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部队连续立功受奖时，我很想像父亲一样去指挥千军万马，但我立功后父亲的一席话，让我的信心备受打击。父亲并不认为我立功受奖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因为父亲在我当时的那个年龄，早已指挥过万马千军了。

虽然我不像父亲一样有机会从战争年代中成长，没有那种特殊年代中所特有的机遇，但我仍把父亲当作榜样，希望能像他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闯出一条自己的路。

父亲是在学生时期为了抗日而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在“九一八”之后，就为雪国耻而立志要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去。那些年轻人中有些加入了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有些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父亲则被从临汾八路军学员队派往了新四军，这也许并非有意识的一种选择，只为能抗日，此后才在部队中逐步理解了党的宗旨与革命，但其一生都为这个曾经信仰的主义而努力奋斗。

当我决定从部队复员并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时，我时刻牢记父亲的教诲，宁愿去当临时工，也绝不向父亲开口求援，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打一片属于自己的天下。

社会上的许多人都以为“红二代”的一切都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父母的余荫，这种人不是没有，但大多数则恰恰相反，不是靠父母而是靠自己的努力。且不说当我到地方工作时，父亲已经退入了二线，在中纪委和协会中工作了，即使我被无辜地关进监狱，父亲都坚持绝不会动用任何老战友、老下级的关系去为我说情、鸣冤，直到我从狱中无罪释放，都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向父母证明自己的清白。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当选为人大代表，并被评为劳动模范，获得五一劳动奖章之后，父亲才开始肯定了我的努力。

为了争一口气，许多年我都很少回家，非要混出个人样来，才觉得可以直起腰来去见父亲了，慢慢地父亲一天天见老了，但我却越来越忙了，为了尽一份孝心，只好委托妹妹更多地照顾父母。小时候父亲最疼爱妹妹，家里最小的孩子。母亲则最偏爱我，但我却最少时间待在家里。兄弟姐妹都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来尽孝。于是，我只有用钱给父母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在晚年可以有健康的身体和放松的精神享受。

老一辈的革命家，没几个能充分享受改革的胜利成果。他们的退休工资在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就逐步地由高变低了，因为整个社会的收入在迅速地增长，相比之下，父亲这个工作奋斗了几十年的退休者，反倒成了整个大家庭中收入最低的人。

父母这一代人大多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成长，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改革开放之前他们应属于高工资的特殊阶层，但老家有老、小家有小，既要照顾家乡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还要供养我们四个孩子，不但是月光族，还常常预支。我上中学时，有了辆自行车，成了整栋楼里的骄傲。

紧接着进入了“文革”，父母都进了牛棚，机关每个月发给我们四个孩子几十元的生活费，直到孩子们都自己养活自己，家里的爷爷奶奶、姥姥们都过世了，家里的条件才慢慢改善了，而80年代初期父母都进入了退休的年龄。国务院机关实行了供给制改革之后，家里的桌、椅、书橱和床板，才从租用按月折旧变成了自己拥有，90年代之后才开始有了不带单位标签标价的属于自己选择的部分家具，直到父亲去世，使用的仍然是当年部机关配给的两头沉的办公桌和绿铁皮的保险柜，穿的仍然是打着补丁的睡衣睡裤。

父亲比母亲新潮，会去单位组织或街道文化馆的舞会去跳舞，但却会出门前自带饮料，如可乐或瓶装水，也极少在外就餐，却悄悄地资助和补贴着连我们这些子女都不知道姓名的贫困学生。

当我们这些儿女富裕起来后，很希望让父母能不再为开销发愁，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也让他们多一些子女不在身边时的更多享受。于是，父母所想拥有的都由孩子们来置办，哥哥每月固定给父亲一笔钱用于打的，而坚决不许父亲再骑自行车外出，我也按月、按节和生日给父母固定的费用。

父亲喜欢京剧、戏曲，于是，购买了大量的录像带，在我们子女不能陪伴时，自娱自乐，后来又换成了光盘，父亲因此有了一个自我欣赏的空间。父亲一生爱好摄影，后逐步升级胶片相机为数码相机，西装也有了一两套新的，此外似乎就找不到什么更多的消费热点了。但父亲的钱好像仍月月都不够花，仍然在努力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

母亲没有更多的偏好，喜欢自己在家里弄些花花草草，种葡萄、种豆角，从四合院搬进楼房之后，这些也都无用武之地了。我们子女就尽可能地在家里多摆上几盆应季的花，让母亲开心，而给母亲的钱，妈妈都悄悄的以孙子、孙女的名字按月存了起来，这似乎已成为老一辈的一种寄托。

妈妈身上穿的衣裤，仍然保持着朴素的传统，都是昏暗的颜色，妹妹给妈妈买的衣服，每次都是说十分之一的价格，也常被妈妈挂在衣橱里当宝贝。每天不忘的则是关心国家大事，必读某些报纸和看《新闻联播》，还常常教育我们要关心政治。

值得欣慰的是儿子没有给她丢脸，得过一堆奖章和有大量媒体报道。

中国的历代王朝官府在县以下没有官府的直接管辖，靠的是乡绅、甲保、族群。

而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时，家庭的忠诚、族群的忠诚，村落自治的忠诚、“诛九族”的法律成为保护与维护社会秩序的武器。但这一切在“革命”与市场化的广泛交易过程中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家庭忠诚这种传统的美德，遇到了新的挑战。

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是从摧毁家庭的自然关系开始了检举、背叛、诽谤及暗杀，兄弟之间的背叛、父子之间的背叛，让这个国家的道德沦丧，让背叛者受到了赞扬。

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的著名悲剧《俄瑞斯忒斯》中反映的是一连串的家庭背叛。社会上常用朋友之间的忠诚代替家庭成员之间的忠诚。而现实中人们总是先有家庭，而不是先有朋友。如果没有家庭中培养出的信任与忠诚，又怎么会有朋友之间的忠诚，或者说如何选择朋友之间的忠诚呢？

希特勒的成功在于其破坏和取消了家庭生活与家庭内部的忠诚，主张孩子要和父母对立，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被教导要将纳粹党作为自己真正的家。于是，对希特勒的忠诚超越了对家庭的忠诚，也才有了狂热的大屠杀和自相残杀。

斯大林时代的统治同样强调的是少年英雄帕夫里克·莫洛佐夫大义灭亲的精神，让他揭发和指证自己的父亲是叛徒的故事成为传奇，而放弃家庭忠诚的孩子成为“一心为共产主义事业作贡献的典范”。史料显示，肃反立功中大量的罪行指证，不是来自于法庭的事实，而是来自于家庭的指证，来自于孩子的指控。

革命往往把背叛家庭作为一种骄傲，强调和鼓励对党和主义的忠诚。而一个缺乏家庭信任和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社会，必然像残酷的地狱，而人间最重要的则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爱，以及普天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爱。

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抗日而参加革命的，那时他们不懂“主义”，但懂得抗日。后来，他们懂了主义，但没忘记家庭，虽然他们可以为了革命利益而舍弃家庭利益，我的未见过面的哥哥就曾因部队转移而被迫放弃，寄存于老乡家中而不知死活。但是，他们却不会因革命利益而背叛家庭。为了革命，一家人自我小时起就常常不能团圆，父亲奉调北京，一家人也还是分别了数年之后才都进入北京。“文革”时期，大家又各奔东西，十多年间没有一次全家齐全过个春节，但这却从未影响家庭的团结、和睦与亲情。

困难时期，不管是父亲家的老人，还是母亲家的亲戚，都会被父母接到家里来住。

父母从未因老人家的成分带来的政治影响而吐露过任何怨言，而是共担风雨，同甘共苦，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

“文革”时，不管社会上有什么样的风吹草动、抄家批斗，作为父母，他们都在努力地挡在皮带、棍棒前面，保护我们不被伤害，而作为子女，我们也会努力地站在父母的前面与造反派抗争，不让他们伤害父母，哪怕为此而被关押、暴打。因为，我们始终坚信父母是正确的，爸爸妈妈所做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榜样，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文革”这个“你死我活”的时代冲突之中，我始终坚持和父母站在同一条线上，即使他们被送去干校，住进牛棚，撤销职务，都不能动摇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

正是这种家庭的忠诚让我们几个子女在没有父母照顾的情况下，仍能维护这个家，生活艰苦的时期如此，生活慢慢富裕起来以后也是如此。这一家人，包括兄弟姐妹之间，都在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从未因金钱和各种家庭利益分配而打得不可开交，更不会斤斤计较而破坏家庭和睦。

慢慢地，我们这些孩子也都有了第三代，第三代成员都可以任意地放在其他兄弟姐妹家中长住，让这些独生子女也能在整个家庭的忠诚信念中成长，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个大家要比小家更重要，家庭的温暖是他们生存的依靠，他们可以在这个大家庭中找到和父母一样的信赖和帮助，而绝不会遭到拒绝。

我爱这个家，正在于我的父母带给我的不是荣誉，不是财富，不是享受，而是良好的教育，严格的管理和对家庭忠诚的信赖。父母教会我们这些子女的不是如何当官，而是如何做人。

兄弟姐妹四人中没有一个从政，也没有一个当个体户，最多也都只是做个处级干部。但每个人都经历过远离父母的苦日子，靠清清白白的努力实现奋斗的目标，踏踏实实地迈出生活的每一步。因为我们有值得尊敬的父母，一对正直的榜样。

父母的身体都应算是健康的，虽然每年都住几次医院，但大多是些季节性病症，通常住一两个月就出院了。父亲是严重的支气管炎和肺部病，从战争年代就有过肺结核，每次秋冬、冬春之季都会因支气管炎症（支气管破裂）到了吐血的程度，都会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次数多了家人也就习惯了，总认为没大事，会好的，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到医院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了。

2007年的春季，父亲又住进了医院，直到进入了夏季才出院回了家。7月23日是父亲的90大寿（老人都用虚岁），全家人一起为父亲祝寿，祝福父亲安度百年。

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戏说着要抱重孙子的事，我也在暗暗地许愿退休后好好陪父亲度过晚年。

但遗憾的是，几天之后，父亲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7月31日，哥哥和嫂子参加旅游团去了莫斯科，那晚国资委的领导和老干部局的领导到家里来看望和慰问父亲，妹妹陪着父亲和他们聊得很开心。第二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父亲仍然怀念那个战争年代的故事，一段不可能被忘记的记忆。

妹妹说父亲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8月1日的早上，我刚到公司楼前的路上，妹妹来了电话，我还在奇怪这么早会有什么事情。一接通电话，就听到妹妹哭泣的声音，让我赶快到中日友好医院去，说父亲病重，要不行了。

我没进公司的停车场，就直接打了电话，通知秘书说我去医院了，一路快速赶往了中日友好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是父亲的医保医院，也是离父亲家最近的大医院，每年都会去几次，但这次不是去的高干病房，而是去了急诊室。

妹妹、妹夫在医院的急诊室外焦虑地等我，没来得及细说情况，先带我冲进了急诊室。

父亲还躺在急救车上的担架式病床上，医生已经开始用电击强制恢复父亲的心跳了，十几分钟之后，显示屏上的心跳仍然是一条直线，一会儿高干病房的主治医生和院长都到了急诊室，但他们最终放弃了再抢救的一切行动。11点20分，院长告诉我父亲走了，病因是身体所有功能衰竭。

妹妹说父亲早上自己去厕所，小保姆做好早饭却不见父亲从厕所出来，就叫妹妹去看，妹妹见父亲还坐在马桶上，但头已经垂了下来，马上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并将父亲扶到床上换了衣服，但到了医院父亲就没有心跳和呼吸了。

妹妹一肚子的委屈和内疚，总以为自己没有照顾好父亲，哭得像个泪人，早已没了主意，而我知道此时来不及悲伤，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妈妈还在复兴医院住院，哥哥、姐姐都在国外，我必须承担起责任，安排好后面的事情，尽管这个突然发生的悲剧让心上重重地压着座冰山，却不能失去冷静。

整理好父亲的衣装，我深深地向父亲鞠了三个躬，办完了医院的手续，将父亲推进了太平间。

我没有告诉母亲父亲的事情，但必须通知远在国外的哥哥和姐姐，并向老干部局通报了情况，随后开始在家中安排灵堂，通知亲朋好友，安排相关的后事，直到深夜，我还在强迫自己，死咬住牙关，再想想还有什么遗漏的事情，绝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第二天晚上，哥哥从莫斯科赶了回来，我终于可以将剩下的事情交给哥哥办了。

那天晚上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痛哭了一场。

好像很久都没有这样地痛哭过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失去最亲近的人，又拼命压抑了自己的内心多日，一旦放开这种强制的压抑之后，就像一库的水在暴雨滂沱之后，冲毁了堤坝，一泻而下。父亲的一举一动都浮现在眼前，像是就在身边，但我知道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更多的痛中还夹杂一种悔恨。总以为这个路还很长，还有机会能陪伴父亲尽一份孝心，但谁知道路的尽头就在脚下，我已经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亲情——我的父亲。人们常常不知道珍惜今天，常常以为失去了今天还有明天，直到真的连明天都失去了的时候，才后悔没有珍惜今天，事后人们常常去想弥补失去的今天，但那只能是一种心灵的安慰了，而最重要的则是要在没有失去明天的希望时，就珍惜当下，珍惜每一个今天。

我已经失去了与父亲共享天伦之乐的机会，也因此下定决心，要尽一切可能地照顾好母亲，再不要让自己出现第二次悔恨和遗憾。

几年后，母亲也离开了我们，但我却多了心中的一种“安慰”。最后的几年中，我尽心尽力地陪伴着母亲，从在病房外的守候、精心地安排救治，到为母亲更衣换药、梳头擦澡，我尽了一个做儿子能做的一切，虽然仍不能时刻相伴，但却多回了许多次家，每次都从不空手，让母亲多了许多欢笑，直到最后在医院中的那一刻。

人总是要走完人生的历程的，而子女的忠诚则在尽心尽力尽孝了，我没有抗拒生命周期的回天之力，也没有无所不能的医治之力，但却希望能做到没有后悔。

两位老人都超过了90岁，传统的说法是“喜丧”，尤其是父亲没有在病床上苦苦的煎熬，而是在愉快地度过最后一晚离开的；母亲也只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月，是在手术后的恢复期发生的感染病变，不是在昏迷和极度的病痛中离开的，这是比许多老人更幸运的事，也是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心中没有太多压力的事情。

我也会老，人都会老，而一个家庭中对老人的态度，也是对自己的人生态度，当一个家庭中将老人看成是家中的一宝时，这个家庭中就充满着阳光；当一个家庭中因为父母的养老而发生争执时，这个家庭就会一片黑暗。对家庭的忠诚则让这个家庭充满了爱，而不论你在这个家庭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这种家庭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会将这种爱传递给整个社会。

也许成长的每个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事情和不同的人，但我的一生中始终伴随我成长的都是父亲，父亲不会总陪在你的身边，也不会替你去思考和决策，但父亲的行为方式、待人接物，以及其本质的品格和人生的态度却在共同的生活中在你的灵魂中留下了无形的印记，并指引着你的方向。

父亲最重要的是告诉和教会了我要独立地思考，不是盲从，教会了我要努力地学习各种知识和历史，而不是偏听偏信。在改革之初，别人将大把的钱用于生活消费时，父亲却将大把的钱用于填满家里的书柜，恨不能将“文革”时被抄家和烧掉的书都重新备齐，像长达数十集、上百集的《资治通鉴》《清史稿》这类现代人不屑一顾的古书、史书，都被父亲搬回家，每次跟父亲去内部书店时，父亲都会告诉我要真正读史读书，并选择性地读哪类的书，也告诉我如何通过读书而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学会独立地思考。

父亲还常常会在我成长的不同阶段用各种方式激励我不满足于现状，要不断地努力争取攀登更高的山峰，教会了我为人的正直，不贪婪于权力，教会了我不利用职权而谋私利。如父亲有、权有资格使用单位配的专车，但父亲却很少使用，父亲觉得让司机从单位开车到家里，办完事再开回单位是一种浪费，宁愿让孩子开自家的车或骑自行车外出。这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真话更是父亲一辈子都坚持的性格，“文革”时也正因为这种说真话的性格而得罪了造反派和某些当权者，并因此而被罢了官，进了干校。同样也因为说真话而能独当一面、获得信任。退休后仍被机关的上下级、同事所信任。追悼会上，许多的叔叔、阿姨们都对我说，要继承父亲的这些优点，我也力争能坚持做个父亲这样被人们尊敬的人。

如今的世界丰富多彩，知识的来源和教育已不再主要由父母教育和传导了。但是那个时代，这却是一个无法被替代的来源。也许今天的孩子在学龄前就已经可以从网络中学到了很多很多，但请不要嘲笑你们的父辈，他们只能在那样一种环境中生存，那种环境也必然造就了那样的一批人。

虽然父母离开了我的生活，但父母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远影响着我的一生，父母的形象永远是我追求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