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贫穷如我

死了之后的归宿在天堂……

有钱人一辈子过得好命

死了之后的归宿在地狱……

要在那万古磐石找个家才好，你还不懂吗？

——黑人灵歌

在认识黛比小姐之前，我从来没跟白种女人说过话。可能只回答过几个问题——算不上说话。对我而言，那风险已经够大了，因为我最后一次蠢到开口跟白种女人说话，不但差点被打死，还几乎瞎了眼。

那时我十五六岁，正走在我住的棉花庄园前面一条红土路上，那里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红河郡。庄园又大又平坦，像一堆农田排在一起，然后有条支流从中间蜿蜒流过。丝柏树像蜘蛛一样蜷伏在水里，水是淡淡的苹果绿色。那片土地有许多不同的农田，每一块面积都是一两百英亩，边缘都种有阔叶树，大多是胡桃树。

但路边的树不多，所以那天我从姨婆家（她是我祖母的姐妹）走回来的时候，感觉很开阔。没多久，我看见一位白人小姐站在她的车子旁，一辆蓝色的福特，大概是1950或1951年份的车型。她戴帽子穿裙子，可能刚从城里回来。她望向我，一副想知道怎么修破胎的样子。所以我停下来。

“您需要帮助吗，女士？”

“是的，谢谢你。”她说。老实讲，她看起来心怀感激：“我真的需要。”

我问她有没有千斤顶，她说有。我们就讲这么多。

我把破胎修好之后，三个白人青年骑着枣红的马从林子里出来。我想他们是去打猎，他们骑马快步出现时没看见我，因为他们在路中间，而我低下身子在车子的另一边修理轮胎。马蹄扬起的红土围绕着我。一开始我没动，心想等他们离开再说。可是接着我决定站起来，因为我不希望他们认为我在躲。这时，其中一个人问那白人小姐需不需要帮忙。

“我看不需要！”一个红发、有着大颗牙齿的家伙看到我时这么说，“已经有黑鬼帮她了！”

另一个黑发、看起来有点狡猾的人，把一只手放在马鞍的鞍桥上，另一只手把帽子往后推。“小子，你干吗骚扰这位好小姐？”

他自己也不过是个小子，大概十八九岁。我什么也没说，只看着他。

“你看什么看，小子？”他说，吐了一口口水到土里。

另外两个光是笑。白人小姐没说什么，只低头看她的鞋子。当场只听得见马打响鼻的声音，像龙卷风要来之前的黄色警戒。然后一个最靠近我的小子，拿出一条草绳绑在我脖子上，像绑小牛一样，用力扯紧，使得我无法呼吸。绞索刺入我的脖子，恐惧从我的腿爬到我肚子。

我看了他们三个人一眼，他们都不比我大多少。但他们的眼神冷漠又恶毒。

“给你一个教训，要你以后别再骚扰白人小姐。”拿绳子的那个人说。这就是那几个年轻人最后对我说的话。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不想多讲，因为我不想要怜悯。那个年代在路易斯安那州就是这样，我想密西西比州也是。因为两年之后，有人跟我讲过一个叫艾密特·提尔的黑人被打到面目全非的事。

他对一个白种女人吹口哨，然后一些好人家的男孩——林子里好像充满这种人——也不喜欢这个黑人这么做。他们把他打到一只眼睛掉出来，然后在他脖子上绑了一台轧棉机，从桥上丢到塔拉哈奇河里。听说，直到今天，走过那座桥的时候还可以听见被淹死的年轻人从河里传出来的哭声。

像艾密特·提尔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只是大部分没有上报。有人说，在红河郡的海湾里，满满堆到青豆色河岸的，都是被白人丢去喂鳄鱼的黑人碎骨头，以惩罚他们垂涎白种女人，或只是没有正眼看人。这种事不是每天都有，但这个可能性，像鬼魂一样高挂在棉花田上方，威胁着大家。

虽然照理说，奴隶制度在我祖母还是小女孩的时代就应该结束了，可我在棉花田工作了快三十年，还是跟个奴隶一样。我有一间不属于我的小屋、两条赊来的工作裤、一头猪，还有一间屋外厕所。我在农场种植、翻土、捡棉花，然后将所有棉花交给拥有土地的主子，没有支票和薪水。我连支票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可能很难想象，但我就这样从小不点开始，干了无数个季节，一直到那个叫肯尼迪的总统在达拉斯被枪杀。

那些年里，一号公路旁边有条穿越红河郡的载货火车轨道。我每天听着那汽笛声，想象它大声念出我可以去的地方……比如纽约或底特律，我听说有色人种在那边工作是有钱赚的；或是去加州，听说那里几乎人手一沓像煎饼一样的钞票。

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继续穷下去的生活，走到一号公路旁，等火车稍微减速，然后跳了上去。一直到门再次打开我才下车，结果那里刚好是得州沃思堡市。一个不会读书写字，不会算术，除了在棉花田工作以外，什么也不会的黑人到了大城市，他没有太多白人所谓的“就业机会”。所以我最后露宿街头了。

我没打算粉饰：街头会让一个人龌龊。我龌龊，是个游民，犯过法，待过安哥拉监狱，在遇见黛比小姐前又无家可归了多年。关于她，我有句话：她是我认识的最瘦、最多管闲事、最咄咄逼人的女人，不论是黑人或白人。

她那么咄咄逼人，害得我没法不让她知道我的名字叫丹佛——她自己去查了出来。我长时间试着躲开她。但过了一阵子，黛比小姐让我开始讲些我不爱讲的事情，那些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讲过的事，甚至包括那三个拿绳子的年轻人。接下来就让我来告诉你，这里头到底包括了哪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