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严厉而慈祥的人。他严于律己而宽以待人，常常以弱者的形象出现，但内心却坚忍不拔，为原则而绝不后退一步。他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但只要有空闲就常常会给我们许多惊喜，让我们感受到深深的父爱。

父亲的祖籍在山东掖县（今称为莱州市）。家谱上记载着最初的姓氏，来自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皇封姓任，曾任莱州刺史，从四川成都的新城县举家迁入山东。

祖上曾有历任官员，官位最高的是京城锦衣卫的副都统，也曾在兰州边关驻守。正是因为深知伴君如伴虎，宫中的事稍有差错便会满门抄斩，于是，祖上将一大家族拆为三支，分别迁往不同处居住，以避免全族的毁灭。

毛泽东主席签的委任状：32岁的父亲当了辽西省人民银行行长，40出头已经是副部长，我在已近而立之年却只是个连队的参谋

在落后的农耕时代，家族的兴亡不是靠个别人是否当官。任何官员都必须告老返乡，解甲归田。因此，家族中的人丁兴旺就成为农业丰收的必要条件，也成为抵抗外族侵犯的力量。自因担心满门抄斩而分裂之后，这个家族就开始走向衰落。此后，虽也曾有过秀才之类的人物，也曾有过从政的官吏，但大多不成气候了。

爷爷是一个勤奋的劳动者，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做小买卖。有闲钱就买些土地，土改时被定为富农，父亲一直为此感到不公，但也只能默默忍受，每次党内运动这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文革”时更成为重磅炸弹，以出身论英雄的文化，似乎从过去到今天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爷爷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三年自然灾害时，父亲将爷爷接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我还小，没什么印象了。但仍然能记得住的是爷爷做的小鱼炖萝卜，浓浓的鱼汤，连鱼刺都炖得酥酥的，可以吃掉。自爷爷那次回农村后，就再也没见过他的面了。

偶尔，老家会寄来一些海产品。老家紧靠着海边，家里的人会捞些海产品晒成干，如蟹肉干、虾子等，装在废旧的铝筒里寄到北京来。在缺少食品供给的年代，在菜里、汤里放上少许蟹肉干或虾子就成了美味佳肴，要是能碰巧吃上一块蟹肉也会高兴半天。这美味对于我们而言，更多的是一份家人的关怀，每次有这样的配餐时，父亲都会告诉我们别忘了这是老家寄来的特产。

爷爷的坟在村子与海子之间的一片小树林中，不知何时坟边长出了九棵松树，于是，那里成了龙脉，更多的村里人将去世的老人也埋在了那一片树林中。爷爷的灵魂一直在护佑着这个家。

1996年时，一个算命的和尚让哥哥回家修祖坟，说是命里有血光之灾，要修祖坟才能消灾避祸。那年哥哥还没退休，不便回家，就寄了几千元钱给了大伯家的堂兄弟，委托同姓的家人去修爷爷的坟。但农村人太节俭，只花了一部分钱修了坟、立了碑，并将剩下的钱退给了哥哥。结果，那年夏天，哥哥在海南出了车祸，几乎丧命，除了心脏之外几乎所有的“零件”都受到重创，抢救几个月之后才恢复清醒。

第二年，妹妹回去又重修了祖坟。妹妹回来说，哥哥修坟钱没花完是心不诚，结果祸没躲过去，还好有爷爷的保佑，到地狱门口又被推了回来，才有了再生。这虽然只是一句玩笑，但这却反映出一种家人的疼爱与关怀。

30岁之前，我几乎从来没在父亲的面前抬起过头，总觉得面对的是一座高高的山，一种特有的威严，却也无时无刻不感到一种温暖、一种依赖、一个港湾。

小时候，印象中很少看到父亲，即使是周末。记忆中，许多个周末，同学们都被家长接回了家，而我却被被宿管阿姨紧紧地抱在怀里。当月夜来临时，空荡荡的校舍中，静得可以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只剩下阿姨唱着儿歌伴我入睡。

第一次被孤独地留在学校，眼见着欢蹦乱跳的同学们在父母的牵手下离去时，心中一阵阵酸楚，眼泪在眼眶中来回地转。只有死死地咬住嘴唇，不让它流下来。既不想让同学们看见，也不想让阿姨看见。

次数多了，慢慢就习惯了，更主要的是阿姨除了在学校陪我做作业之外，还常常在星期天把我带回她自己的家里去，给我专门做一顿可口的中午饭。那时，所有的家庭都很困难，粮食都是定量的，尤其是粗粮、细粮要用不同的粮票才能购买，能吃上一顿大米白面的细粮也像是过年一样。阿姨经常让我能吃上大米饭或白面条，却让自己的孩子（比我略大一些）吃粗粮。

阿姨是个身材高大的山东人，平常同学们都很怕她。尤其是晚上熄灯后，同学们会偷偷地说些悄悄话，她会突然地出现在黑暗之中，大喊一声“不许说话”，让同学们吓得像做贼被抓一样。同学们更怕的是阿姨第二天告诉班主任，但善良的阿姨从来没将我们的无知之错告诉过班主任。阿姨也会在我们光着屁股洗澡时，为每一个同学打肥皂、擦背，就像在洗自己心爱的玩具一样，精心地擦洗每一块污垢，顽皮的同学们将水花泼得到处都是，让阿姨的衣服没有一处是干的。慢慢地，阿姨成了每个同学信任的依靠。

那时，我并不懂得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爱。毕业后，我从未有机会再见到这位阿姨，但我至今还记得她姓耿，“耿直”的“耿”，一位耿直而充满爱的母亲。

还记得住在部机关大院的西四砖塔胡同65号的日子。两幢L形的楼围合成一个半封闭的院子，哥哥成了院里的孩子王，暑假中会组织院里的孩子开运动会。院里环形的道路成了跑道，哥哥脖子上挂着家里长着两个耳朵的闹钟当秒表，又是跑步，又是跳远，还会组织踢足球。无论多大的孩子，都挤在院里欢笑一堂，连尚未学步的娃娃，也被抱出来看热闹，那场面比“除四害”时的敲锣打鼓的喧嚣更有活力。

大部分的孩提时代似乎不是以父母为依赖，而是生活在孩子们单独拥有的环境中。不过，只要有机会，父母就会带我们兄弟姐妹一起玩。如一同去当时近似荒野的玉渊潭公园。那是不要门票、面对社会开放的领地，少年水力发电站让这里的一潭清水成了孩子们学习游泳的好场所，坡边的草地成了一家家人团聚、围坐的平台。

家长们让孩子进入了大自然的怀抱，野花、野草、草蜢、花甲虫，给那个没有玩具的世界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欢笑。直到“文革”时期，我还和同学们到那里冬泳，至今仍记忆着那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地方。

最奢侈的是父母给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买了滑冰鞋，尽管冬天里我们穿的都是露着大脚趾头的破棉鞋，但宁愿在冰天雪地里去学滑冰。

当我们轻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时，北海，这个市中心的公园就生活在我们的向往之中。父母曾带我们到那里爬山，教我们学会了划船，也在那里给我们讲述中国的园林文化与历史，还在那里教会我们如何在冰上站稳，如何从无数次跌倒中学会滑行。

爸爸喜爱京剧，也常常自己拉京胡。虽然也耐心地教过我，但大概是缺少音乐细胞，哥哥学会了多种乐器，姐姐会拉手风琴，而我虽然许多种乐器都玩过，至今却没能用一样弹奏一支完整的曲子。而爸爸的京剧情结却影响到了一生。晚年，爸爸还专门资助了一个喜爱京剧的天津姑娘上学，从高中到大学，除了每月供给生活费和学费外，为祝贺她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还将自己用了几十年的心爱的京胡送给了她。后来，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发现几乎中国所有的京剧碟盘，从老式录像带到新式光盘和盘式的录音带，他都全套拥有，可四个孩子都没有从父亲身上学到京剧爱好。

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父亲访问了数个国家。全部的出国补贴没舍得为自己买件像样的衣物，却带回了三样物品。一是苏式小八音盒，外形是莫斯科大剧院，打开顶盖会放出《天鹅湖》里四个小天鹅起舞时演奏的乐曲，一直是家里值得自豪的摆设；二是一个拉杆式转动陀螺，成了孩子们唯一的玩具；三就是一台可拍摄12张照片的爱克发120折叠纸暗箱的照相机。那时，这不但是家中的宝贝，也是全楼人的骄傲，重大活动少不了借来照个合影。我的照相本领就是从这台照相机开始培养的。现在的傻瓜相机，早就不再对光圈、调快门速度和焦距了，一切都被机器自身自动化了，而那时这一切都是高深的学问。

“文革”后期，同学们一起去郊游，开始比拼照相的乐趣，所有人都自己购买显影液、定影液，自己冲洗胶片和相片。正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也成了佼佼者。父亲一举一动的潜移默化，无形中成为孩子心底印象最深刻的导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是世界与人类进步的基础。今天的孩子从小就会被用相机记录下生活中的分分秒秒，甚至用录像机记录下从诞生那一刻到每一年生日派对的欢乐时光。而当年我们极少有机会留下时代的声音和影像，但却比现代的年轻人多了许多乐趣：在暗室中的红灯下，轻轻摇动曝光后的相纸，在显影液中慢慢发现一张张从局部到整体变化的笑脸……

父亲在老干部围棋比赛中拿过奖，常常和原石油工业部部长唐克在棋盘上论战，每有赢棋就要高兴一阵子，也摆弄过一些棋书，却实在是登不上大雅之堂。我的围棋至少比父亲强许多，让两个子以上的水平。但我的围棋连最初的“死”、“活”都是父亲手把手、一个子一个子摆着教的。“文革”后复课闹革命的一年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就在练围棋了。当年扑克牌和麻将都变成封资修的产物，只剩下这个老祖宗留下的、还保留着世界比赛的黑白棋了。于是，围棋成了吸引许多人的兴趣的源地，哪怕是下下五子棋也算是一种斗智的快乐吧！

记得在1969年我正在嫩江下乡，那是个极其寒冷的冬天，大多数同学都回了北京，就剩我和老裴两个人，白天赶着牛车去山上伐树，直径一米多的大车轱辘，在塔头地中艰难地行进。回到家中，一身的骨头都被摇垮了，晚上在汽油桶改造的火炉边，我与老裴一起下围棋。老裴叫裴向南，但记得大家都叫他常谦。常谦的棋艺不错，让我两子以上时才能有个争夺，否则必是大败，让我的棋艺有了很大的进步。80年代末期华远技术公司赞助北京市围棋业余队参加了各种比赛，并取得了好名次，一位姓邢的高手让我有了提高，后来也曾与华远总公司原总裁戴小明、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等人对弈。

我每拿起围棋棋子，时常会回忆起许许多多不同时期对弈的情景，但永远不会忘记的是父亲最初教会我什么是“死”、什么是“活”的基础课。

小时候，父亲几乎从未讲过战争年代的故事，偶尔家里会有些老战友来访，但孩子们都被拒在了门外，甚至记不住这些叔叔阿姨们的姓名或模样，因此也无从了解父母的历史，只有在寒冷的冬天听到妈妈痛苦的呻吟。那是缺医少药的年代，许多病是靠扛，而不是靠治疗。冬天的楼房中虽然也有暖气，但温度低得厨房的水池中会结冰，四处漏风的窗户，每到冬季来临之前，各家各户都会用舍不得吃的一口白面调成稀稀的糨糊，用平时爸爸妈妈带回家的废报纸裁成一寸多宽的纸条，贴在窗户的所有缝隙中，以保留室内的温度，减少寒风的侵害。每到晚上就会听到风嗖嗖的呼叫声，以及干裂的纸缝中传进来的嘶嘶声。白天在室内也不得不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许多家庭还会在室内点起煤炉子，以解决老人与孩子的取暖问题。而妈妈每次总是在这种最寒冷的天气中，发出让人听了心碎的声音，每次这样的夜晚孩子们就会惊醒。父亲告诉我们，那是在战争的年代，风雪大别山的冰天雪地中，妈妈留下的寒脚病，每逢天气寒冷时都会重犯，除了止痛药外，似乎没有其他有效的治疗方式，这也是我在幼小心灵中对父母战争年代的最初了解。小时候记得家里有一架德国狼狗牌的锰钢女式自行车，据说是战利品。它既是父母上下班的代步工具，也是我们的大“玩具”，直到上中学时妈妈给我买了辆新自行车时，这辆旧车仍在使用中。

“文革”初期，父亲被造反派打倒了，家里的电话也被造反派强行拆除了。当时我们兄弟姐妹也都是戴着红卫兵袖套的“战士”，在我们试图用战斗的精神保卫神圣的家时，是母亲用刀将我们堵在了屋里，不让我们与部机关的红色战斗队员发生冲突。于是，这个我们都不会去使用的电话，生生地被造反派拆走了。

第二天，电话又被造反派送回来安上了。原来就在电话被造反派拆走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要父亲去国务院开会，可家里的电话被拆除了，等父亲到了机关批斗时，造反派通知父亲去国务院开会。没有汽车可用，父亲只能骑着这辆自行车去了国务院西门。门口的岗哨很认真，坚持不相信会有人骑着自行车到中南海来参加会议。

经多方认证核实身份后，父亲才进了会场，但已耽误了很长的时间。先念副总理毫不客气地一顿臭骂，直到知道家里的电话被拆除，父亲是骑着自行车去开会的，才按下了一团火，并命令立即恢复电话安装，以保证必要的工作联系。

这辆自行车也就成了家里的功臣，以后父亲虽然并不自由，但也没有更多地被造反派折磨。记不清什么时候，那辆自行车散架了，再也经受不住岁月的煎熬和重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