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下了从维也纳开来的火车，爬上楼梯，走进了喧嚣的慕尼黑霍班霍夫区。打从第一分钟起，巴伐利亚首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维也纳听惯了多种语言的嘈杂声后，在这里，连人们的说话声在他听来都是和谐悦耳的。“这城市对我是那样的亲切，好像我曾在里边住过多年似的。”

那时正是春天，春光明媚，阳光普照，被从巴伐利亚部分的阿尔卑斯山吹来的山风荡涤过的空气似乎也比维也纳的空气清新。那天是星期天——5月25日。街上除漫步的游人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街上的楼宇和雕像令他瞠目，而他呢，“从我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一小时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比爱其他城市要深得多。这是座德国城市。”

在街上如痴如醉地漫步了半小时后，他来到了施莱斯默大街。他很有可能是从科尼斯广场走过的。那普洛皮兰大拱形建筑，以及远处的广场令他目瞪口呆。之后，他可能是沿着布林恩纳大街走去，来到那座城堡一般的、巍峨的酿酒厂，即罗仑酿酒厂。这里正是施霍宾区，即学生区的边缘，施莱斯默大街由此向北延伸。走过两幢房子后，他便来到34号——这是波普缝衣铺。该店的窗口贴出一张手写的告示：“有房出租，设备齐全，人品端正者可租用。”

在这张告示的指引下，希特勒上了三楼。波普太太引他进房，房内有床一张，桌子、沙发、椅子各一只，墙上挂着两幅仿油画之石版画。“这青年与我很快便达成协议，”波普太太回忆说，“他说这房子很合用，还付了预租金。”她让他填一张登记表。他写道：“阿道夫·希特勒，建筑画师，来自维也纳。”

“次日上午，希特勒先生便出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他在某地捡来的画架，立刻开始画画，一画就是几个钟头。不到几天，我便见他画好了两幅画，很漂亮，放在桌上，一幅是教堂，另一幅是剧院。此后，我的房客一早便夹着皮包外出找顾客。”

希特勒“满腔热情”地来到慕尼黑，想在那里学习三年绘画和建筑。但是，现实却从未让他实现梦想，他也从未进入当地的艺术学院。比起维也纳，想靠绘画谋生，在这里更难。这里商业化的市场并不比维也纳的更大，而他被迫蒙受走街串户或在啤酒馆里卖画的耻辱。但他坚信，尽管困难重重，他终将“达到自己立下的目标”。

1913年的慕尼黑有人口60万。在欧洲，它是个活跃的文化中心，其活跃程度仅次于巴黎。多年来，它一直在吸引许多慕名前来的画家，但这些人，希特勒发现，都是腐朽不堪之辈：瑞士的保罗·克里，以及像坎丁斯基、佐仑斯基和布尔柳克兄弟那样从东方逃来的难民。他们全是“新画家协会”的领导人。这个协会是在4年前创立的，目的在于给其成员更多的自由。希特勒属古典派，与他们的这种观念格格不入，但是，这种理论的推崇者却也在艺术上为慕尼黑带来了发酵剂和激动。这肯定也刺激了年轻的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人。“慕尼黑称这些从东方的俄国和巴尔干半岛逃来的长发者为游牧民族。他们源源不断地拥进施霍宾，即北区。那里，街道笔直……其目的，似乎只是为了保证在多数的画室内能有充足的光线。”尽管希特勒鄙视这些东方难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也需要他们的自由和传统。在这里，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创作出《崔斯坦和伊索德》《诗歌会》《莱茵河之金》；在这里，居住着诸如斯特潘·乔治、雷纳·玛丽亚·里尔克那样著名的德国诗人；在这里，理查·施特劳斯正在写他的歌剧，托马斯·曼刚在不久前写成《威尼斯之死》这篇小说，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正在与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样空荡荡的室内疾书《西方的衰落》这部著作之首卷。在邻近的一家名叫“十一个刽子手”的餐馆内，《暴君的幽默》的作者、声名狼藉的天才弗兰克·韦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创作的歌曲；在全德国，他创作的关于性生活和堕落性的话剧，令观众作呕也使他们着迷。

自20世纪初，连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艺和政治理论，以及普受欢迎的波希米亚主义之精神，就业已在慕尼黑存在，并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规的人们。在离施莱斯默大街只有几幢房子远的地方，即门牌106号，居住着另一位政治极端者——他从俄国流放出来，已居住年余。他登记的名字是梅尔先生，真名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搞地下活动时人称他列宁。十多年前，他曾在这里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著书立说。

现在，希特勒不但在施霍宾的咖啡馆和饭店进进出出，而且也在享受思想自由的轻松舒适的空气。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并不吓人。在这里，他不外乎是另一个怪人而已，他也常常能找到愿意听他发泄怨言和讲述理想的人们。尽管他与施霍宾的波希米亚主义多少有些关系，他的绘画风格却一成不变，与他的烈火性格与激进的政治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他的手法依旧是学院式的，而不是带有试验性质的，但很大胆，甚至刚劲有力。

在这个文化多元的地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迷恋复活了。在图书馆里，他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凡是有关这件“毁灭的理论”的文献他都加以研究。“……我再次埋头钻研这个新世界的理论文献，试图弄清这种理论所能产生的影响，并将它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所带来的各种事件与现实的种种现象加以对比。现在，我第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掌握这个全球瘟疫上。”

从图书馆回来，他常常一个腋下夹着一两本书，另一腋下夹着香肠和白面包，匆匆走上楼梯，回到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注意到，他已不再在罗文布劳饭馆或更小些的餐馆就餐。他曾几次请希特勒“坐坐，吃一顿饭无妨”，但他从不应邀。在波普太太眼里，他这个“奥地利人很迷人”，是个容易相处又乐于助人的青年，但又有点神秘，“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常常在家一待就是几天。“他像个隐士，闷在房中，从早到晚都在读他的又厚又沉的书。”热心的房东太太要是叫他上她的厨房去进餐，他总能找到借口推辞。一次，她问他，他读的书与绘画有什么相干。他挽起她的胳膊说：“亲爱的波普太太，有谁知道在生活中什么可用上，什么用不上？”学习完后，他常到啤酒馆或咖啡馆去。在那里，常常有人听他高谈阔论。但是，他一把话匣子打开，马上便有人反对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辩论于是便展开。在这种论坛上，在与这些对手的辩论中，希特勒的思想和理论变得更加锋利。

冬天一到，买画的顾客便稀少了，这给希特勒的生活增加了困难。即便如此，据他后来说，这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幸福、最心满意足的时期”。在不利的条件下，维也纳令人闷闷不乐，慕尼黑则永远不会失去其魔术般的引诱力。“在今天，如果说，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来，我更爱慕尼黑的话，”11年后，希特勒在牢房里回忆说，“部分原因是，不仅过去，现在仍同我开拓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在那时我取得了内心满足的幸福，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这个维特斯巴赫人的住地在每个斤斤计较，但又具有丰富感情的人的身上所产生的魔力所致。”

1914年初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希特勒尽管艰苦却也有收效的生活突然受到了威胁。1月18日下午3时30分，有人在急切地敲门。开门后，希特勒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面目严峻的慕尼黑警察局的刑警。这个刑警名叫赫尔勒，他出示了奥地利的一份官方文件，通知希特勒“于1914年1月20日自动前往林嗣的卡瑟琳·伊丽莎白30号码头报到入伍”。如不按时报到，他有可能被起诉或罚款。更可怕的是他受到警告说，如当局发现他犯有“为逃避兵役而离国”之罪，他将被罚以重款，甚至被监禁一年。

阿道夫百感交集。早在三年前，他还住在曼纳海姆时，曾请求在维也纳服役，但杳无音讯。刑警赫尔勒要求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签字。希特勒心烦意乱，颤抖着签上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之后，刑警赫尔勒逮捕了他，将他押回总部。次早，他被押解至“奥地利领事馆”。此时，连警方都同情他了。希特勒当时的处境如何，不说自明。总领事也怜惜这个面黄肌瘦、衣着褴褛的青年画家，允许希特勒向林嗣发电，要求将入伍时间延至2月初。次日，林嗣打来复电：“务必于1月20日报到。”因为当天即为1月20日，加上对希特勒之惊慌的同情，总领事先生允许他写信向林嗣当局解释。这是一封请求饶恕的信，满是语法错误的句子和错拼的词——它显示出，这个被时运逼得走投无路的青年是何等惊慌和失望。他抱怨说，传票“十万火急”，令他无法处理自己的事务，连洗澡都来不及。

在传票中，我被说成是个画家。我有权得到这个头衔，但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这种说法才正确。不错，本人是靠出卖自己的画为生。因为本人一无所有（家父生前系一公仆），我卖画是为了能继续学习。作为一个建筑画师，本人仍处在训练阶段，因此，我只能以部分时间作画谋生。我之收入甚微，仅能收支相抵。

他月收入极不固定，眼下正是收入微薄的阶段，原因是，此时慕尼黑的书画市场，“正在冬眠，而在此地生活或设法生活的画家人数几乎达三千”。他解释说，早在1910年就曾向维也纳当局申请入伍，接着，他便描绘了一幅他如何在维也纳挣扎的可怜的图景。

那时，我年轻，缺乏经验，又得不到经济援助，而我又自尊心极强，不愿向人开口求助或行乞。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下，只能自食其力，所得的几文钱，也仅能夜求一宿。那两年，我唯一的女友是“忧愁”和“需要”，而除了饥肠外，我也没有别的同伴。我从不知“青春”这个美丽的字眼为何物。5年后的今天，我的记忆依然是长满冻疮的手指、手背和脚。然而，当我记起那段岁月时，我不免有点喜悦，因为我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虽然我贫困不堪，我周围的人物也常值得怀疑，我却保持了洁白无瑕的名声，在法律面前我也无罪。除未向军方报到外，本人问心无愧，而未报到是因为本人一无所知。我应负责的仅此一项。如要罚款，小额罚款也还足够，本人也情愿支付此款。

他的托词是软弱无力的。但他成功地利用了总领事的同情心。于是，总领事写了一封便笺，随同希特勒的信一同发出。该便笺写道，总领事与慕尼黑警方均可证明，希特勒是诚实可靠的。由于希特勒似乎“急需适当对待”，总领事建议希特勒前往萨尔茨堡报到，无须远涉林嗣。待林嗣当局同意后，希特勒遂于2月5日，由领事馆出资，前往萨尔茨堡。当局发现，希特勒“身体太弱，不适宜执行战斗或辅助兵役，无法荷枪”。他瘦弱的体格使他无资格服役。

于是阿道夫又回到了自己的房内，继续靠绘制招贴画和出售画作为生。然而，到6月28日，他的强行挣扎的画家生活和成为建筑师的希望终于破灭了。那天，他在室内，忽然听见下边的街道上人声鼎沸。他连忙跑下楼梯去看个究竟。途中，波普太太激动地喊道：“奥地利的皇位继承人，弗朗兹·斐迪南大公被人暗杀了！”希特勒将她拨开，冲到街上，挤进人群。街上，人们把一块木牌围得水泄不通，木牌上写道，谋杀大公及其夫人索菲亚的凶手是一个年轻的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名叫加夫利洛·普林西普。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首次询访下议院时就产生的对斯拉夫人的一切事物所怀的根深蒂固的仇恨，现在又复活了。

在维也纳，愤怒的人群已开始拥向塞尔维亚租界。有些政界头目感到，这场悲剧将在欧洲导致一种危机。然而，德皇却在秘密地向哈布斯堡王朝施加压力，要他们入侵塞尔维亚。德国已做好战争准备，他对他们说，首先会援救塞尔维亚的国家是俄国，但它却未做好准备。在这种压力下，奥地利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俄国进行了反对奥地利的全国总动员。有鉴于此，威廉便在皇宫的阳台上宣布：“战争威胁迫在眉睫。”接着他又向俄国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俄国于次日中午前停止总动员。由于未得到任何回答，德皇便于8月1日下午5时签署了反对俄国的总动员令。

向俄国宣战的消息传到慕尼黑时，聚集在野战军将军大楼前的人群兴高采烈。阿道夫·希特勒当时正站在人群的前边。他没有戴帽，穿着整齐，留着小胡子。没有人比他更希望战争了。“即使在今天，”他在《我的奋斗》书中写道，“我可以不耻地说，由于欢喜若狂，我跪在地上，衷心感谢上苍让我有幸生于此时。”对他说来，这意味着他自幼所怀有的建立大德国的梦想可能得到实现。

战争的狂热席卷了整个德国。这种狂热纯系感情使然，而不是出于理性；人们已处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急于求得正义，而不顾代价将会如何。人们把战争看作是某种魔术表演。学生们在街上游荡，高唱着《莱茵河卫士》，高喊要采取行动。在卡尔斯广场，一群人将“法利希”咖啡馆夷为平地，原因是乐队拒绝反复演奏国歌。知识分子也同样兴高采烈，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可从厌烦中解脱，也意味着资产阶级之虚伪的终结。战争将使人们从社会和文化的弊端中解放出来。连数月前被威廉辱骂为蛀食“帝国橡树”之蛀虫的社会主义者也欣然接受了德皇的邀请（“现在，我们是兄弟手足”），加入爱国的十字军。

泛德主义的追随者也自动加入了游行队伍。“德皇万岁！”——运动的领导者这样正式地宣称：“我们必须将德语民族组成一个帝国，一个民族。这样，一个永远是最优秀的民族便能指导全人类的进步！”他们简直是说出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肺腑之言。他把霍亨佐伦王室看作是在中世纪时期曾在东部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的日耳曼武士的继承人。由此，他深信，德国必须为生存，为“自由和未来”而战斗。

两天后，8月3日，即向法国宣战后一天，希特勒亲自向路德维希三世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巴伐利亚虽系日耳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其主权独立一直维持至1918年），请求允许自己加入他的部队。当日下午，希特勒便站在惠特尔巴赫宫前的人群里，向这位年迈的君主欢呼。路德维希终于露面了。他演讲时，希特勒在暗自思忖：“国王若是看了我的请愿书，并批准我入伍就好了！”次日，他收到了复信，拆信时“双手发抖”。他被接纳入伍，成为志愿兵。8月16日，他到巴伐利亚国王近卫兵团的兵营报到——希特勒的第一选择。兵营外有块牌子，上面说，该团已满员；但他终于被巴伐利亚第一步兵团接收——这是他的第二选择。

他的最迫切的两个问题解决了：第一，他无须参加他所憎恨的奥地利陆军；第二，他无须再靠自己的努力去度过第二个艰难的冬天。除找到了一个有足够的衣、食、住的家外——他的生活也有了目的。他用不着再去怀疑了，在他的生命史中，首次明确地知道了自己将往何处去和为了什么，他穿上了军装；唯一惧怕的是，在参战前战争便结束了。

几天后，他被调往巴伐利亚第二步兵团，在伊丽莎白广场的一间大型公共学校里开始了基本的训练。这次训练时间虽短，但课目紧凑，除队列操练外，还有拼刺刀训练。一天下来，新兵们累得筋疲力尽。一个星期后，希特勒被正式派往巴伐利亚第十六步兵团，他继续在慕尼黑受训，课目训练比先前更加紧张。阿道夫的一个名叫汉斯·孟德的同伴发现，他首次摆弄步枪时，“像女人观赏自己的首饰一样，兴奋地将它左看右看，使我暗自发笑”。

10月7日，希特勒告诉波普夫妇，他所在的部队要离开慕尼黑。他紧握着波普先生的手说，如果他战死，请他写信通知他妹妹，她也许需要他寥寥无几的遗物，如果她不要，这些遗物就送给波普夫妇。希特勒与房东的两个孩子拥抱告别时，波普太太不禁失声痛哭。拥抱后，希特勒便“转身跑了”。次日，第十六步兵团开进了国王近卫兵团，举行了隆重的开拔仪式。在路德维希三世面前，士兵们宣誓效忠于他和德皇威廉。接着，希特勒与另外数名奥地利籍士兵也向他们自己的君主奥皇弗朗兹·约瑟夫宣誓效忠。关于希特勒对此次值得纪念的仪式的反应，据唯一记载称，他曾对同志们说过，10月8日这天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因为在那一天，他们领到了双饷，还吃了一顿特别午餐：烤猪肉和土豆沙拉。

次日清晨，第十六步兵团开出了慕尼黑，前往离慕尼黑约40英里的勒希菲尔德兵营。士兵们背着背包，艰难地步行了11个小时，一路上都在滂沱大雨中行军。“我住在马房里，”他在给波普太太的信中说，“全身湿透了，根本无法入眠。”次日，星期天，他们急行军13小时，还在野外露营。由于天气寒冷，士兵们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待他们抵达目的地时，已是星期一下午了。士兵们虽然“累得要死，随时有可能倒地”，但还是在一群法国战俘面前，雄赳赳地开进了兵营。在兵营的头5天是他生活中最艰苦的时刻，“因为训练的时间冗长”，晚间还要行军，以配合旅部的训练。第十六步兵团将与另一兵团合并组成一个旅。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合并的组成部分。由于新兵们疲于奔命，直到10月20日希特勒才得以偷空给波普太太写信。他告诉她，他们将于当晚开赴前线。他说：“我高兴死了。一旦抵达目的地，我会立即给您写信，将地址告诉您。我希望能开赴英国。”当晚，新兵们被装上火车。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奥地利来的大爱国主义者，也终于踏上了为德国而战的征途。

当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们被装上火车时，旅部的一名副官，一名叫弗里兹·魏德曼的职业军人，见此情景，不禁百感交集。该团的团长已多年不在役，各连大都由后备役军官指挥，而士兵们所受训练又很马虎。团里的机枪寥寥无几，所用的电话原系纽伦堡一家公司为英军制造的，士兵们甚至连钢盔都没有。他们开赴前线作战，却只有油布帽，如同1812—1813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志愿兵一样。该旅士兵的热情弥补了装备与训练之短缺。每列火车徐徐出站时，士兵们又唱又笑，就像去参加盛大的晚会一般。英勇而令人激动的战斗将进行数周，在元旦前以胜利告终。

拂晓时分，希特勒所乘的火车正沿莱茵河奔驰。大多数巴伐利亚兵都从未见过莱茵河。随着朝阳透过晨雾缓缓升起，耸立在尼德瓦尔德的象征着日耳曼帝国的巨大的雕像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整列火车的士兵自发地唱起了《莱茵河卫士》。“我只觉得，我的心快跳出胸膛。”希特勒回忆说。

8天后，希特勒所在连队在伊普列斯附近参战。当士兵们冒着晨雾前去解救受困部队时，英军和比利时军的炮弹不断在前方树林中开花。“此时，一颗颗炮弹在我们头顶呼啸而过，在林子的边缘开花，树木被削倒，好像它们是稻草似的。”在给慕尼黑的一位熟人，恩斯特·赫普助理法官的信中，希特勒这样写道，“我们好奇地观看着。此时，我们尚不知有何危险，我们谁也不害怕。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冲锋’的命令……我们匍匐至树林的边沿，头上是呼啸而过的炮弹，四周是被打倒的树木和枝叶。炮弹又在树林边沿爆炸了，顿时硝烟弥漫，泥土石块满天飞，连大树也被连根拔起。我们不能老趴在这里，如果要战死沙场，也要死在外边。”德国人终于反攻了。“我们冲锋四次，都被压了回来，我们这群士兵，除我之外，还有一人生还，而他，最终也倒了下去。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右袖，但，如同奇迹一般，我却安然无恙。后来，我们第五次出击。这次，我们占领了树林的边沿和农庄。”

战斗持续了3天。团长战死，中校副团长负了重伤。希特勒此时已是团部的通信员，他冒着猛烈的炮火，找到了一名军医。两人协力将副团长拖到急救站。据希特勒说，到11月中旬，第十六步兵团仅存军官30名，士兵总数不到七百，幸存的士兵只有五分之一，但进攻的命令仍不断下来。新团长恩格尔哈特中校在希特勒和另外一名士兵陪同下，来到前沿视察敌军阵地，被敌人发现，机枪子弹如雨点般打来，两人跃至团长跟前，将他推进战壕内。恩格尔哈特一声不响地与两人热烈握手，表示要授两人以铁十字勋章。到了次日下午，正当他与众人讨论授勋一事时，一颗英军炮弹打中了团部的帐篷，有3人被当场击毙，团长和其他人受了重伤。就在几分钟前，因为有4个连长没有来开会，希特勒和另外3名士兵被迫离开这个帐篷去寻找。这是希特勒一系列九死一生、近乎奇迹的经历的开始。“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时刻，”他在给赫普助理法官的信中写道，“我们全都像信神一样信奉恩格尔哈特中校。”

德军成功地夺取了伊普列斯，攻势宣告结束，战斗转变为阵地战。这样，在团部工作的人也就相对平静下来。此时，团部设在梅辛纳斯村附近一僻静地区，希特勒也就有时间作画。希特勒身边带有画具，画了几幅水彩画，其中有梅辛纳斯村附近的断壁颓垣一幅、维斯切特村附近的战壕一幅。新团长的副官魏德曼要希特勒画另一种画——为一军官餐室（系一小屋，设在一征用的别墅内）上色。该餐厅内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垂死的士兵浪漫地横卧在铁丝网上，显得与餐室极不协调。魏德曼叫梅克斯·阿曼中士在团部工作人员中找个善于油漆的人来。结果，阿曼带回来的是希特勒。关于房子的颜色是蓝还是粉红为好，魏德曼拿不定主意。希特勒观察到由于阳光照来，房子呈淡红，于是便建议涂成蓝色。他搬来一个梯子，还找来一把刷子和一些涂料。他边涂边与魏德曼交谈。“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魏德曼回忆道，“他神态不像军人，说话带一点奥地利口音。最主要的是，他很严肃。很明显，他的生活经历很丰富。”

魏德曼中尉和阿曼中士将应获勋章的人员列了个清单，他们建议授予希特勒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由于他是团部人员，名字被列在最后。但最终希特勒被拉了下来，只得了一枚二级勋章。即便如此，希特勒仍万分高兴，于两天后给波普夫妇写信道：“这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不幸的是，获勋章的同志大都牺牲了。”他让波普将描述此次战斗的报纸保存下来。“我要将它们留作纪念——假如亲爱的上帝饶命的话。”他被晋升为班长，不再被蔑称为“系靴带的同志”（系巴伐利亚人惯用的诨名），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

自在慕尼黑入伍以来，列兵汉斯·孟德就未见过希特勒。在慕尼黑时，他似乎身体太弱小，连背包都难以背动；现在呢，他手持步枪，头上歪戴着钢盔，八字胡子下垂，眼中“放射出生气勃勃的光芒”，到处走来走去，俨然是前线的战士。其他通信兵对他之无畏深表尊敬，却不明白一个奥地利人为何要如此冒险。“他真是个怪人，”有人对孟德说，“自取其乐。不过，在别的方面他倒是不错。”

尽管他滔滔不绝地告诫同志们抽烟、喝酒是恶习，“阿迪”还是博得众人的喜欢，原因是，危险时他很可靠。若遇到有人受伤，他从不将伤兵丢下不管；遇到危险的任务，他也从不装病。另外，在漫长而乏味的战斗间隙中，他又是个好伙伴。由于他是个画家，这使他与士兵们的关系更加亲近。生活中若有笑料，他便将它画成漫画。例如，有一次，有个士兵打了只兔子，准备休假时带回家，但他带走的却是一块砖——有人把兔子偷换了。希特勒给这个玩笑的受害者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两幅漫画，一幅是那士兵在家打开包砖头的包袱，另一幅是他的朋友们在前线吃兔子。

希特勒与众不同，他未从家中带来罐头之类的东西。为了满足他那永远满足不了的食欲，他只好向厨子或厨房帮工额外购买食品。这样他便赢得了全团最大的“老饕”的美称。与此同时，他又不好意思分享别人的罐头食品，常拒绝别人的好意，理由是，他无从报答。魏德曼中尉提出，他将在圣诞节从伙食费中抽出10马克给希特勒，这也被希特勒当场谢绝。

休假一结束，全团又重新开赴前线，但仗不够希特勒打。“现在，我们仍在老阵地上，只能袭击法军和英军。”在1915年1月22日给波普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天气很坏，常常在敌人的重炮火力下在齐膝深的水中一躲就是几天。我们盼望能有几天的喘息机会，并希望在数天内全线展开总攻。事情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就是在这种僵持的时刻，一条小白狗（很明显，是英军送上门来的吉祥之物）为追逐兔子跳进希特勒所在的战壕。希特勒将狗抓住。开始时，那条白狗老想逃跑。“我以巨大的耐心对它（它听不懂德语），慢慢令它习惯与我相处。”希特勒给它取名叫“小狐狸”，并教它诸如爬梯子之类的把戏。白天，“小狐狸”与他从不分离；晚间，它就睡在他身旁。

1月底，希特勒又给波普写了一封信，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战场，而且是恶战的情景：

……由于雨水不断（没有冬季），又近海，地势又低，此地的草地和田野活像是无底的沼泽，街道上到处是黏黏糊糊的泥浆。步兵的战壕、掩体、大炮阵地、交通沟以及铁丝网、“狼窝”、地雷阵等，都设在这样的泥潭里。这真是个奇形怪状的阵地。

2月，他写信给赫普助理法官，描述了他的战斗经历。奇怪的是在信的末尾，他却谈到了政治：

我常常想起慕尼黑。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能把账与这伙强盗算清楚，不管代价如何，能尽快与他们交手；待我们中能有幸返回家园的人到家时，能看到德国的外侮得以消灭，国内的国际主义得以打破。这样，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和痛苦才没白费，以及为了反对国际敌人日日流成河的鲜血才没白流。

每当被问起是哪里人时，希特勒总是回答说，他的家是第十六团——不是奥地利——战争结束后他将在慕尼黑生活。然而，他们首先得赢得战争！在这点上，他是疯狂的：如果有人开玩笑说战争永远也不会胜利时，他便变得疯狂，在室内来回踱步，说英国必将失败，如同“祷告时必说阿门”一样。

同志们在谈论食物或女人时，他则专心致志地读书或作画，但是，一旦话题转入严肃的主题上，他便会停下来大发议论。他的同志们大都头脑简单，听到他滔滔不绝的议论，个个都如痴如醉。他们都喜欢听他口若悬河地谈论艺术、建筑等。由于“他眼前常常摊开一本书”，他是个知识分子的印象也随之得到加强。他背包中常常有几本书，其中一本系叔本华所著，“我从其中学到许多东西”，这位哲学家一再强调的盲目意志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必然取得的胜利，肯定在他脑中引起反响。

到1915年夏末，希特勒已成了团部不可缺少的人物，由于与各营各连指挥所相通的电话线常被敌军炮火打断，通信只好靠通信员联系。“我们很快便发现，”魏德曼中尉回忆道，“最可靠的通信员是哪一个。”（1935年，弗里兹·魏德曼成了希特勒的副官，4年后，因反对元首的外交政策，遭解职。在他所著的书中，他说，希特勒对其战争经历的记忆好极了，“在讲述他的经历时，我从未发现他在撒谎或言过其实”。）其他通信员对他的机智和不平凡的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能像他童年时在书上读到的印第安人一样爬往前线。然而，在希特勒身上也有些东西使某些士兵不安。他太与众不同，责任感太重。“把信送到目的地，”一次他教训另一名通信员说，“比个人的雄心壮志，或为了满足好奇心更加重要。”他常急于上阵，常常不请自来，替其他通信员送信。

六、七月间，战斗的速度加快了，频繁的送信任务开始在希特勒身上产生影响，他的脸变得蜡黄而消瘦。每当天不亮英军开始炮击时，他便从床上一跃而起，拿起步枪，在室内急剧地来回踱步，“像出发前的赛马一样”，直到把所有人都吵醒。对别人的笨拙，他变得更加不耐烦。若有人抱怨食品太少，他便厉声驳斥说，1870年时法军吃老鼠！

9月25日，英军加紧进攻。至黄昏时，第十六团全线吃紧，与前线的电话通信突然中断。希特勒与另外一名通信员前往看个究竟。他们“侥幸”回来报告说，电线已被打断。由于敌方强攻在即，希特勒被派往前沿广播，以警告各部队。他再次九死一生，未被猛烈的炮火击毙。

在过去数月中，他多次差点儿送命，却总能化险为夷。他好像有护身符似的。“一次，我在战壕里与几位同志一起吃晚饭，”多年后他对英国记者华德·普赖斯说，“突然，有个声音好像在对我说，‘快起来到那边去’。声音清晰，且不绝于耳，我只好机械地服从，好像它是一道军事命令似的。我手里捧着饭盒，立刻起身，沿着战壕行走了约20码。我坐下来继续进食时，心也安定多了。但我还没吃两口，只见火光一闪，接着便从我原来待的地方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颗流弹在我坐的位置上爆炸了，留在原地的人全被炸死。”

也许，那是常有先知先觉的季节吧。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正当秋霜使大地变得灰白时，他写了一首怪诗。此时此刻，他或许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

每当寒夜来临，

我便独往宁静的沼泽之橡树旁。

用黑暗势力使众志成城——

月色以其魔力铸成北欧之古文，

日间轻率无比者，

晚间必被魔法变为渺小！

闪光的钢铁由他们炼造——非用于战争，

却硬成了石笋。

于是，虚伪与真实分道扬镳——

我罗织文字数行，

带着我的祝福和昌隆，

献给正义的好人们！

几星期后，他向同志们作了一惊人的预言：“我会如雷贯耳的，等待我的时代的来临吧！”

那年12月，没有下雪，只是阴雨不断。全团所在的整个弯弯曲曲的战壕都灌满了水，第二个圣诞节较之于第一个更为惨淡。别人都在开拆家中寄来的包裹和慰问信，希特勒则独自昏昏沉沉地坐在行军床上。在为期三天的假期中，他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同志们设法使他高兴，并与他分享家中寄来的圣诞礼物。他一一予以谢绝，回到他私人的小天地里去了。假期一结束，希特勒一反阴郁之态，马上高兴起来，对同志们“安静度假”等讥讽之词，还能报之一笑。

1916年初夏，希特勒所在之兵团开赴南方，刚好赶上关键的松姆之役。战役一开始，英军发动猛攻，第一天就有近两万联军被打死或打伤。7月14日晚，在弗隆美尔一带，第十六团的野外电话线全被打断。希特勒和另一名通信员在“几乎必死”，“每走一米都挨打”的情况下，被派去查线。他们缩进满是水的弹坑或壕沟内避弹。同行的通信员累倒在地，希特勒无奈，只好将他拖回战壕。

7月20日，弗隆美尔战役打得如火如荼。双方折兵损将无数——但双方都未前进分毫。在以后的两个月中，战斗成了沉闷的阵地战，炮火猛烈，双方前进或后退的长度仅能以码衡量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希特勒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汉斯·孟德被调至后方——在战俘营内任翻译。但他仍有两个同志在身边，即恩斯特·施密特和伊格纳斯·维斯登基尔希纳，更加重要的是，还有他的爱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弗隆美尔，有多少次我在凝视我的爱犬‘小狐狸’呀！”25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回忆说。当谈到他的爱犬“小狐狸”对一只飞舞着的苍蝇所做的反应时，他是何等神往。首先，它全身发抖，好像受了催眠术一般，像老人一样皱起眉头，然后，突然一跃而起，朝它猛吠。“我常常注视着它，好像它是一个人似的——注视着它发怒、咆哮的各个过程。”希特勒吃饭时，“小狐狸”就坐在他身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每个动作。如果希特勒吃了五六口后还不给它东西，“小狐狸”便会坐立起来，看着主人，好像在说：“我怎么办？”“我多么喜欢它呀，真有意思！”

三个月后，松姆战役仍打得难分难解。联军不断进攻。在此战役中，双方总共损员61.4万人，但这是无谓的屠杀，因为德军的阵线丝毫未动。一周来，尽管多次执行危险任务，希特勒过的仍是受符咒保佑的生活。10月7日晚，他的幸运结束了——其时，他与其他通信员一起，正坐着睡在一条通往团部的狭窄的地道里。一颗炮弹在狭窄的入口处炸开了，把通信员们打成一堆。希特勒大腿受伤，却仍在与魏德曼争个不休，要求让他留在前沿。“中尉，我伤不重，对吧？”他焦急地说，“我还能留在你身边，我是说，留在团部！不行吗？”

希特勒被送进一所野战医院。他的伤势（第一次）并不重，但在病房内，他患了一种惊骇症，几乎使他“惊”倒。事情是这样的：他躺在病床上，猛然听见一个德国女人——一个护士——在跟他说话。“这是两年来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不久，他便上了一列开往德国去的救护火车。“运送我们回家的火车越开近边界，每个人内心便越不安。”他终于看到了第一所德国房子——“凭它的高高的屋顶和漂亮的百叶窗就可看出，祖国！”

他进了位于柏林西南的一所陆军医院。在经历了一段战壕生涯后，对他而言，医院里那洁白的病床真是巨大的改变，开始时“我们不敢往上躺”。慢慢地，他习惯了这种舒适的环境，但对某些人身上的犬儒主义看不顺眼。一到他能起身走动时，他便获准在柏林度周末。他看到的是饥饿和赤贫，以及在鼓动人们争取和平的“无赖”。

两个月后，他出院了。他被调至慕尼黑的一个补充营。根据《我的奋斗》，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士气为何崩溃的答案。是犹太人！在后方密谋让德国倒台的就是他们！“几乎每个职员都是犹太人，几乎每个犹太人都是职员。这不免使我大吃一惊，不得不将他们与在前线少得可怜的几名犹太人代表作一比较。”他也深信，“犹太人的金融”掌握了德国的生产，“这只蜘蛛正开始慢慢地吸吮人民细胞中的鲜血”。

在前线，他的同志们从未听他这样说过。表面上，他也并不比别人反犹。有时，他也会说上一两句不痛不痒的话，诸如“假若所有犹太人都不比斯坦（电话接线员）聪明，那就不会有麻烦”。每当谈起维也纳和犹太人无所不至的影响，据维斯登基希纳的回忆，希特勒并不带什么“恶意”。事实上，施密特从未听他谈论这一话题；魏德曼中尉也未听说过（说真的，我不相信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是那时产生的）。

希特勒讨厌慕尼黑了。他觉得，补充营的气氛实在可憎。谁也不尊敬前线下来的士兵，这些人对希特勒在战壕里受过的苦难毫无认识。他渴望回到自己人中间去，遂于1917年1月致函魏德曼中尉说，他已“康复，可再次服役”，希望“回到原来的团和原来的同志中间去”。3月1日，他回到了第十六团，受到了官兵们的热烈欢迎。爱犬“小狐狸”欣喜若狂——“它疯狂地朝我扑来”。吃晚饭时，连队的炊事员做了一顿特别的饭菜为他接风，有面包、果酱和糕点。希特勒终于回到了属于他的“家”。当晚，他手持手电筒，对着刺刀大骂叛贼，在外边瞎转了几个小时——后来，有人朝他扔了一只靴子，他才回房睡觉。

数天后，全团开赴阿拉斯地区，准备发动另一次春季攻势。但希特勒仍有闲暇作画，画了不少水彩画，内容皆系对他有意义的战场景象（在他的未出版的日记中，舞台设计家戈顿·克勒格说，希特勒这些战时的画作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他之所以赞赏也可能是出于感激之情，因为希特勒曾把他从饥饿中解救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住在巴黎，希特勒常买他的画）。那年复活节，他的艺术转向群众。他用石灰将煤球涂成白色，在团长的花园里摆成“1917年复活节快乐”一语。几个月后，第十六团又来了一个新团长弗赖赫尔·冯·图波夫少校。新团长是个少壮派人物，有活力，一到任便重整军纪。他不但使官兵们难堪，还敢让他们批评上级。为了消除受挫折的闷气，图波夫出门狩猎，希特勒是赶兽出林者之一。就在紧挨前沿的林中，希特勒手持长棍爬来爬去，整整爬了两个钟头，又叫又喊，替团长赶野兔出林，供团长射击（16年后，希特勒将团长提升为将军）。

尽管服役时间长，战斗也勇敢，希特勒仍然是班长。据魏德曼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希特勒“缺乏领导才干”；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拘小节，行为草率。他的头老歪向左肩，行走时垂头弯腰。虽然他一有可能就洗澡，并称那些不洗澡的同志为“活粪堆”，自己则不喜欢擦皮靴。见军官前来他也不立正。更重要的是，没有让通信员当中士的合法肥缺。如果要得到晋升，希特勒就得放弃其现行职务，这样一来，团部就会失去一名最好的通信员。

那年夏季，十六团回师首战过的比利时战场，准备参加夺取伊普列斯的第三次战役。这次战役仍与第一次一样猛烈。7月中旬，他们连续十天十夜遭敌军炮击。在炮击间隙，他们听到地下可怕的挖掘声——敌人在挖地道。头上，飞机的嗡嗡声不绝于耳，接着便是爆炸声。此外，他们还不断受到毒气的威胁，士兵们有时得连续24小时戴防毒面具。7月的最后一天，守卫者们面临着另一种恐怖——坦克。侥幸的是，滂沱大雨将无人地带变成了泥潭，坦克全深陷其中。

8月，受创的第十六团退出战场，调往阿尔萨斯休整。就在此时，希特勒两度遭惨痛损失。有个铁路官员，由于被“小狐狸”之滑稽倾倒，向希特勒出价200马克购买他的爱犬。“你出20万我也不卖！”希特勒怒气冲冲地回答说。不料，在部队下火车时，希特勒竟找不到“小狐狸”。部队出发了，他只好跟上队伍。“我绝望了。偷我爱犬的猪猡不明白，他之所为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大概与此同时，另一个“猪猡”用枪挑开了他的背包，偷走了装有速写画、油画和水彩画的箱子。由于两度受侮辱和心灵受创——第一次是铁路之懒鬼所为，第二次是新入伍的兵痞（在前线，士兵们互相偷）所为——他把画料束之高阁。

那年10月初，施密特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去休假18天。这是开战以来希特勒首次休假。他们的目的地是德列斯登——施密特的妹妹住在该地——但他们在布鲁塞尔、科隆和莱比锡均作了停留，以观赏各地风景。希特勒特别欣赏莱比锡。马丁·路德就是在这里的圣·杜马斯教堂首次讲道的——也就是在这个教堂里，巴赫曾演奏管风琴达27年之久，死后也埋葬在此地；还是在这个教堂里，瓦格纳曾接受洗礼。但是，最使他难忘的还是那高达300英尺的“民族之战”的巨型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系为纪念1813年战争之阵亡将士兴建的，它看上去更像个堡垒，而不是个神坛。“这纪念碑与艺术毫无关系，”他评论道，“任它规模宏大，且很漂亮。”在德列斯登，他们观赏了著名建筑物，参观了各种画廊，包括著名的茨文格美术馆在内。他原急于去剧院的，在看了节目单后——很明显，没有上演瓦格纳的作品——他宣称，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后来，他独自去了柏林，在一前方战士的家中住了几天。“这城市真了不起，”他在给施密特的明信片中写道，“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界首都。交通仍然繁忙，我几乎全天外出，终于有机会较详尽地参观各种博物馆。总之，应有尽有。”

那年年底前，十六团战斗任务没有多少，希特勒也就有充裕的时间读书。对小说和杂志，他不屑一顾，把全部精力放在攻读历史和哲学上。“战争迫使人们深刻地思考人性。”后来，他对汉斯·弗兰克说过，“就生活中之各种问题而言，4年之战争等于30年大学之训练。我最恨的莫过于闲聊文学。如果要关心人类的命运，人们只能读荷马的作品和宗教著作。在战争的后期，我读的是叔本华的著作，且反反复复地钻研（他保存的叔本华著作选集被翻烂了）。此后，即使上帝是个真正的战士，不用宗教之道我也能自由行事。但是，左脸挨打后换右脸一说，对前线而言，并不是良方。”

那年冬天，与先前之西线一样，在前线作战之士兵异常艰苦。给养比先前任何时候都缺乏，士兵们被迫用猫狗充饥。希特勒的同伴回忆说，狗与猫相比，他更喜欢猫肉（也许是为“小狐狸”之故），若有食物可得，他最喜欢的是烤面包涂蜂蜜或果酱。一次，他发现了一大坑面包片，为满足辘辘之饥肠，他有条不紊地取了出来，还机敏地从底部一包包地取出。他与同伴们分享这一份特殊所得，他们用面包片换了些砂糖，然后制成了战争前线风味的奥地利点心“施马仑”。

在国内，老百姓也被迫以猫狗充饥。面包是用锯末和土豆皮为原料制成的，牛奶也几乎无处可得。德国的盟友也吃了苦头。在维也纳，由于食品奇缺，奥地利政府被迫向柏林请求粮食援助。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罢工事件不时爆发，其原因不光是饥饿，还有德国与俄国的新布尔什维克政府媾和失败。罢工浪潮波及德国本身，虽然数月来德国本身就受军事独裁管制。1918年1月28日，全德工人实行总罢工。罢工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和平，但也坚持派出工人代表参与与盟国进行的谈判，要求增加粮食定量，废除军事管制法，在全德建立民主政府等。在慕尼黑和纽伦堡，上街请愿要求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立即实行和平的工人只有数千名，但在柏林，走出工厂要求成立罢工委员会的工人就达40万。虽然罢工工人不到一周便被驱回工厂，但叛乱的精神在首都蔓延。看来，全面爆发革命只是个时间问题。

总罢工的消息传到前线时，士兵们的反应不一。许多士兵都与后方的百姓一样厌战，但也有许多人觉得被自己的同胞出卖了。希特勒称之为“整个战争中最大的欺骗”。对那些懒鬼和赤色分子，他简直被气疯了。“家里人都不要胜利，军队还在打什么仗？巨大的牺牲和贫困是为了什么？军人是要把仗打胜的，家里人却在闹罢工反对！”

3月3日，柏林终于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与俄国和谈成功。但是，加在年轻的苏维埃政府头上的条件是如此之苛刻，以致德国的左翼分子宣称，和约的真正目的是要消灭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人投降的消息，使像希特勒那样的军人相信，德国肯定会获胜。比之过去任何时候，全面胜利现在看来已在握。总司令部下令大规模反攻，大部分部队对此均忠实地响应，虽然不那么积极。在之后的数月中，希特勒所在的第十六团参加了鲁登道夫的大规模春季攻势的各个阶段：在松姆、在恩河以及最后在马尔纳，希特勒的战斗精神较之前更加高涨。6月间，在前线，希特勒在一战壕里瞥见一种东西，像是法国的头盔。他往前爬去，发现那是4名法国大兵。希特勒拔出手枪——那时，通信兵已将步枪换成了短枪——用德语向他们大声喊话，好像他有一连人马。他亲自将4名战俘交给了冯·图波夫少校，并获嘉奖。图波夫回忆道：“没有什么情况会阻碍他执行最困难、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为了祖国和他人，他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安宁。”8月4日，希特勒获一级铁十字勋章一枚，但这是为表彰其先前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为这一次卓越的功勋。嘉奖令只说：“为表彰其个人之英勇与各种优点。”（除这次的奖章及1914年所获的二级铁十字勋章外，希特勒还获得过下列勋章：1917年9月17日获三级军事铁十字勋章一枚，外加战刀；1918年5月9日因作战异常英勇获团部勋章一枚；1918年5月18日获伤员奖章一枚；1918年8月25日获三级服役奖章一枚。）这枚勋章是提名让他受勋的营部副官雨果·古特曼上尉，一个犹太人，亲自授予的。

到这个时候，战争形势已明朗，差点儿打到埃菲尔铁塔的强大的鲁登道夫攻势已惨遭失败。西线的失败使人们大受震惊，尤其是这发生在西线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之后——在西线，包括高加索在内的辽阔地区均已被征服。因此，士气一落千丈，连老兵也不例外。兵车和休假车士兵的秩序大乱，军官们不得不朝窗外开枪。在每个车站，士兵们四散奔逃。试图维持军纪的军官们遭石块和手榴弹的袭击。列车两侧用粉笔写满了诸如“我们不是为德国荣誉而战，而是为百万富翁而战”的革命口号。

希特勒获铁十字勋章后第四天，联军在亚眠附近冒着大雾发动反攻，突破了德军阵线。鲁登道夫向前线派出一名参谋，并立即向被突破地区派出预备队。当增援部队向前线运动时，退却的士兵向他们高声怒骂：“骗子们！你们在延长战争！”

鲁登道夫写道：这天是“这次战争中德军的凶日”！德皇悲伤而镇静地对此做出反应，说：“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已山穷水尽了。必须结束战争。”几天后，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与威廉在温泉议事。当德皇下令让外交大臣开始和谈时，兴登堡抗议说，德军仍占领大片敌人领土；鲁登道夫则激动地宣称，必须在国内加强纪律，同时还应“在犹太青年中强行征兵，因为迄今为止他们还未有多少人入伍”。

在国内面临叛乱、前线即将崩溃的情况下，希特勒更常与人争论，并大谈特谈赤色分子如何进行欺骗。然而，希特勒的声音却被后备部队的抱怨声所淹没。据施密特说，在这样的时刻，希特勒“变得怒不可遏，常厉声高喊说，战争败就败在和平主义者和退缩者手里”。一天，有个见习军官说，再继续战争是蠢举，他竟遭希特勒的袭击。两人拳脚交加，最后，在受了不少重击后，希特勒击败了对手。施密特回忆说，打那以后，“新来者都鄙视他，但我们这些老同志却更加喜欢他了”。

4年来，丧失人性的阵地战，如同在许多德国爱国者身上发生的一样，使希特勒无比憎恨国内那些“在祖国背后插刀”的和平主义者和逃避兵役者。他，以及像他那样的人们，都满腔热血，发誓要对这种背叛进行报复，从中也就产生了未来的政治。1914年的希特勒绝不是睡眼蒙眬的志愿兵。4年的战地生活给他带来了归属感，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他自信。他曾为德国而战，而且是真正的德国人。他曾被迫光明正大地自食其力，长大成人后有自己的自豪感；入伍时，他还是个不成熟的青年，尽管在维也纳受尽艰辛，但仍非常幼稚；现在，他已是个成熟的人，准备在世间争取一个成熟的人的位置。

9月初，第十六团开回弗兰德斯。由于是后备部队，也就允许士兵休假。他与一名叫阿伦特的同伴一同回到柏林。在首都，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肯定使他厌恶，他也在希皮塔耳老家住了几天。在他回团后几星期，第十六团第三次开进伊普列斯下方，第三次出没在科明尼斯附近的野地和山间。10月14日，在威尔维克村附近，希特勒受毒气进攻而双眼失明，不久，视力得到恢复。但在11月9日听到德国即将投降的消息时，他的视力得而复失。此后几天，他频繁幻听幻视。

在比利时中毒的当天，阿道夫·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恐惧和仇恨究竟有多大、多深，这是无法了解的。然而，在此后一年，对犹太人的仇恨，成为他生活中公开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时期，希特勒不过是成千上万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产生恐惧的“爱国者”之一（犹太人与赤色分子几乎成了同一体）。最近几个月来，马克思主义者鼓动的起义此起彼伏，令人丧胆，威胁着德国人生活的结构。

有意思的是，革命恰好是在希特勒患毒气后遗症的时候开始的。在他乘伤员列车东行时——那是11月6日——巴登的亲王梅克斯，即德国的新任总理大臣，收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一份照会。照会要求，除非废除德皇威廉，否则美国不予签订停战协定。这加速了德国军方的瓦解。两周后，正当舰队受命出海时，叛乱公开爆发了，6艘战舰抗议。在基尔，叛乱爆发后，水手们洗劫了军火库和短武器橱柜，并占领了该市的大部分。在某兵营，有个伙夫竟建立了“基尔水手苏维埃”；在港的舰只仅有一艘未升起革命红旗。士兵抓住军官，扯掉他们的肩章，将他们送进监狱。

11月7日，慕尼黑爆发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一个身材矮小且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库尔特·埃斯纳领导的。此人常懒散地戴一顶大黑帽，帽子虽大，却遮不住他那一头乱发。他衣冠不整，富浪漫色彩，是扔炸弹的赤色分子的活典型。因在战时组织罢工之故，他已在狱中蹲了9个月。时至黄昏，包括许多士兵在内的革命者，业已占领了慕尼黑的所有军事要冲，身在惠特尔巴赫宫的路德维希三世被迫乘车出逃。在市南，车子跑出了路旁，翻进一块土豆地里。这是巴伐利亚君主的恰如其分的结局。

当晚，一卡车一卡车举着红旗的人们从市内经过。埃斯纳手下的人占领了铁路和政府大楼。谁也没有反抗，叛乱分子在战界据点架机枪时，在场的警察把头一转——视而不见。慕尼黑的市民次日一早醒来便发现，他们的巴伐利亚已成了共和国。革命已经来临，是德国式的，且没费多少气力，也没有多大伤亡。人民以同一精神接受了他们的命运，未出现暴力的反应。慕尼黑人闷闷不乐地等待着。

有秩序进行革命的火焰在全德国自行点燃。在弗莱德里希市，卓别林工厂的工人们组成了代表会。斯图加特地区的工人们，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车工厂的工人在内，举行了罢工。在与埃斯纳提有相同观点的社会主义者领导下，他们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法兰克福，水手也举行了起义。在卡塞尔，整个卫戍部队，包括一名指挥官在内，一枪未放便叛乱成功。在科隆，仅放了数枪，拥有4.5万名士兵的卫戍部队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内的秩序却很快得到恢复。在汉诺威，当局虽曾令部队动武，但文官叛乱仍获得成功——士兵们加入了叛乱阵线。在杜塞尔多夫，在莱比锡，在马格德堡，情况都一样。

在德国全境，一个个政府都被工人或士兵代表会接管而垮台。后来，到11月9日，德皇宣布退位，国家权力落入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其领导人是前鞍马匠弗莱德里希·埃尔伯特。这标志着1871年1月18日在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中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威廉二世的祖父，德国的首任皇帝建立的日耳曼帝国的结束。

这件事也表明一个时代的终结。早在48年前，俾斯麦实现了其梦想，统一了德国，为德国和德国人树立了新的形象。一夜之间，东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之安全赖以存在的基础倒塌了；一夜之间，随着帝国国旗的降落，大多数德国人爱国而保守的生活赖以存在的政治哲学也土崩瓦解了。

也许，德国人最大的震动还是在于埃尔伯特登上了总理大臣的宝座。仅仅一天，霍亨佐伦家族的统治便被推翻，而平民中的一员竟取得了发号施令权，这怎么可能发生呢？登上宝座后，埃尔伯特本人也如坐针毡。他明白，他的出现是对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人们的一种侮辱。而且，他甚至连街头上的激进思想都代表不了。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究竟代表谁？黄昏，当梅克斯亲王前来道别时，他竟惊慌失措，连声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伦王朝任“行政官”。

两天后，凌晨5时，埃尔伯特政权的一名代表马特阿斯·埃尔斯伯格在福煦元帅的私人车厢里与盟国签署了停战协定，于上午11时停止敌对行动。在那年的11月11日11时，他给一个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民族带来了和平，同时，他也无辜地虚构出了所谓“十一月罪犯”的话——是社会主义者出卖了民族。虽然输掉战争的是德皇和德国的帝国主义将军们，但威尔逊总统拒绝与他们签订停战协定，他坚持要与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强迫社会主义者去为自己未曾带来的后果负责的办法，威尔逊给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种政治工具，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坏力进行支配。

1918年11月末，希特勒离开了帕斯瓦尔克医院，因为病人“除眼膜发烫外，余无他诉”，“适于服役”。后来，希特勒在法庭作证时说，那时他只能看出报纸标题的轮廓，害怕再也不能读书。“医院的病历，”他抱怨说，“是在革命时期写的，几乎谁也得不到照顾，我们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连士兵的工资簿都未领到。”

他被派到第十六团的预备营报到，营部设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经过了柏林。那时，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中央委员会”手中——这是士兵、工人和“独立和多数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体。这个联合政府已经开始进行社会改革，这在几个月前看来是不可设想的。它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允许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老弱病残和失业工人的福利，废除报纸审查制度，以及释放政治犯。

希特勒虽然同意这些社会改革，但不信任发起改革的革命党人：执行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具，是前线士兵的出卖者；其最终目标是另一个赤色革命。当希特勒前往设在施霍宾地区邻近的图尔肯大街的兵营报到时，他也碰到了同样的叛逆精神。在当月的早些时候，这个兵营已投靠埃斯纳政权，受“士兵代表会”管辖。那里没有一星半点军纪，兵营成了猪圈。人们对从开战的第一天起就在战壕里服役的老兵不表示任何尊敬。许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这地方比曼纳海姆还糟糕。令希特勒特别怏怏不快的是委员们的行为。“他们的所有活动都令我反感，我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幸好，他发现了一个对那个地方同样厌恶的老战友。“士兵中最懒、最厚颜无耻的，不消说，就是那些从未到过战壕附近的人，”希特勒当通信兵时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忆说，“那地方满是懒汉懦夫。”约两星期后，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设在通往萨尔茨堡的途中，在慕尼黑以东约60英里）需要看守人员，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议两人双双报名前往。看守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革命军人”，前来迎接的是一位军官，他下令站队，但士兵们引为笑谈：“难道他不知道操练已被取消了吗？”第二天，除几名曾在战壕里服过役的士兵以外，其余全被运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来了。

在柏林，极左派团体“斯巴达克斯团”（斯巴达克斯系一奴隶，是反叛罗马人统治的领袖），在起义水兵的协助下，走上街头闹革命。这却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义。到圣诞节前夕，首都已近无政府状态。其他城市也有人揭竿而起，但势头没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国，军事和警察机构开始崩溃。

由于权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势力突然兴起——所谓的“自由兵团”。这个兵团系由部队内的右翼积极分子组成，具有希特勒那种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热情。由出生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新一代组成的“自由兵团”，为采取今天的行动，曾有过两次准备。其一是战前的青年运动，即所谓的“候鸟运动”。这些年轻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处游逛，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来自富裕阶层，鄙视从他们中产生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坚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虚伪，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经济是无耻和欺骗，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气，艺术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学是虚假和商业化，戏剧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们认为，家庭生活约束了人，且不真诚；他们也认为，两性关系，不管是婚内婚外，“贯穿着虚伪”。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青年文化，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家庭、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

这些年轻人常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在一个首领指挥下，高唱《自由战士之歌》。有时，他们或无言地注视着篝火，以寻找“林中信息”，或倾听某同伴朗读尼采或斯特潘·乔治著作中的激动人心的段落，诸如：“人民与至高无上的智慧渴望着人——行动！……也许，在你的嫌疑人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狱中昏睡多年的某个人就会一跃而起，完成这一行动！”他们靠神秘主义而昌盛，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渴望行动——任何一种行动。

行动，他们在大战中找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与希特勒一样，坚信祖国的事业之正义性的原因。战场生活，使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一种共患难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们对领导他们进行交手搏斗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指挥官，而是元首！他们是他的同志！他们对他盲从，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狱”。他们一同在前线缔造了迄今为止德国尚不存在的民主关系。几英里长的战壕，与世隔绝，事实上成了“以火焰作墙的修道院”。

这些前线来的同志，这些旧日的“候鸟”，与希特勒一样，觉得投降是耻辱，对国内阵线不信任，因为它正在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军方曾在报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达克斯团”的危险尚未消除，号召士兵们起来，加入“自由兵团”，“阻止德国变成全球的笑柄”。对此，老兵们会予以热烈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

正当这支不法的部队组建时，“斯巴达克斯团”在许多柏林人的赞同下，也在夺取柏林。他们控制了许多公共设施、交通运输设施，以及兵工厂。1919年1月3日，处在绝望中的埃尔伯特政权解除了警察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同情“斯巴达克斯团”，不久前还支持水兵叛乱，此时已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为了进行报复，公开号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热烈响应这一号召。6日上午，20万身背武器、打着红旗的工人，从亚历山大广场出发向提埃加登集结。寒冷与大雾并未使他们的情绪低落，他们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的工作人员以及乌尔夫电信局的工作人员抓来，总理府大楼也被愤怒的人群包围——埃尔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里边。

到次日上午，共产党人已端坐在布兰登堡大门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街，在萨洛登伯格大街，他们的步枪已是铺天盖地。除有战略意义的火车站已被占领外，政府印刷大楼和波佐酿酒厂也被占领。不到24小时，仍在政府手中的市内主要建筑物已是寥寥无几了。

若不是“自由兵团”干预，柏林——最终是全德国——恐怕已陷入共产党之手。不到一周，部队从城外开来，将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达克斯团”的领导人，包括身材娇小的“红色玫瑰”罗莎·卢森堡在内，都被捕并惨遭杀害。

在“红色玫瑰”死后4天，新共和国举行了首次全国选举。那天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而寒冷。自德国有史以来，妇女首次被允许参加选举，在3500万选民中，3000万人为国民议会的423名候选人投了票。结果虽令人惊奇，但在预料之中。表面上假装不要，实则希望霍亨佐伦卷土重来的两个右派政党，得到了约15％的席位；赞同实行共和的两个中间派政党，与埃尔伯特的“社会主义多数派”一样，得到40％的席位；极左派“独立社会主义者”仅得席位7％。选举的结果，既是反革命的胜利，也是赞成共和的胜利。它注定是社交性质的。

因为刀枪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150英里外的魏玛便成了国民议会的所在地。这个选择除有地理上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上的原因：魏玛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乡。2月6日，国民议会在新国立剧院举行会议。会议没有霍亨佐伦王朝开会的那种豪华气派和仪式。没有乐队，没有马队，也没有耀眼的制服。

5天后，一个工作政府成立了，埃尔伯特凭多数选票被任命为帝国的第一任总统。他任命了一个总理大臣，由总理大臣组阁，由意志坚强的诺斯克（他称自己为“警犬”）出任国防大臣——这是最有意义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兵团”在魏玛共和国的支持下，将开始活动并继续保卫国家，不致使它赤化和产生暴乱。

巴伐利亚人讨厌普鲁士人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事物，这是个传统。因此，慕尼黑对魏玛所发生的一切，大都置之不理。对埃尔伯特政权企图在全德国建立民主政权的尝试，慕尼黑市一个世人尚未认识的知识界领导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嗤之以鼻。1918年春，这个既厌世又厌恶女人、孤单而又贫困的光棍，终于出版了《西方的衰落》一书的第一卷。书评虽尚未出来，但书已在全德国产生了影响。“与1789年的法国人一样，在不幸中我们必须走到底。我们需要一种惩罚，与之相比，四年来的战争根本算不了什么惩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到头来，恐怖必将如此之激动和失望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像拿破仑之独裁一样的独裁竟被大家认为是救星。”

自认是为政治而生并必然从事政治的希特勒，此时正准备返回慕尼黑。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即将关闭，他与施密特同时被分配在第二步兵团，该团兵营设在施霍宾。另一个有同样理想的同志已经在慕尼黑扎根，此人叫阿尔弗莱德·罗森堡，是个疯狂反犹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爱沙尼亚人，他是取道俄罗斯前来此地寻找其真正的家。与希特勒一样，他也是画家和建筑师；与希特勒一样，他比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更日耳曼化。他离开故土的目的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祖国。另外，他决心警告他的祖国要谨防曾破坏他的故土的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并为祖国不致落入犹太共产主义之手而斗争。

当听说有位名叫埃卡特的德国作家与他有许多共同观点时，罗森堡便决定前去结识这位作家。迪特里希·埃卡特——诗人、剧作家、咖啡室知识分子——是个身材高大魁伟，头顶秃发的怪人，他常在咖啡馆和啤酒厅出没，同样喜欢喝酒和议论。他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参事的儿子（曾因“神经有病”做过某医院的病人），因而有机会打入古老贵族的圈子。他古怪放荡，多少有点才华（他译的《贵族晋特》一书，译文出众，被认为是标准译本）；他亲德，反犹；他自己出钱出版周报，发行量达3万份。

罗森堡未经介绍便出现在埃卡特房内。罗森堡还在走廊里，埃卡特就有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个热诚而极端严肃的青年。罗森堡劈头就问：“阁下是否有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埃卡特笑了，“当然有！”问他是否写有什么东西，罗森堡立即拿出一篇文章——关于犹太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产生破坏力的文章。他们之间，一种将影响希特勒生涯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埃卡特把罗森堡看成是“共同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此后不久，罗森堡关于俄国的文章不但出现在埃卡特自编的报纸上，而且也出现在慕尼黑的周刊《德意志共和国》上。这些文章的主题是，犹太人为世界万恶之源；世界大战和赤色革命都是复国主义者策动的，他们现正与共济会密谋，企图接管全世界。

在许多巴伐利亚人看来，库尔特·埃斯纳是革命的典范，很多人相信，他是靠莫斯科的金钱资助才闹革命的。恰恰相反，在11月那历史性的一天，他口袋中才有18个马克。事实上，他是残酷而实用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反面。他虽是在管理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但他仍像在他最喜欢的咖啡室里一样。埃斯纳企图建立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甚至连社会主义也不是，而是一种独有的激进民主。他是政治家里的诗人，期望一个美的、光明的、理性的统治。他更像雪莱而不像马克思，他正沿着被人遗忘的道路走下去。1月的选举为中产阶级的政党带来了巨大胜利，以及让他辞职的普遍要求。

在醒悟到自己的事业已无望后，他于2月21日清晨草拟了一项声明，宣布辞职，但在前线兰塔克递交辞呈的半途，遭安东·阿科瓦利公爵暗杀。阿科瓦利公爵是个青年骑兵军官，因母亲是犹太人，遂被反犹集团打了下去。埃斯纳本可在一小时内卸职，其统治也可被走中间路线的政府代替的。暗杀带来了阿科瓦利最恐惧的后果：另一次往左走的浪潮。不久前还几乎遭到所有人鄙视和反对的埃斯纳，顷刻间便成了烈士和无产阶级的圣人，革命也随之被暗杀而苏醒。工人士兵中央委员会宣布戒严，并任命了以阿道夫·霍夫曼（曾当过教师）为首的完全社会主义的政府，还宣布进行总罢工，晚7时开始宵禁。由于学生们在为他们的英雄阿科瓦利欢呼，慕尼黑大学被关闭。

两星期后，第三国际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一致通过了建立共产国际的决议。在接踵而来的欢庆胜利的活动中，列宁号召各国工人起来，强迫他们的领导人从俄国撤军，恢复外交和商业关系，并用大量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和指导员的办法，协助重建这个刚长羽毛的国家。

那时，柏林正响应世界革命的号召。前一天，柏林工人置共产党之命令于不顾，全部出动至市中心，进行示威游行。在“红色水兵联盟”和其他激进军事集团的参与下，他们占领了当地30个警察局；水兵们包围了位于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署，该署由“自由兵团”的几个步兵连守护。次日，“工人委员会”的1500名代表，以压倒性的票数，赞成总罢工的号召。首都动弹不得，无电，无交通运输。

革命者全集结于东城，他们在主要的关卡架起机枪。为了进行反扑，国防大臣诺斯克使用了新近才赐给他的专制权力，于3月5日从“自由兵团”调遣了3万名官兵进城挨座楼房驱逐叛乱者；柏林的酒吧间、舞厅和酒馆等，则仍正常开业。

柏林在进行激烈的巷战。一方用的是大炮、机枪和飞机扫射，另一方用的是步枪和手榴弹。经4天激战后，诺斯克宣布，“凡持武器反抗政府军者就地枪决”。于是，数以百计的工人依墙而立，未受审判便被处决。有1500多名革命者被打死，至少有1万人受伤。然而，叛乱情绪继续在全德国蔓延。在萨克森，政权由激进派掌握；鲁尔盆地处于被包围状态。芝加哥《每日新闻》代办处的记者本·赫希特发电称：“德国正患神经病，没有精神健全的东西可报。”

慕尼黑也处在另一次革命的边缘，这次革命是在布达佩斯一次政变的鼓舞下发生的。3月22日，有消息传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民阵线，以工农兵委员会的名义，已夺取了匈牙利的政权，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贝拉·昆为首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贝拉·昆本人是犹太人，在32名委员中，有25名也是犹太人。因此，伦敦的《泰晤士报》便将这个政权称为“犹太黑手党”。贝拉·昆的胜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胆子壮起来了。4月4日傍晚，委员会的代表们踏着厚达20英寸的大雪（多年未见的大雪），艰难地行走在街道上。他们的目的地是离希特勒战前住所仅两座房子开外的罗文布劳大厦——在这里，人们大声宣读决议：“消灭党派，团结全无产阶级，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与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结成兄弟关系。这样，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们全面实行社会化。”

这是个咖啡室革命，是血腥现实的幼稚的翻版。革命的领导人是诗人恩斯特·托勒。他的主张包括要求改革戏剧、绘画以及建筑的艺术形式，使人类精神得以自由。内阁由一群怪人组成。例如住房委员下令，此后各家的起居室，须一律建在厨房和卧室上方。然而，这群怪人最奇葩的还要算是弗朗斯·里普——他被挑选为外交委员（即使在精神病院住过一些时候），理由是，他胡子修剪齐整，又穿一件灰色大衣，是外交家的形象。里普给莫斯科发了一份措辞激愤的电报，攻击埃斯纳的继承人偷了部里的厕所钥匙；并向伍尔登堡和瑞士宣战，“因为这些猪狗未立即租给我60辆机车”。

4月13日，棕榈主日，当原总理大臣，即那位社会主义教师霍夫曼试图用武力夺取慕尼黑时，革命也就到此告终。即使拥有像希特勒等那样战功卓著的军人，他也从未有机会起事。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阻止第二团士兵赤化，他曾站在椅子上大声疾呼：“说我们应保持中立这话的人是对的！毕竟，我们不是为一伙漂泊不定的犹太人站岗的革命卫士！”虽然希特勒等人曾使慕尼黑卫戍部队保持中立。到黄昏，“霍夫曼起义”被粉碎，政权落入了赤色职业分子手中——由欧仁·莱维纳领导，他是圣彼得堡人，父亲是犹太商人。他们是共产党派往慕尼黑去组织革命的。在逮捕了诗人托勒后，他们立刻将政权变为真正的苏维埃。然而，他们违反了“即使能在局部或暂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都要避免动武”的严格的党令，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派出相当一部分力量去与霍夫曼为重新夺取慕尼黑而仓促纠集起来的8000名士兵对垒。那时，霍夫曼的部队正向离城只有10英里的达豪集结。

红军的总司令恰好是刚被共产党逮捕的诗人恩斯特·托勒。他从狱中一出来，便跃上一匹借来的马，赶赴战场，像旧时的武士一样，决心“为革命而战斗”。4月18日，这位红色的骑士指挥部队向霍夫曼发动进攻。但由于他是个人道主义者，又是个个人主义者，坚持置慕尼黑的命令于不顾。首先，他拒绝炮击达豪，企图通过谈判避免冲突。其次，当战斗打响时，他率领士兵进行战斗，几乎未流血便取得了胜利。霍夫曼的部队慌忙后撤。苏维埃领导人下令枪毙他所俘获的军官。不用说，他又把他们放掉了，而他自己也再次入狱。

达豪一役失利后，霍夫曼被迫接受国防大臣诺斯克之“自由兵团”的援助。他们以出奇的速度拟就了一份征服慕尼黑的计划，并执行得卓有成效。到4月27日，慕尼黑已被完全包围。为报仇雪恨，被围困的红军把苏维埃共和国在全慕尼黑的敌人都抓了起来。水兵们抓了反犹的“图里会”的7名成员，包括一名漂亮的女秘书。共约100名人质被监禁在留波尔德中学。

4月29日，征服慕尼黑的包围圈不断紧缩，城内的革命者惊慌失措。有人谎报说，白军已占领了主要的火车站，顿时，红军指挥部的人员便走散一空——除托勒（他获释，以进行最后抵抗）和红军的指挥官外。红军的指挥官决定对白军进行最后的报复，因为不久前，“自由兵团”曾在一石场里处决52名俄国战俘并枪杀十多名手无寸铁的工人，他下令将关在学校里的人质全部处决。托勒吓得魂飞魄散，慌忙前去阻止这次屠杀。但待他赶到时，至少有20人已被杀害。

有个学生从红军残存的阵线溜了出去，将这一暴行情况向“自由兵团”的指挥官做了报告。于是，他们决定拂晓进城。5月1日，晴朗而温暖。“自由兵团”从几个方向朝城内涌来。除在霍普班诺夫和施霍宾地区遭到一些抵抗外，他们没费多大工夫便把零星的革命力量解决了。“自由兵团”的部队受到被解救出来的市民们的欢呼，在马里恩广场还举行了群众集会。红旗降落了，换上的是巴伐利亚的蓝白国旗。

正当列宁在红场上向大型的“五一”节群众集会宣布共产主义的胜利时（“不仅在苏维埃俄国，而且也在苏维埃匈牙利和苏维埃巴伐利亚，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正在自由地、公开地庆祝周年解放。”），“自由兵团”正在慕尼黑消灭抗拒分子的老巢并逮捕红色领导人。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已属于“自由兵团”。很快，他们便在路德维希大街大踏步前进，在经过弗尔德赫仑大厅时，还操起正步。埃尔哈特旅的士兵，头戴卐字钢盔，高唱着“头戴卐字盔，黑白红袖章……”

到5月3日，慕尼黑已全被夺取，“自由兵团”所付出的代价是68条生命。当然，此仇也得报。属圣约瑟夫会的30名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在一酒店内商讨演出话剧的事情时被捕。他们被押进惠特尔巴赫宫的地下室，其中21人被当作危险的赤色分子枪杀或被刺刀挑死。数以百计的人在类似的情况下被杀死，数以千计的人被押赴“自由兵团”所属各部示众“以示警诫”。另外，他们还颁布一系列苛刻的告示，继续进行镇压。有些告示是根本无法执行的，例如，有告示规定，必须立即交出武器，否则枪毙。在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下，市民们被逐出家门，或受侮辱，或挨鞭打，或被杀害。“自由兵团”把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的铁蹄下解救出来，共和国做得虽然过分，但若与解救的方法相比，却又相形见绌了。

“要叙述白军的暴行，非有厚厚的一本书不行，”法国驻慕尼黑武官报告说，“……肆无忌惮而又有组织的野蛮行为……野蛮的屠杀，无法形容的胡闹……”英国的官员们要不是没有看见这些暴行，要不就是视而不见，宣布这些暴行是“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慕尼黑苏维埃插曲之结果”，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局报告说，“是在全德加强了法律与秩序，使斯巴达克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群众中名声扫地。”共1000多名所谓的“赤色分子”被“自由兵团”处决。在慕尼黑，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堆起如此多的尸体，使人们的健康受到了威胁。对那些无法辨认的尸体，只好抛入堑壕。

以理想为目标的万德沃格尔的青年，曾把他们的崇高理想带进战壕；现在，作为“自由兵团”的士兵的他们，又把这些理想带上了德国街头。“这是一代新人，是突击队战士，是中欧的精华。”他们的桂冠诗人恩斯特·容格写道，“这是一个崭新的种族，坚强、有智慧，又满怀目标。”他们将是为拯救德国而战斗的军人。“我们必须用鲜血铸造新的形式，用铁拳夺取政权。”

容格这一席话，可说是代表希特勒讲的。慕尼黑之赤色政权使积压在希特勒心头的憎恨苏醒了。在慕尼黑获得解放后不久，便发生了一件将改变希特勒的生活、扭转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1919年6月28日，获胜的盟国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德国政府没怎么拖延便批准了和约的条款。条件很苛刻，德国被迫独自承担引起战争的责任，并赔偿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大片大片的帝国领土被夺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落入法国之手，马尔梅蒂地区割给了比利时，波森之大部以及西普鲁士割给了波兰。德国还丢失了它的殖民地。丹吉克成为一个自由邦；萨尔、施莱维希和东普鲁士将拥有公民投票权。更有甚者，盟国将占领莱茵河15年之久，莱茵河右岸30英里宽的地带将被划为非军事区。条约还规定，德国不得拥有潜艇或军用飞机，军队数目仅限10万。这样，德国蒙受之耻辱达到了顶点。

这支新的力量，即德国国防军，几乎立即开始行使比其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权力。为使部队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他们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在部队中调查以颠覆为目的的政治活动，还向工人组织渗透。在负责这个单位的卡尔·梅尔上尉所挑选的人员中就有希特勒。希特勒原是最适合干这一行当的，但梅尔之所以挑选他，是因为他在战时有过模范记录，也可能是出于怜悯。“我第一次碰见他时，他像是一条寻找主人的、疲倦的丧家犬。”梅尔所得之印象是，希特勒“随时将命运投入他人之手，只要此人对他表示友善”，他“对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

实际上，由于革命这个传染病，希特勒正处在酝酿和混乱的状态中，他从未像现在那样对他所投奔的国家之命运表示关切。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传种族主义的小册子——或许是埃卡特编写的，这立刻使他想起他在维也纳读过的类似小册子。“这样，我不自觉地发现，我自己的发展又重新展现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头之所见所闻，使压抑在他心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活跃起来了。犹太人处处都在掌权：先是埃斯纳，继而是像托勒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末了是像莱维纳那样的俄国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罗莎·卢森堡，在布达佩斯是贝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怀疑是阴谋的，如今在他眼里正变为现实。

在就职前，希特勒及其他政治奸细被送往慕尼黑大学受专门训练。政治教导员中有像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教授那样满肚子是激进右派学问的保守派。“对我，”希特勒写道，“这件事的价值就在于，我现在有机会见到思想与我相似的同志，可与他们详尽地讨论目前的形势。我们都多少坚信，犯下了11月罪恶的各党派，各中心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均无法将德国从未来的崩溃中拯救出来。而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尽管愿望良好，但也无法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弥补。”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曾对维斯登基尔希纳说过，在和平时期，他将成为画家或步入政界；他的同志问他喜欢加入哪个政党时，他回答说：“哪个都不。”受训者中其他圈里人的结论也是，只有一种崭新的运动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决定将这个组织称为“社会革命党”，“因为这个新组织的社会观点确实要进行革命”。

冯·米勒教授的妹夫戈特弗雷德·弗德尔讲师，为这一运动加油打气。弗德尔是为“打破利息奴役”而组织的“战斗联盟”的创始人，以工程师为职业，实则是个经济学家。他给训练班的学员讲述证券交易所和借贷资本的投机性和经济性质。对希特勒而言，这是具有刺激性的启示。“在听完弗德尔的第一课后，我便想，我已找到了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最主要的基础之一的方法。”在弗德尔要求结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舞下，他重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首次真正了解了卡尔·马克思这个犹太人终生为之努力的著作的内容”。他终于读懂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一次讲课后，冯·米勒教授发现一群人在进行生动活泼的讨论。“人们好像着了魔似的。原来，有个人用深沉的喉音在高谈阔论，越讲越起劲。我有个奇怪的感觉，这些人的激动是他高谈阔论所致。我看到的是一张苍白的小脸。他头发蓬乱，不像军人，胡子修得整整齐齐，蓝色的大眼中放着狂热的光芒。”

“你是否知道，你的学生中有个天生的演说家？”米勒教授指着那个脸色苍白的士兵问梅尔上尉。梅尔喊道：“希特勒，你过来。”希特勒“带着某种目中无人的窘态，笨拙地”走了过去。由于他有演说的天才，他终于被分配在慕尼黑的一个团里当上了训诫员。“我以最大的热情和爱开始工作，因为，猛然间我便得到了向大群听众演讲的机会，我历来纯粹凭感觉而不是凭直觉所假设的东西，现在证实了：我能‘讲’。”随着每一次演讲，希特勒变得越来越自信，那就是，他的声音已发达到如此的地步，以至营房内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听清他的演讲。

由于开始时与他友好相处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个奸细，所以，他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如此成功。有个名叫荻埃尔的矮个子兵，公开蔑视先进者。希特勒紧跟不舍，一直追到街上，口中在不断阐述德国的真正任务。他的话猛然被打断了：“告诉我，”荻埃尔说，“是不是他们灌进你脑中，你忘了冲洗？”据一位目击者说：“这位长途演说家，大吃一惊，瞪了他一眼，一声不响地走了。”

希特勒甚至与同屋住的两名奸细无法相处。他们就他的“体格习惯”向梅尔上尉抱怨。另外，“他说梦话，还梦游，非常令人讨厌”。于是，他便搬进了二楼的一间小屋。这里原是个小仓库，窗户全钉上了栓，但希特勒“似乎为有一间小屋而感到高兴”。

尽管在社交中希特勒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梅尔上尉对他的演讲才能仍很是看重，遂派他到慕尼黑城外去执行一次特别任务——住在勒茨弗尔德战俘营的，被遣送回家的德国战俘，由于表现出有斯巴达克斯观点，于是便组织了一个“教化团”，以便将他们改造成为反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7月12日，宣传队从慕尼黑出发。5天后，希特勒本人得到了一次实际政治的教育。遣返的战俘满腹怒气，说话尖酸刻薄。他们的青春和希望都受到欺骗，被迫在战壕里像牲口一样生活，回来后之所见又是混乱和饥饿。希特勒激昂地向他们讲述“凡尔赛耻辱”“十一月罪人”和“犹太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阴谋”，把他们的仇恨引向这些目标。在一系列的表彰报告中，希特勒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均有提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希特勒先生，”一个观察家评论说，“是天生的人民演说家。他以他的狂热和魅力，使听众聚精会神，并相信他之所云。”

返回慕尼黑后，他还在兵营里从事演说。他的另一个任务是对新近在慕尼黑产生的约50个激进组织进行调查。这些人包括种族主义分子、共产主义分子、激烈民族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超级爱国主义者；其组织包括诸如“革命学生集团”“共产社会主义协会”“奥斯塔拉同盟”“新祖国”等一系列政治派别。

那年秋初，希特勒参加了自称为“德国工人党”的一个小政治团体的一次会议。尽管在讨论时——据参加会议的24人中之一人说——他发了言，且“讲得很好”，但对那晚的会议印象淡薄，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未有提及。这个党是由慕尼黑铁路工厂的一个工匠——安东·德莱克斯勒于当年早些时候创建的。关于这点，希特勒是否曾屑于调查还是个疑问。该党的纲领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奇怪的结合，党的本身披着一件神秘的外衣，似乎只是由一小撮美其名曰“工人政治小组”组成——这是鲁道夫·弗莱赫尔·冯·塞波登道夫的主意。塞波登道夫本人就是个神秘人物，身材又矮又胖，双眼有点凸出，“是个画家，而不是个卖弄学问者；更喜奢侈享乐，不是个柏拉图主义者”；“有点嗜好武器，却又不公开表现出来”。

与希特勒一样，他相信未来肯定会掀起日耳曼浪潮，于是便在建立“日耳曼秩序”之巴伐利亚分支机构方面费了不少精力。成员严格限于日耳曼人，且必须能证明三代人之“血统纯正”；每个成员均须保证积极参加“反对国际主义和犹太民族的斗争”。全国的革命浪潮迫使塞波登道夫给他的组织标上一个无辜的名字“图里会”作为掩护。到此时，他已决定将其多年来的愿望付诸实施：把工人吸引到他的“人民”事业这方面来。他指示一个图里会员——彻头彻尾的体育专栏作家，要他建立“工人政治小组”。此人将安东·德莱克斯勒（他已为“良好和平”组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工人小组，叫作“自由劳动委员会”）找来，两者于是合并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德国工人党”的预备会议于那年1月初在一小饭店（福尔斯坦弗尔德·霍夫）内召开。参加会议的约25人，大都系德莱克斯勒所在工厂的铁路工人。德莱克斯勒向与会者扼要地阐述了该党的双重目标：结束阶级斗争，把工人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中解放出来；让上层阶级明白他们对工人所负的责任。德莱克斯勒说，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接受德国人的统治”。德莱克斯勒建议将小组称作“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与一年前在波希米亚建立的、目标大致相同的党同名。顺便提一句，该党的党徽是卐），但有人反对说，“社会主义”一词会被误解。

德莱克斯勒废寝忘食地草拟党纲。技术工人不得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市民。中产阶级呢，必须以牺牲“大资本主义为代价”加以扩大和加强。纲领还小心谨慎地宣布反犹，“国家不应支持与德国之道德与伦理标准相违背的宗教信仰教育”，更不能在事实上容忍。两个星期后，成立大会便在图里会的总部召开。没精打采的体育专栏作家卡尔·哈尔雷被选为主席，德莱克斯勒则是他的副手。

这很难说是一个政党，因为除6人委员会外，便再没有什么。“因为存在着赤色威胁，我们的会是秘密召开的，”德莱克斯勒（说这话时已是个严肃的、毫无名望的、疾病缠身的人）回忆说，“除讨论和学习外，我们没有多少可为。我将我的想法写进了一本名叫《我的政治觉醒》的小册子中。是从一个工人的日记中挑选出来的。”他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个既精力充沛又有胆量的人，从其小册子中得到一些教益，“并为我们找到原动力。反正需要一位杰出的人物，一个具有强烈信念的人物，一个独眼龙，一个绝对无畏的人物，一个能为此采取行动的人物”。

9月12日，希埃尔少校令他前去参加小小的“德国工人党”的另一次会议。如果说有什么强烈信念的“独眼龙”，希特勒就是一位。当晚黄昏，希特勒踏进了位于赫仑大街的一家小咖啡馆——斯特纳卡布劳咖啡馆。里边已有约40名工人。主讲人原定系诗人埃卡特，但他因病缺席，主讲人换成了经济学家弗德尔，他的题目是“如何，并用何种手段才能消灭资本主义”。

因为在受训时期曾听过弗德尔的课，希特勒才能集中精神听下去。他的印象是不好不坏。很明显，这不外乎是另一个“从地下冒出来，很快便销声匿迹”的组织，他的创建人并不知如何才能将其俱乐部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党。当晚的会议令他厌烦；弗德尔一讲完，希特勒便轻松了。一宣布自由讨论，希特勒便要离会，但某种东西“驱”他留座。几分钟后，希特勒在痛斥一个教授——因他主张巴伐利亚从普鲁士分离出来。希特勒以干练的口才，精辟的论点讲了15分钟，使这个教授“……在我把话说完前，像一条落水狗似的离开了大厅”。

希特勒的发言及其逻辑，使德莱克斯勒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秘书耳语说：“此人有种，可以利用！”他找到了希特勒，自我介绍了一番。但希特勒连这个戴着眼镜、其貌不扬的先生的姓名都未记住。像一个宗教狂一样，德莱克斯勒将自己的小册子，一本只有40页、封面为粉红色的小书，硬塞到希特勒的手中，口中唠叨着“你必须好好读一读，请你再来”之类的话。

希特勒回到兵营二楼的小房里后，与通常一样，又患了睡不着觉的毛病，便开始往地板上撒面包屑和吃剩的饭菜——喂老鼠。他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即在天亮前，“观看这些小东西在美食周围转来转去。在生活中，我曾经历过许多贫困，我完全能想象出饥饿是什么滋味，因而也能体会这些小东西的快活。”

那天清晨5时左右，他仍双眼大睁。他躺在小床上，眼巴巴看着老鼠的滑稽动作，想起了德莱克斯勒硬塞给他的那本小册子。希特勒本人也觉得奇怪：第一页就把他吸引住了。“我不自觉地发现，自己的发展竟在眼前展开。”次日，书中的思想和语句不断闯进他的脑海。“国家社会主义”一词和“新的世界秩序”一词，以及它的预言，即新的政党不只必将把丢掉了幻想、遭受剥夺的工人吸引过来，连公务员和中等阶级的下层也吸引过来。这令他久久不能忘怀。

然而，他的兴趣很快便淡薄了。后来，他收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已被接纳为“德国工人党”的党员，这使他很是惊奇。他被邀请参加将于下星期三召开的委员会。因为他想自己建党，无意参加任何现成的党派，便拟作出愤怒的拒绝。但“出于好奇”，他又决定前往，再看看这个古怪的小组。

此次会议在赫仑大街的另一家低级咖啡馆（阿尔特斯·罗森巴德）内举行。通过灯光昏暗、空无一人的餐厅，希特勒来到后面，发现四人围桌而坐。其中一人就是那本小册子的作者。德莱克斯勒热情地欢迎了他，祝贺他成为“德国工人党”的党员（“现在，我们有一个长着大嘴的奥地利人了！”他曾对一名委员说过）。德莱克斯勒解释说，他们正在等候全国组织的主席哈尔雷先生。

体育作家终于来了。哈尔雷生就一副罗圈腿，样子难看，穿着不整。会上，他首先宣读了前次会议的记录；接着会计便报告说，现手头只有7马克50芬尼克；而后又宣读了信件，还进行了冗长的讨论。这比希特勒想象的还糟，“可怕，可怕！这是俱乐部生活之最糟者！我要参加这个组织吗？”讨论新党员问题时，希特勒从党组织的现实角度提出了许多问题。他发现，党没有纲领，没有传单，连一个橡皮图章也没有，有的只是良好的愿望。他飞快地扫了几个委员一眼。他们心中无数，思维模糊。

他之所见令他怏怏不快，但仍拿不定主意是否参加。这是他生活中“最大的难题”。而后两天内，他内心不断在打架。理性告诉他应该拒绝，但感情又令他接受。他曾立誓进入政界，而这个荒唐可笑的小组又有一个卓绝的优点——它还未“凝成‘一个组织’，使个人有机会施展个人活动”。由于它很小，他能按自己的需要左右它。

希特勒将发现的情况向梅尔上尉作了汇报。梅尔上尉又将情况转报给了一群高级军官和资本家，他们每周在“四季饭店”碰头一次，讨论重建德国军事力量的各种办法。他们的结论是，只有靠德国工人的支持，目标才能达到。可把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作为一个开端。据梅尔上尉说，一天，鲁登道夫将军出现在梅尔的办公室，允许希特勒参加这个党，并协助它的建设。

新军的成员参加某一政党，这本来是非法的。但“为使鲁登道夫高兴（他的愿望在军队中仍受到尊重），我便下令让希特勒参加工人党并助它成长。为此，开始时他每周拿到了相当于现时贬值后的20金马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是被命令做自己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情的。他成了“德国工人党”党员，并登了记，领到了一份党证。

希特勒在投身政治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这也是梅尔上尉一道命令的成果。教育部门有个学员来信询问，关于犹太威胁问题，是否有资料可提供；希特勒被命令对此做出回答。在斯特纳卡布劳会议后4天，希特勒拿出了一份冗长的答案。答案披露了希特勒在解决犹太问题上所取得的令人惊奇的进展。它通篇都是对犹太人的攻击之词——这是后来大家都很熟悉的：“它钻进民主，吸吮着群众的良知；它在人民尊严面前爬过，但只懂得金钱的尊严……它活动的结果，是人人染上种族的肺痨。”他的结论是，反犹的纲领必须以它是外国种族为由，从法律上剥夺犹太人的某些特权着手。“但是，毫无疑问，最终的目标是要坚定不移地将犹太人Entfernung（Entfernung一词可译为‘铲除’，意味着从德国驱逐出去，但更有可能是‘斩断’，就是说，把犹太民族除掉）。”

这是已知的希特勒的第一份政治文件，而他也第一次成功地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变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政治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