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协会会长郑一军，原是北京市市长助理兼市政管委主任，后调任建设部副部长主管全国的建筑工作。郑一军早在北京市工作时，就常为解决建设开发中的市政配套工作组织各种建设项目的协调会议，在部里工作期间也常与原北京市的老相识、老部下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2003年之后郑部长转入协会工作，但仍关心着城市的建设工作，特别是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

一次聚会中郑部长提出，开发商要更加注重于小区开发中的园林绿化和生态保护，并提议由开发商捐助一个生物多样化保护基金，并在社区中推广这种生态保护。

我和北京城建开发总公司的董事长赵康当即同意并响应这一号召，发动开发商们积极参与，并建立生物多样化保护基金，支持环保活动。

几个月后的一天（2004年9月5日），由郑部长组织在北京植物园召开生物多样化保护基金的捐助活动，十多家开发商积极参加了此项活动，共捐助了365万元基金，并与组织和使用这项基金的北京植物园签订了合作协议，由植物园帮助指导小区中的绿化工作。这本是一件完全公益、积极支持生物多样化保护的工作，几个月之后却被建设部纪检监察部当成了一件大案来查。

我不清楚建设部纪检监察部是要督查这件事中是否有贪污腐败，还是要查这件事中郑部长有什么违规违纪，抑或是查开发商联合起来要搞什么非法组织。

建设部纪检监察部让我专门到部里汇报这次生物多样化基金捐赠的来龙去脉。

我拿出刊登有现场报道的各种报刊、杂志的原件，详细地说明这种完全自愿的公益捐助资金全部交付给生物多样化保护基金（已有国家批准的公益金），并拿出企业与植物园签订的合同。部里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也未给出任何结论，甚至没做询问笔录，只将一部分媒体报道的原件留存下来。

后来的一次建设部会议上我才知道，原来汪部长在暗查一些开发商的经营情况，希望能查出这些企业的违规、违章等各种违法行为，用这些小辫子控制这些开发企业，并借以维护市场。尤其是一些常对建设部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更是被汪部长列入严查的“黑名单”。

2004年出台的调控政策并未取得管理层预期的效果，“8·31”大限让土地的供给迅速下降，2005年上半年迎来更多不同声音的批评。汪部长急于平息社会上对政策不满的意见，于是不断地召集开发商的座谈会，名义上是征求开发商对市场改革与调控的意见，实质是想用建设部或者说汪部长的看法来统一开发商与社会舆论的声音。

2005年6月6日早上，小潘急急忙忙地打来电话，非要约我一起吃中午饭，我问他有什么要紧事，他说：“下午不是要到部里开座谈会吗？”原来他要与我商量一下会上说些什么。

小潘很少有机会参加部里的座谈会，这次又被告知部里派人查了他很长时间，心里一直在打鼓，不知道到座谈会是个什么局面，因此急于从我这里打听些消息。

于是我请小潘到月坛大厦的“美林阁”餐厅吃中午饭。

小潘穿了一身的新装，西服革履，还一本正经地扎了条漂亮领带，看到我穿的是便装，还是条休闲的多兜裤，很惊讶地问我：

“见部长你就穿便装？”我哈哈一笑，说：“看你紧张的，不就是个部长吗？他也一定穿的是便装。”

汪部长曾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工作中的接触本来就多，一起喝咖啡、一起吃饭的次数也很多。他在穿着方面很随和，虽然我俩因工作意见不同、政策看法不同经常争吵，但他人还是不错的：一是允许下属有不同意见当面说，这是个优点；二是当面批评完人之后并不记仇，这也是个优点。我自然用不着刻意地打扮自己。

老干部、大干部我见过很多，从小就被许多领导抱着，这些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人，身上没有一点的官气，反而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这些人不管官有多高，权有多大，从不在下级和普通民众面前耍威风，他们可以抗上，可以去拼命，却不会将一身的傲骨、傲气端在桌面上，而是将它们撒在对敌人的战场上。

华远每年都组织各种桥牌比赛，自1988年从未停止过对中国桥牌的赞助。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中许多人都热爱桥牌这项运动，我也有幸经常和这些领导们一起打牌。邓小平、万里、丁关根、李岚清、曾培炎、李铁映、刘华清等，我们在桥牌比赛场上都不止一次地较量过，更不用说那些爱打牌的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们了。越老资格的干部，越是平易近人，反而是有些新秀的干部会时时端着架子。

见得多了自然也就见怪不怪，见官只需尊重，却不需拍马屁。但如果是请我去开座谈会，不管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官，我都会直言提出自己的看法，绝不因对方官位的大小而说假话。

到建设部参加座谈的次数就更多了，从林汉雄、叶如棠、侯捷到俞正声等部长，包括谭庆琏、郑一军、刘志峰等副部长，都不陌生，有些还成了好朋友，又何须为座谈会梳妆打扮？

会议提前发了个讨论提纲，让开发商对当前的市场和政策提出意见，但刚到会场坐下，汪部长就给了办公厅主任朱中一当头一棒，说给我们的提纲过时了，要讨论他昨晚最后总结出的几个问题，并让办公厅重新给我们发提纲。会场气氛一下子就变得紧张了。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市和各地的开发商，包括河南建业的胡葆森、四川成都的米瑞蓉，还有几个不太熟的同行，我和小潘则是汪部长主要的批判对象。

会议中，先是汪部长让大家自由发言，每人提出各自的看法，而汪部长不时打断发言，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讨论得更加热烈时，汪部长开始逐个地批评，指出一些公司曾经出现过的违规。从汪部长手中拿着的一叠材料看，他自认为调查得很详细了。

说到小潘时，汪部长指出其在长城脚下的公社建在园林景区之中，但并未取得建设部的批准。小潘急忙从挎包中拿出一堆的批准文件和房产证来，证明自己不是四证齐全而是五证齐全。其实早在汪部长组织人到北京市调查小潘时，苗乐如局长（当时北京市房管局局长）就通知小潘汪部长在调查此项目的情况，而小潘之所以要提前找我吃饭询问情况，就是怕查问他的项目，因此专门在挎包中带齐了各种批准文件和房产证。

没想到汪部长话锋一转，说小潘你不用拿了，我早查过了，你的房产证不是北京市政府发的，是昌平县政府发的，项目存在问题，但不是你的事，是政府的事。

这才让小潘一颗提到嗓子眼的心落了回去。

早在2003年，汪部长一上任，就将眼睛盯在了我和小潘身上，他专门让也是刚上任的建设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陈淮查我和小潘的情况，包括项目成本和利润情况（那时我和小潘的公司都没上市，没有公开的资料），于是陈主任狡猾地以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的名义给我和小潘发了个函。函中明确说汪部长让其来了解我和小潘公司中的一些情况，希望我们配合并报送相关的资料。小潘和我通过电话之后，一致同意积极配合，不但按要求提供了各种数据和报表，还专门提供了每年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让汪部长挑不出毛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