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段子说“同上过山，同下过乡，同当过兵，同扛过抢，同蹲过大狱，同受过冤枉”，有这种经历的感情最深厚，也最容易长久。

出狱之后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情。

狱中的人，既有为人父的，也有为人子的，既有为夫的，也有相恋的，既有孤儿，也有上有母、中有妻、下有子的。夜深人静，常可听到各种哭泣之声、喃喃之语和呼儿唤妻之梦，也常引发更多人的共鸣。白天众目之下大家都忍着心中之情，装作平淡无事，而当独自面对昏暗的灯光，望着窗栏外的月亮时，却各有自知之痛，想起各种情，难免情到深处而外溢，不由得泪水泉涌不停。

虽然国家有明确的案件处理时限，但实际上除了上面点名的大案、要案之外，几乎没有不严重拖延的。在看守所中长住一年以上而未判决的是大多数。因案件尚未审理，为避免传递消息与串供，不得与家人见面，反倒是判决之后进入狱中，才有了与家人见面的机会和法定的看望日。久拖不决会让更多的人在看守所中精神恍惚，神不守舍，狱中墙上挂着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狱友们交流的心得则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自然也让案件审理的时间更长。

那个时代大多是有罪推定，而非有证据之后的犯罪审理，因此许多案件是先入狱再查证的，坦白反而给了审理一个寻找证据的机会，而抗拒自然增加了审理后找证据的难度。有罪推定的先抓后审与无罪推定的先有证据后抓人的重大差别正在于对人权的保护。

除了那些抢劫、杀人、强奸的现行罪之外，当时许多由纪委或政法委转移的案件大多存在着有罪推定在先、寻找证据在后的问题，“坦白”则不是“从宽”，而是定罪的原因了。

送信的过程中我接触了各种不同的家庭，也受到了不同的接待。

有的家庭将我当恩人，终于让他们知道了孩子的情况，白发苍苍的老人不问案件和缘由，只关心子女的健康与是否安好，在他们的眼中只有亲情，孩子永远是自己的命根。

有的家庭大义凛然，他们深爱党和国家，对子女的犯罪行为绝不苟同，却也难免想多知道一些子女在监狱里面的情况。

有的夫妻之情不断，深深切切，泣不成声，子女幼小心灵亦饱受创伤，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又不得不支撑起家庭生活的门面，心中的痛苦，本无处可诉，恰可对我这局外之人又是同窗之难无所顾忌，久久未能释放的压力，终于倾泻而出。一张小小的纸条，却如见亲人，沉甸甸的。

也有的家庭百般无奈，只有乞求上天的保佑。他们根本不了解子女在单位的工作情况，又如何去判断未来的可能呢？经济犯罪在当时也许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犯罪行为描述。他们无法理解其中的深浅，罪的轻重。他们唯有一份信任，相信自己的亲人不会去犯罪。但他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减轻内心深处的压力。

有的家庭将我当朋友，在他们的眼中，能将狱里的信息带给他们就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风险，而敢于承担风险并履行诺言的都是朋友。不管我与狱友的关系如何，但对狱友家人而言，这就是朋友。

有些信是真心想送的，有些信是朋友之托，有些信则是出于怜悯之心，有些则是出于无奈，但这个社会就是由各种并非都是出于自愿的因素在相互影响着，有情总比无情强。

事后也有许多人表示了感谢，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这总是一种惦念。社会中常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从狱中出来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人总有顺境与逆境，切不可在顺境之时把事做得太绝，不给别人留后路，这样的结果常常是在遭逢逆境时断了自己的后路。

其实我是个幸运者，虽然在看守所中待了很长的时间，并且最终坐了冤狱，但一般的人难有这种磨炼自己的机会。此后的工作与生活中我之所以会在遇到各种困难与挫折时表现出超人的镇定，大约就得益于我已从地狱之门中重生了。这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也会成为修炼的资本，让人生更加丰富多彩，正因如此，我从未对冤狱表示过抱怨，反而成为一种骄傲。

狱中人最挂念的是自己的家人，也知道家人的不易，于是有些人一出狱，第一件事就是与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并将财产全部转移到妻子的名下，双方过着外人看不出来的夫妻生活，却免除了后顾之忧，至少从法律上免除了家人的痛苦。改革总是会有风险的，但许多人又不甘心不去改革而沉睡在现有的体制下面，这就犹如小岗村的村民可以为了改革而按下手印，可以将生命和家人的安全放在改革的后面。

活下去当然好，但有尊严地活下去，则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另外一些人则相反，他们缺少的不是家人的关怀，而是渴望那种两个人之间的爱。当许多人在狱中谈到那份情、那份甜蜜的爱和那些家的感觉时，单身汉们就会有无限的仰慕，他们也想有个家，有个能在疲劳和创伤之后回去得到体贴与治疗的家，他们也想留下个后代，即使自己再出了事，也给父母留下一个自己的影子，让父母不再孤独，让家中有人照料。

我也许就属于这类人，虽然我已经结过婚，并且有一个儿子，但离婚时儿子归了女方，自离婚之后，儿子就再也没回家见过爷爷奶奶。父亲和前岳父两位老战友之间似乎除了集体性的活动也不再来往，连儿子的抚养费都是妹妹在间接地替我支付，因此在狱中的时候，除了思念父母之外，更想给他们留下一个孙子辈的孩子，让他们可以尽享天伦之乐。

其实早在我与前妻分居一年多的诉讼期间，我就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我并没有隐瞒婚姻现状，也希望在办完离婚手续之后再谈恋爱之事，但命运并不是这样安排的。

那是一个社会刚刚开放的时代，刚刚有了各种各样的舞会，有了迪斯科，我虽然会为应酬进入舞场，却并不热衷和沉迷于舞厅，而我的一位曾在同一个连队当兵的战友，正好是舞林高手，通过我的关系，他和她相遇、相识、相约，等我办完法律手续可以正式求爱时，她在两者之间徘徊，并最终投入了他的怀抱。

我真的喜欢这个女孩，虽然我比她大了许多，她的父母也很喜欢我，但生活的选择权有时并不在我的手中，而决定于另一方的选择，我当然只能尊重她的这种选择。

离婚后的一段时间中，许多战友和朋友纷纷出动做媒，有的家庭希望我有正式的工作，而不是还在“大海”中“游泳”，让她们没有安定感，有的则对我曾经的婚姻表示遗憾，我也接触了许多的女孩，却没有最终的决定。

入狱让我下定决心。

在人才公司时有一个从照相馆调来的美工，专门负责当时的宣传广告和布景，性格温顺，年轻美貌，家里信天主教，她也在天主教的陶冶中充满了善的阳光。当我被检察院关押调查时，检察人员也到她家进行了搜查。我在看守所中的一年多时间里，她并没有对我失去信任，更没有寻求其他人的爱，我从法院回到家中的当天，她就到家里来陪伴我，嘘寒问暖，根本没把这段入狱经历当成我们沟通的障碍。

尽管我的家庭信仰共产主义无神论，她的家庭信仰上帝，但并不影响我们相爱，也没有影响我们结婚生子和睦生活。

在生活中我们也会有争吵，但我永远会记住，在我最困难、最被别人看不起的那一段时间里，一个女人能忠心地相守在我的身边，只此一点，她所有的过错都会和应该被原谅。也许这些争吵并非是她的错误，而是我的责任。或许正因为这样的一段经历，我们反而更容易解决两人之间的矛盾，既不会闹得鸡飞狗跳，更不会离婚。

如果说这段看守所中的生活改变了我什么，这就是重要的改变之一——更加珍惜生活、珍惜今天。我已经浪费了最美好最宝贵的一段青春时光，更应珍惜剩下的时光。也许生活中有许多诱惑是无法抗拒的，但守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是婚姻的责任，也是做人的责任。

我不是圣人，也曾有过苦闷之时的荒唐，但最终我会在不拘小节之中守住大节，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让孝与忠、诚与信，让整个大家庭和自己的小家庭最终融为一体，共享美好的生活。

也许我的一生中最亏欠的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可以给她提供生活的保障，也尽可能地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却无法弥补她为我做出的牺牲。

因为同在一个公司，她不得不从我管辖的公司调到另外一个我不管辖的公司，以达到公司回避制度的要求。当我担任集团公司总经理时，她彻底无处可去，不得不辞去工作。当我不断地因工作加班、应酬、出差时，她也从问“今天几点回家吃饭”变成了“今天是否回家吃饭”，再变成了“哪天有空回家吃饭”，最后变成了她要有事找我商量需要提前预约我的时间。这对于一个妻子来说确实有些不近人情，没有她的默默支持，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而她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工作而抱怨过。

这种理解与承受，并非每个女人都能做到，能做到的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女人，一个好妻子。

20世纪90年代初，华威大厦四层的金店被一个农民工半夜大扫荡了，因为他参加了大厦的装修工作，了解保安的岗位、查哨的习惯和摄像头的位置，于是一件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最大的黄金盗窃案发生了。虽然经公安部门的努力，这个案件很快告破了，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但按公安部门的要求，此后晚间必须有领导值班。最初我和总经理轮换值班，每人一天，后改为每人一周，又改为每人一月，因为值班轮换的不便，最后变成了我常住办公室，从此就基本告别了回家住的日子。

好在我的办公室是公寓式的，夫人可以同住，省了许多麻烦。但有了孩子之后，情况就变了，当我坚持要回家时，却无法保证回家的时间，太晚回家时常会惊醒熟睡中的孩子，于是夫人给我规定了回家的时间，过点就不能回家了，以便让孩子和坐月子的她能好好地休息。结果是我基本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回家，只好仍然在办公室居住。孩子大了一些的时候又是她带着孩子来办公室住，家反而成了旅店。

许多人无法理解一个努力工作者的责任，更以为当上了总经理这样的“大官”一定是前呼后拥有人侍候，却不知道除了重大活动的外出之外，连司机的活都要由我兼顾，更不知道我们并不是每次都能处理好工作与生活中的落差，也常常无奈地做出许多让人无法面对的愚事。

夫人曾发生过一次宫外孕，输卵管破裂引起大出血，情况非常危险。当她父亲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区政府开会，讨论的是与华远有关的重大投资决策问题。我向主持会议的区长、副区长请假时，区长坚决不同意。那次动手术是我岳父在手术单上家属一栏签的字。

当我开完会后赶到医院时，她已经从手术室出来回到了病房，我走到病房门外时，就听到屋里七八张嘴在大骂我这个不称职的丈夫，当我硬着头皮走到她的病床边时，其他八九个病床上的女同胞们更是七嘴八舌地甩出阵阵风凉话。当时的场面真的让我无地自容，无法向任何人解释我的苦衷，就是解释也不会被这群女同胞们理解。我只好当着这些妇女同志的面，大声对夫人说“对不起”，以求得她的原谅。

我的夫人含着眼泪原谅了我，并劝阻了其他人的议论，当我离开病房时，背后又响起了议论的声音。这并不是件光荣的事，更不是一个男人负责任的做法。

由于有过宫外孕，在生我女儿时医生建议夫人选择剖腹产。事先与医院约好了时间，准备在11点进手术室。那天我正好在区里开会，商议华远给区政协盖房做贡献的事，作为第一个议题，时间应该够了，没想到医院临时安排了一个急诊病人的手术，要将夫人的剖腹产时间提前。接到夫人的电话之后，我又向区领导请假，区领导仍是不批准。

这次我可不客气了，“上次就差点出了人命，这次我必须去医院了”。甩下这句话，我就赶往医院，是否得罪这些可以随时摘掉我的乌纱帽的官员已不再重要。

等我赶到医院，恰遇护士把夫人和孩子从手术室推出来送往住院处，手术单上又是老岳父替我签的字。平常夫妻两人即使不能事事相陪，但手术与生子是一个家庭中的大事，夫人此时最需要的就是丈夫的陪伴，我却两次重大的时刻都不在场，这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从反映历史的革命影视节目看来，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似乎共产党人从来不讲家庭的亲情、夫妻之间的爱与人权，每个家庭都在为革命的利益做出巨大的牺牲，《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等都是如此。其实进入和平年代，当工作需要时，领导干部们也从来不考虑家庭的问题，每个干部都是颗独立的棋子，好像在革命的工作面前，每个人都不能有亲情与家庭，而只能服从上面的需要。

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他们经常为了工作而无法照顾家庭，上小学时我们就经常周日也无法回家，只能去老师家或独自住在学校。“文革”时，许多家庭的父母同时被关进了牛棚，两代、三代分离，有的还家破人亡。今天仍有许多夫妻、子女因户籍限制等制度原因而两地、三地分居。为工作而加班或加点，无法照顾父母与家庭的事更是司空见惯了，而这些都体现出我们对人权还缺少尊重，也许是为了能在竞争中生活得更好些，不得不牺牲人权和家庭暂时的幸福。这种牺牲在某些人眼中是暂时的，在许多人眼中却是一辈子的遗憾。亲情、家情有时是不能轻言牺牲的。

我希望看到社会中的每一个家庭都充满爱，都是幸福的，正像茅于轼老师书中写到的“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追求快乐”，虽然我们追求快乐的过程中会有痛苦，会有挫折，会有牺牲，但目标并不因此而改变。

我在狱中看到，许多人错在只图一时之快，从而毁了社会，也毁了本来美好的家庭。人不可为一己之私而忘了亲情、友情和家庭，这也许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中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一个年轻人如果因失去爱情而自杀，或因一时之苦而干出蠢事甚至犯罪，却伤害了父母、兄弟姐妹、爱人、子女和朋友等许多人的各种情与爱，这种自私的、逃避义务与责任的做法，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甚至也不值得同情。

正因为我有了这样许许多多并不愉快的经历，因此我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这些情之意、情之深、情之重，更会努力地将这些情、这些爱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并善待周围、身边、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也善待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只能从媒体中看到我说过的一些只言片语，并将我称为“大炮”，但生活在我身边并对我有更多了解的人则会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也有人会说我只是“抗上”，但从不“欺下”，就像在部队当兵时，最好的干部都是“抗上”而“爱兵”的干部。这么多年的管理工作中，可以说我从没用恶言恶语痛斥过一个下属，我认为，善待员工也是管理者领导艺术的重要一环。

情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当情占据了上风时，也许人们会失去理智而犯错误，但只要是出于爱，大约对的时候会比错的时候多，为爱而犯错，也许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