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就要过60岁的生日了，人生一甲子堪称为大寿，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同时也是个令人遗憾的日子，还是个许多人都关心的日子。

每年的岁尾，和许多媒体人一起庆新年，感谢他们对公司工作的支持已成为了惯例，过去他们最关心的都是楼市的盘点：明年的预测、对政策的判断，以及房价的走势。但2010年的聚会，五六十人一致关心的却是：明年我任志强是否退出房地产界？

大多数的媒体朋友们都知道我的年龄，对我的年龄也比较敏感，尤其是2001年与华润分手时，许多媒体都在我带领华远二次创业时提出“廉颇老矣”的质疑，都怀疑我能否将华远再次带入辉煌。如今华远二次上市已站稳了脚跟，而我已经到了退休的法定年龄，似乎华远的命运维系于我的留存之上，何去何从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围坐在山釜的火锅前，我正式回答了大家的问题。当时正式的说法是“退而不休”。

华远集团公司开始是个挂着全民所有制牌子，依企业法登记注册的企业，最初以借款20万起家，并没有国家资本的投入。直到1998年将退税转为国有资本金投入之后，才正式成为具有国有资产性质的企业；2003年之后，国资委这一机构成立，就将其纳入了国资委监管的体系；2010年，华远集团公司经国资委的批准，正式改为了国有独资公司。按照国资委的干部管理规定，年满60岁，就应退休（大多数人在58岁时就退入二线了）。

我是1984年进入华远当临时工的，最初是在下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任职，1988年集团分立房地产公司后任房地产公司的经理，1990年代理集团公司总经理，至今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干了20年了，将华远从一个总资产不足亿元的小企业，变成了总资产100多亿元的企业，对公司不敢说有多少功劳，但至少是有许多的辛劳。

每走一步都倾注着无数的汗水，都凝聚着智慧与胆识。集团就像自己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家，里面有我辛勤的汗水，也有浓厚的感情。

就像经过20多年的培育，让一个孩子终于长大成人了，有谁舍得在此时将其抛弃吗？但孩子大了总要离家独立的，人老了，也总要将位置让给年轻人的，虽然恋恋不舍却不得不正确面对。

2010年公司要转为国有独资有限公司的时候，实际已经做了组织安排，国资委已经同意由公司的常务副总杜凤超出任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做好了接班的准备，区委组织部也找我谈过话，讨论过此后的工作安排事宜。

2011年我满60岁时就会按国资委的规定从国有企业的领导岗位退下来，不再担任任何与国资委直接管辖相关的工作，但按照相关的规定，作为第一大股东相对控股（不足50%的占股比例为相对控股），国资委并不直接管理华远地产公司，不参与华远房地产公司任职的决定，并且我还是在任的北京市第11届政协委员，按规定也可以不办理退休手续而继续任职，因此就有了“退而不休”的说法。即从华远集团公司的国有独资企业中退出（包括与集团相关的企业兼职），而保留华远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的职位，继续在地产公司任职。退出了国资委管理的国资系列，但保留了上市公司的职务。

中国的管理是个奇怪的资产管理结构，人事管理归组织部门。他们有一套关于年龄和机构设置（如政协、人大的特殊机构）的相关规定，这个规定根本不考虑企业的发展和经营，照章办事。国资委负责管理资产却必须服从组织部门的人事安排。

组织部门选择的人选无权决定处置资产，但要对经营成果负责。这种用人制度会使国有企业干部有这里只是个战场，是个工作场所，但绝不是家的感觉。任职的干部仍然是“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心理状态，他们如流水过境，只服从于短期利益。

从干部任职的规律看，通常企业干部的任职期为7年，7年过后他们就必会变换岗位与职务，但像华远这种过去并非隶属政府，至今企业员工也非公务员的企业，是靠自身的能力从市场竞争中打拼成长的企业，因此这里的干部会将企业当作有归宿感的家来建设，于是我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20年，经历了七八届政府的变更。许多从水平到资历都浅得多的干部，早就像坐飞机、坐火箭一样爬到了更高的位置，但我更热衷于在企业中干些自己喜欢干的事，哪怕再苦再累都是一种创造，更是一种乐趣，虽然母亲不让我去干个体户，因为老一辈认为干国企是为国家做贡献，干个体是为个人挣钱，我只能在国企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我绝不会为了个人升官去政府机构任职，尽管我有许多次进入政府机构工作的机会，我都宁愿不受约束地干好市场竞争中的事，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这也是我对待人生和事业的态度。

房地产商在中国成了一个被政府和民众臭骂的职业人群，但企业的背后是无数的股民，公司的管理者只是股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是否那些购买了房地产企业股票的股民也都没有“流着道德的血”呢？尽管经营着这个人见人恨的行业，事实上我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我要在骂声中坚守岗位。

生日宴会上，我请来的都是与房地产业有关的媒体，当他们得知我还会在这个行业中继续战斗时，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一致认为如果这个行业缺少了我的声音，就不热闹了，这些媒体人也少了许多的乐趣，少了许多可以八卦的内容和对象，少了许多可以调侃的话题。

有些来晚的人一进门问的就是我是否会退休。这件本来不是事的事，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大约因为社会太缺少不同的声音了。如果媒体的官方声音都是一边倒的，那么当然希望民间能发出一些与官方意见不完全相同的“炮声”。

当听说我是“退而不休”时，许多人提出了新的策划，于是以长盛为首的电视人便开始为我准备一场特别的活动，于是就有了在“六一”儿童节让我回忆童年的安排。

这一年的生日记不清吃了多少次的生日饭了，我的60岁生日真成了一件人生中的大事。

最初的生日派对是区里的企业协会将一批属兔的企业家在春节后约在一起过的。十多个属兔的人中有数个是六十大寿，于是就集中在一起吃起了生日蛋糕。

区工会每年的春节都慰问全区的劳模，刚好有一批兔年的劳模们赶上六十大寿，他们又将劳模们集中在一起庆祝了生日，我刚好也是其中的一个。

一些朋友则分别在生日的前后约在一起庆祝生日，也有许多同年退休的朋友感慨要退出的无奈与迷茫，也举办了不少不同公司的聚会。

3月初恰逢全国的“两会”，又多了许多特殊的聚会，这些聚会都成了生日的祝福活动。3月8日的中午与一些来开“两会”的领导们相约，他们听说我过生日，也将工作聚会变成了生日的庆祝。

最令人难忘的是8日的晚上公司的员工们由工会组织给我过的生日晚会。中午，像我往年的生日一样，我和公司的员工们一起集中在楼下的大会议室，我与员工们共同分享我生日的快乐，分吃蛋糕。这一天也是妇女们的节日，于是各部门和朋友们送来的鲜花和蛋糕便成了全公司女同志们庆祝节日的礼品，其中当然也包括小潘送来的大蛋糕。

其实公司的工会会在每个员工过生日时都送上蛋糕以示祝贺，也都会在员工的婚庆、家庭成员生老病死时给予关怀和帮助，这已经成为了我们企业的文化，只是我的生日可以和所有女员工共同庆祝，于是每年的生日我都沾女员工的光，可以有许多人一起庆祝。

今年最开心的也是和员工们在一起聚会，公司里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和我同月同日出生，于是我们便共同分享了大家的祝福。

晚上的聚会不仅是一个充满了欢乐的生日聚会，除了有歌声，有蜡烛，可以切生日蛋糕之外，还有工会主席给我捧上了一个心形红盒子，盒子的内外都写着英文的“love”，这个充满了“爱”的盒子中，装满了全体员工送上的祝福卡片，每个卡片都写满了员工的祝福语，同时还有每个员工的希望。

现场我每抽出一个卡片，就有一个员工站起来深情地念出自己写的那段祝福，并说出自己的希望，也许有人会以为这些员工不过是在为这个在位的领导拍马屁，但华远的字典中没有这个词语，有的只是真诚的心愿。

有的员工说出了进入华远的理由，有的员工道出了在华远多年的体会，也有的员工还传达了来自家庭的感谢，还有的员工记录的是我和他们一起的瞬间，连我在员工食堂排队吃饭的镜头，他们都没有遗忘。有的记录了一段散文，有的是一首古诗古词，还有的画上了一些图画，按上了手印或唇印，还有一张上是刚出生孩子的小脚印。这些都证明了员工们真实的感情和真心的爱。

看到这些员工的笑脸和写满一段段让人一生难忘的回忆的卡片，有许多次我都几乎忍不住要流下眼泪，还好很多员工表达的愿望会引起满堂的大笑，这都释放了我沉重的压力，缓解了那些深切的伤感。

有的员工希望公司发展，有的希望自己发财，有的盼着在活动中抽中大奖，有的只希望我能关注她的微博，还有的希望我能给他锻炼和提升的机会，也有的只要求在斗地主时能赢我的钱，更多的希望我能健康长寿，笑口常开。所有的希望都像是他们在说知心话，是坦诚的交流、爱的表白，而绝不是员工对领导的吹捧。

有几个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的新员工，他们感慨的则是华远有着一种与其他企业完全不同的文化，这里没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更没有官僚的特权和新老员工的差别，进了这个大门，你就是家中的成员，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分享着企业和他人的快乐。

许多外地公司的员工无法参加这个生日的活动，也分别用录像送来了他们的祝福，视频中他们唱起《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曲，有的还穿插着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战斗的老照片和录像，这些更让大家都沉浸在回忆的快乐之中。

我的六十大寿只是个大家欢聚一堂的理由，而那些祝福和希望则早就蕴藏在员工的心中，他们不仅是为了这一天而祝贺，更多的则是想表达多年来对我的感谢与期待，一个物业公司的员工仅仅因为我每天向他为我开门说一声“谢谢”，就体会到了做人的尊严，更为自己能成为一名华远的员工而感到骄傲。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诚意，是从每一个生活中的细节传达的，尤其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企业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要比用各种声音和文字的教育对员工的影响大得多，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比仅在耳朵中听到的要真实得多，这种长期接触中的印象，会在员工心中扎下深深的根。

我不是神，当然也会犯错误，但我一直坚持以身作则的作风。比如我完全有条件有权力建立员工食堂中的干部灶制度，我也可以让服务人员送餐，但我坚决不干这种事，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在这种共同福利上搞特殊化，而是和员工一样排队领餐，吃同样的饭菜。

如果因为工作需要比如遇到不能中断的会议，或者要去工地处理紧急事务，我会要求送餐，或提前用餐，这不是搞特殊化，而是任何一个员工如有这种特殊的工作需求，都能提出送餐到会议室或提前就餐的要求，这也是食堂服务的功能之一。

在我公司用过餐的小潘、长盛等都亲身体会过这种与员工平等的待遇，而董事会统一标准的炸酱面，更成了公司客饭的荣誉产品。

正是由于这种身体力行，才让员工有了一种家的感觉，正是这种相互间平等的细节，才让员工与干部之间打成一片，生活中不分新、老、上、下，也才让上下级之间相处得更加融洽，让他们更容易形成合力，发挥每个员工的积极性。

生日聚会中虽然我是主角，却在工会主席的主持之中成了个被动的角色，我要和大家一样参加游戏，要表演节目，要共唱卡拉OK，整个活动在一阵阵的欢笑中度过，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日，在为自己庆祝今天和未来。

那天我也为自己填了一首《蝶恋花》的词，鼓励自己走好下一段的路。

《蝶恋花》

历经坎坷苗成树，

泪洗汗浇。

相伴风雨渡，

热血筑就辛和苦。

回眸知对草与枯。

昔日青春留不住，

欲语还休。

昂首莫贪顾。

刺破云天势无阻，

跃马扬鞭重上路。

楼市传媒的朋友还专门用这首词与我的相片合在一起，装裱在镜框中，当作生日的礼品。

3月8日的生日过去了，庆祝的活动却没有过去，3月9日的晚上又与一些平常不见的特殊朋友们举行了一次生日的聚会。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不同的圈子，有体制内的、官方的、企业自身的，也有家人的、亲属的和朋友的圈子，以及工作中直接或间接的合作伙伴的，更有各种NGO和社会团体的，于是3月9日就办了一个各种组合人群相聚的活动。

我在山釜摆了两大桌流水席，第一拨来的是北京的一些朋友和商会的伙伴，第二拨是中城联盟的许多兄弟，随后来的是亚布力企业家论坛的朋友们，再后来是阿拉善的许多朋友，其中有在全国“两会”上开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也有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朋友们，除了祝贺之外也谈论了许多“两会”上的争论和对未来的看法。

宴会上，无意中乘着酒兴大家还“送”了我两个女儿：一个是代替姚长盛（《首都经济报道》主持人）来参会的北京电视台的宋阳，大家都说像我女儿，于是让我认了干女儿；另一个是黑龙江电视台的朱丹，也是亚布力论坛的主持人，在大家都将散席时由张醒生带着从机场赶来，朱丹将从黑龙江台转到北京发展，听说刚才我认了干女儿，于是也被醒生推给我做了第二个干女儿。

在社会腐败成风的时代，“干女儿”成了“小三”的代名词，尤其是“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后，“干女儿”就成了法定的“小三”了，但这个社会真的就没有道德的底线和人性的约束了吗？难道就真的没有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亲情关系而只能是淫荡的黑暗了吗？我不相信这个社会是个无法挽救的社会，也不认为和“干女儿”会有什么不正常的性关系，更相信这个社会中还是有更多的真情的。

刚从“两会”赶来的胡葆森（河南建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三杯酒下肚即吟出了一副好对联，将我这60年的经历浓缩在了52个字的上下联之中，上联为“历共和初创，经跃进年代，遭十载浩劫，沐开放春风，方为行业翘首”，道出了我们这一代人从出生到现在所经历的时代变迁。从新中国成立到“大跃进”时代，从“文革”到改革，从盲从无知到知天命，一路走来，多少风雨艰辛。下联为“品饥寒之昔，尝筋骨俱疲，忍牢狱之冤，付超人之劳，才享甲子寿桃”，从小在短缺经济的饥寒之中度过；大饥荒时正处于成长的时期，上山下乡，当兵训练则锻炼了我们的身体与意志；改革开放时期，我成了推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牺牲品，但牢狱之冤，并没有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冤狱反而让我尝到了许多常人无法体会的感觉，并学到了许多道理，也因此在后来的工作中少犯了许多错误，尤其是不会再犯可能会被误解和冤枉而再进监狱的错误。

老胡不但吟得一副好联，并写一手好字，事后胡葆森专门将这副对联用毛笔书写并裱成一副挂幅送给了我。

那晚还有50多位企业家和朋友轮流赶到山釜，专门为我庆贺六十大寿，让我备受感动。人能混到让许多朋友能专程赶来祝贺的份上，自然是一种荣誉。那天我也收到了许多贵重的礼物，其中包含了战友的心意、中城联盟的心意、阿拉善的心意、亚布力的心意；也收到了许多不太贵重的礼物，但不管这些礼品的价值如何，哪怕只是一张贺卡都相当于千金之重，情与爱的价值远重于金钱的价值。

我的大多数生日都是与家人共聚的，而迷信的说法是55岁的生日要与一生中对你有过帮助的朋友们一起过，于是那年我离开公司的同事，专门请了部队的战友、中城联盟的朋友和宁总，这些人都曾和我有过紧密的联系和合作。

60岁的生日我邀请的朋友圈子更大了，前前后后大约过了一个月，各种各样的活动似乎都在庆祝我的生日，并且还为此举办了一个重回童年的活动。长盛将这个活动变成了一场“不退休”的粉丝见面会，并拍成了一部微电影。

6月1日那天，几百名粉丝报名来参加这场活动，当然我也邀请了我尚未成年时就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的战友，阎阳生理所当然成了他们中的代表，因为我们不光是非常要好的战友，工作上还有许多联系，并且我跟他的夫人卓柳江也很熟，在他们未结婚之前我就跟他夫人认识，其后她又成为我创立华远人才公司时的助理，并一同战斗了十多年，直到华远与华润分手，她留在了华润，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重回童年的第一段就是从回忆“我的小名叫什么？”开始的，为了烘托现场的气氛，所有的来宾，包括主持人和我都穿上了一个朋友单位赞助的海魂衫，参加活动的男男女女都是同一个打扮，这有助于大家重回童年的时代。

我的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河南人，不知是按照什么地方的习惯，他们给哥哥起了个小名叫“大毛”，而我这个家中的第二个男孩顺理成章地就叫了“小毛”，但这个名字只有我的战友和比较熟的朋友知道。我在部队当兵时，同团有许多北京的干部子弟，我当年也有许多在北京上学时认识的同学和朋友，于是这个小名就在部队中传开了，所有的战友大约都知道我这个名字，但工作之后这个名字就很少人知道了，只有亲近的朋友才知道，卓柳江是其中之一。在学校上学时，同学们则称我为“老四”，不是因为我在家中排行第四，而是在上初中的第一堂语文课时，开篇第一章是《梁生宝买稻种》，这个文章中有个人物叫“任老四”，那时刚聚在一起的同学很难记住彼此的名字，班上又没有第二个姓任的同学，于是这个课文中的“任老四”就成了我的名字。直到今天同学聚会他们都仍然叫我“老四”。连我班上的辅导员王岐山至今也仍然称我为“老四”。

当这个问题提出时，网友们猜了许多的名字，却没有人猜出我叫“小毛”，揭穿这个谜底的当然是阎阳生与卓柳江了，阎阳生还借此爆料，说了一些我们在部队时的趣闻。比如我俩如何争强好胜地比这比那，分不出胜负时要和人打上一架，还爆料了阎与同团的一个参谋朱易在柳州鱼峰山上为争夺卓柳江而“决斗”的事。

阎阳生曾专门写过一些文章，记录我们的部队生活，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也收录在我以前出版过的书中。活动的第二段是让已经离开了华远的老员工们来评价我这个曾经的领导是个什么样的人。除了卓柳江之外，长盛还请来了曾经在中远工作、现在在万科当了副总的肖劲和在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当了总经理赵铁路，他们共同回忆了我们刚从学校毕业就进入了华远的一些事情。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华远，也都各有一番成就，可以真实地说出自己当年的感受，给出一个不用拍马屁的结论，甚至可以痛骂华远，但是，他们依然铭记在华远工作和学习的日子，表达了对华远的深厚感情。

活动的第三段，小潘上场了，主持人故意让我们俩唱对台戏。小潘自称不知道今天的活动到底要干些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台。但当主持人问台下的粉丝们时，大家却一致高喊“为了爱情”，粉丝们看到我与小潘在微博上的“打情骂俏”，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和小潘是一对“基友”，这场戏就是要说清楚我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

小潘讲述了我们第一次进行土地交易的情形，抱怨和我签了几个亿的合同，却没有请他吃一顿饭，因此在几年后也让我饿了一回肚子。当然也少不了说说现代城的那封信和我们之间曾经发生过的许多故事。

我们在台上争论的同时，网友们还在不停地发着有关现场的微博，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张欣，也在微博上转发和评论网友们的帖子，被长盛调侃为“嫉妒”，成了现场中的一段佳话，长盛又将矛盾转移到了我们俩是否会“私奔”，网友们哄堂大笑。

除了小潘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见证了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变革，那就是首创的总经理刘晓光，他曾经是北京市计委的高官，专管审批北京市的城建项目，直到下海。下海后，他也从事了房地产生意。晓光也在台上讲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让我“罚站”的情形。

一段段经历都成了过去，却在回忆之中让我们心中备感甜蜜。我和一起战斗过的同事在时光荏苒中都成了好友，无论是和小潘还是和晓光。他们也都评价了我的为人和对我最初的印象，指出了我的缺点，同时也对我的优点给予了肯定。

除了对现场的人进行采访外，长盛还提前用视频采访了我的其他朋友们，大家都客观地讨论了“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童年的记忆已经不深了，“童年”只是指“过去”。

视频中第一个采访的是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他是最有资格评价我的人中的一个。宁总回忆了我们当时合作和分手的情况，肯定了我给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力，他还说我们不合作并不等于会相互仇恨。宁总现在仍是华远地产公司的独立董事。

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市场敏感性又最懂市场规则的理性管理者，也是我的导师和朋友。

采访的第二位是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张教授是亚布力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乐平公益基金会的董事，我们在众多的场合有着各种的合作（我也是乐平公益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同时参加了五十人论坛），张教授将我夸为企业家中最具有经济学理论基础的人之一，同时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我也在张教授管理光华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对我的评价其实可以只用两个字概括——“直爽”，这是一种面对谩骂也要讲真话的品格，也恰恰是社会责任心的体现。十多年前我们在贵阳相遇时，他还在一家金融机构当总经理。他也同样有着爱说真话的性格，或许我们都因说真话而处于同一种被谩骂的处境，反而更容易沟通和交流了，自然也就成了好朋友。

冯仑先生在评价中则称我为“大哥”，冯仑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更热衷于在行业中帮助朋友，因此获得了“大哥”的称号。他最感动的是我曾为了女儿能看上周杰伦的演出而求冯总帮助找票，说我从来没有为任何事这样认真过，称得上是个好父亲。因此可以信得过。

这些人也许都是朋友，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因此夸赞的成分占多数，而现场的观众又对我会有什么评价呢？

下一段“演出”的主题是：女人眼中的任志强到底是个什么样？《华尔街日报》的袁莉和北京电视台的博文上场了。袁莉不客气地讲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接受她采访时的情况。她说我回答问题时不抬头看她（这也许是我的一种习惯），她认为这是男人的一种羞涩，表现了这个人内心中的柔软。而博文认为我的表现过于粗鲁，虽然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表达的方式可以变得婉转些。这两位漂亮的女士到底谁说得对呢？女人眼中的男人与男人眼中的男人看到的明明是同一个人，但由于性别之差，结论也是不一样的，或者恰恰是性别之差让一个人变得真实了，不同角度的评价还原了一个人的本来面目，从不同的层面来看一个人的评价，确实是一件有趣的事。

话题一转，大家又将话题转到了星座上。同时上台的嘉宾还有新浪的陈彤和搜狐的刘春，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双鱼座的，也都是微博上的活跃者。双鱼座的人有女人缘，也有兄弟缘。我从“人民公敌”变成“大众情人”，当然要感谢新浪建立的微博平台。陈彤代表新浪微博感谢所有网友的支持，这个平台是在相互的支持与利用中才成长和壮大的，而我在陈彤的眼中则成了为微博而生存的典型，从微博与网友的交流中，陈彤说我有一种不装B的真诚。刘春在制作了凤凰卫视的许多优秀节目之后，又转到了搜狐，他第一次跟我见面时（小潘家），曾试图向我拍板砖，大约也是中了媒体宣传的毒，当时我在他的印象中只是个嘴里不断说着“穷人”与“富人”的怪物，但接触的时间长了，我们也成了朋友，他认为我最大的缺点是，一个男子汉怎么可以不喝酒呢？很苦恼没办法和我好好地拼一次大酒。

这个“六一”节不但是个回忆的节日，也是对我进行剖析的日子，不同的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谈了对我的看法。活动比预计的时间多了将近两个小时，说明大家都沉浸在欢乐之中，忽略了时间在偷偷地溜走。

现场还给我发了个“不退休”的荣誉证书，原因是这个行业少了我就不热闹了，在大家的各种祝福之中，活动才又回到了主题。后台推上来了一块大大的生日蛋糕，在全场欢唱生日快乐的祝福歌声中，所有人共同分享了生日蛋糕的甜蜜，虽然还有许多朋友没上台，但他们和所有的粉丝们一起共同分享了以“庆六一”的方式来给我过生日的愉悦。

直到这个“六一”的活动结束，才算是将我的60岁生日过完了。与孩子们一起过六一，确实是个好的想法，至今我还保留着那天孩子给我戴的红领巾，现场也有许多孩子们共同分享了一个60岁老人的欢乐。

我很庆幸我能被这么多的人关注，很庆幸我能成为行业中的一种声音，也因此能在与各种声音的斗争中享受着其乐无穷的快乐。这个社会缺少的恰恰是声音，特别是表达不同意见的声音。

历史上我国曾有过只有一种声音，不允许存在不同声音的时代，也曾对各种不同声音有过压制和打击的行动，因此发出不同的声音便有了特殊的意义。这需要有理论的支撑，同时需要有一定的胆识。可能，最初这种声音并不被社会所认可，但天长日久，它终于被实践证明是对的，被社会所承认，今天的活动也恰恰证明了这种声音有存在的必要，我为此而骄傲。

和阎阳生掰腕子

切蛋糕

生日贺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