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7日，应《安家》杂志刘文彬的邀请，我到大连参与了一场由当地房协和媒体联合组织的论坛。上午论坛的现场，我刚刚走上讲台，就遇上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向我扔的两只皮鞋。扔完皮鞋后，他双手举到头顶，高兴地拍着手，从容离开了会场，似乎在等待全场观众的掌声。但当我在舞台上镇静地说了句“很高兴在大连受到了总统级的待遇”时，整个会场便哄堂大笑起来。这两只鞋也没有影响到我演讲的精彩，伴随着我的演讲，满场笑声与掌声不断。

早在2006年的一次网上评选中，我就在“中国人最想打的人”的排行中位列第三，排在我前面的是日本前首相小泉和台湾地区的陈水扁。在这方面那时我似乎就拥有了与“国家元首”比肩的“荣誉”，这两年又连续发生过美国总统布什被扔鞋的事件和中国的总理被扔鞋的事件，而我在大连也受到了同等待遇的“欢迎”。

当我还在讲台上演讲时，许多媒体与听众已将这一“被扔鞋”的精彩镜头放在了网上，这一视频在微博上被迅速转发，很快便传遍中国，并且连续多日都成了被媒体不断报道的一件大事。

当我演讲完下台时，便得知当地的会议组织者已经将此人扣留了。他们征求我的意见，问应如何处理，饭桌上我笑着告诉大会的秘书长，请他们将此人放了。我并不认为向我“扔鞋”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任何损失，也不认为应对这个年轻人有任何的处罚。

如果这件事针对的是个国家元首，那当然应维护一个国家的荣誉，对闹事者依法严肃处理，但我不是国家元首，也算不上是个什么人物，民众即使用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在表达反对我的意见时，如果我本人并没有受到身体上实质的伤害，也无须对其进行处理，更何况我被冤打、冤骂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已不把这种事当成一回事了，我也不会因这件事受到什么精神上的打击，最多只把这个当成是一首和谐曲目中的杂音。

从会议主办方处得知，这位年轻人是个从外地到大连打工的农民工，因为没有能力在大连购房，连女朋友也吹了，攒了一肚子的怨恨，专门到开发商这里来发火的。这些并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群众，听信了媒体维护“道德”的鼓动，认为高房价都是开发商造成的，而任志强更是抬高房价的“吹鼓手”。

一个国家总理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下发了无数个控制房价的行政管理文件，来约束市场的房价，却都无法抑制房价上涨。一个无任何政府职权的公司经理就能操纵房价，让它高就高，这难道不是一个国际笑话吗？其实真正能决定房价的是“市场的力量”，企业的管理者只不过是说出了自己对市场的理解与判断，并根据市场中的供求关系预测了市场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可能对价格产生的影响。

但这在一个非完全市场化的经济结构的环境之中，却变成了对价格的一种“操纵”？

历史上市场中也曾有用谣言来操纵价格的案例，如地震的消息、疾病的消息等都可能让人产生集中抢购的行为，因此而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并在短期内影响价格的变化，但房地产是个需要长周期的生产与建设的行业，是无法用谣言在短期内改变其整体的供求关系的，消费者大多也无能力对房产进行大量的囤积而改变市场中的供求曲线，人们可以因地震的消息而抢购大量的瓶装水，是因为瓶装水的价格低，消费者都有囤积的可能，但住房不同，它的高价格使得几乎多数人没有这种能力，因而也不可能囤积和抢购。

就像鸡叫是天亮的信号，但天亮了绝不是因为鸡叫一样。太阳有其运行的规律在前，而鸡叫则是这种运行规律的一种自然反应，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绝不可能倒置的。因此开发商可能比非专业人员了解更多的市场信息，却无法以一个企业的力量去改变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和产品结构，更不可能因开发商高喊一声就出现房屋涨价的现象。

但中国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媒体断章取义的放大效应会让民众对市场的信息了解得不对称：一方面媒体不报道那些应让民众了解的内容，如市场中的实际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正确分析市场中生产的价格变化的因素，如土地价格对房价的影响；一方面媒体又放大了开发商对市场分析的结果（却并不报道有这种分析的原因），直接用价格的涨与跌来吸引民众的眼球，因此这种扭曲的信息让许多民众以为是开发商在操纵价格，开发商在鼓吹和故意抬高商品房的价格等，于是也就有了民众对开发商扔鞋的举动和以开发商为敌的行为，更有了开发商是否“流着道德的血”的争论！

幸亏现在不但有了博客，也有了微博，一个突发事件之后，不仅媒体人可以说，每个人也都能同时表达观点。就扔鞋的问题，我曾写了篇长达上万字的博客，来说明当前的市场情况和问题所在。这篇博客有将近二十万的阅读量和数百篇的转载量，也有数千人对其进行了评论。

最初的博客评论是骂者居多，渐渐地，情况就发生了逆转，赞者居多了。博客还会改变传统媒体对舆论的垄断，现在有更多的人可以从博客中了解我的观点和真实的意见了。翔实的数据和有力的论据，支撑着我的论点，因此更多的人从我的博客中了解了真相，更多的人相信我的分析和观点了。

后来微博的普及，更是能让我可以在事发之后的当天就可以说明当时的情况并表明我的态度，也可以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媒体报道之外的真实情况，这样就避免了许多非理性的八卦，尽管“扔鞋事件”是个别民众对我表达的愤怒，并因此被大肆报道，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的！我当场表现的镇静和我的“总统级”的幽默，反而让我赢得了许多的赞许和掌声。

也有许多人批评我说，有些得罪人的话可以不说或少说，这样就不会成为被“扔”的目标了。但是我的看法是，即使你的知识很丰富，能力很强，对世界认识很深，如果都只如茶壶里煮饺子，将观点藏在心里，不跟整个社会分享，那么你的知识又有什么用处呢？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你预测到一种市场风险，却不将它透露给社会与民众，这就等于间接害人啊，就像你明明知道前面的道路上有个可能引起翻车事故的大坑，但你却不愿将这个危险告诉路上的行人和车辆，这就等于是在害人。所以，我认为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是一种做人的责任。

将路上的危险告诉大众，虽然也会有人说你多管闲事，或说你故弄玄虚，但当这些人因你的警告而规避了风险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感激你的提醒，这就像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在期待房屋降价，希望能用更低的成本享受更好的生活，但看到房屋涨价了而归罪于你，但也有更多的人正因为听了你的分析而提早购买了住房，避免随后付出更多的成本与代价，这些人会因受益而感激你。其实生活中你也许听不到这些感激的声音，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获得这些感激，但你的提醒、你的真话确实可以让无数的人从中受益，这样你就对社会履行了你的责任。

从“大连扔鞋”现场回来后的月底，大约是2010年3月30日，应潘石屹的邀请，一群朋友聚到小潘位于长城脚下的私宅里，召开了号称是中国第一次的微博大会。

去之前小潘并没有告诉我去干什么，到了才知道，就是一群第一批泡在新浪微博上的媒体人的聚会，是新浪的陈彤让小潘召集的活动，许多人我都是第一次见面，只有个别人以前在小潘家的聚会时见过。

参加这次聚会的有新浪的陈彤、凤凰卫视的刘春、《新周刊》的封新城、《北京青年报》的段钢、《经济观察报》的何力、易凯资本的王冉、佳士得拍卖行的蔡金青和小潘夫妇。

那时新浪刚开始建立微博这个平台，还不知道它会发展成什么样，也不知道微博的感染力有多大和盈利模式该是什么。那时我的粉丝也只有几十万，大家都坐在一起讨论微博的优劣和未来。但这次的聚会和大多聚会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大家都面对面地坐着，但每个人的手中都捧着个手机，通过微博进行交流。

来之前许多人相互之间并不很了解，是靠小潘搭桥大家才聚到了一起，如刘春当时跟我并不相识，还对我曾经发表过的许多言论颇有微词，原准备见面后要与我辩论一场的，但是他跟我见面后，发现我傻傻的，微博上许多功能都不知道，不会用，才相信我是在真实地、坦诚地与大家交流，而不是故意自己包装自己去吸引社会的关注。

确实，除了小潘教会了我看微博、发微博之外，那时我连私信都不知道怎么回，也不知道如何去关注其他的人。当我看到小潘能熟练地使用各种功能时，别提心里有多羡慕嫉妒恨了，这也让小潘有了吹嘘和炫耀的机会。

小潘自告奋勇帮我将现场的所有人列入了“关注”的范围，并教会了我搜索好友和关注他人等微博的使用方法，却没有教我如何“拉黑”别人，也许小潘是故意不教我这个的，他可能有什么阴谋。还好我并不想“拉黑”任何人，不需要学会使用这个功能。但小潘试图挑起我和别人战争的阴谋得逞了。

当小潘拿着我的手机帮我加“关注”时，手机正好刷出一个网名叫“蝴蝶小艺”的网友的回帖，于是小潘就以我的名义，用我的手机给“蝴蝶小艺”发了条暧昧的回帖，并现场公布于众，似乎我与这位网友之间有着什么特殊的关系，而八卦通常是最能吸引眼球的，当时这些喜欢猎奇的媒体人立即将“蝴蝶小艺”当成了重要的聊天话题。

小潘的家坐落在水关长城深处的一个山坳中，小屋依山而建，屋前是在山坳中垫出的两个平台院，平层的院子中有一个小型的泳池，小潘的两个儿子在水池中不停地翻腾，我们聚会的桌子则摆在泳池远端另一侧的院子里，再下一层则是小潘给孩子们准备的小足球场，两个院子的结合处有个凉亭和外带泳池的更衣室。

我们正聊得火热时，天上下起了毛毛雨，于是大家就移步到了凉亭中，桌上放着的水果和巧克力之前没怎么动，也搬到了凉亭的茶几上，重新摆放。刚好有一盒心形的巧克力，于是小潘专门挑了一个粉红色锡纸包着的心形巧克力，摆拍了一张相片，在大家一片哄笑声中用微博发给“蝴蝶小艺”，更让这个“莫须有”的故事多了些神秘的色彩，也由此引发了微博上与陌生人交流与交友的话题。

不管国外的情况如何，在中国微博还是个新生事物，是个新的社会交流平台，许多陌生人可以就同一件感兴趣的事情发表不同的看法，或是批评，或是旁观，或是嘲笑，并可能从一件事件引发到另一件事情，变成一连串的事件。

那时微博上还没有那么多的敏感性政治事件和反腐的事件，大多讨论的还是生活与社会的问题，讨论也主要在熟人的圈子里，偶尔和陌生人交流一下。关注的大多是自己认识或知道的人，与关注的圈子里的人聊天，讨论问题会讨论得更深入一些，而与陌生人讨论问题的机会较少，激烈程度也相对小很多。

但是，我不太一样。大约是因为那时只关注一个人，就是送我手机的小潘帮我加的对他自己的关注，怎么关注别人我还没学会，因此我更多的是和网友们在交流。

许多网友甚至抱怨，我回复的大多是女生。其实啊，在虚拟的网络上，用了年轻姑娘网名的人也可能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甚至是个男人，就如张欣的母亲，用的就是一个好听的姑娘惯用的网名，她是挺我的一位“钢粉”。所以，我只是针对有趣的提问或自己关心的事情进行回复与交流。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还被认为是与不相识的陌生网友们交流最多的人。粉丝的增长不只在于你说了什么，同时在于你与网友们交流了什么。

当小潘告诉我要放弃博客、使用微博时，他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博客上有许多人会骂人，而微博上不会，但当我开了微博之后，发现微博上也有许多骂人的语言与评论。

博客的好处在于可以用长篇大论的方式、用充分的论据来系统地论证自己的论点，并可长期让人们查阅，缺点是时间会滞后，且无法一对一或一对多地对评论的部分进行答复，也无法对骂人的言论给予回击和纠正，甚至无法对谣言进行更正与批评，除非另外发表一篇长文去解释，却有些不值得，尤其是博客这个平台很难及时反映生活中的细节和当时发生的事情，也无法与朋友和陌生人混在一起即时地交流。

微博的好处就在于，它比任何媒体都更及时地反映生活和工作的细节，如我们在小潘家的活动，都随时被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真实及时地放到了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平台上，这可以是生活的动态、工作的动态、思想的动态、信息的动态，以及你喜欢的任何动态。其缺点是只能写140个字，让你无法用长篇大论的方式分析问题，而只能用最简短的语言来表达观点，而这个观点背后支撑它的论据却很难被充分表达。反过来，微博也因此有了优点，你可以与提出问题的人及时进行交流，用对话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回答和解释。这个交流的平台更可以让相隔万里的朋友如面对面一样打情骂俏，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并且这种交锋可以让所有人共享，这就难免会让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产生误解，同时也会有许多不同见解在争论之中，引发抱怨、仇恨与对骂！

面对恶意的臭骂，小潘会组织公司的网管人员，专门为他删除博客上的恶意攻击和骂人言论，如果是微博上的评论，小潘则会毫不客气地将发评论的人“拉黑”，堵住这些骂人的嘴，也让微博的言论更健康向上一些，少一些污言秽语。

我却对此有自己的理解，博客上的骂我认为无须理会。这些骂声大多是因为对我提出改革认识的误解造成的。明为骂我，实际是表达对体制与改革的无知，真正应该骂的不是正确地解读市场的人，而是造成市场扭曲的背后的人，而这些是与我无关的，我只是当了个替罪羊。

微博上对我的骂有多种：一种是如博客上的骂，没有任何理由，而是针对房价的谩骂；一种是对你的言论不满，如许多人在帮小潘骂我，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和小潘之间的友谊。一种是对社会的不满，如我们从事的公益事业也会被人攻击。其实他们并不是攻击我去从事公益的事，而是因为红十字会之类的事而误以为所有的公益都会犯红会这样的错误。一种是对我个人取得的成就不满，不光对我，他们对任何成功者都表示敌意，甚至自己的粉丝不如别人多也会成为骂人的理由。一种是渴望改革能更公平的群体，他们认为只是一部分人成为了改革的受益者，而另一部分人没有从改革中获得收益，他们渴望公平，因此对自认为是不公平的行为表示不满。

于是这些企业家、成功者都被当成是改革的受益者，也被当成了造成不公平的肇事者，也成了被骂的对象。

我认为，如果所有人都能在骂我的过程中让“他们自己”的精神得到了解放，那对我来说反倒是一种荣耀，这也给政府省了很多麻烦，这岂不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于是我将这种想法发到了微博上，让大家都知道，但自那以后骂我的人反倒少了许多。

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佛语并非单单鼓励人做牺牲，更多的是让人能负担起责任，有宽容之心。某些事总要有人做，许多人不想做的而又必须做的，那就我来做，这可能就是责任的承担吧。当我放下了虚荣和面子，当我理解了这些骂人者的心情和初衷，我就理解并宽容了他们。海之所以大，恰在其可容万物。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却有些大量，可以坦然面对针对我的那些丑话、脏话，甚至故意回复他们的问题，解除他们的压力，当微博可以在媒体的报道之外更全面地反映一个人的生活、工作、理念、信仰与思维方式时，这种正面的回应，反而赢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掌声。对待微博，其实跟对待人生一样：微博中害怕被责骂，就难以进步，更难以承担责任，生活中不能正视困难、挫折与失败，也同样难以进步。

有些事我们无法改变，如微博上与社会上总会有许多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用对问题的片面了解发表言论。我们无法改变他们，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改变对生活的态度与认识。

那天活动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赞成微博使用者能有更多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的意见既是民主的开始，也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开放，更是社会多元化的一种表现，自己想获得言论自由的权利就必须允许他人有自由言论的权利，也必须容忍这些言论对自己可能造成的不利，更开放和宽容的平台才能让更多的人使用这个平台，并畅所欲言，促进社会的改革与进步，同时政府也应充分地利用这个平台对民众进行正面的宣传与教育。

虽然那时陈彤并没有想好新浪微博的盈利模式，但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知道，这个平台会是一场技术引发的“革命，”早晚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当这个平台有了巨大的影响力时，也许盈利的模式就会随之产生了。至少所有人都看好微博这个新生事物，都认为这个交流的平台将在今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次活动的最大受益者应该算是我了。看到我对微博这么热衷，一直在努力更新，小潘向陈彤提出要求，让新浪送我一个iPad。当时这可是个新式的武器，国内还很少有，尤其是对我这个上了年纪的眼已花的人来说，iPad提供的大幅面当然让我看得更清楚，同时iPad又能让我将打电话和上网分开用，这样手机电池就会用得持久些。

那天中午我们是在小潘家吃的午饭，张欣还很认真地做了准备，但我最不喜欢在小潘家吃饭，尽管他们有很多花样，准备了一盘又一盘，但这种假洋鬼子的中西结合拼盘，真是不如普普通通的家常菜，永远也不如标准的中餐吃着可口。半西半中的自助型餐食，也不适合大家围在一起聊天，总有人在一个话题聊得热火朝天时离席去添加食品，而回来时这个座位已经坐上另外一个人了。大家都在不停换座位，一会儿还是这几个人在大喊大叫地争论着，一会又变成了另外几个人在讨论另外一个话题，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关注点和各自不同的观念。当然，这种“大杂烩”也会碰撞出不同的火花，但大多是争论得很热闹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这大约就是多元的效果。

午饭后散伙时小潘宣布了第一届微博大会的结束，并说明年再聚。

第二天，曹国伟真的派人给我送了一个iPad，这也算是新浪对我的奖励，让我从此多了一件更有力的武器，微博从此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几天之后我的粉丝就突破了100万，曾经有段时间我的粉丝数量甚至超过了小潘。其实小潘教我上微博时已经有370多万的粉丝了。我的粉丝量突破了百万大关时，新浪还派专人给我送来了一个礼物。那时我并不知道今天我的粉丝量已经超过了1500万，以为100万人的关注已经是个天文数字。

当我的粉丝在短时间内超过了小潘时，小潘的心里很是不平衡，就鼓励员工和朋友们为其助阵，并用网上给粉丝送书、送礼的方式来招兵买马，扩大队伍，两个月后小潘的粉丝一路高涨，很快就又将我甩在了后面。小潘告诉我一个吸引粉丝的秘诀，那就是不能把话说明白了，要经常话说半句并且要用问号，让网友们猜想。

其实我也会用问号。问号有多种含义：一是真问，不知道答案的问；二是疑问，模棱两可的事要问，这是求证；三是反问，知道答案，发问只是为了引发人的思考；四是明知故问，这就是小潘常用的做法。

对于普通的网友，我会多用前三种，并喜欢直来直去地回答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对小潘则会什么问法都用，好朋友之间的相互调侃其实蕴藏着很多乐趣，有些乐趣可能外人无法体会，但圈子里的朋友们都知道，并且这种聊天发在微博上就能让更多的人分享其中的快乐。

生活并非单调一色，也有许多的色彩。媒体的报道通常会偏向一种颜色，但微博则会反映出生活的多种斑斓。通过微博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传统媒体报道之外的我，让网友们知道了除了房地产之外的关于我的其他事情，也从此改变了许多人只是迷恋媒体的错误做法，所以，我是微博最大的受益者。

当微博可以让你无限制用各种表达方式（语言、表情、图片等）表达一个完整的我时，社会就不再将我孤立地看成一个房地产商了。我在经济、社会、政治、人生、家庭等各个方面都能有机会展现自己的立场，尤其是我参加的大量公益活动在微博上公布，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在做些什么，也让这些公益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并影响到更多人的思想和行动。

微博是个你了解社会、了解民众的平台，也是个让民众了解你的平台。我在最初发微博时，并没有多少人会回我，而只是跟某个人进行一对一的交锋，讨论问题或发表意见。但后来，我每次发微博，都会有无数的人回我，让我了解了许多原来我并没有关注的问题和事件，正是这样一种相互了解的过程，网友们才撇开媒体塑造的我的形象，重新认识真正的我。大家对我的评论也从更多的骂声变成了更多的赞声。

从被“扔鞋”到“微博聚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两件本来没有必然关联的事，却紧密地相连在了一起，用网络传出的“扔鞋事件”，也在网友们的交锋中平息了。

正是微博让一件许多人将其视为负面的事件，最终变成了一个正面的事件。以后我每次去参加公开场合的演讲和论坛时，都会有主持人将“扔鞋事件”当成一件大事做正面介绍，慢慢地一件可能损害一个人的声誉的恶性事件，在微博更透明的信息公布中转型成良性事件了。

许多人都称，我是通过微博而转变了个人形象的典型，同时也被当成一个案例，尤其是作为说服政府官方使用微博的案例，让他们看到微博的正面影响。可能微博上会有一些负面的报道与传播，但只要正确并充分地利用，用正面的回应去引导网友，将信息更加透明地公开，也最终会改变许多人的看法，如果这个阵地你不去占领，就会被别人占领。因此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个人，都必须正视这个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传媒工具，并主动去占领这个必要的传媒阵地，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正面影响。

2010年微博刚刚开始进入社会，人们更多争论的是这个新生事物是否能生存下去，并成为一种对社会产生冲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