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的家庭父母管教，也许会让许多孩子难以接受，但严厉而且信任同时存在，则效果也许就大为不同。小时候，我一直惧怕父母严厉的批评，但今天我则无限地感激他们的严厉而让我养成了良好习惯，尤其是诚信与真实。人的品格的培养，重要的正在于幼儿时期的榜样影响和良好的教育。

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印象中，父亲最喜欢妹妹，妈妈最喜欢我，也许是因为哥哥、姐姐都大了。其实，幼儿时，我们大多是警卫员在看护。妈妈曾讲过这样的故事，我出生时妈妈在丹东负责商品供应与管理，那是抗美援朝时期，1951年3月，我就生在鸭绿江大桥的边上。当时的小警卫员大约只有14岁，也是个孩子，为了与当地的朝鲜族姑娘荡秋千，总想让我睡觉，并睡个较长时间的觉。于是，他就给我灌了一些当地的米酒，让我大醉不醒。当妈妈晚上回来时，见我还在酣睡，小警卫员才害怕地说了实话。据说，我连睡了两天才醒过来。也许正是那时留下的后遗症，至今我也无法痛饮，少量酒精就会让我像中毒一样大睡，故至今坚决不饮。再重要的领导、再重要的接待场合，我也会坚持象征性地举杯，实际不饮，以保持清醒。虽然少了一点儿热闹，但至少有一项违法之事落不到我的头上，那就是醉驾。

父亲总会很严厉地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同时又充分信任我们会自觉严格要求自己。小时候，父亲母亲很少日日检查我们的作业，包括寒暑假作业，只是偶尔问问看看。这正体现了自我监督习惯的培养，也许正因为我们不知道父母何时会检查作业，反而更加自觉地完成作业，这也是此后每个孩子都能具有极强的自觉性和自我约束力的重要原因。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从没有父母的监督到没有领导的监督，再到自己努力创造，充分发挥工作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自主寻找人生的道路，父母这种早教方式无疑起到极大的基础作用。

妈妈在我们小时候就坚持让我们从自己洗手绢开始，学会自己用刷子刷鞋，洗小件衣服，也一边给我们缝扣子、接裤腿、打补丁，一边教我们学会拿针、纫线。那时，除了过年过节，可能添一些新衣服之外，“补丁加补丁”则是从父母到孩子的家常便饭，弟弟妹妹穿哥哥姐姐剩下的衣服更是普遍现象。每个母亲都无奈地要学会拆拆改改。当年家里有台缝纫机被称为大件，不只在于购置要花很多钱（要100多块人民币，相当于学徒工六七个月的工资、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用），还在于它在家庭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姐姐从小就学会了使用缝纫机，不但自己做衣服、挎包，还帮妈妈为我们补衣服、接裤腿，也教会我们踩几下，多少学会了自己维持生存。特殊时期，也许人们生活的重点并没有放在美观上，而更注重实用。

“文革”后上山下乡时，我们在男校，整个插队点都是男孩子。幸亏妈妈早早就教会了我们自立，不但会自己做饭，还会自己钉扣子、补衣服、拆洗棉衣被。这些生活中大多由女性做的活儿并没有因为我是男孩子而吓倒我。几年以后，我参军到部队，连那些老兵都惊讶于我缝被子的本事，这也大大提高了我的威信。农村来的孩子被认为最能吃苦，城市来的学生被认为缺少锻炼，这似乎已成为部队首长和各级干部的共识。但城市的孩子比农村的孩子聪明，不仅表现在军事训练上，也同样表现在穿针引线上。我大大改变了许多人对城市兵的看法，其实，他们不知道城市家庭里的孩子并非都是娇生惯养，尤其是他们不知道，“文革”时，老干部都进了牛棚，因此而失去保护伞的孩子反而更能在社会上独立闯荡。从大串联的全国游到各地各组织之间的联合，再到后来的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社会运动，让一批城市孩子更具有独立性和社会适应性，更能吃苦耐劳，更具有善于挑战未来的精神。

也许，今天的孩子难以想象当年十四五岁的红卫兵是怎样脱离父母臂膀的保护，在几乎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远游全国各地的。他们也无法想象当父母在丝毫没有准备和任何交接机会的情况下被强制性地关进牛棚之后，没有了依靠的孩子是如何生活的，并且不仅仅局限于能生存，还会做出许多曾被看成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如宣传革命、组织活动与武斗、出版报刊与杂志，甚至像地下党的工作者一样，刻蜡版、油印刷、撒传单、大游行。他们更难以想象从14岁到20岁的孩子们离家千里到广大的农村中去，到深山、草原上去，和农民、牧民同生产共生活，干农活、种庄稼、养牛、放马。

这些红卫兵也许并不知道中国的未来，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向何处，但他们会顽强地活下去。或者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就是在这个年龄走向社会，闯出了一条没有确定未来的道路，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将脑袋挎在腰带上去拼杀的，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一辈子都在面对前途的不确定性，勇敢地承担起国家与民族命运的重担，无畏地争取胜利。虽然有时父母无法为他们提供保护，也许也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但父母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一生，而且一生都在努力实现曾经的梦想。因此，这样的父母的后代，那些初入社会的牛犊们也同样以无畏的精神坦然地面对现实生活。我们这些孩子相信，父母能在更恶劣的环境中奋斗出来，我们也一样能改变现实环境，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无论现实生活有多残酷，都远远无法与当年的生死威胁相比。父辈能走过昨天，我们就一定能走过今天。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填写各种表格时都有一栏是“出身”，这一栏的内容常常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直到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才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了以出身论英雄的先入为主，取消了以出身定阵营的敌对基础，让人与人之间有了出身的平等。

中国古代就有以出身论英雄的传统，如“虎门无犬子”、“书香代代传”等说法。那时，没有公共的普及教育，私塾与请家教是普遍现象，故家传影响极大，甚至有“传子不传女”的传统，如武功、药方大多传子不传女，学识也多父子相袭，女儿只学女红等。因此，出身就成为学习知识的基础要素。相传孟母三择其居，正是因环境对人的影响极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试图改变因平民出身而不利的环境，在无法改变出身时，力争改变环境。在古代中国，出身这种环境要素对一个人的成长几乎成为决定性因素，尽管后来有了科举制度，但通过科举而改变命运的毕竟是少数，且困难重重。多数人因为起点的不公平而先天失去竞争优势。社会分工也常常取决于这种传承，铁匠、石匠、木匠这些谋生职业，也大多是通过世代传承而确定的。因此，在没有普及义务教育的社会环境中，社会阶层结构很难有大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同样由出身而左右。

20世纪初期，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自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问世之后，“出身”便有了另一种解释。古代的出身，大多指一种职业的特征，固然也有上下等人之分，但却有跨越的可能，如铁匠可能是下等人，但却有可能变成行业的管理者或代表者；非武人世家的子弟也可以因军功而成为将军，以一技之长而竞争胜出，成为人上人。客观讲，虽然在社会阶层划分中也有歧视与被歧视的对立，却同时存在不完全对立，可以跨越和变更的一面。

但“阶级斗争”学说传入中国之后，阶级几乎成为不可跨越的鸿沟，成为一种几乎完全对立的划分方式。以中农为界，以上者都为被革命的敌对人群，以下者都为革命骨干，中间为双方争取的对象。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建立过消除对立的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但解放战争开始之后，尤其是为解放战争胜利而开展的土地革命之后，这种以成分与出身决定对错和敌我的情况更为极端和严重。“文革”时期则将其推向高潮，从“老子英雄儿好汉”“黑五类”一直演变到“走资派”、“叛徒”、“保皇派”、“臭老九”等，本人成分与出身这些“阶级烙印”既可以让“坏人”升入“天堂”，也可以把“好人”打入“地狱”。人因出身从孩提起就被分为几派，造成天地之差的不平等和敌我矛盾的“不平等”关系。

这种严格以“出身”“红”“黑”今天则变成、、划分与的做法，“太子党”“官二代”“富二代”等出身论的新说法，又一次在社会上引发争议和对立观念，其根源仍归结为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有关的竞争起点等公平问题。这种以“出身论英雄”的先入为主，虽不是阶级斗争的新产品，却也与以出身划分“红”与“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历史早已证明，这种以“出身”为基础的舆论和观念无论对整个社会的进步还是个人成长都只会带来灾难，而绝不会有任何益处。尤其是对80后、90后的新一代人来说，这种看法无异于一种毒药，不但影响他们今天的努力，也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或许还会影响他们的下一代。

我出生在一个“红二代”家庭，也可以算得上是“官二代”。对于我的出身，社会上有各种传闻和猜测，认为我是一个所谓“大”公司的经理，就一定是通过“红”或“官”的帮助，而不是靠个人的努力而得到的。但许多人却不知道，我这个“官”连个七品都不够，只不过是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管辖下的一家小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最初建立时是只有20万元借款的注册资本金。而我在进入华远公司之前至少还是个直接归市联社直属管理的企业中的“官”，管理的资产规模远远大于刚成立时的华远。而一个中央部级的退休高官，又如何隔着不同的行政管理渠道、差着无数的级别，为我去谋这样一个小“官”的乌纱呢？

也有许多人误以为我是一个个体户，是在利用父母的历史关系为个人谋发财，却不知道华远是一家国有企业，我不过就是个打工的——一纸公文任命的“丫鬟”，替国资委打工——是国资委让拿多少就只能拿多少工资的“看家狗”。公司成立之初，陈希同是北京市市长，曾为公司题词“华厦大业，任重道远”。当陈希同被抓捕之后，李其炎市长也因此调离。新任书记尉健行与新任市长贾庆林都没有与前任书记、市长交流过。贾庆林市长也曾将我当成了个体户，一次会议之后还专门让孟学农副市长来调查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当了个芝麻大的官，在体制内、体制外，我都同样被误解。

还有许多人因为中共元老陈云同志之子陈元曾是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曾任华远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故而对我产生了误会。于是，社会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有人说我是任弼时的后代（任老可是延安时期五大常委之一），也因此用这个“莫须有”的名头，否定了我付出的各种努力。还有人传我是任质斌的后代。任质斌也是新四军干部，与我父亲同在过一个部队，有些新四军回忆录中会出现这两个人的名字，也许有人道听途说而产生了误解，张冠李戴了。还有人传言我与任建新有关，大约是因为任质斌、任建新两位都从事法检相关工作吧。

总之，我爱我的父亲，尽管他没有那么高的职位，无论是“文革”被打倒时，还是社会在攻击“官二代”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公开我父亲的名字——任泉生，并告诉所有人我是他的儿子。我没学会“大义灭亲”，不仅是因为我在那个红得发紫的年代没有被污染，而且是因为我从来都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更坚信他们那一代人的所作所为、为我们做出的榜样和给我们的一切！

小时候，关于父母工作中的一切，我大多是从其他人的口中和回忆录中了解的。他们还没来得及向我们叙述过去的经历，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没有机会去谈论历史，但他们的一举一动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49年之前的北京城内（以二环路旧城墙为界）大约生活着不到六十万的人口，但解放后的几年时间超过了百万人，最高时约达400万人。原有的学校和教育设施已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各部委或单独或联合兴办了一些子弟小学，沾父母的光，我得以到这种学校读书。但在用“红”与“黑”划分阶级的时代，子弟小学并非是专为干部子弟或高干子弟而建，而是对部委体系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子弟一律平等。

所有部委体系的工作人员，哪怕曾经在解放前是国民党政府的旧官员或俘虏兵，在进入这个系统工作后，也都同等拥有送子女到子弟小学读书的权利。总之，只要是子弟，都可以和有机会进入，除非因位家庭置距离和生活不方便等原因而自愿放弃，而且也不会按父母官职大小而分班。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人会认为上子弟小学是一种沾父母光的特殊待遇（工矿等企业也都有这类子弟小学），更不是“走后门”特殊权力下的腐败行为。与我同年级的还有许多住在同一个家庭区中的孩子，有几个至今还保持着联系。从幼儿园到小学，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几乎都在走着同一条路。同班同学中只有少数几个是学校所在地附近单位员工的子女，绝大多数同学的父母都是在一个系统中工作，从大院到学校，仍然有强烈的大院味道，只不过院子扩得更大了。

我所在的培英小学的孩子，大多来自西便门的国务院宿舍大院、铁道部大院、中国人民银行大院和粮食商业系统大院、新华社大院以及其他一些我已经记不清楚的国家部委大院。小学三四年级的一天，我正在双杠上玩耍，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老师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告诉我，上面刊登了两条第三届全国人大批准的任命公告，第一条是我父亲被任命为中国商业部的副部长（当时的部长是后来任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第二条是后来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何英担任外交部某司司长。从此之后，我成了学校中的“特殊人物”。

当时，同学们的家长中司局干部很多，而副部级很少，于是，我被名誉上特殊化了。而实际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所谓的困难时期，名誉并不重要，尤其是对不懂事的孩子来说，吃饱肚子才是最主要的。黑黑的高粱面和红薯面的窝窝头都是定量分配的，一人一份，不多不少，饥饿的孩子们尽管知道吃了拉不出屎，也还是硬把这些黑黑的窝头飞快地塞进肚子。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叫“高干”（老师其实也不知道），出身一栏中填的是“革命干部”。自父亲被任命为副部长之后，老师说你可以改填为“高干”了。但当时我回家问父亲时，父亲很严厉地告诉我，只许填“革命干部”，不许填“高干”两字。后来才知道，过去的干部管理分24级，13级以上就是高干（依此标准，当时的医院设有高干病房，连监狱中也设有高干牢房）。母亲当时是13级干部，已经是“高干”了。

在父亲的教导下，我理解了父亲的道理：“干部不分级别大小，都是为革命做工作。干部的级别只是一种责任的划分与承担，级别越高责任越大，越要努力工作，不辜负党的信任。职务不代表个人的荣誉，而代表你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这种思想一直深扎在我的脑海中，不管是在部队等级森严的纪律下，还是在此后的商场拼搏中，职务从不被我看成一种重要的标志与荣誉。因此，至今我坚持不参加任何靠捐款买官而取得的评奖或职务，也从来不想用这些牌名去吓唬人。比如，有些人会在名片上印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有些人会印上带有全国字号的协会、商会等组织头衔。我的办公室主任也曾为我干过这种事，一张名片上印了一大堆公司名称，用几天就觉得别扭，后来便换掉了。现在，我仍然有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执行副会长、中国房地产研究会的副会长，以及其他一大串职务，还有曾经最被社会推崇的慈善机构的职务等。但在所有公开场合，我更愿意只用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职务，只要能说明自己的身份就够了。更多的职务一定代表的是更多的责任，而不是荣誉，也因为是责任，必须更加严格要求和限制自己。

父亲从来都非常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搞特殊化。妈妈与父亲“文革”前一直在一个部委工作，尽管工作很优秀却常在她的提拔和重用的问题上与父亲争吵，多次机会都因为父亲作为上级领导干部的坚持而不得不放弃。在生活上，父亲也坚持与一般干部同吃同住，同等待遇，包括到食堂排队打饭。即使在“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被造反派强制“坐飞机”被“武斗”批判时，即使妈妈被迫上台陪绑时，也没有一个造反派就利用职权、贪污腐败等方面对父亲提出指责，而被指责最多的也正是父母的出身和裙带关系。

父亲出身于中等收入的农民家庭，“九一八”之后参加革命，“七七”事变之后，先在八路军学员队，后加入了新四军。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宣传中大多只提延安的“抗大”（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因此，许多人并不知道当时还有一所中原的“抗日大学”。前几年在电视剧《彭雪枫》中所表现的竹沟干部学校，就是这所培养新四军、八路军军事、政治干部的第二“抗大”，而父亲最初就是竹沟干部学校中的政治教员。此后，父亲为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提出过红军的军队赖以生存的财政改革建议，并当上粮食、税务的局长、特派员，参与新四军货币发行与地方银行的建设工作，为部队在敌后坚持斗争提供了后勤保障，经历了皖南事变和中原突围的战斗历程，在李先念任师长、陈少敏任政委的新四军五师中坚持战斗了多年。

后根据中央指示，他随部队从山东进入东北，参与东北的解放与重建新政权工作，在陈云的领导下从临江转战于辽西、辽东之间，曾任辽宁省人民银行行长、省委委员、财税和商贸官员。1953年调越南任职时，路过北京向李先念老首长辞行，被李先念上报中央，留在李先念主管的财贸口工作，任中国百货公司总经理。

父亲的墓碑上写道：

任泉生，1937年参加临汾八路军学员队。1938年任竹沟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补充大队政治指导员，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豫鄂边区地委兼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秘书、边区粮食总局局长，鄂东行政专员公署副专员兼鄂东行政分署财政处处长，中原局财粮委员会税务局局长。为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财金、粮食、税务等财经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中原突围后坚持鄂东敌后游击战，后编入干部团，经陕南，转战东北。

1946年任辽宁省贸易分局监委、省贸易特派员、省银行行长兼省税务局局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省商业厅厅长、中共中央东北局财经工作部财政处处长、省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四保临江和辽沈等重大战役，为东北人民政府的经济恢复，做出了贡献。

1954年任中国百货公司副经理、中国文化用品公司经理、中国纺织公司经理、商业部纺织品局局长。1964年任商业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在国家经济恢复时期，为我国的商贸流通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爷爷在父亲当年离家出走后，曾到烟台卖过烤白薯、烧饼，做过小买卖，并挣了点小钱，解放前夕回到村里，用挣来的血汗钱买了几亩地，准备在战争之后过个安生日子。恰在土改时，因为这几亩地爷爷被定为富农，于是，父亲的出身一栏就只好填写“富农”了。“文革”时这富农可是被列入“黑五类”的。父亲的后半生因为这个包袱再也无法进步，“文革”中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母亲出身于一个大家族中，村中有许多同龄兄弟姐妹，都是抗日战争时的热血青年，这五六十个年轻人，上下不差几步，集体奔向延安，路经西安时，一半进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一半进了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后来，妈妈也因为进入新四军得以和父亲在一个部队中相识。

妈妈的弟弟是县里的游击大队长，解放后当了县公安局长，但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在三年大饥荒中因提出不同意见而几乎失去工作。妈妈的亲属中进入国民党领导军队中的一位跟蒋介石去了台湾，后派到泰国“使馆”工作。这两件事成为妈妈“文革”中的罪状，改革开放之后，右派平反了，对台工作也开始了，妈妈的包袱也才被最终摘掉。

让我最欣慰的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因为这些政治上的因素而忘却亲情，更不会因为它们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而怨恨和不主动承担责任。

在一般民众的眼中，特别是今天年轻一代的想象中，干部的家庭生活一定很富有，孩子们一定是娇生惯养的，却不知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父亲与母亲偶尔争论，恰恰是为那些必须承担的“责任”——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老家多少付出一些。

他们的一部分收入既要维持自己四个孩子的家，又必须按月给老家寄钱，帮助那些在农村中的父老乡亲。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号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里，父亲将爷爷、奶奶接到北京。当时粮食是按人员和年龄定量供给的，多了两个人的需求，却没有定量的粮食供给，就只好从每个人的口粮中分摊，每个人都要少吃一口。父亲并没有把对自己的政治生活带来不利影响的富农爷爷拒之门外，印象中每次当农村的生活极度困难时，父亲都会将爷爷接到北京来供养。

妈妈也是如此，河南据说曾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人最多的省份，舅舅家偏偏又子女多。那年舅舅、舅妈带着两个还不会走的双胞儿来到北京，同样要靠挤出其他人的口粮过日子。那时的困难几乎各家各户都一样。小区中的空地被开垦出来，变成了菜园，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菜，孩子们饿得不行的时候，常常将未长熟的西红柿、茄子偷偷摘吃了，叶类菜反而变得最安全。

在家里吃饭也是定量、分餐的，盛上一碗米饭，妈妈会用筷子从中间一划一分两份，分给两个孩子吃，看着我眼巴巴地望着米饭时，妈妈有时会与我分吃一碗饭，表面上筷子在碗的中间一划两半，但妈妈会悄悄地将筷子一偏，让下面的半碗饭变得一多一少了，妈妈自己将少的一半拿走，再用一点菜盖在饭上，将多的一半给了我，还怕被别的孩子看见。

那几年，妈妈的手、脚都长期处于浮肿中，营养不良是一个普遍问题。1962年，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传闻给了我们一个吃肉的机会。妈妈是当时部机关里的民兵营长，带着民兵到内蒙古草原进行军事训练，准备保卫祖国。于是，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中打了许多黄羊，民兵训练完毕回机关后，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分到一些黄羊肉，这在当年算是天上落下来的美食了。尽管味道让许多人都难以接受，但却是重要的营养补充，也称得上是改善生活了。

我记得，每年都会有从老家来的人在我家住上一段时间，并带上一些食物回去。在物资与粮食短缺的时代，无论是农村还是北京，都同样供应紧张，后期高级干部发了一种特供票，好像一个月可以凭票买一瓶酒、两条前门烟、一斤糖，也许还有点什么，但大多都成了老家人带回去的礼品。

印象中，家里在楼道里还养了只母鸡，每天或两天能下一个蛋，用以改善生活，姐姐、妹妹和我小学都是住校，吃、住都在学校，只有节假日才能回家。爸爸、妈妈总将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留在星期日等孩子们回来后，全家一起分享，那时孩子们也许体会不到生活的艰难，但父亲、母亲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象，孝与家人的亲情是这个社会中唯一不可缺少的。

父母的善良之心和宽容之意，体现在许多方面，并传给了下一代。在“文革”中，和许多的老干部一样，父母都被打倒“坐飞机、被批斗”“蹲牛棚、进干校”。但是，我从来没从他们口中听到过对那些造反派的怨恨，更没有听到过他们对党的抱怨与不信任言辞。他们始终坚信从年轻时就开始的信仰与追求，从不用自己的遭遇去评判和对比他人的对错，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都始终如一地努力工作，只求己安，而不指他过。

父亲在工作上坚持原则，并因此而得罪了“四人帮”，一夜之间从领导岗位上被撤下来，但却绝不会为了个人的声誉、荣辱而耿耿于怀，也因此在同行的老同志中间获得了好评。在为父亲去世而举行的追悼会上，许多老同志对我表示了上述看法，北京市原老副市长韩伯平还特意对我说：“老部长过去对北京市给予了巨大的支持，那可是要顶着巨大压力的啊。”

父亲不会为一己之私而动用权力，对自己洁身自好的声誉，看得比任何利益都要重。当年，我被关进监狱时，父亲一方面坚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做出违反党纪国法的事；另一方面也绝不动用任何关系去询问和打听有关我的案件，更不会用权力去干涉司法的公正。父母都没有因为我的事而去找过任何一位领导，或在领导岗位上的同事、战友和下属，宁愿等待法律公正的判决。当我被释放之后，父母也从不过问我的案子，“从原因到结果”，直到我拿到最终的无罪裁定书，主动向父母作了汇报。父母最担心的，不是我是否有罪，而是绝不让外人将父母干预司法公正的帽子扣在这个家庭的头上。对此，我深表理解。

父亲那时虽已退休，但仍有官方协会的职务，并在中纪委中有许多熟人、同事和战友，妈妈也曾在北京市商贸系统有职务，但他们都不认为应动用他们的职务、权力与关系，去破坏中国的司法公正。他们更不会为自己儿子的“犯罪”行为，去破坏党的纪律和自己的人生准则。

当今时代的“我爸是李刚”破坏了整个社会秩序，也被一些人误以为中国从来都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许多80后的年轻人未经历过那个人性纯洁的时代，以为凡是中国官员都一定是腐败的，一定是自私的，一定是为一己之私而滥用国家权力的。这是何等的误解和无知！

这些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能理解，老一辈革命家，虽然经历过延安整风、“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庐山会议、“四清”与“文革”，但是，在所有的斗争中最不能碰的红线，恰恰是与个人利益、金钱、腐败等相关的纪律。他们可以为革命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却绝不会为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抛弃信仰。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们早已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为主义而献身的人。但是，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利用权力而谋一己之私，在那个年代就是死罪。

我对我的父母深表理解，正在于我深知，如果我违反了党纪国法，本身就是对他们一生所追求的信仰的玷污。再让他们为我的罪行去增添罪恶，就如让他们跳入深渊一样，天理不容。而我若无罪又何须他们为此而发愁，去求人犯错？我自会证明我的清白，让他们更放心自己的教育，革命的传统在这个家庭中会被继承与光大的。

我不敢说，后来的改革开放没有改变我们的观念，毛泽东思想确实已被重新认识和理解，并且必须承认其“阶级斗争”理论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共产主义理想即使不变，实现的路径也已完全不同，但严以律己，坚决守住道德底线，不违反党纪国法，则是不会变的。即使一个人不再为主义、为信仰而奋斗，但一个人绝不能丢失自己做人的资格，不能抛弃自己的良心。

在网络和微博上，我可以看到许多关于贪官与腐败的报道，也同样可以看到许多80后利用父母的地位、身份而横行霸道，还有许多人为了房子和钱财而祸起萧墙，甚至逼死父母。可以庆幸的，正在于我有这样的父母，因此没有让我在权力与利诱面前失去理智，至今都可以正大光明，且堂堂正正地面对社会、法律与家庭。

至今我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因为这些私利问题，破坏过相互的和睦与亲情，相互之间从未因利益之争而撕破过脸，也从没有为躲避尽孝而发生争论。尽管工作不同，收入不同、但都可以放心地依托，包括第三代的孩子们。姐姐、姐夫已在国外工作、生活了十多年，从来不用担心放在北京的孩子会有什么危险与困难，任何兄妹的家都可以当成自己的家。

每到周末一大家人都会聚集在父母身边问寒问暖，凡回家几乎从不空手，尽管父母有些并不需要，但这份心意都是不可缺少的，过节过年更是如此。团聚，已成为了一个打不破的传统。

“文革”时，兄弟姐妹四人可以面对无数的造反派抄家而无所畏惧，团结起来共同保护父母和家庭；“文革”中，整个家庭四分五裂，父母去“干校”，哥哥去大连实习，姐姐分配留京，我和妹妹两地插队，但却相互关照，数十年之后又共同回到北京。大家都很珍惜这个家庭的存在，更敬重我们的父母，勇敢、善良、亲情与宽容，这些从父母身上遗传的做人的优秀品质，至今仍毫不褪色。

许多人也许会误以为高干家庭还不富得流油，却不知道这些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冒着生命危险而冲锋的人，在半供给制中并没有拥有财富。就是在今天，他们或许还是收入较低的人群，在低工资时代退休的老干部，当时的高工资已变成中或低的退休金。父亲在第三代孙子辈的人参加了工作之后才发现自己已成为这个家庭中工资收入最低的人。

父亲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供给制式的体制下生活的。直到退休之后，他才享受了私有化的生活。小时候，家里的全部家具上都钉着块小铁牌，上面写着单位、编号。从桌椅板凳到书柜、绿皮的保险柜，床架、床板无一例外。好像在我上中学之后，父亲才购买了属于自己的单开门大衣柜，后来成了哥哥结婚时的彩礼。20世纪80年代，他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床，但其他的物品中，包括沙发，也都还是租用公家的物品，破烂得不行也难得修理。记不清是80年代末期，还是90年代初期，中央决定将所有的破旧家具全部折旧后归使用者所有，分月从父亲工资中扣除，大约一两年才扣完。后来，我家再购买家具就是孩子们出钱了。

90年代私有化之后，父亲已不能让单位换修家具，扔掉的不能再用，必须自己购买。于是妹妹定了个不成文的规矩，给父母购买大件商品所需要款项，如平板电视、沙发、衣柜等，均由我出50%、哥哥出25%、姐姐和妹妹各出12.5%，妹妹统一购买后大家按比例分账。1999年后，四合院还不能进行房改，中央便将许多退休的老干部统一搬进楼中，这次搬家后的大部分新家具都是按妹妹所定的规矩添购的了。房改时，父母的工资在扣除了两个人90年的工龄优惠之后也还是买不起，同样要靠子女的帮助。新旧工资的时代差别，让几代人之间的幸福感形成了不可跨越的鸿沟。

一直到去世，我的父母都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很少在衣装上有所讲究，每次我们给父母买件衣服，都要把价签撕掉，还要在价格上减少个零，否则他们总是难以接受。我们常常要偷偷地将他们穿得很破旧仍在穿的衣服扔掉、捐掉，不然，他们仍会把新衣服挂在柜子里舍不得穿。妈妈除了在家里与家人打麻将之外，也就是爱好读书了（大多是一些战争时的回忆录或老年养生类图书等），但父亲还有些年轻时的爱好，一是会买一大堆的录音、录像带（后来是光盘），以京剧为主，以度时光；二是仍偶尔照照相；三是到干休所（养蜂夹道）去跳跳舞，但就他们的退休金水平来看，也仅够每个月去两回的。

自我们这些孩子工作并取得稳定收入之后，逢年过节就开始给父母送红包，钱从少到多，次数也不断增加，如开始是一年过年时孝敬一次，以后就加上生日，再加上五一、十一等节日。后来，则是逢年过节都有，心里总觉得时光不多了，因此变着法地找借口，让父母高兴，慢慢也成了一种惯例。

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有孩子时，恰恰是国家刚开始推广计划生育的时代，“只生一个好”还不是一种强制性，但母亲坚决执行这一国策，告诉我们每人只准有一个。

从那时开始，妈妈就将我们给的红包，又按孩子的名字变成存折，慢慢地，成为了他们结婚时的红包。

哥哥结婚时，爸爸将自己用了多年的唯一的一个单开门大衣柜（柜门是个大穿衣镜）当作礼物；而我结婚时，除了我花钱让爸爸原来的警卫员帮忙从东北做了几件桌子和箱子外，父亲只送给了我一双本来是为父亲自己定制的皮鞋。在父亲的眼中，儿子要靠自己去闯天下，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而女儿不然，家里要帮忙准备些嫁妆、衣被等。当第三代人结婚时，做爷爷奶奶的就不用担心了，而奶奶为他们存下的独生子女费就变成了红包，不论多少都是老人几十年的一种惦记、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情。

爸爸花起儿子给的钱，是一种心安理得的享受。一次春节全家人的聚会，我到晚了。一进门哥哥就对我说：“爸爸问你还来不来一起吃饭。并问今年的红包你还给不给。”话音未落，我赶忙递上给父母的红包！但父亲只被母亲称为是乱花钱的人。实际上，父亲悄悄认养了上不起学的孩子，每月给他们交学费、班费和课本费等，直到大学毕业。不知道父亲前后供养了几个孩子，只知道父亲在悄悄地帮助那些毫无关系的陌生贫困家庭。

父亲拥有享受单位专车待遇的资格，但打电话让老干部局派车很不方便，除非去远的地方，直到80多岁，父亲还常自己骑自行车外出。哥哥怕父亲被车撞或摔倒，坚持按月给父亲钱让他出门乘出租（包括母亲），但却很难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

直到后来，90多岁的妈妈还经常自己悄悄地乘公交车跑出去，有时糊涂地将公交车的方向坐反了，常常让妹妹、妹夫开着车满北京地去找，看都看不住。他们一辈子都没学会如何享受，而更习惯于自力更生，除非病在床上起不来，否则绝不让别人照顾，这也成为曾让我们头痛的事。

有一年，妹妹的女儿结婚，妹妹穿了一件漂亮的连衣裙，衣服上还镶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亮片。我开车拉着妈妈和妹妹去餐厅，一上车，看到妹妹穿的衣服，妈妈一脸不高兴，说：“你穿成这个样子，让我这个老共产党员的脸往哪放啊！”等到了婚礼上，她才发现妹妹的服装其实很一般，只是妈妈永远改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观念。

妈妈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不对党的指示表示怀疑，只要是党中央的指示就坚决执行，无论是毛时代、邓时代，还是后来的时代。对他们这一代人而言，从一个旧时代，为解救中国人脱离日本人的奴役开始，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而每一次都是党中央的指示让他们看到了光明，走出了阴影，实现了胜利，故而产生了一种虔诚的迷信。他们从没有吃没有穿的绝望看到了今天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巨变，因此，他们更相信，党可以领导好这个国家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也一定能从落后变成先进。

年轻的一代人似乎没有权力去嘲笑他们。他们确实没有机会去学习那些在今天的世界中早已成为常识的科技知识，他们也不再可能通过知识的更新改变原有的观念，他们几乎全部的心血与精力都倾注于那个早已过去了的时代，他们早已没有能力再更新自己的大脑与体能了。他们看到的都是比过去更好的进步，又如何让他们知道和比较，中国在这个世界的发展中本来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呢？

“文革”中，父母被打倒之后，他们早就失去了管教子女的自由，甚至不知道子女们是如何生存的。但当他们听到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城里的学生也在狂热地高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各学校都在向家长发出要求学生上山下乡的通知，这时父母会迅速地通过单位给我报名，并从干校请假回京，帮我打好行装，再回到干校。妈妈不需要过多地解释什么，只知道妈妈做出的决定，一定有她的道理，虽然我们还未成年，但我们会让妈妈放心地自己上路去。

半夜里，几个同学用借来的三轮平板自行车挨着家地转，将我们的行装送到学校集中，我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不去，就会给父母戴上一顶更沉重的帽子，甚至会从“走资派”变成对抗毛主席指示的“反革命”。而这一别就将这些十六七的孩子们永久地推进社会。

在我尚未成熟的心灵中，父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他们可以对某个领导说“不”，对某些事情说“不”，但绝不会对党的指示说“不”。

自插队下乡之后，父母再也没有用教育的口气与我说过工作与人生，他们认为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可以独立面对社会决定自己的选择了，今后的路要靠我们自己去寻找，自己去奋斗了。

下乡一年之后我到了部队，可以说是沾了父亲的光。当年许多老干部被当成走资派打倒之后，大批像我一样的孩子都远离了被关押的父母，也有些被造反派的势力所残害。周恩来总理出于保护这些革命者后代的考虑，默许了将这些孩子送到部队进行锻炼（实为保护）的请示，于是，全国出现了一大批“走后门”当兵的现象。

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失学而当童工呢？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失去了父母的关爱而早早地走上社会呢？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又怎么会有数千万的从14到20岁的城里孩子远走他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如今许多人在指责干部子弟“走后门”当兵的时候，他们可曾想过这些问题吗？如果有父母关爱，有学可上，又有几个人愿意弃学当兵呢？当然，有人会说许多非干部子弟不也没学上，不也在插队吗？是的，但至少他们还有没有被关进牛棚之中的父母的关爱。

相对于插队而言，当兵确实是个“天堂”的选择，但却绝不是一种享受，更不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战争时期曾和父母共同战斗过的一些战友，解放后有些仍留在部队，许多当上了军区的司令、政委，济南军区、济南空军和山东省军区中恰恰有多位当时担任重要职位的叔叔、伯伯都来自新四军五师的部队中。这几位叔叔、伯伯深知那些被派到地方工作的战友的底细，也自信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战士，虽然数年或数十年没有直接联系，但仍伸出援助之手，共同发起联络他们所知的战友的情况，帮助这些“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孩子参军。

当时，我正在妹妹的插队地点——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巴彦公社，莫名其妙地接到了一封让我执行一件在限定的时间到济南军区找某某报到参军的电报（当时农村没有电话，只有电报是最快的联络办法）。

从插队点前屯走到嫩江火车站，大约是七十多里路，中途没有一个村庄，11月的天气，已经是冰天雪地了，沿途除了有些杨树、桦树林之外，大部分是荒草地，草甸子里时不时地钻出几只狐狸和狼，这对一个孤身行走的十七八岁的半大小子来说，无疑是一种令人心里发毛的事。记不清我当时是怎么一口气赶到火车站的，对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的期待，也许是支撑我忘掉了一切恐惧和疲劳的力量。

从嫩江到齐齐哈尔换快车，到北京再换车去济南，中间间隔4个多小时，匆匆忙忙回家洗澡，换了身干净的蓝制服。从姐姐嘴里，我才知道，是一位姓冯的伯伯发来的电报。他是父亲过去的战友，我可以放心地去军区找他，冯伯伯可以安排我当兵。在最困难的时候，一个生死战壕中爬出来的战友是最值得信赖的。

济南老火车站是德国著名建筑师赫尔曼·菲舍尔设计的德式建筑，也是哥特式的建筑群落，1992年被拆除了。我出了站，不认识省军区的大门朝哪开，上了一辆三轮车直奔省军区（当时没有出租车，拉客的都是三轮车）。到了军区，已近黄昏，哨兵严格执行军纪，让我用电话先联系，电话另一端的一位姐姐只问了我的父亲是谁，就到大门口将我接回了家。

今天的年轻人也许永远无法体会，那些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战友之情是多么的深厚、真诚。虽然“红二代”之间此前从未谋面，但那种相互的信任和安全感，正来自父辈的这种深情（这位姐姐的名字叫“抗胜”，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出生，为纪念这个伟大的事件而起）。

冯伯伯很想知道父母的情况，但我只知道，父母都在干校，已有近一年未见。

伯母杜妈妈（后来父母都让我们叫伯母为妈妈）双目失明，用颤抖的双手仔细地上下摸着我的脸庞、眼眉和嘴鼻，寻找着战友的印象。看着杜妈妈那种期待的表情，我的心中一阵阵酸痛，他们真的像自己的父母看到了远归的孩子一样地关切。

饭后，我被带到警卫排驻地，一开门发现满地都睡满了和我一样的孩子，有近百人，原来早到的这些父母战友的孩子们已经穿上军装，在等待出发了，而我是最晚到的一批中的一个，屋里已住不下了。冯伯伯给济南的一位伯伯打了电话，我便和其他几个后到的孩子，被送到空司借住。

第二天，我们参加了体检，填写了几个表格，办理了入伍手续。其实，我的身体有残缺，视力勉强及格，胳膊刚骨折过，还伸不直，好在这只是走一个程序。

这实在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发生的特殊情况，省军区标准配备的新兵服装都不够了，增加的这些“后门兵”，许多和我一样是穿着老百姓的便装，登上火车，被送到部队的。后来才了解到，我们并不是在山东当兵，而是部队到山东招兵，伯伯们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顶了山东的兵源名额，成为解放军战士。

感谢这些叔叔、伯伯给了我这样一次机会，我也没有辜负他们的一片心意，在部队的13个年头，11个整年中，我先后立了集体和个人的二等、三等功共七次，用优异的成绩，证明了我这个被许多人嘲笑的“后门兵”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