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总以为我和小潘的业绩（我不敢用“成功”两字）是靠违规违章、偷税漏税或贪污腐败换取的，却不知道越是出了名的企业越会引起各种监管部门的重视，越会被派出更多的调查组来审查、抽查。早期税务局曾每年连续9个月派驻各种调查组常驻华远公司，直到他们查无可查才给华远发了荣誉纳税人的证书，并不再常驻。

国有企业获取的各种利润都与我个人无关，我未从国有企业中领取收入，而华远地产公司则是集团的下属企业，必须受上级部门的监管，利润再多也同样装不进我的口袋里，我犯不着为不属于个人的利润承担风险。尤其我是个曾被关进监狱、接受审查而无罪释放的人，深知没事也会有人找麻烦冤枉你入狱，更不会去犯这种错误。

我宁愿承担风险去突破体制上的障碍，推动法律与制度的改革，这是国家体制建设的大事，但不会为了企业的利润干违法的事。

在这一年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上曾有过一次争论，许多民众高喊要求开发商公布开发“成本”，所有人都以为房地产是暴利行业，同样以为开发商公布了开发成本就能证明开发商的暴利。于是我说上市企业需要公布成本与利润，任何人都可以看见，但强迫非上市公司公布成本就等于问女人的胸围，这就像模特大赛的模特要公布三围、选美小姐要公布三围，但你不能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女人的三围一样。于是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爆炒这一“三围”热闻，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围观和愤怒。

其实2005年公布的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早就证明了房地产业并非暴利，个别品牌企业存在暴利，但不等于全行业的暴利。普查的数据中房地产全行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只有6.4%，但这样的数据似乎没人信。

REICO（RealEstateMarketReport）工作室当年专门做了一个专题报告，将中国的房地产业与其他行业的利润率做了比较，房地产业在全国19个主要行业中排第8位，并非暴利；同时与世界多个国家的房地产业做了比较，也排在尾部，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润率。但建设部不希望对社会公布这个报告。

很多人热衷于讨论为什么胡润榜上有许多的开发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主要理由有三。其一是除房地产外，中国几乎所有与资源相关的产业都被政府垄断，个人无法涉足，自然也就上不了胡润榜，如矿业、石油、电信、银行等行业，有些煤贩子很富有但财务不公开，所以上不了胡润榜。其二是杠杆效应的规模效益，这个杠杆有二：一是生产经营中的杠杆效应，开发商可以利用银行信贷和购房人的预付款扩大生产规模，而其他产业很难利用这种金融的杠杆效应；二是上市之后的杠杆效应，让一些人的财富可以数倍或数十倍、数百倍地增长。其三是规模与营业额巨大。从单位上讲也许每平方米的房价比不上汽车，比不上许多产品的单值，但规模化的总值却无法估量，这就形成了规模效应，从行业上讲全国任何单一行业都达不到房地产行业的营业额能力，但生产周期长、单值毛利率并不能证明房地产业的暴利。

从俄、美、英、日、韩等国看，首富的前100名、200名中几乎没有房地产业企业家。越是完全开放的市场，越可以看出其他行业远超越房地产业的优势，因此不管房地产业自身如何开放和竞争，只要其他的行业仍被垄断和限制，那么最具竞争的行业就最能产生利润。

许多人不理解，不是房地产业在垄断，而是其他产业的垄断形成“山中无老虎”，才让房地产业“猴子称大王”，认为凡是从事这个行业的管理者都必然是腐败或违法的。

许多人都不知道华远是个国企，不是我个人的资产，连北京市的市委书记贾庆林也曾在市政府的一次座谈会后问孟学农副市长，华远是家什么企业？他有此一问正因为那次座谈会上我说：“我一个人交的党费超过了你们全部在座领导们交的党费。”

汪部长虽然知道我代表的是国企，却以为我是从市计委当官之后才到华远地产公司的，我一听就知道汪部长将我与刘晓光混淆了，当场进行了纠正。

汪部长又提出了一些看似是我的问题，其实都是张冠李戴，正当我与汪部长争执时，小潘站起来要出门，汪部长大喝一声“小潘不许逃会”，小潘忙说：“对不起，汪部长，我要上厕所。”其实小潘已不是第一次跑出去上厕所，大约是看我与汪部长吵得凶，怕牵连到自己，害怕地找了个借口要溜出去。

那天天很热，好像办公室里没有空调，按事后小潘的说法，我与汪部长两个人都吵得脑袋像个蒸锅，冒着热腾腾的白汽，吓得小潘总想尿裤子，只好一个劲儿地往外跑。

那天会上讨论了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与分配问题，我直接指出正是汪部长任北京市副市长时购买经适房没有任何审批制度，任何人有钱就能买，造成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加剧，而低入家庭无法分享公共福利。

要求开发商合理制定住房销售价格，但没有土地供给的开放，如何保障充分的房屋供给呢？当土地价格不断高涨时，又如何在昂贵的土地上扩大普通商品房的供给呢？

也许是建设部很无奈自己管不了信贷政策，管不了货币政策，同样管不了土地的价格，又恰恰承担着管理和抑制房价的责任，只能强调让开发商降低价格，这又怎么能让开发商不与建设部进行辩论呢？而开发商摆出来的事实、提出来的问题恰恰是汪部长无法解答的。

许多外地来的开发商也许没见过这种你一句来我一句往的争吵场面，坐在汪部长旁边的谢家瑾司长也悄悄地摆手暗示我不要再争，但我习惯于这种直来直去的争论，更知道经过建设部暗查之后证明我自身没有能被汪部长摆到桌面上修理的问题。

确实，散会时汪部长明确地对我说，华远这几年表现还是不错的（二次创业之后），没查出偷税漏税、违规违章的任何问题。汪部长承认我与他之间的意见不同，但华远是个守法的好企业。

几天后与刘志峰副部长一起聚会时，刘部长问起了那天开会的情况，并说第二天汪部长高高兴兴地跑到刘部长的办公室，说：“昨天把开发商请到部里来臭骂了他们一顿。”刘部长反问汪部长：“你请大家到部里来，就是为了骂他们一顿？”汪部长无言以对。坊间的传说则是开发商把建设部汪部长大骂了一顿，小潘也成了会议中的插曲。其实谁骂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能在争论之中找到合适的政策，市场才能健康地发展，但从上到下，这种认识从来就没统一过，尤其是有能力影响和做出决定的一方，从来没有将社会的意见当成一种帮助决策的营养，而是当成了对立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