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中旬，一列满载伤兵、车身两边贴满了革命口号的火车缓缓驶过德国，朝东部边界安全地带驶去。在车内的数百名伤兵中，不少是在比利时的一次毒气战中被毒瞎了双眼的伤员。13日晚，英军以毁灭性的炮火猛轰德军前沿阵地，然后便施放毒气。这次炮击，系三个月前战局急转直下以来德军所承受的一系列无情打击中最猛烈的一次。德军虽在后撤，战线也在收缩，但并未崩溃。在这次战役中，首当其冲的是巴伐利亚第十六后备步兵兵团，他们蜷缩在山间和田野间的战壕里，抬不起头来。战场已被打得到处是弹坑，简直成了沼泽地。士兵们个个筋疲力尽，英军的炮弹在他们四周一颗颗爆炸，将地面撕裂。德军阵线上谣言四起，传说不少德军业已哗变，这又使他们没精打采，士气低落。老兵们已然麻木，新兵们则吓得魂不附体。

猛然间，一阵被炮弹掀起的尘土，带着刺鼻的气味涌进战壕。不知谁高喊了一声：“毒气！”这是他们首次碰到芥子气。有人闻着，它是香气；有人闻着，它却辛辣刺鼻。不论哪种情况，它都不利于人。士兵们慌忙戴上防毒面具，弯腰曲背，一动不动地靠着战壕的土墙。几小时过去了，防毒面具里的空气已变得浑浊不堪。有个新兵因喘不过气来，将面具取下，以图吸取新鲜空气，但吸进的却是致命的毒气。“毒气一进他的喉咙，他便仰面倒地，口吐白沫，喉咙里咕噜作响，慢慢死去。”

黎明时分，毒气才慢慢消散，可炮击又重新开始。士兵们扯下面具，大口大口地吸着清晨的空气，“空气中还带着芥子味，”有个人写道，“还充满了火药味。但对我们说来，这已算是天堂了。”这阵间歇却是短暂的。这是英军旨在使敌人疯狂的一种残酷的、无从预测的战术——喘息未了，空气中又充满了毒气和硝烟。来不及戴面具的，像死去的新兵那样，立即翻身倒毙。那些幸免一死的士兵，个个成了瞎子——只有一人除外，他仍有一点模糊的视力。他向众人建议，大家彼此抓住衣尾，由他领路逃生。这样，士兵们排成单行，跌跌撞撞地前行，半瞎的领着全瞎的，一直来到第一个急救站。这些从死亡边缘被营救出来的士兵里，就有一名年仅29岁的下士，名叫阿道夫·希特勒。

列车带着希特勒东行时，他仍是个瞎子，且身心处在全面崩溃的边缘。与其他受害者一样，他双眼红肿，脸鼓鼓的，像个皮球。这些士兵说话的声音像鬼似的，有气无力，非常可怕。若有护士前来照料，他们往往大发雷霆，予以拒绝。他们不吃不喝，不准人们去治疗他们发炎的双眼。不管医生怎样说他们的视力很快可得到恢复，都无济于事——他们受欺骗的时间太长了。他们所需要的，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呻吟，将痛苦解除，即使靠死亡来解除也好。

这个身体受伤、意志消沉、15年后竟成为帝国元首的下士，此时尚不明了德国失败到了何种地步。4年前，当德军首次发动强大攻势，使比利时军、法军和英军无法招架时，希特勒所在的兵团，曾在同一地区经历首次血战，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德军竟不可想象地损兵折将达80％。对血气方刚的希特勒来说，这些损失并不令人沮丧，相反，这正是德军之战斗精神的明证。在给慕尼黑房东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可以骄傲地说，从第一天起，我兵团就英勇无比——军官几乎全部战死，我们连仅存两名中士。战斗至第六天，我兵团3600名官兵仅存611人。”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德国人都兴高采烈地认为，这是德国式的英雄气概。然而，时间一月月地过去，战争成了僵持不下的阵地战。两军对峙，中间是焦土遍野的无人地带，只在一方企图突破对方防线时发生冲突，前进数英里甚至数码，都要付出伤亡百万的代价。早期的乐观情绪慢慢消失了。失败主义和失望情绪使像老鼠一样躲在战壕里的士兵们士气低落。在国内，随着英国人的封锁，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被切断，饥饿和痛苦在德国人民中蔓延开来。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德军的思想已从胜利转向活命。士兵们常常斥责高级指挥机关的愚蠢，他们明知再战也无益。也有少数官兵对这种失败主义的议论嗤之以鼻，希特勒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他一再表现英勇，他仍是个下士。不过，尽管未被重视，他也不觉得沮丧。他常常大声呵斥同伴，特别是对新兵，因为他们带来了“内地的毒素”。如有人与他相争，据他的一位战友说：“他便会大发雷霆，双手往口袋里一插，来回踱步，破口大骂悲观失望的人们。”

也许，是悲观主义者错了。随着1918年的到来，4年来一直处于守势的德军，摆好架势，再次发动攻势，除了西线处于僵局，在其余战场上，德军均取胜。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最后是俄国，均已屈服——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屈服，一如它对革命之屈服。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签订的和约，使德国人得到了乌克兰的大片平原——欧洲的面包篮。由于东线敌人已土崩瓦解，德军从东线抽调了一百多万人马，开赴法国，以求打破僵局，在西线进行决战。“皇帝之役”——如德军高级指挥机关内职位最低却又是关键人物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所说——即将开始。

那年春天，德军发动了4次强大攻势，迫使英国、法国先后撤退。由于“势成背水”，英军被命令战斗至最后一兵一卒。7月15日，决战在莱姆斯市（Rheims）附近开始，双方都明白，此仗一过，胜负即见分晓。“如我在莱姆斯进攻得手，”鲁登道夫说，“此次战争我们便赢了。”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对此看法表示同意。据报道，他曾说过：“如德军进攻莱姆斯得手，此次战争我们便输了。”但德军进攻失败了，德国已无后备兵源。而联军不但有美国军队为之加强实力，武器和粮饷还源源不断从美国运来。

在德军内部，逃兵大量增加。无论何处，人们都在议论叛乱和起义。8月初，英军在亚眠（Amiens）附近发动突袭，德军几乎一枪未发便全线崩溃。有时候，恺撒的大兵竟集体向孤零零的一名联军步兵投降。后撤的部队常对开赴前线的援兵大喊：“破坏者！”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德军后撤了，但阵地仍在。如果说失败主义者只有一个，愿意履行军人职责者就数以百计。不过，国内的胜利信念也渐渐消失了。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在城市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都在谈论革命。在像希特勒这样的强硬派人物看来，安全的、未受骚扰的后方，以及那里的落伍者、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卖国者，还有对德国既不热爱也不尊敬的犹太人，在最严峻的时刻出卖了战斗的前方。事实上，真正丧胆的是鲁登道夫本人，极力催促政府文官签订和约的也是他。

即使为时已晚，像希特勒那样的强硬派人物依然坚信，只要坚持抵抗，胜利并非不可得，解决的办法总还是有的。毕竟前线并未崩溃，后撤也进行得井井有条嘛。失败来自内部，而带来失败的正是那些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还有——犹太人。

希特勒是个盲目的见证者，他目睹了原本拥有毫无争议的尊重的权威的崩塌，这一悲剧将最终开启他令人震惊的权力崛起之路。他所认识的世界是受古代皇室的后裔即贵族统治的世界；所有高级的职务、外交职务以及军界的显赫职务，统统由具有古代贵族血统的人物、具有高级教养和教育经历的贵族担任。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在战壕里，出身高贵和出身低贱的人们并肩作战，该由贵族军官担任的肥缺也逐渐由一般人物填补。

全欧洲的皇族所把持的权力都是徒有虚名的权力。在毫无名望的普通人中，出现了像希特勒那样即将铸造实权的人物。这些人物，始时平凡甚至庸俗，但他们驾驭着民众反战的无情巨浪，滚滚前来。他们之所以能驾驭民众，是因为民众反对一场没有明确目标，只会造成无谓牺牲的战争。

当火车拉着希特勒前往设在波默拉尼亚省的小城帕斯瓦尔克的医院时，自身的痛苦与失望使他将崇高愿望全抛到九霄云外了。但是，经过几个星期的治疗，希特勒恢复了视力。角膜炎已消去，双眼也已退肿，眼眶的剧痛也开始减轻，“慢慢地，我看清了周围事物的轮廓”。视力一恢复，沮丧的情绪消失了，原来需要柏林大学精神病院主任、精神病专家埃德蒙·福斯特教授专门治疗的精神恍惚症也随之痊愈。由于对芥子气知之甚少，福斯特医生诊断，希特勒的失明系歇斯底里所致。希特勒的视力何以能恢复，原是无法解释的；但业已康复这一事实，反倒证明医生诊断之正确。事实上，希特勒曾有过芥子气轻微中毒的一般症状：发热、红肿、呻吟、沮丧，但这可在数星期内治愈。

视力的恢复还给希特勒带来了希望，使他重新对目前的各种事件产生兴趣。柏林实际上已被包围，而新任总理又敦促德皇退位，以便签订停火协议。希特勒曾听人说过，在德国国内，叛乱事件此起彼伏，但他却认为这些传闻纯属谣言。11月间的一天早晨，一群“赤色水手”拥进他的病房，企图说服病人去参加革命。这使他相信传闻了。希特勒原就讨厌布尔什维主义，又见水手的领头人中有三名是犹太青年，他们无论谁都未上过前线，这就使他更加讨厌布尔什维主义。“现在，他们却在国内高举红旗。”愤怒令他休克，他不得不再次卧床。“我卧床不起，痛苦万分，却又道不出真正的感觉如何。当你觉得德国行将崩毁时，一想到哭泣，我就反感。”不久，11月9日，一位威严的老牧师前来医院探望他。这位牧师证实，叛乱消息确凿，连慕尼黑也发生了革命。

据希特勒回忆，当时病人们聚集在小厅里，“当牧师提到，霍亨佐伦市议会不再悬挂德国皇冠，德国已成为‘共和国’时，众人好像全气得周身发抖”。而当这位年老的牧师在称颂霍亨佐伦所做的贡献时，他“不禁轻声哭了起来，在这个小厅内，人人心头沉郁万分，谁也止不住泪水”。牧师接着说，战争必须立即结束，一切均已失去，人们不得不拜倒在获胜的“盟国”脚下求饶。在希特勒看来，革命是无法容忍的。“我无法再安坐，哪怕是一分钟。一切又在我眼前重现。我摇摇晃晃地摸路回到宿舍，一头扑在床上，把头蒙进毛毯和枕头下。”

自11年前站在母亲的坟前（她痛苦地死于癌症），站在奥地利里昂丁村的坟地里哭泣以来，这是他——希特勒首次哭泣。他曾在“麻木的沉默中”忍受双目失明的恐惧和失去众多同志所带来的痛苦。“现在，我无法控制自己。我才看清，与祖国的不幸相比，个人的痛苦是如何烟消云散的。”就在这极端的失望中，他下定了决心。“是步入政界呢，还是继续当建筑师？我一直摇摆不定。现在我再也不摇摆了。当晚，我便下定决心，如视力得以恢复，便步入政界。”希特勒二度失明，在医学上找不到解释；福斯特医生更加坚信他初期的诊断，即他的病人“是带有歇斯底里症状的精神病”患者。然而，希特勒本人则坚信，他永远失明了。

11月11日，德国在康比恩森林投降。投降所带来的耻辱使他痛苦万分。生活似乎是无法忍受的。但是，到了当晚，或者次晚，当他在绝望中静静地躺在小床上时，一种“超自然的幻影”（或许是福斯特医生故意招来的）将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与圣女贞德一样，他听见许多声音在向他呼唤，要他拯救德国。突然间，“奇迹发生了”——笼罩在希特勒周围的黑影消失了。他重见光明了！如同他允诺过的一样，他庄严地宣誓，他要“成为一位政治家，用毕生的精力，去实现他得到的命令”。

当晚，在帕斯瓦尔克冷清的医院病房里，20世纪一股最凶残的势力出世了。政治委身于希特勒，而不是希特勒投身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