现实,到处作祟。于是夺情的是非,遂成为一个谜。

据说第一个主张夺情的是户部侍郎李幼孜,冯保主张夺情,居正也有意夺情,因此造成夺情的局势。其实幼孜第一个提出这个呼声,只提出时代的要求,而造成这个时代要求的,却是居正本人。

自从隆庆六年六月,居正当国以来,这五年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国家安定了。政治上了轨道,经济有了把握,太仓粟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万;北边的俺答屈服了,土蛮虽然没有屈服,但是不断地溃败,解除了东北方的威胁;内阁里面,安静到没有一点波浪,更是嘉靖、隆庆以来没有的现象;这一切是谁的大功?居正去了,这个局面,交付那一个?徐阶七十五岁了,高拱更和冯保结下生死大仇,都谈不到回朝,在野的还有哪一个干练的大臣?吕调阳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他自己没有大的抱负;张四维也许还有些才气,但是资历太差,而且也没有人望,在朝的又交给谁?居正固然有三个主人,但是慈圣太后和冯保,都说不到自己掌握政权,明代根本没有太后临朝和宦官执政的前例;至于神宗,这时才十五岁,慈圣太后还把他当小孩看待呢,更说不到自己负责。一切的形势竟造成居正非留不可的局面。这一个局面是居正自己造成的,居正自己也看到。

其次大学士丁忧起复,不是没有故事的。成祖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十月起复。宣宗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忧,随即起复。四年八月杨溥丁忧,随即起复。景帝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忧,九月起复。宪宗成化二年三月李贤丁忧,五月起复。这都是故事。五人之中,唯有李贤是首辅,而李贤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的时代,成化二年,宪宗已经二十一岁,即使李贤丁忧,也还和现在非留不可的局面,有些不同。这一切,慈圣太后、神宗、冯保,连同居正也都看到。

不许守制的上谕下来了,居正再行上疏请求,自称“是臣以二十七月报臣父,以终身事皇上”,但是语气并不十分坚定,他甚至说:


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固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余年,受先皇顾托之重,荷圣主倚毗之专,无论平日所承,隆恩异数,超轶古今,即顷者闻忧之日,两宫圣母为臣悯恻,圣心感动,为臣凄惋,慰吊之使,络绎道途,赙赗之赉,充溢筐篚,又蒙皇上亲洒宸翰,特降玺书,中间慰藉之勤笃,勉喻之谆切,尚有溢于圣言之外者。臣伏而读之,一字一泪,虽旁观近听之人,亦无不伤心酸鼻者。夫自古人臣,以忠结主,商则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周则成王之于公旦,汉则昭烈之于诸葛亮,其隆礼渥眷,辞命诰谕之文,载在史册,至今可考,固未有谦抑下巽,亲信敬礼,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微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于常理之内乎?且人之大伦,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则固可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不幸而相值,难以并尽,则宜权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处君臣、父子,两伦相值,而不容并尽之时,正宜称量而审处之者也。况奉圣谕,谓“父制当守,君父尤重”,臣又岂敢不思以仰体,而酌其轻重乎?


无疑地,居正是在考虑应否守制的问题了。十月初二日奉圣旨:


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昔当十龄,皇考见背,丁宁以朕属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内乂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


奉旨以后,居正上《再乞守制疏》,十月初五日复奉圣旨:


览奏,词益哀恳,朕恻然不宁。但卿言终是常理,今朕冲年,国家事重,岂常时可同?连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从,今日此事,却望卿从朕,毋得再有所陈。


神宗甚至和吕调阳、张四维说起,即使居正再上百本,亦不能准。守制的请求,已经成为僵局,居正只得再从旁面提出,他说:


仰窥皇上之心,不过以数年以来,举天下之重,尽属于臣,见臣鞠躬尽瘁,颇称意指,将谓国家之事,有非臣不办者。此殆不然也!夫人之才识,不甚相远,顾上用之何如。臣之不肖,岂真有卓荦超世之才,奔轶绝尘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尽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辅臣以至于百执事,孰非臣所引荐者?观其器能,咸极一时之选。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诸臣,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将臣平日所称圣贤道理,祖宗法度,此两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则固可以端委庙堂而天下咸理。是臣虽去,犹未去也,何必专任一人,而使天下贤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且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岁,素婴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嘱臣早归。田野之人,不知朝廷法度,将谓臣父既没,理必奔丧,屈指终朝,倚闾而望,今若知臣求归未得,相见无期,郁郁怀思,因而致病,则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皇上方以孝养两宫,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


神宗的圣旨又下了,他说:


朕为天下留卿,岂不轸卿迫切至情,忍相违拒?但今日卿实不可离朕左右。著司礼监差随堂官一员,同卿子编修、嗣修,驰驿前去,营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来京侍养,用全孝思。卿宜仰体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辞。


这道圣旨,由内阁传下,神宗再命司礼监太监何进带去亲笔谕旨:


谕元辅:朕以幼冲、赖先生为师,朝夕纳诲,以匡不逮。今再三陈乞守制,于常理固尽,于先帝付托大义,岂不鲜终?况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万几,尚未谙理;若先生一旦远去,则数年启沃之功,尽弃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礼监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来京侍养,以慰先生孝思,务要勉遵前旨,入阁办事,岂独为朕,实所以为社稷,为苍生也。万望先生仰体圣母与朕惓惓恳留至意,毋劳又有所陈。


这时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都上疏,请留居正了。吏部尚书张瀚奉上谕慰留居正,连忙和左侍郎何维柏商议。

“丁忧守制,”维柏说,“是天经地义的事,迁就不得的。”张瀚的宗旨决定了,索性给他一个不理。吏部司官们和尚书说,请他复奏,张瀚只是一味地装糊涂。他说:

“大学士奔丧,应当加恩;这是礼部的事,和吏部有什么相干!”

皇帝夺情的诏书屡次下来了,官员们正在纷纷请留居正,张瀚只是捶着胸膛叹息,他认为从此以后,纲常扫地,对于奉命慰留居正的上谕,始终置之不理。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上疏弹劾张瀚、何维柏,其结果张瀚勒令致仕,维柏罚俸三月,一切都是十月初的事。

夺情的局势既成,居正没有回旋的余地,他只有承认了。他说:


凡朝士大夫,见者闻者,无不恫切叹颂,皆以大义责臣,谓殊恩不可以横干,君命不可以屡抗,既以身任国家之重,不宜复顾其私。臣连日枕块自思,且感且惧,欲再行陈乞,恐重获罪戾。且大婚期近,先帝之所付托,与国家之大典礼,莫此为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虽居田里,于心宁安?用是茹忍哀悰,不敢再申前请,谨当恪遵前旨,候七七满日,不随朝,赴阁办事,随侍讲读。


他提出五个条件,(一)所有应支俸薪,概行辞免;(二)所有祭祀吉礼,概不敢与;(三)入侍讲读,在阁办事,俱容青衣角带;(四)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五)仍容明年乞假葬父,便迎老母,一同来京。条件提出以后,奉圣旨:“卿为朕勉出,朕心始慰,这所奏,俱准。归葬一节,还候旨行。”

居正夺情之事,虽然是局势造成的,但是造成这个局势的,何尝不是居正?张瀚勒令致仕的时候,居正还没有承认在阁办事,但是他已经推荐王国光继任吏部尚书了。他和国光说:“铨衡重任,非公不足以当之。比时孤方乞归,然不敢以去国之故,而忘谋国之心,故敢以公进。然公之忠亮,实素简于帝心,故疏上即荷俞允,非俟孤言以为用舍也。”在苫块昏迷的当中,居正何尝有一日忘去政权?居正称道伊尹,也许他看上伊尹以天下自任的那一点,但是以天下自任,正是热中政权的一个解释。

从居正十九年没有看见文明一面的事实看来,父子之间的感情,委实已经生疏了。居正和文明中间,无论在志趣上,在事业上,都看不出一些共同的场所。十九年的日月,三千里的距离,在父子之间,造成最大的隔阂。居正当然知道丁忧只是二十七个月的请假,在这个时间以后,随时可以起复。但是起复只是一个理论。徐阶致仕了,陈以勤、李春芳致仕了,高拱、殷士儋也致仕了,除了高拱偶然一度重来以外,其余没有一个再看到北京的城阙。政权正和年光一样,是不轻易回转的。居正自从二十三岁举进士以后,经过三十一年的政治奋斗,才取得现在的政治地位,他怎能不留恋呢?

明朝的故事,首辅去位三日以后,次辅便把座位,从内阁的右边迁到左边,翰林院后辈和内阁僚属都穿红袍到内阁道贺。这一次他们穿红袍到内阁来了,大家向次辅吕调阳道贺。调阳是一个老实人,他虽然没有把座位移到左边,但是居然接受大众的道贺。一切增加居正的恚忿。他认识自己还没有去位,人情已经变了,将来当真去位,那还了得!夏言、严嵩对于当日的政权,都曾经支付血腥的代价;以后徐阶、高拱,也都经过最大的危险。现在会不会需要自己偿还这一笔血债!

留恋、畏惧,这两种强烈的情绪,占有居正的胸中。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他舍不得当时的国家。在自己当国的五年三个月中间,整个明朝,已经从困顿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富强的国家;自己去位以后,会不会重行回到困顿中去?这一切,只为了一个十九年不曾见面的父亲,代价未免太大了。居正觉得李幼孜的语句还在自己耳朵里响着:

“皇帝冲龄,天下不可一日无相公,相公怎样忍得回去守制呀!”

这样他才决定辞俸守制的办法。万历八年他在奏疏中说过:


臣又查得前代典礼与本朝律令,凡夺情起复者,皆居官食禄,与见任不殊。故先年大学士杨溥、李贤等,皆从服中升官考满,以事同见任故也。今臣乃辞俸守制,皇上原未夺臣之情,臣亦未尝于制中起复,比之诸臣,事体原自不同。


居正辞俸守制,但是神宗没有让他枵腹从公的道理,所以万历五年十月传旨:


元辅张先生,俸薪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满日止。


居正曾和顺天巡抚陈道基谈起当日的心境:


唁贶再临,又辱别谕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暂留在此,实守制以备顾问耳,与夺情起复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禄,下不通四方交遗,惟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理国家之务,终顾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谓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


“辞俸守制”是居正发见的名辞,但是一般人目光中,只看到他不奔丧,不守制,怙权贪位。居正曾经谈到“圣贤道理,祖宗法度”,这句话更引起他们的反感。《论语》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书,哪一个不曾读过?在宰我提出要把三年之丧更行缩短的时候,孔子生了大气,《论语》里还记着: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的逻辑,认定小孩在出身以后的三年中,全靠父母的爱护,因此在父母身死以后,应当守制三年,报答父母的恩爱。现在居正照旧入阁办事,还说什么守制,照旧赐酒赐饭,还说什么辞俸?一切只是名辞的簸弄,还谈什么圣贤道理?最可恨的是负着言论责任的御史、给事中,现在不但不曾弹劾,反而陈请慰留,甘心成为权门的鹰犬!一般人正痛恨着。

万历五年十月初五日,天上发见彗星,从西南方直射东北,苍白的色彩,像一道几丈长的白虹,从尾星、箕星,越过牵牛,一直扫射到织女星。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变异。不错,荀子曾经说过:“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但是荀子的话,一般人不一定读过,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非常的大变。彗星出见以后,神宗下诏修省。修省是一种反省的工作,皇帝要百官修省,百官当然也可以请皇上修省。第一个上疏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他说:


居正父子异地分睽,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讦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居正每自言圣贤义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丧,子曰:“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王子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一日愈于已。”圣贤之训何如也?在律,虽编氓小吏,匿丧有禁,唯武人得墨衰从事,非所以处辅弼也。即云起复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速起视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唯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


中行隆庆五年进士,是居正的门生,上疏以后,进谒老师,连同底稿也递上了。

“这一道奏疏,”居正愕然地问道,“已经奏上了吗?”“没有奏上以前,不敢和老师提起的。”中行说。

中行上疏的第二天,居正另外一个门生,隆庆五年进士,现任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疏:


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于一日,臣又窃怪居正之勋望积以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杨溥、李贤故事,听其暂还守制,刻期赴阙,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绝于十有九年者,得区区稍伸其痛于临穴凭棺之一痛也。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乃今哓哓为辅臣请留,背公议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事之日淆也。


用贤上疏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了。中行、用贤上疏请令居正奔丧归葬,事毕回朝;艾穆、思孝则请令居正回籍守制。他们说:


陛下之留居正也,动曰为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纲常,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也。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为之者,例也,而万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弃先王之制而从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颜就例矣,异时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祀,为元辅者欲避则害君臣之义,欲出则伤父子之亲,臣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居正又何以自处也。徐庶以母故辞于昭烈曰:“臣方寸乱矣。”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臣闻古圣帝明王劝人以孝矣,未闻从而夺之也;为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闻为所夺也。以礼义廉耻风天下犹恐不足,顾乃夺之,使天下为人子者皆忘三年之爱于其父,常纪坠矣。异时即欲以法度整齐之,何可得耶?陛下诚眷居正,当爱之以德,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则纲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灾变无不可弭矣。


北京御史、给事中请留居正的奏疏来了,南京御史、给事中请留的奏疏来了,南京尚书潘晟也上疏请留了,偏偏居正的门生和刑部两个属官上疏请令奔丧,甚至请令守制。这是为的什么?是反动的势力,还是另外有什么阴谋?居正正在痛恨和愤慨。外边的风声愈来愈紧张了。从严嵩时代起,凡是攻击辅臣的,常得廷杖的处分,高拱时代不是也准备廷杖言官吗?一切都在人们的记忆中。居正在七七以内,本来没有入阁办事,他在出处方面,原有周旋的余地,神宗要留居正,便不能不给居正满意。杖、杖、杖,唯有廷杖才是满足居正的办法。然而廷杖是怎样一种处分呢?受刑未毕,随即死在廷中的故事,大家也还记得。血腥又荡漾起来。

礼部尚书马自强晋谒居正,居正匍匐在孝帏里面。自强极力为中行等解释,他说这一群少年人,固然是年少气盛,冒昧无知,但是他们只是为的国家,并不是有意攻击首辅;他说皇上盛怒之下,唯有居正上疏,为他们营救,才可免去一场大祸。自强真有些黯然了。

“居丧之中,管不了外面的事,请马尚书原谅吧。”居正匍匐着回答。

翰林院的官员们一齐上疏救援了。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田一俊、李长春,修撰习孔教、沈懋学都具名,但是这一次上疏,只是石沉大海,一点影响也没有。眼看吴中行等四个都要受刑了。他们焦急的了不得。新科状元沈懋学想起居正的儿子嗣修,他写信给嗣修,请他和居正说情,一连去了三封信,但是嗣修不敢向居正说。懋学惶急了,他知道李幼孜和居正接近,幼孜不是提倡讲学的吗?和他谈一些纲常之道,一定可以生效,因此懋学又去信了。幼孜的答复只是这几句:“若所言,宋人腐语,赵氏所以不竞也。张公不奔丧,与揖让、征诛,并得圣贤中道,竖儒安足知之!”居正最初请求守制,现在简直是有意不奔丧,从被动成为主动,甚至认为圣贤中道。幼孜这一番言论,更引起一般人的不满。

廷杖的执行更加迫切了。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约齐十几位翰林院同僚,拜访居正。居正托辞不见,眼看又成僵局。锡爵急了,一直奔到孝帏前面,他又向居正疏解了。他为吴中行等辩护,他请居正申救。

“圣怒太严重了,说不得。”居正说。

“即是圣怒严重,”锡爵侃侃地说,“也是完全为的相公。”

居正伏着叩头道,“大众要我去,偏是皇上不许我走,我有什么办法?只要有一柄刀子,让我把自己杀了吧!”

锡爵骇然地退出了。就这样决定吴中行等受杖的命运。十月二十二日行刑。中行、用贤各杖六十,杖毕,拖出长安门,再用门板抬出北京。中行已经气绝,幸亏中书舍人秦柱率领医士把他救活,大腿上的腐肉割下几十块。用贤是一个胖子,总算受得起,但是大腿上割下来的腐肉有手掌大,后来他的妻索性把这块肉风干,留给子孙,作为传家的教训。在他们两人逐出北京的时候,日讲官右庶子许文穆送给中行一只玉杯,上面镌着几行字:


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蔺生气,追追琢琢永成器。


用贤所得的是一只犀角杯,上面也有几行字:


文羊一角,其理沈黝,不惜刻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艾穆、沈思孝所受的待遇更惨了。廷杖八十以后,手足加了镣梏,收监三日,再得到充军的处分,艾穆遣戍凉州,思孝遣戍神电卫。艾穆、平江人,在湖南、湖北没有分省以前,和居正算是同乡。居正痛切地说:“从前严分宜当国的时候,没有同乡对他攻击,如今我比不上严分宜了。”他回想到门生和同乡都向自己攻击,真有些感慨系之。

气量宽宏的大臣,遇到这个局面,用不到愤激,更谈不上廷杖,争是非本来是很平常的,为什么要流血呢?但是明朝的政局,本来不是一个心平气和的局面,居正也不是一位气量宽宏的大臣。他总以为这样便可以压抑当时的舆论,偏偏中行等四人血流满地,气息仅属的形态只激起了一个志士的愤慨。这是万历五年新科进士,观政刑部的邹元标,后来嘉宗天启年间一位有名的大臣。元标看到廷杖以后,随即上疏: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其设施乖张者:如州县入学,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损其数,是进贤未广也;诸道决囚,亦有定额,所司惧罚,数必取盈,是断刑太滥也;大臣持禄苟容,小臣畏罪缄默,有今日陈言而明日获谴者,是言路未通也,黄河泛滥为灾,民有驾蒿为巢,啜水为餐者,而有司不以闻,是民隐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材,又不可枚数矣。伏读敕谕:“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陛下言及此,宗社无疆之福也。虽然,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未可谓在廷无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艰,犹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馆舍,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臣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唯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


奏疏上去两天以后,元标廷杖八十,谪戍都匀卫。天启年间,元标为左都御史,一次在进侍经筵的时候,跌倒下去。燕宗连忙派内官去慰问,大学士朱国祚说道:“元标在先朝,因为直言受杖,至今步履犹艰。”四十余年的事了,这一次的廷杖,留下不灭的遗迹。元标后来也曾说过:“大臣和言官不同:言官只要风裁卓绝,大臣非大利害,即当护持国体,哪能和少年一样地轻动?”大致他对于万历五年的建言,感觉到一些懊悔。万历十年,居正身死,次年,革除官荫谥号,直至天启年间,才能追复官职,那一次却完全得力于元标的建议。

在这两次廷杖中间,福建巡抚庞尚鹏有书到居正,为诸人营救;南京操江御史张岳上疏请令居正奔丧。西南方的彗星,还是直射到东北,苍白色的光芒,造成万历五年十月间的恐怖。群臣都感觉不安,谣言好比没有根蒂的柳絮一样,正向四围激荡。有的甚至说居正豫备造反,情形离奇到不成样子。神宗的上谕又下了:


朕承天明命,为天下君,进退予夺,朕实主之,岂臣下所敢自擅。元辅张居正,受皇考顾命,辅朕幼冲,摅忠宣猷,弼成化理,以其身任天下之重,岂容一日去朕左右!兹朕体其至情,厚加恩恤,凡人子所以荣亲送终之典,备极隆异,元辅孝思,已无不尽,亦不在此一行。且纲常人纪,君臣为大,元辅既受皇考付托,义不得复顾其私,为朕倚任,义不得恝然自遂。朕为社稷至计,恳切勉留,群臣都当助朕留贤,才是同心为国。叵耐群奸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兹已薄示处分,用惩奸罔,凡尔大小臣工,宜各明于大义,恪共职业,共成和衷之治。如或党奸怀邪,欺君无上,必罪不宥。钦哉,故谕。


这一道镇压的上谕,果然奏效,不但谣诼宁静下来,连群臣进言,也因此稍息。谁愿意“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呢?居正随后疏称:


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夫圣贤之学,有遁世不见是而无闷者,人臣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区区訾议非毁之间乎?苟有以成臣之志,而行臣之忠,虽被恶名,不难受也。臣之所惧,独恐因是而益伤皇上之心,大亏国体之重,凿混沌未萌之窍,为将来无穷之害耳。今诸臣已被谴斥,臣不敢又救解于事后,为欺世盗名之事;前已奏称遵谕暂出,今亦不敢因人有言,又行请乞,以自背其初心:但连日触事惊心,忧深虑切,故敢陈其缕缕之愚。伏愿皇上恢宏天地之量,洞开日月之明,察兆心仰戴之诚,悯迂儒拘挛之见,卓然自信,尽挥群疑,今后凡有言者,谅其无知,勿与较计,宁使愚臣受辱,毋致有伤圣心。仍乞鉴臣初请,俟大礼既成,放臣归葬,则纷纷之议不俟禁谕而群喙自息矣。


居正疏中虽请神宗恢宏圣度,但是居正的度量,委实亟待恢宏。假如他认识吴中行等只是“迂儒拘挛之见”,那么为什么不能救解于事后?为什么认为上疏救解,只是欺世盗名之事?居正只是心地窄隘,谈不上容人之量。

在七七之中,居正虽然不入阁办事,但是对于国事,始终不曾放手,内阁的公文,一直送到孝帏批阅,十月过去,到十一月初,七七已满,圣谕于初六日吉期,入阁办事。这一天,文书官孙斌宣召居正到平台入见皇上。

“臣父不幸,仰荷圣恩,赐吊赐赙,”居正叩头以后,面奏道:“又遣官治葬,恤典殊常。臣于国家,未有尺寸之功,叨此隆恩,感洞心膂。”

“先生孝情已尽了,”神宗说,“朕为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只想父皇付托的意思,成全始终,才是大忠大孝。”

居正的眼泪落下了,他说:“伏奉皇上前后谕旨,委曲恳切,臣愚敢不仰体?又昔承先帝执手顾托,誓当以死图报,今日岂敢背违?但臣赋性愚直,凡事止知一心为国,不能曲徇人情,以致丛集怨仇,久妨贤路。今日若得早赐放归,不唯得尽父于微情,亦可保全晚节。”

“先生精忠为国的心,”神宗说,“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心知道。那群奸小人乘机排挤的,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他,先生不必介怀。”

殿上沉默了半晌,神宗又继续地说:“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阁办事。”

居正叩头谢恩。神宗加赏银五十两、彩缎四表里、酒饭一桌;同时再着文书官孙斌送居正到阁。张文明这一死,经过几度的波折,终于在十一月初六日,居正青衣角带,仍回内阁办事。

在夺情起复的中间,还有一件意外的故事。宁国府生员吴仕期听说首辅不奔丧,认为这是人心世道的大变。也许是一种好名的冲动,也许只是衷心的刺激,他决定上疏谏止。事情还没有做,太平府同知龙宗武知道了,立刻告给操江御史胡槚,胡槚再转告居正。恰在此时,南方流传海瑞《劾张居正疏》。海瑞自从隆庆四年罢官,久已回到琼山,只因在应天巡抚任内,声名太大,所以这篇惝恍离奇的奏疏,居然流传一时。居正、胡槚当然知道没有海瑞上疏的事,但是在揣摩伪疏作者的时候,大家都想到吴仕期。居正一面把胡槚的奏疏搁起。一面再和他说:


承示狂犯之狱,不胜骇异,诈传诏旨,律有明条,彼自罹于辟,谁得而贳之!但详其伪疏之意,不过以海君为世望人,故托之以阴鼓异类,窥窃虚名,而不知先陷于大辟之罪,所谓喷血以自污,求名而不得,可恶也,亦可哀也。近年以来,人心不正,邪说横行,包藏祸心,欲伤善害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败露耳。大疏一上,主上必且震怒,根求党与,其所芟除,将恐不止斯人,虽群小自作之孽,无所归咎,然于宇宙太和之气,得无少损乎?吾闻国君不仇匹夫,虮虱之流,杀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唯命,不敢与闻,今既已知之,则愿以解网之仁,乞之于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进,惟高明裁之。


仕期这时已入太平府狱中,胡槚正在等待上疏的结果。居正复书来了以后,胡槚看清居正不愿株连的意思,当然他再给信宗武。七天以后,仕期果然在太平狱中被笞身死。一件刑事重案就算用政治处分结束了。对于这一件事,胡槚、龙宗武都应当负责,就是居正也不免要负道义的责任,但是他最初只是不愿株连,却想不到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万历五年十一月到了,彗星的苍白色的光芒,还是向东北直射。就在这一月,再由神宗下诏考察京官。本来京官是照例六年考察一度的;不在京察之年,举行京察的,称为“闰察”。武宗时代,宦官刘瑾当权的时候,阉党吏部尚书张彩请不时考察京官,留下一个恶例,现在是居正运用这个恶例的时候了。居正本来不相信自然界的现象对于人事会有什么关系的。他自己不曾说过吗?“夫天道玄远,灾祥之应,皆未可知。孤尝学此于天官氏矣,考其占验,咸属茫昧。”所以他假借星变的名义,举行闰察,排除异己,不能不算是一种褊狭的行为。在这一次京察,主张维持纲常名教的调任南京礼部尚书何维柏罢职了,请令居正驰驿奔丧的南京操江御史张岳罢职了,疏救吴中行等的侍读赵志皋,调任南京国子司业张位也罢职了。居正死后,吏部尚书杨巍疏称“六年京察、祖制也,若执政有所驱除,非时一举,谓之闰察,群情不服,请永停闰察。”万历十三年,永停闰察,便是这一次的后果。

万历五年九月以后,居正在百感俱集的当中,决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河漕机构的合并;第二是各省田亩的清丈。

明代对于河、漕的事务,最初分属于两个机构,河道总督专管黄河,漕运总督专管漕运。其后漕运总督兼管淮安以下入海的河道,而淮安以上仍属河道总督。但是从淮安到茶城,借河为漕,河道总督的职权,只能管到这一段的黄河,对于河南以上的黄河,其实没有管到,当时也没有整理黄河上游的主张。因此河、漕两个机构,永在摩擦的当中。这是一向的事实。万历四、五年间,河道总督傅希挚更和漕运总督吴桂芳不断地争执。五年九月,调山东巡抚李世达为河道总督。调河道总督傅希挚为陕西巡抚。居正以为有了办法,但是随即发现这是制度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十月中,再把世达调开,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升桂芳为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提督军务。河、漕两个机构,到此正式合并。六年之初,居正有信给桂芳说:


治河之役,朝廷以付托于公者甚重。……承示,恐流言之摇惑,虑任事之致怨。古人临事而惧,公今肩巨任事,安得不为兢兢?若夫流议怨谤,则愿公勿虑焉。孤浅劣无他肠,唯一念任贤保善之心,则有植诸性而不可渝者。若诚贤者也,诚志于国家者也,必多方引荐,始终保全,虽因此冒险蒙谤,亦无闷焉。顾近一、二当事者,其始未尝不锐,至中路反为人所摇,自乖其说,或草率以塞责,或隳障于垂成。此岂庙堂不为主持而流谤之果足为害耶?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行无越思,如农人之有畔。”愿公审固熟虑,集思广益,计定而后发,发必期成。至于力排众议,居中握算,则孤之责也。使孤得请而归,后来之事,诚不可知;若犹未也,则公可无虑矣。


不幸就在六年正月桂芳病死,随后再命潘季驯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理河漕,至此河、漕方面得到一个正当的解决。

明代以前,国家岁入,以赋役为大宗,赋是田赋,役是丁役。要整顿国家的收入,便要从调查田地和户口入手。滕文公要行仁政,使毕战问孟子,请他指示井地的办法。孟子说:“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这几句话,固然透露他对于井田的理想,但是行仁政必自经界始,是一句颠扑不破的话。当时惟有把田地、丁口,调查清楚以后,人民的担负才能平均,不至于有一部分逃避责任,另一部分加重担负的流弊。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的调查;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田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到孝宗弘治四年重行调查的时候,中间经过九十八年的休养生息,贵州又经开辟,无论丁口和田地方面,都应当有巨额的增加,但是实得的只有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田六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这里的结论不是丁口、田地的减少而只是担负赋税的丁口、田地减少了。豪门的家奴,两京的匠役,都免除了役的义务,于是便有卖身投靠和冒充匠役的人民;再不然,便行贾四方,举家舟居,调查户口的也就无从着手。至于田地,也有拨归王府的,也有隐托豪宗的;再不然,在治安有问题的地方,当然更谈不上征收。担负赋税的丁口、田地减少,一切的责任又加到其余的人民身上,更加造成政治上的不平。万历五年十一月,居正疏请调查户口、田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一概从实丈量,限三载竣事。这一件事业的完成,在居正归葬以后,姑且不谈。万历九年,萧廪为陕西巡抚,尽管诏书严催调查隐田,萧廪吩咐部下只要和旧额相等,无须多报。史册流传,以为美谈。其实对于少数人的宽容,恰恰增加多数人的担负,这一点最简单的政治常识,当时人没有看到,反而认为居正的主张,过于苛刻,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怪事。

万历六年到了,大婚改在二月,筹备的程序,着着进行。正月间司礼监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奉圣母慈谕:“这大礼,还著元辅一行,以重其事。”又说:“忠孝难以两尽,先生一向青衣角带办事,固是尽孝;但如今吉期已近,先生还宜暂易吉服,在阁办事,以应吉典,出到私宅,任从其便。”大婚便得钦定问名纳采使两人:按当时的资望,正使当然是英国公张溶,副使便是居正。慈圣皇太后赐居正坐蟒、胸背蟒衣各一袭,吩咐自正月十九日起,吉服办事。不料户科给事中李涞上疏,认为居正有服,不宜参加吉礼,请求改命。神宗随即谕示居正:


昨李涞说,大婚礼不宜命先生供事。这厮却不知出自圣母面谕朕说,先生尽忠尽不的孝。重其事,才命上公元辅执事行礼。先生岂敢以臣下私情,违误朝廷大事。先朝夺情起复的,未闻不朝参居官食禄,今先生都辞了,乃这大礼亦不与,可乎?看来今小人包藏祸心的还有,每遇一事,即借言离间。朕今已鉴明了,本要重处他,因时下喜事将近,姑且记着,从容处他。先生只遵圣母慈谕要紧,明日起暂从吉服,勿得因此辄事陈辞。


这是正月十八日的事,经过一度疏辞以后,居正暂从吉服,照常办事。

穆宗逝世以后,慈圣皇太后一向住在乾清宫,对于神宗,尽监护的责任。现在大婚期近,皇太后退居慈宁宫,一面谕示神宗:


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尔一身为天地神人之主,所系非轻。尔务要万分涵养,节饮食,慎起居,依从老成人谏劝,不可溺爱衽席,任用匪人,以贻我忧。这个便可以祈天永命,虽虞舜大孝,不过如此。尔敬承之,勿违。


同时慈圣太后赐居正坐蟒、蟒衣各一袭、彩缎八表里、银二百两,又颁慈谕:


皇帝大婚礼在迩,我当还本宫,不得如前时常常守着照管,恐皇帝不似前向学勤政,有累盛德,为此深虑。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有师保之责,比别不同。今特申谕交与先生,务要朝夕纳诲,以辅其德,用终先帝付托重义,庶社稷苍生,永有赖焉。先生其敬承之,故谕。


慈圣太后把监护的责任,完全移交居正。居正对于神宗,是担当国事的大臣,同时也是朝夕照管的监护人。直到神宗大婚以后,居正的双重职责,依然存在。奉到慈谕以后,居正疏称:


兹奉诰谕,以慈驾还宫,虑看管之少疏,恐圣德之有累,委臣以师保之责,勉臣以匡弼之忠,宠锡骈蕃,开谕恳切。臣捧读未竟,涕泗横流。念臣昔承先帝顾托之重,既矢以为国忘家,捐躯徇主矣,其在今日,敢不益掳忠荩,图报国恩。但内禁外廷,地势自隔;臣谟母训,听纳悬殊:尚冀我圣母念祖宗基业之重,天位保守之难,凡所以拥护圣躬,开导圣学者,尤望时加训迪,勿替夙恩;臣知皇上纯孝性成,必能仰承慈意,服膺罔懈也。至于进尽忠言,弼成圣政,则臣分义所宜自尽者,虽微慈谕,犹当思勉,况奉教督谆谆,敢不罄竭愚衷,对扬休命,臣诚不胜感激祈望之至。


大婚典礼正在进行的时候,辽东巡抚张学颜的捷报到了。土蛮约同泰宁卫速把亥进犯辽东开原,大营扎在劈山,辽东总兵李成梁得到消息,随即出寨二百里,进捣劈山,斩敌四百三十,这便是所谓“劈山大捷”。捷报到了,神宗奏知慈圣皇太后,太后对神宗说:

“赖天地祖宗默祐,此时正尔行嘉礼之际,有此大捷,乃国家之庆,我心甚喜。元辅运筹庙谟,二辅同心协赞,才得建此奇功。我勉留张先生,这是明效。”

“圣母慈谕的是。”神宗恭敬地答复。

在大捷声中,神宗婚礼举行了,所娶的王皇后,后来谥为孝端皇后。大捷和大婚,对于辅臣,都有照例的赏赐,经过谦辞以后,居正两次各受银一百两,彩缎六表里,对于升荫,仍坚辞未受。

现在是居正力援前疏,请求给假归家葬父的时候了,但是神宗还是不允,上谕说:


卿受遗先帝,辅朕冲年,殚忠宣劳,勋猷茂著。兹朕嘉礼初成,复奉圣母慈谕惓惓,以朕属卿,养德保躬,倚毗方切,岂可朝夕离朕左右?况前已遣司礼官营葬,今又何必亲行?宜遵先后谕旨,勉留匡弼,用安朕与圣母之心,乃为大忠至孝,所请不允。


居正再行上疏,辞旨非常迫切,他说:


夫尽忠所以尽孝,而死者不可复生,臣岂不知今日之归,无益臣父之死;且重荷殊恩,特遣重臣,为之造葬,送终之礼,已为极至,臣今虽去,亦复何加,但区区乌鸟私情,惟欲一见父棺,送之归土,以了此一念耳。若此念不遂,虽强留于此,而心怀蕴结,形神愈病,必不能专志一虑,以图国家之事;公义私情,岂不两失之乎?比得家信,言臣父葬期,择于四月十六日,如蒙圣慈垂怜,早赐俞允,给臣数月之假,俟尊上两宫圣母徽号礼成,即星驰回籍,一视窀穸,因而省问臣母,以慰衰颜。傥荷圣母与皇上洪庇,臣母幸而康健无病,臣即扶侍同来。臣私念既遂,志意获纾,自此以后,当一心一虑,服勤终身,死无所憾。是今虽暂旷于数月,而后乃毕力于终身,皇上亦何惜此数月之假,而不以作臣终身之忠乎?此臣之所以叩心泣血,呼天乞怜,而不能自已者也。若谓臣畏流俗之非议,忘顾托之重任,孤负国恩,欲求解脱,则九庙神灵,鉴臣之罪,必加诛殛,人亦将不食其余矣。


这次神宗准奏了,但是因为不能远离居正,所以限期回京,上谕说:


朕勉留卿,原为社稷大计,倚毗深至。览卿此奏,情词益迫,朕不忍固违,暂准回籍襄事。还写敕差文、武官各一员护送,葬毕,就著前差太监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来,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着驰驿。该省抚、按官仍将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报。


三月初,仁圣皇太后加尊号仁圣贞懿皇太后,慈圣皇太后加尊号慈圣宣文皇太后。事情都停当了。居正想起回去以后,阁中只剩吕调阳、张四维两人,诚恐闻见有限,办事不易,随即疏请简用阁臣。奉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来看。”据说居正自念高拱和自己不和,殷士儋在宫内有奥援,都不敢推,最后决定推荐徐阶。居正已经发信给徐阶了,后来想起徐阶还朝以后,官阶和科第都在自己之上,自己葬毕回京,只有把首辅奉让;所以还把这个计划打销。揣测之词,不甚可信。居正想起在万历三年八月请求增补阁员的时候,除张四维以外,曾经陪推马自强、申时行二人,因此再行上疏,内称:“今臣等公同评品,堪任是职,似亦无逾于二臣者,敢仍以二臣推上,伏乞圣明,再加审酌。”神宗随即批准,马自强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申时行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俱着随元辅等在内阁办事。”万历六年的内阁,人才充实了,但是其实还只是居正一人。

自强,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万历三年为吏部左侍郎,九月升礼部尚书,是一个老成干练的人物。平时自强的主张,和居正不一致,所以这次入阁,自强觉得有些出于意外,因此对于居正,十分感激。时行,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第一,万历三年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后来升吏部右侍郎。这一位苏州状元,在万历十一年至十九年间,曾任八年有余的首辅,此时只是后生新进,经过居正两次推荐,所以对于居正,更是非常亲近。万历六年的内阁,一切只是居正的局面。六年七月,调阳病重回籍,十月自强病卒,于是内阁只剩居正、四维、时行三人,一直维持到万历十年。

居正回籍的日期决定在三月十三日。神宗赐路费银五百两、纻丝六表里,仁圣太后赐银三百两、纻丝六表里,慈圣太后赐银五百两、纻丝六表里。之外,神宗又给“帝赍忠良”银印一颗,另赐手谕:


朕大礼甫成,倚毗先生方切,岂可一日相离?但先生情词迫切,不得已,准暂给假襄事,以尽先生孝情。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五月中旬,就要先生同母到京,万勿迟延,致朕悬望。又先生此行,虽非久别,然国事尚宜留心,今赐先生“帝赍忠良”银记一颗,若闻朝政有阙,可即实封奏闻。


司礼监太监王臻到居正宅中,口传圣旨,着居正于三月十一日到文华殿面辞。这一天居正到文华殿,神宗在西室里坐着。居正面奏道:

“臣仰荷天恩,准假归葬,又特降手谕,赐路费银两、表里及银记一颗。臣仰戴恩眷非常,捐躯难报。”

“先生近前来些。”神宗吩咐道。

居正向前挪近几步。

“圣母与朕意,原不肯放先生回,”神宗说,“只因先生情辞恳切,恐致伤怀,特此允行。先生到家事毕,即望速来。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

居正叩头称谢,又说:“臣之此行,万非得已。然臣身虽暂违,犬马之心实无时无刻不在皇上左右。伏望皇上保爱圣躬。今大婚之后,起居食息,尤宜谨慎。这一件,是第一紧要事,臣为此日夜放心不下,伏望圣明,万分撙节保爱。又数年以来,事无大小,皇上悉以委之于臣,不复劳心;今后皇上却须自家留心,莫说臣数月之别,未必便有差误。古语说‘一日、二日万几,’一事不谨,或贻四海之忧。自今各衙门章奏,望皇上一一省览,亲自裁决。有关系者,召内阁诸臣,与之商榷停当而行。”

“先生忠爱,朕知道了。”神宗说。

“臣屡荷圣母恩慈,以服色不便,不敢到宫门前叩谢,伏望皇上为臣转奏。”居正说。

“知道了,”神宗说,一边又叮咛道,“长途保重,到家勿过哀。”

居正感动的了不得,伏地呜咽,话也说不得了。

“先生少要悲痛。”神宗安慰他,但是神宗也呜咽了。

居正叩头,退出西室,在他退出的时候,听得神宗和左右说:“我有好些话,要与先生说,见他悲伤,我亦哽咽说不得了。”

一直到十六岁,神宗还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看到这个当国多年的老臣,长长的一绺长须,现在精神困惫,形容摧朽,眼看又要回去,固然二三月以内,居正还要回朝,但是神宗心里,毕竟有一点恋恋不舍。居正辞出以后,神宗再着文书官孙斌等赐居正食品八盒。慈圣太后也派慈宁宫牌子太监李旺赐居正银八宝豆叶六十两,途中赏人。李旺口传皇太后圣谕道:“先生行了以后,皇上无所依托。先生既舍不得皇帝,到家事毕,早早就来,不要待人催取。”

三月十三日居正出京,神宗特着司礼监太监张鲸,到郊外饯送,又赐甜食二盒、干点心二盒。文武百官一概出郊远送。

据王世贞的记载,居正这一次回去,真有些威风。轿子是特制的。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寝室,两廊一边一个书僮焚香挥扇。三十二名轿夫抬着一架大轿,赫赫煊煊地从北京南下,一路还有蓟镇总兵戚继光派来的铳手、箭手随同保护,沿路巡抚和巡按御史出疆迎送,府、州、县官跪着迎接,开路办差,更加忙得不亦乐乎。三月十九日过邯郸,随后入河南界,开封城内的周王已经派人迎到界上,礼物奠品,一齐送上,居正收了奠品,其余一概璧谢。渡过黄河,路经新郑,高拱住在这里,这是二十年来的旧交,六年以来的政敌。高拱有病,带病出来迎接。他病得太厉害了,说话都不十分清楚,这两个敌对的政治家,只有对面痛哭。居正记得上年嗣修匆匆南归的时候,曾派他到高拱那里问候,彼时已经听说有病,真想不到竟是这样地狼狈。

三十二名轿夫的膂力,就在四月初四日,把这一位首辅送到江陵了。到家以后,他有一封信给高拱:


相违六载,只于梦中相见,比得良晤,已复又若梦中也。别后归奔,于初四日抵舍。重辱遣奠,深荷至情,存殁衔感,言不能喻。使旋,草草附谢,苦悰痛切,不悉欲言。还朝再图一披对也。


四月十六日,张文明下葬,地址在太辉山。会葬的官员有司礼监太监魏朝、工部主事徐应聘,这两位是钦遣经营葬事的;有礼部主事曹诰,这是谕祭的;还有护送居正回籍的尚宝司少卿郑钦、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地方官有先任湖广巡抚、升刑部右侍郎陈瑞,抚治郧襄都御史徐学谟及司、道等官。一切都很煊赫,也许这一位不第秀才、荆州府学生可以瞑目吧。

四月眼看过去了,神宗限定五月回朝,居正想起七十三岁的老母,经不起暑天的跋涉,只得请求宽限,准备八、九月间,天气凉爽,扶侍老母,一同赴京。这一来可把神宗急坏了,神宗一面吩咐内阁拟旨,着太监魏朝留待秋凉,伴送张母入京,仍着居正务须于五月下旬,回阁办事,一面另下手谕:


谕元辅张先生:自先生辞行之后,朕心日夜悬念,朝廷大政,俱暂停以待。今葬事既定,即宜遵旨早来,如何又欲宽限?兹特遣锦衣卫堂上官,赍敕催取。敕到,即促装就道,以慰惓惓。先生老母畏热难行,还著太监魏朝将先生父坟未尽事宜,再行经理,便候秋凉,护送先生老母同来。先生宜思皇考付托之重,圣母与朕眷倚之切,早来辅佐,以成太平之治,万勿耽延,有孤悬望。先生其钦承之。


居正还南,整个的政府机构停止下来,神宗吩咐拣重要的公事,送到江陵,其余都待居正入京处理。次辅吕调阳感觉到有些难堪,从前有过伴食中书,自己不成为伴食大学士吗?因此他索性请了病假,难得到内阁办事。例行公事由张四维处办,稍关紧要的公事,都送到江陵,听候居正决定。嘚、嘚、嘚!从北京到江陵的大路上,正有无数的公文,在马背上送来送去。

三月间,辽东又报大捷了,这是所谓“长定堡之捷”,捷报一到北京,神宗高兴极了,立即告谢郊庙,感谢天地和祖宗的保祐,同时吩咐内阁大行赏赍。神宗和内阁提起慈圣太后的话:“赖天地祖宗默祐,乃国家之庆,元辅平日加意运筹,卿等同心协赞之所致也。”四月十一日,神宗派兵部差官把上谕送到江陵,他还说起:“著兵部马上差人,星夜前去与张先生看,将一应叙录,比前再加优厚。”同时吕调阳等四位大学士的信也来了,内阁的题稿,辽东的捷报,都送给居正看。这一次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捷,怪不得神宗高兴。事情是这样的。鞑靼的武士们,大致是七、八百人吧,带了牛羊向辽东边界像风暴一样地冲过来。他们口口声声说是投降。谁相信!鞑靼的诡计多得很,这一定是诈降。辽东副总兵陶成喾看定以后,一马当先,率领部下的将士,也是狂风一样地杀过去。这一次的鞑靼真无用,像割草,像切菜,杀、杀、杀!一共杀去四百七十几个鞑靼,陶副总兵的刀柄溅满了血腥,手腕也有些酸痛,看看只剩少数的敌人,哭丧着脸,狼狈地抱头鼠窜,这才点验人头,三百,四百,斜斜的鞑靼眼,半睁半闭地在血泊里瞧着长定堡的青天。最奇怪的是自己的部下一些损伤也没有!自古以来,有过这样的胜仗吗?这才把陶副总兵乐得忘去了杀人的疲倦。经过几次申报以后,现在这些公文完全在江陵张府的案上。

居正沉吟了,皇上已经告谢天地祖宗,还有什么说的!他上疏说:“窃照辽东一镇,岁苦虏患,迩赖圣明加意鼓舞,屡奏肤功。乃今以裨将偏师,出边遏剿,斩馘至四百七十余级,而我军并无损失,功为尤奇。况当嘉礼美成之会,两月之间,捷报踵至,而今次所获,比前更多,此诚昊穹纯祐,宗社垂庥,我皇上圣武之所致也。”皇上要他从优叙录,他只有从优拟议。陶成喾升官,辽东总兵李成梁升荫世袭指挥佥事。蓟辽总督梁梦龙,辽东巡抚周咏升级,兵部尚书方逢时,和左、右侍郎也加俸加级,连带内阁大学士吕调阳、张四维特加武荫,马自强、申时行特加文荫,其余照例升赏的大小官员,尚不在内。四百七十几位鞑靼武士啊,你们不是枉死的了,你们那半开半闭的眼睛,会从血泊里看到别人得了这么多的赏赐!

但是这一次的胜仗,未免胜得太容易,太离奇了,居正总有些不放心。他一面函嘱蓟辽督、抚查究,一面函询兵部尚书方逢时。他给逢时说起:


辽左之功,信为奇特,伏奉圣谕俯询,谨具奏如别揭。但细观塘报,前项虏人有得罪土蛮,欲过河东住牧等语,虽其言未可尽信:然据报彼既拥七、八百骑,诈谋入犯,必有准备;我偏师一出,即望风奔溃,骈首就戮,曾未见有抗螳臂以当车辙者,其所获牛、羊等项,殆类住牧家当,与入犯形势不同。此中情势,大有可疑。或实投奔之虏,边将疑其有诈,不加详审,遂从而歼之耳。今奉圣谕特奖,势固难已,但功罪赏罚,劝惩所系,万一所获非入犯之人,而冒得功赏,将开边将要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其所关系,非细故也。


居正在奏疏里留着一句:“虽其中有投降一节,臣未见该镇核勘详悉。”这是一个活着。明朝是监察权高于一切的时代,辽东有巡按御史,未经核勘以前,其实算不得定局。辽东巡按安御史一经查实,随即函告居正,这才明白真相。鞑靼七、八百名武士是真的,他们因为得罪土蛮,所以携带牛、羊,拼命东奔,准备向朝廷投降,却想不到遇着一位杀人不眨眼的陶副总兵,给他们一个死不瞑目。但是怎么办呢?天地祖宗都谢过了,恩赏一直荫到大学士的子、孙,难道都要推翻。居正还准备息事宁人,但是口口声声,抱怨吕调阳等的糊涂。他和蓟辽督抚说起:


向者南归,奉圣谕辽东大捷,命孤拟议恩赏,比时心窃疑之,曾以请教,随具一密疏入告,及孤入朝,则业已处分矣。近得安道长一书,据其所访,则与小疏一一符合,何当事诸公之不审处,一至于此也!今大赉已行,固难追论,但赏罚劝惩所系,乖谬如此,殊为可恨。谨录疏稿及安君书奉览,幸惟秘存。


这是万历六年居正还朝以后的事。不久,给事中光懋上奏,指实陶成喾杀降要功,请求治罪,并请将大学士,兵部尚书、侍郎及蓟辽总督、辽东巡抚、总兵恩赏一并剥夺。这真是一个有力的奏疏,事情已经揭开,当然只有彻查。居正立即函致巡按御史,切实说起:


去岁,承示长定事,鄙意以其事已成,可置勿论矣,不意该科又有此疏,已奉旨并勘。今惟当据实分别真伪,以俟宸断,量其虚实大小,以为予夺厚薄。明主悬衡鉴以裁照,决不致有枉抑也。辱示事情,一一领悉。去岁之事,不榖到京,闻人言啧啧,不独执事言之,今虽欲曲隐,而人之耳目,可尽涂乎?近日彼中督、抚书来,又言执事云,见不榖奏对稿中,有投降等语,不敢具核册,须使人密探而后行者。此必执事畏诸人之怨恨而托之不榖以自解也。然执事有纠察之责,为朝廷明功罪,慎赏罚,何嫌何畏,惟当核实,作速勘明,则公谕自昭,人心自定矣。


经过居正的支持以后,安御史的奏疏来了,一切和光懋的话一样。兵部尚书和蓟辽督、抚还在设法隐饰,但是事情已经隐饰不来了。最后的结果,内阁、兵部、督、抚、总兵的恩赏一齐革除。居正在万历七年曾经说起:“赏、罚明当,乃足劝惩,未有无功幸赏,而可以鼓舞人心者!”又说:“近日辽左虚冒功级,虽督、抚、大将,已降之恩皆追夺。”经过这一番整饬,鞑靼武士们可以瞑目了。

居正这一次的作风,真有些操切,莫说已降之恩一概革夺,似乎不近人情,最初报捷的梁梦龙,题请的方逢时,拟旨的吕调阳等,不感觉难堪吗?这里有的是内阁多年的同僚,心腹相共的朋友,和一手提拔的门生,然而居正顾不得,在为朝廷整饬纲纪的前提下面,居正不顾私人的关系。国家赏罚倒置,还成什么国家,居正在这方面,当然有他的决心。

话又说回来了,在文明葬事既毕以后,居正又匆促地准备入京。从前人说:“身在江湖,心在魏阙”,正是居正这时的心境。御史周友山给他的信上,说他“恋”。居正坦然地答复道:


孤之此行,本属初意,今荷圣慈特允,获遂夙行,所谓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兹奉翰示,“恋之一字,纯臣所不辞。今世人臣,名位一极,便各自好自保,以固享用。”至哉斯言,学者于此,能确然自信,服行勿失,便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非谫见该闻所可窥也。


“恋”是不肯放弃。在古代的政治术语上,不肯放弃成为一种罪恶,所以骂人久于禄位,说他“恋位”,“恋栈”。在“恋”字的意义,经过这样地转变以后,政治界最高超的人生观,便是那优游不迫、漠不关心的态度。做小官的说是“一官如寄”,做大官的便想“明哲保身”。至于国家的事,倘使有人在那里切实负责,那么,骂他一声“恋位”,背后也可以指手划脚,诅咒“俗吏”;倘使没有人负责,那么,也好,天下事自有天下人负责,风雅的官长们不妨分韵赋诗,何必管这么多的俗务?居正对于“恋”字,直认不讳,正在那里提倡当时政治界的一种新人生观。

在辞别老母和吩咐司礼太监魏朝护送太夫人秋季入京以后,居正又从江陵出发了。从此以后,他再没有看到江陵。三十二人的大轿,在五月二十一日,仍向北京开拔。但是夏天的道路,经过淫雨以后,更不易走,眼看五月的入京的限期无法遵守,居正只得再请宽限道:“臣已于本月二十一日,更服墨缞,星驰就道。伏念臣违远阙庭,已逾两月,今恨不能一蹴即至,仰觐天颜。但臣原籍去京师,几三千里,加以道途霖潦,每至迍邅,哀毁余生,难胜劳顿,今计五月中旬之限,已属稽违,私心惶惶,不遑宁处。除候到京之日,伏藁待谴外,谨先奏知,以仰慰圣母、皇上悬念。尤冀圣慈曲垂矜悯,特宽斧钺,稍假便宜,俾孱弱之躯,获免困仆,裂肝碎首,杀不敢辞。臣无任惶悚陨越之至。”这一奏疏上去,神宗下谕:


览奏,知卿已在途,朕心慰悦。炎天远道,宜慎加调摄,用副眷怀,便从容些行不妨。


居正还京的行程,因此从容下来。路过襄阳,襄王出城迎接;以后再过南阳,唐王也同样迎接。明朝的故事,臣民遇见藩王,都行君臣之礼,但是现在不同了,只行宾主之礼。从南阳向北,不久便到新郑。居正再去访问高拱,这一次高拱更颓唐了。居正到京以后,还去过一次信:


比过仙里,两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积怀未能尽吐耳。承教二事,谨俱祗领。翁第专精神,厚自持,身外之事,不足萦怀抱也。初抵京,酬应匆匆,未悉鄙悰,统容专致。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了。所说二事,大致是指高拱立嗣,和身后请求恤典的事。高拱的暮年真凄凉,六十几岁的人了,连嗣子还没有确定;身后的恤典,一切还得仰仗自己的政敌。立嗣是高家自己的事,恤典毕竟要由居正维持,在这方面,居正没有忘去多年的交谊。

从新郑北上,渡过黄河,六月十五日未时以后,居正到达北京郊外真空寺,神宗已经派司礼监太监何进在那里赐宴。本来在居正上疏请求宽限以后,皇上固然盼切,内阁、六部、都察院、各寺、六科,连同南京部、院、寺、科,联名请求催促居正还朝。现在果然到了,皇上派员设宴,两宫皇太后也派管事太监赐银八宝,赐金钱、川扇,赐点心、果饼、鲜果、清酒。何进口传圣旨:


若午时分进城,便著张先生在朝房伺候,朕即召见于平台。若未时分进城,著先生径到宅安歇,次日早,免朝召见。


十五日来不及入朝,居正回宅安歇。第二天十六日是早朝的日期,上谕免朝,神宗到文华殿,仍在西室召见居正。

“臣以前者蒙恩准假葬父,”居正叩头道,“事竣,臣母老,未能同行,又蒙圣恩,特留司礼监太监魏朝,候秋凉伴行。臣一门存殁,仰戴天恩,不胜感切。”

“先生此行,忠孝两全了。”神宗说。

“臣一念乌鸟私情,若非圣慈曲体,何由得遂?感恩图报之忱,言不能宣,唯有刻之肺腑而已。”居正说。

神宗安慰居正说:“暑天长路,先生远来辛苦。”

居正叩头谢恩,一面又请求违限之罪。

神宗把请罪的事搁下,只说:“朕见先生来,甚喜。两宫圣母亦喜。”

“臣违远阙庭,倏忽三月,”居正慨然地说,“然犬马之心,未尝一日不在皇上左右。不图今日重睹天颜,又闻圣母慈躬万福,臣不胜庆忭。”

“先生忠爱,朕知道了。”神宗说。经过一度停顿以后,神宗又问:“先生沿途,见稼穑何如?”

居正奏明往来道路所经畿辅,河南地方,二麦全收,秋禾茂盛,实丰登之庆。

神宗又问道:“黎民安否?”

“各处抚、按、有司官来见,臣必仰诵皇上奉天保民至意,谆谆告诫,令其加意爱养百姓。凡事务实,勿事虚文。臣见各官兢兢奉法,委与先年不同。以是黎民感德,皆安生乐业,实有太平之象。”居正说。

“今边事何如?”皇上又关心地问道。

“昨在途中见山西及陕西三边督、抚、总兵官,俱有密报,说虏酋俺答西行,为挨落达子所败,损伤甚多,俺答仅以身免。此事虽未知虚实,然以臣策之,虏酋真有取败之道。夫夷、狄相攻,中国之利,此皆皇上威德远播,故边境乂安,四夷宾服。”居正又在下面叩头称贺了。

神宗说:“此先生辅佐之功。”

居正看定这是一件重大的事件,所以愈说愈高兴,连古代那些圣王之道,都说上了,语句中间,也越发文绉绉的。他说:“虏首若果丧败,其运从此当日衰矣。但在我不可幸其败而轻之。盖圣王之制夷狄,惟论顺逆,不论强弱:若其顺也,彼势虽弱,亦必抚之以恩;若其逆也,彼势虽强,亦必震之以武。今后仍望皇上扩并包之量,广复育之仁,戒谕边臣,益加恩义。彼既败于西,将依中国以自固,又恐乘其敝而图之。若我抚之,不改初意,则彼之感德益深,永为藩篱,不敢背叛,此数十年之利也。”

神宗听到这一篇议论,很高兴地点头道:“先生说的是。”停了一下以后,又说:“先生沿途辛苦。今日见后,且在家休息十日了进阁。”

居正叩头称谢,神宗赐银一百两、纻丝六表里、新钞三千贯,还有两只羊、两瓶酒,连带茶饭一桌,烧割一分。神宗又差司礼太监张宏,引导居正到慈庆宫、慈宁宫叩谢两宫皇太后。

居正回内阁办事之先,第一还得办自己的事。在居正葬父的时候,湖广的大官都来会葬,偏偏湖广巡按御史赵应元没有到。应元自称出差已满,正在襄阳和新任巡按郭思极办理交代,所以不能来。理由尽管举得出,但是居正总有一点不舒服。应元巡按事毕,照例当回都察院听候考察。明朝是一个重视监察权的时代,巡按御史当然有巡按御史的本分;但是中期以来,把这个听候考察的故事,视为具文的,不止一人,在逐渐松懈的局面下,这并不是意外。应元告了病假,回籍养病,没有回院。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炌是主管官,负有整顿纪纲的责任,立即提出弹劾,认为托病规避,应予罢斥。应元随即受到除名的处分。这是居正还朝以前的事。但是问题来了。据说这一次陈炌提出弹劾,受了佥都御史王篆的指使,王篆是居正的门客,平时和应元不睦,现在更要讨好居正,以致挑逗出这一个局面。于是事情又集中到居正身上。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攻击陈炌,但是主要的对象还是居正。他说:


陛下但见炌论劾应元,以为恣情趋避,罪当罢斥,至其意所从来,陛下何由知之?如昨岁星变考察,将以弭灾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习孔教则以邹元标之故;礼部张程则以刘台之故;刑部“浮躁”,独多于他部,则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后劣转赵志皋,又以吴中行、赵用贤而迁怒。盖能得辅臣之心,则虽屡经论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辅臣之心,则虽素负才名之张岳,难免以“不及”论调。臣不意陛下省灾塞咎之举,仅为宰臣酬恩报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借以酬其私,可不为太息矣哉!孟子曰:“逢君之恶其罪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纵圣明,从谏勿咈,诸臣熟知其然,争欲碎首批鳞以自见。陛下欲织锦绮,则抚臣、按臣言之;欲采珍异,则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仓光禄,则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见嘉纳,或遂停止,或不为例。至若辅臣意之所向,不论是否,无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结其欢,望风张其焰者,是臣所谓逢也。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恶者,炌特其较著者尔。以臣观之,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听断,而委政于众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无所顾忌,小臣益苦行私而无所诉告,是驱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门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习之,内外章奏,躬自省览,先以意可否焉,然后宣付辅臣,俾之商榷,阅习既久,智虑益弘,几微隐伏之间,自无逃于天鉴。夫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此又臣所日夜深虑,不独为应元一事已也。


用汲这次奏疏,完全是对准居正的。在他上疏的时候,居正还没有回朝,内阁诸人,吕调阳在病假中,张四维拟旨,用汲革职为民。居正六月十五日入京,十六日召见,事后会见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知道事情原委,这才调出用汲原疏细看。不看犹可,看了增加不少的愤慨。居正随即上疏请求鉴别忠邪。他指明用汲微意所在,只在居正一人;他说用汲的本心,只在离间君臣;他甚至说用汲请皇上独揽乾纲,只是要皇上为刚愎自用之秦始皇,谗害忠良之隋文帝。然后他慨然地说起:


夫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当论辅臣之贤不贤耳。使以臣为不肖耶,则当亟赐罢黜,别求贤者而任之。如以臣为贤也,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自任而谁任耶?羁旅微贱之臣,一旦处百僚之上,据鼎铉之任,若不得明主亲信委用,又何以能肩知负重,而得有所展布耶?况今各衙门章奏,无一不经圣览而后发票,及臣等票拟上进,亦无一不请圣裁而后发行,间有特出宸断,出于臣等智虑所不及者:今谓皇上漫不经意,一切委之于臣,何其敢于厚诬皇上耶?臣自受事以来,排赤心以尽忠帝室者,神明知之矣。赖我皇上神圣,臣得以少佐下风,数年之间,纪纲振举,百司奉职,海内之治,庶几小康,此市人田夫,所共歌颂而欣庆者也。今乃曰,“人人尽私,事事尽私”,又何颠倒是非一至此耶?然用汲之言如此也,而意不在此也,其言出于用汲也,而谋不止于用汲也。缘臣赋性愚戆,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措画,惟施一概之平;法所当加,亲故不宥,才有可用,疏远不遗;又务综核名实,搜剔隐奸,推毂善良,摧抑浮竞;以是大不便于小人,而倾危躁进之士,游谈失志之徒,又从而鼓煽其间,相与怂恿撺嗾,冒险钓奇,以觊幸于后日,为攫取富贵之计,蓄意积虑,有间辄发;故向者刘台为专擅之论,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夫专擅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润,铄金销骨,小则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则使臣中奇祸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无亲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后呼朋引类,借势乘权,恣其所欲为,纷更变乱,不至于倾复国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恶利口,大舜所以疾谗说也。臣日夜念之,忧心悄悄,故敢不避烦渎,一控于圣明之前,遂以明告于天下之人:臣是顾命大臣,义当以死报国,虽赴蹈汤火,皆所不避,况于毁誉得丧之间!皇上不用臣则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违道以干誉;台省纪纲,必欲振肃;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挠三尺之公;险躁之士,必不敢引进,以坏国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荧惑上听,紊乱朝政者,必举祖宗之法,请于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皇上之职分也。尤望皇上大奋乾断,益普高明,大臣之中,有执法奉公如陈炌者,悉与主持裁断,俾得以各守其职业而无所畏忌,则国是不移而治安永保矣。臣诚不胜怀忠奋义,愤发激切之至。


奏疏上去以后,奉上谕:


朕践祚之初,方在冲幼,赖卿受遗先帝,尽忠辅佐,以至于今,纪纲振肃,中外乂宁,此实宗社之灵,所共昭鉴。唯是奸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计,假公伺隙,肆为谗谮者,累累有之。览奏,忠义奋激,朕心深切感动。今后如再有讹言侜张,挠乱国是的,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始终辅朕,仅臻于盛治,用副虚己倚毗至怀。


居正这次上疏,是一篇独裁者政治立场的宣言。居正有综核名实、整顿纲纪的决心;同样也有修明庶政、安定内外的能力:然而居正采取的政治路线,在当时不是平常的政治路线。他曾经希望穆宗实行独裁政治,现在付诸实行,独裁者便是他自己。居正的路线,实际是从一般的君主政治走向独裁政治,但是对于这一点,居正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只觉得这是“报先帝而忠皇上之职分”。其实他那种“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的口吻,从神宗听来,未必怎样悦耳。当然,十六岁的皇帝,谈不到和居正争权,但是事态正在逐日地演变,神宗也正在逐日地长大。独裁者和君主的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结果。假使万历十年,居正不死,我们很难推测他的前途,而居正一死,神宗立即成为他的最大的敌人,从政治关系看,正是最易理解的现象。这一切,在万历初年,神宗、居正都没有看到;而刘台、王用汲这一流人只觉得居正太专擅了,希望神宗给他一些应有的制裁。

九月间,居正母赵夫人入京。司礼太监魏朝一直伴送到京,神宗又命司礼太监李佑出郊慰劳,随即护送赵夫人直至居正私宅。两宫皇太后都派宫中管事太监一同慰劳。不久以后,皇上和太后的赏赐颁下了。皇上赐金累丝镶嵌青红宝石长春花头面一副,银八宝豆叶一百两、红纻丝蟒衣一匹、青纻丝蟒衣一匹、红罗蟒衣一匹、青罗蟒衣一匹、里绢四匹、甜食二盒。仁圣皇太后赐金累丝首饰一副、织金闪色纻丝六表里、荤素盒八副。慈圣皇太后赐金累丝镶嵌青红宝石珍珠花头面一副,珍珠宝石环一双,红罗蟒衣一匹,青公丝蟒衣一匹,红绸蟒衣袄儿、绿膝襕裙一套,青纻丝蟒衣袄儿、绿纻丝暗花裙一套,银八宝豆叶三包、每包二十两,荤素盒八副。居正感激涕零,在上疏称谢的时候,说起:


惊传闾巷,荣感簪绅,实臣子不敢觊之殊恩,亦载籍所未闻之盛事。欲酬高厚,唯当移孝以作忠,苟利国家,敢惜捐躯而碎首。


赵夫人年龄太高了,而且疾病连绵,没有入宫叩谢,仍由居正至会极门叩头代谢。王世贞说神宗和皇太后慰谕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假如赵夫人入宫,这是很可能的待遇。

居正的感激,在书续中时常流露。五年十月,他和致仕的王崇古说起:


别来一岁中,奔命驱驰,忧瘁万状,重蒙圣主垂念乌鸟私情。老母入京,又荷两宫圣母慰问勤惓,赐赉优渥,夫士感知己之分,一饭之恩,犹欲以死酬报,况如不肖者,将何以仰答圣恩于万一乎?自是当永肩一心,矢死靡他,虽举世非我,亦有所不暇顾矣。


在居正归葬、入京的中间,曾经两次和高拱会晤。到十月间,高拱死了。隆庆六年和万历之初,政治界的三大人物是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徐阶是前辈,隆庆元年,年六十四岁,他已经开始感觉到政治生活的厌倦,所以不久便致仕了,剩下高拱、居正。他们是多年的朋友,六年的政敌。在能力方面,他们正是敌手,在性情方面,他们也许有一些不相同,但是这仅是很几微的一点,在大体上,他们是一致的。这样的两个人物,倘使在同一的局面里,他们必然会从摩擦而冲突;但是在不同的局面里,他们也许会从了解而倾慕。隆庆六年六月以后,高拱失败了,他好比一匹负伤的猛兽,回到草莽间呻吟,他那部《病榻遗言》,对于居正加以攻击,原在意中。但是居正对于高拱的情感,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六年,正在不断地移转,道过新郑的访问,流露出内心的好感,在他目中只看到一位二十年的旧交。现在高拱死了,居正写信给他的弟弟,谈到恤典的事:


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刺心裂肝,痛何可言?犹幸比者天假其便,再奉晤言,使孤契阔之悰,得以少布,而令兄翁亦遂长逝而无憾也。今嗣继既定,吾契且忍痛抑哀,料理家事,至于恤典诸事,须稍从容,俟孤于内廷多方调处,俾上意解释,孤乃具疏以请。旦夕有便,当告之贵省抚、按,托其具奏报也。


高拱的嗣子务观确定了,恤典还没有把握。居正是高拱的政敌,但是居正始终没有仇视高拱。仇视高拱的冯保,也还有转圜的余地:最困难的是这一位“十岁孩子”。居正所谓“多方调处”者指此。最后决定由高拱妻张夫人上疏请求恤典,果然神宗拒绝了。

居正这才委婉上疏:


看得高拱赋性愚戆,举动周章,事每任情,果于自用,虽不敢蹈欺主之大恶,然实未有事君之小心,以此误犯天威,死有余戮。但伊昔侍先帝于潜邸,九年有余,犬马微劳,似足以少赎罪戾之万一。皇上永言孝思,凡先帝簪履之遗,犹不忍弃,况系旧臣,必垂轸念;且当其生前,既已宽斧钺之诛,今值殁后,岂复念宿昔之恶?其妻冒昧陈乞,实亦知皇仁天复,圣度海涵,故敢以匹妇不获之微情,仰干鸿造也。……夫保全旧臣,恩礼不替者,国家之盛典也,山藏川纳,记功忘过者,明主之深仁也:故臣等不揣冒昧,妄为代请,不独欲俯存阁臣之体,实冀以仰成圣德,覃布鸿施,又以愧死者,劝生者,使天下之为臣子者,皆知竭忠尽力,以共戴尧舜之君也。


神宗批道:“高拱负先帝委托,藐朕冲年,罪在不宥。卿等既说他曾侍先帝潜邸讲读,朕推念旧恩,姑准复原职,给与祭葬。”这一次所得的葬,只是“半葬”;在祭文里面,还带着不少的贬词。居正和高梅庵说起:“元翁恤典,甚费心力,仅乃得之,然赠谥尚未敢渎请,俟再图之。遇此一番应得之例,续请根基,定于此矣。”半葬是由国库担任葬费的一半,居正特为函嘱河南巡抚周鉴从速发出。等到葬事有了头绪,梅庵又请居正为高拱作传,作墓志铭。居正说:“仆与元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真,固愿为之创传以垂来世。墓铭一事,虽委微命,亦所不辞,谨操笔以俟。”这几句话,透出居正对于高拱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