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书，我常常回头去反复阅读其中的一页。我非常喜欢那位作者的风格，虽然他并不是专业的文学家。事实上，他曾经是一名将军，但在我看来，他知道如何在书页中安置他的思想，在总是很精准的句式中配置词汇，这种能力与他在战场上指挥部队的能力是相当的。他成长在反拿破仑战争时期，并且是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男人。这个人名叫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这本书就是经典军事著作《战争论》。（他去世后，这部作品在他妻子的努力下发表于1832年，共三卷，但第一版并不完整。）

第二卷《论战争理论》，第十四段中如是写道：

任何理论在涉及伦理因素时都会变得无限困难。当论及艺术的素材时，建筑和绘画都处在一个非常安全可靠的境地；在结构和光学方面总是会有人认可。但是当他们创作的精神效力开始发生作用时，当需要产生一种精神和心灵上的震撼时，整个规则体系都在理智的不确定性中解体了。

还有：

医学艺术并非致力于大部分只是身体症状的病例；它还与动物机体有关，可以这么说，动物机体是处在永恒的变化中的，每两个月后都绝不会与之前相同。这就使医生的使命更加困难，并且将其识别力置于其学问之上。而当出现精神并发症的时候，病例就变得更加困难了，灵魂的医者则应该被置于相当高的位置。

克劳塞维茨，这个伟大的战略家，还原了那种棘手关系的复杂性，而我则将这种关系重新引向了理论和实践的必要结合，也就是阵型、战术等和队伍的运动训练以及心理和情感准备，就像他所说的“伦理”因素之间的必要结合。

这位普鲁士将军直击要害，显示出一种透彻的认识。他明白，恰恰就像一名医生面对一具“永恒变化”的“绝不相同”的身体一样，一支军队也绝不会一成不变，即使这支军队还是由同样的单位组成。一个团队正应这样了解自身的变化，即使有时这些变化不是特别有影响。

至于所谓“灵魂的医者”的优先性，它最好地证实了在我的教练经验中，具体地凭直觉获得，但并没有形成清晰理论的感悟。“灵魂的医者”应该是一个渴望成为队伍领袖的人。首先，因为他知道“认识和再认识”“他自己的人”，正如之前所说；还有一个原因，我在上文也试着解释过了，一个队伍的领导者，如果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并且严重地独断专行，是不利于形成一种协调一致且充满决心的环境的。

一支球队的教练，就像一支军队的将军、一个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也像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应该有能力“识别”“他自己的人”，同时也应该让自己得到“自己人”的“承认”。换一种说法就是，他应该知道怎样一天天地逐渐获得“来自底层”的承认。这并不是向别人乞求尊重，而是要知道如何在赛场上为自己赢得尊重，同时展现出他的权威。权威由很多因素组成：严厉、专业性、竞争力以及个人魅力、情感、自信和信任。领导者并不是靠独断专行来令人信服，而是因为他的权威而得到承认。他的脱颖而出，就像他作为参照榜样而出现一样，是这个团队本身的自觉的需求。

这个时候上下级之间就不再是从属关系，而是遵守一个被认可的价值：一种从内部产生平衡和合理的等级间的互动关系。另外，在一支球队中，领导者并不是只有一个人。当然，教练应该处在这种角色的高处，否则一切都会变得更加困难。但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两三个球员，由于他们自身的个性和成熟性，能够得到队友们的极大信任，因此成为了有用的“灵魂的医者”，在面对困难的任务时，陪在教练身边，帮助队伍的管理和发展。

在我身上就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在所有人中我点其中三个人的名字，以免有人会不高兴：在自己的队伍里能够有像佩鲁齐、费拉拉或者卡纳瓦罗这样的人，就是一种保障。同时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的人物会脱颖而出并且成为教练的有力支撑，也带给其他队员们成长的机会。这也是建立在良好的团队理念基础上的工作的结果。或者仍然用冯·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就是“灵魂的医者应该被置于相当高的位置”，高于任何战略专家或者运动训练专家之上。

在这一点上我与阿尔贝罗尼非常一致，他跟我谈论过，根据他的理解，大约有两种领会命令的方式。根据这位教授所言——他在《球队》一书的前言中重申过这个观点——存在两种领袖，一种是那些认为应该自己独自完成一切的领袖，他们不听取或者心不在焉地听他们的合作者和追随者的建议和意见，不做讨论，只是下命令，仅此而已。他们也许非常能干，能够激发热情，甚至有时能够获得不小的成功，但是他们身边最终只有平庸的人，只有那些只会说是的人。然而，另一种领袖，尽管他们享有极高的威望，但却生活在他们的合作者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与他们讨论，并且不会一声不吭或武断专横地就做出决定。

成为第二种领袖，或者说成为那些领袖，那些知道怎样建立“一个团结的集体，一个由能够自觉理解、服从并且在适当时候积极创新的个体组成的集体”的领袖——这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志向和抱负。

同意，但如何才能做到呢？怎样才能获得“来自底层”的关注、尊重和信任，并且给这些心灵逐渐灌输热忱、激情和动力呢？

我没有现成的良方，也并不是要护着一个特殊的秘密。至于个人魅力，这在“头儿”身上是非常重要的，要么有，要么没有：个人魅力是逃不掉的！按照曼佐尼的观点，这就和“勇气”一样，一个人是不能将其赋予自己的。因此唐·安保迪奥必定没有雄狮的心，他在一生中永远也不会成为他身边的人可以参照学习的榜样，尽管他披着受人尊敬的外衣。然而，其他一些品格和举止是可以培养的，它们可被用以侦听“你的人”的灵魂，并且将它们统一协调于共同的频率之上，即：在自己所做的决定中表现得可靠、真实并且坚定。

让我来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可靠”对我来说是指一件非常精确的事情。换言之，使自身的能力为团队所用，总是准备好应付一切，无论怎样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最后要能够随时听取他人的意见并进行比较。在这种多面的透明中，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可信度，不管是做人还是工作都是如此。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从高位”分发智慧的明珠，而是需要知道怎样成为球员们（如果是队长，那么就是怎样成为队友们）的一个具体的参照，有时甚至要成为行为举止的榜样。因此要成为可信任的人，就要有自行选择的勇气，并且承担属于我们的责任。所有的这些就是可靠性的含义，这是任何一个想成为，或者说已经成为一支队伍之领袖的人所不能缺少的。

比如在“电话门”事件期间，我们决定不封闭自己，不向媒体保持沉默。尤其是在德国参加世界杯时，我们清楚地知道，除了关于我们小组比赛走势的问题，还会被问及不少跟球场毫不相关的其他事情——有时甚至是一些挑衅。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并没有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关于这些微妙话题的论战可能会影响球队的情绪。但最终，我决定不管怎样还是要面对记者们，包括那些并不依照事实真相，反而没有理由地大肆扬尘的记者们，这些人在意大利为数可不少呢。我选择这样的行为首先是因为，就我来说，我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也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但尤其是因为，我想具体地向小伙子们证明，整支队伍不应该害怕什么。我们应该昂首前进，坚信我们自己的价值并且坚定我们的诚实。

当我从一次败北中归来，在新闻发布会上，我也不会逃避枪林弹雨一样的种种问题，无论如何我都更愿意解释我的理由，阐明我的选择的原因，包括那些错误的选择。这并不是自负，而是清晰透明的另一个方面，依照这种透明性，除了无畏地承认犯下的错误，我认为还应该让公众了解到那些导致最终并不非常有效的选择的考虑和原因。

我绝不想同意大利的体育媒体论战，但这是一个事实，那些在国外踢过球的人应该会赞同我的观点：意大利的记者们所给的压力，在别处不仅没有，而且也让人无法理解。那些来到意大利的外国足球冠军们都被那种狂热和激动所震惊，这种狂热和激动有时会让人们在球赛中的困难时刻反对和辱骂某个球员或者某个教练，除非他在下半场开始不久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摆脱困境、恢复正常。

就是这样，我选择不自我否定，这不只是我的明确直接的风格和个性的结果，也应该吸引球员们并成为他们的榜样，就像我对他们所说：“你们不要畏惧任何事情！”据我的经验，我可以说，这种启示通常都会达到目的。

我常常开玩笑说，意大利的记者们就像加足马力向你全速冲过来的载重卡车一样。我想看到我的小伙子们不吹牛皮，并且尽管坦率地承认他们的局限和错误，但在面对这些“载重卡车”的时候并不会表现出畏惧和犹豫。

如果我克制自己，不把这些说出来，我就不是一个可信任的人。然而，我把自己置于争论之中，用实际行动向球员们表示我对球队负责，对其可能发生的错误和所做的选择负责，因此也表现出我对他们以及大家一起所做工作的深深信任。

这支球队保持着团结一致，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保护，同时在我的行为中获得了面对这个世界上所有“载重卡车”的动力和勇气。也许一个人无法赋予自己个人魅力，但可以给自己勇气，至少在一个团队内部可以如此。事实上，唐·安保迪奥是一个人在“踢球”，他感觉不到被任何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