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本回忆“文革”时代的专题书，只是一个初中生回忆当年的情况。我没有按照日历的时间描述“文革”时期的日日月月（也许那样就无法出版了），只想说明我们成长中的中学时代曾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光。

无政府状态下的同学们分别利用大串联的机会，免费乘坐火车，去了许多过去只在地理课上见过的城市。那时被“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所鼓励，连五、六年级的红小兵都加入了大串联的行列。没有了父母的约束，更是天下来去任我行了。每个人的身上大约只有几元钱，有的干脆连零花钱都没有，口袋里最值钱的就是“红卫兵”、“红小兵”或者是什么“战斗队”等组织的证件，走到哪里都有红卫兵接待站或某学校的红卫兵司令部。总之是能混到饭吃，实在不行了凭着红卫兵的证件也能在小饭馆里混上一顿，那时连国营的饭馆也要对这些革命小将礼让三分。

再加上各地同学老家的接应、各红卫兵组织的联系，让许多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如鱼得水。外地的挤着往北京跑，等着毛主席的接见；北京的往外地跑，到处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一本《毛主席语录》成了敲门砖，走到哪里都高举着。开始全国各地小些的城市中，《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还很少，像宝贝一样，既可以当路费，也可以换饭吃。许多外地的红卫兵羡慕北京的红卫兵袖套，更别提是接受过毛主席接见的红袖套了，这些都成了大串联时的资本，即使是后期武斗的两派也都还是对北京的红卫兵们另眼相待，至少他们拥有在天安门前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的荣誉。

火车上几乎全都挤满了南来北往的红卫兵，一节车厢中找不出几个正常出差的人、回家的人。满眼望去几乎都戴着绿军帽，穿着清一色的绿军装，腰里扎着宽宽的牛皮带，胳膊上绑着红色的标记带，写着红卫兵或其他组织的名称。上下车除了车门之外，所有的窗户都成了上下的通道，车厢内没有座位，连行李架上、座位下面都睡满了人。夜间还安静，一到白天，革命的歌声就在车内回荡，你唱了这首，那边就回了那首。不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总之是一股子火药味道。停车到站时，都去抢饭（专门有为红卫兵们准备的干粮、面包等食品），回来后不分彼此、是否相识都有份，就像进入了共产主义。

那时候，毛主席是天上的神，红卫兵就是保护神的天兵天将。从第一次押送“反革命分子”回家时我就发现红卫兵要比人民警察还牛（第一次押送“反革命”是一个警察带两个红卫兵，后来就是红卫兵单独押送了。我第一次去的是金华，盛产金华火腿的地方，第二次去的是贵州。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位“反革命分子”都是被抓壮丁参加了军阀的军队，后来投入到革命队伍中的老战士。因为有着军阀部队攻打红军的历史，被打成了反革命。我复员后才了解到情况，金华的那位已过世了，贵州的那位平反后回到此京，躺在医院中。我还专门去道歉，但老人家早已没有了意识。这些情况都是二龙路派出所的那位副所长聊天时告诉我的）。借此机会我去过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份（有些是穿过，只在车站待过），也去了许多祖国的名胜山川，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从成都骑了几十里路的自行车，过土桥、郫县，到了历史上最有名的无坝水利工程都江堰。翻墙进了院子，里面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在把守，他们盘问了半天才把我们放出来。随后，我们又爬了青城山，住在老道的庙里数星星，心里一直在想成都“破四旧”为什么没砸了这些道观，今天应庆幸红卫兵们没有将中国文化彻底葬送。

借着大串联的机会，许多红卫兵都有着几个人或一个人就敢闯天下的经历，对这一代人的成长有着巨大的帮助。特殊的生存条件，总会给这些经受了考验的年轻人留下许多不平凡的记忆，到了终止大串联时还有许多人会想着法继续冒险。那时只凭红卫兵证件发放的回程车票（没有实名制的火车票），车票会很快地在一群互不相识的红卫兵中交换。想去北京的从我们手中换了去北京的火车票，而我们则拿到了去其他地方的火车票。这种情况又延续了不短的一个时间，直到最后的禁令让这种免费的串联活动彻底停止。

革命的大串联确实燃起了熊熊烈火，从大城市烧到了中小城市，再烧到了农村，连本来吃不饱肚子的地方也在比着铲除资本主义的苗。这种风气一直燃烧到20世纪80年代中。西城区的一位副区长因为请客喝了两瓶北冰洋的汽水，也被列入了奢侈性消费的小资情调中被批斗（北冰洋汽水，当时0.15元一瓶）。

但在落后的农村中，农民除了那点自留菜地之外，哪还有什么私有财产，又哪来的什么资产阶级啊！除了为保卫毛主席之外，也许那些“革命”的学生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所努力去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打倒×××”时，其实也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要去打倒！

“文革”还没有全面铺开时，最有影响力的两台节目其一是总政歌剧团表演的肖华作词的《长征组歌》，让学生们爱不释手，让他们深知了毛的伟大和长征的故事，对毛的英明更是崇拜有加；另外一台节目是空政歌舞团表演的《江姐》，一首《红梅赞》唱响了全中国。有一次西单民族文化宫演出《江姐》，为了买票，我们兄妹数人前一天傍晚就去排队，通宵守候，就为了第二天能买上一张好票，接受革命英雄前辈们的教育。而我们最恨的也正是《江姐》中的叛徒甫志高，也无疑都想成为革命的接班人，“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因此当党和国家需要时，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号召时，这些备受革命传统影响的年轻人，就会像干柴遇上烈火一样地燃烧。一是坚决地、毫不犹豫地跟着毛主席的指挥棒，指哪打哪；二是对“地富反坏右”以及叛徒绝不放过。于是，年轻人们力争做一名爱憎分明、最优秀的革命战士。这些鲜明的特征都与当时这两台最优秀的节目所要宣传的口径相一致。红卫兵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也同样在宣传、表演这两台节目。即使后来《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将军（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被打倒了，但因有毛主席《长征·七律》诗词被编为了歌曲，长征的精神仍深留在年轻人的心中。尽管后来连“双枪老太婆”都被查出了政治问题，但甫志高却永远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年轻人也许并不知道，更没见过什么是资本主义，那时以为中国是最富有的国家，革命是解放全世界尚未解放的2/3的受苦阶级兄弟。我们当时的努力都是为了尽快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让所有的受苦兄弟都能过上中国人民一样的幸福生活。

而今天我们才知道那时的无知、那时的荒谬、那时的愚昧。而今天的年轻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不知道那时自以为幸福的人民生活是多么的艰苦、困难，并与今天有天壤之别啊！

我们虽然还没有从初中毕业，但中间也有一两年的时间是无所事事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就一起蹬着自行车漫游北京四周的公园和大山。

登香山、爬佛香阁、游十渡、探云水洞，同班几个要好的同伴都是父母被打倒的子女，每隔一段就会聚在一起去玩，也由此学会了照相和自己洗相片。我们去学校的图书馆偷书以解空虚和饥渴，最了不起的是我从学校的广播室里偷了一台已经没有面罩的报废的老式磁带录音机和几大盒的录音带。经修理这台录音机又复活了。

我从同学家借了大磁盘的手摇电唱机和苏联红军歌舞团的唱片，把这些唱片翻录到录音带中，从此有了自己的音乐库，我家也成了许多人常去的俱乐部。

从照相洗相到放大相片只是个很短的过渡，放大机是自己用木头做的，一个底盘边上一个立柱，两个方木盒套在一起上下移用，底部可以安装照相机上的镜头，顶部在机盒中装上白炽灯，再用黑纸和绒布将缝隙填满，就可以用来放大相片了。

用底片盒将底片插入移动的木盒中，上下移动木盒调整大小尺寸，再用镜头调整焦距、光圈，用开关控制曝光的时间，再显影和定影。那时的学生不但能自己放大照片，还会将不同的底片洗成一张照片，就像今天电脑中PS的照片。其实在那个笨手笨脚没啥科技含量的时代，这种游戏就已经开始了。

一群没了父母看管的孩子，在这一段时间中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一日三餐都靠自己的双手。我们一帮同学虽然都是男孩子，但也同样操起了菜刀、炒勺，有时几个人会今天到你家，明天到他家。记得当时没本、没票是买不了猪肉的，而我们最得意的是包骆驼肉的饺子吃。骆驼肉、驴肉、马肉当时是不用本或票的，而这些肉也是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的，但那时的孩子用中国的老话说是“孩子十七八，吃死爹和妈”，正是疯吃疯长的年纪，哪还在乎是什么肉啊，只要是肉就吃个痛快，更何况当时骆驼肉几毛钱一斤，比猪肉、牛肉便宜很多啊！至今几个中学同学聚在一起还念念不忘，常提起当年骆驼肉馅的饺子！

最大的聚餐是北航附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中学，哥哥和姐姐都是该校学生）的一帮同学不知从哪套杀了一只大狼狗，装在麻袋里，拖回了我家。一进院子麻袋里浓浓的臭味就散发出来。我们在后院吊起狼狗剥了皮，生了两个炉子，架起两口大锅，开始炖狗肉，用光了我存的大葱和大料，又买了些生姜、辣椒，并放了黄酒和其他各种调料以盖住臭味。四五十个大小伙子，又是喊又是叫，东一言、西一语地出着各种点子，也不知道谁是主厨，总之是炖出了香喷喷的两大锅狗肉。肉还没炖好，敲门声就不断，陆陆续续地又来了一些人，如今赫赫有名的投资家方风雷（厚朴投资董事长、高盛高华证券董事长）就在其列。最后大家都如狼似虎地美美吃一顿肉食，散伙时院中一片狼藉，让最后剩下的几个好友忙着收拾打扫了好半天，而大多数吃客早就酒足饭饱，不知何时溜走了。埋在后院里的狗皮和内脏好些日子散发着臭味，我烧了好几天都压不住，还好知道爸爸妈妈都在干校不会回家，很长时间后这股臭味才渐渐消失。

还有一次是伙伴们到官厅水库打鱼，鱼有一米多长。又和吃狗肉一样，弄了个几十人的大聚会，好在这次全是新鲜的，虽有腥味却可以接受。同样是两个炉子、两口大锅，同样是陆陆续续有人来，又是酒又是鱼地海吃了一顿。那时没有钱去吃馆子，更别说是去饭店了。北京少有的几家饭店并不对外开放，腰包里没钱更没胆量靠近了。最有名的馆子大约是前门全聚德的烤鸭店，8元一只烤鸭已经是奢侈品了。还有东来顺、又一顺的涮羊肉，再就是老莫（莫斯科餐厅）和新侨的西餐了。

两三个同学凑点钱去撮一顿是有的，但要想十人聚在一起就根本不可能了，所以在家里的小院中进行这种野餐式的聚会就成了当时最时髦的消费方式。

上山下乡之前我和班上的同学也来了一次这样的餐会，各家带来的鸡、鸭、鱼肉，准备大吃一顿就各奔东西。九个要一起下乡的人为主，还有几个送行的在家里各显手艺，摆开了大席。一个同学说大师傅做饭会在烧锅时倒些水，结果一个同学没听明白，当掌勺的同学大喊来水时，一个同学把早准备好的一大炒勺水都倒进了火炉里，菜没熟，反倒把火浇灭了，弄得大家哄堂大笑，而这个同学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幸亏不是只生了一个火炉。

学生时代的每一次聚会都在拉近相互之间的关系，加深生活的印象，对于那些缺少家庭温暖的孩子而言，这种相互依赖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今天始终生活在父母关怀之下的孩子难以建立这样的一种同学间的关系，但那个时代，没有父母照顾的孩子，就是靠相互之间的帮助来支撑精神上的欢乐，驱赶心灵上的孤独。

我们也在一起下棋、打牌、听音乐，唱外国民歌二百首、《长征组歌》，这已成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是通过文艺作品去了解“文革”的，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血色浪漫》等，包括大院生活。而我家恰在“文革”爆发之前，从大院的宿舍群中，搬进了四合院。

这是个巨大的驸马府，据说一个国家领导人曾经住过，后来给了某部机关，几经周折，变成了几个部机关合用的大院。其中有一部分是商业部的宿舍，前后共七个院子加旁边的花园，住了许多家庭，我家住在最后的一个院子。看着是标准的四合院房子，但实际有三面房子朝院内开门，南房的门开在前院，只有后窗后墙对着院子。锁上通往前院的边门，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小院，北房的东边也打通了一个边房，开了个独立的后门。东边的隔壁，也单独与前边院分开，开了后门成了一个单独的小院，院里有栋小二层楼，同样住了一位部里的副部长。

院里三间东房、三间西房分住了各一户人家，后来都搬走了，成了独门独户的院子。北房正房有三间，耳房各一间，是高大的官家建筑，屋脊超过十米高，巨大的屋顶，夏天室内也很凉快，标准的古建筑，前出廊，后出厦，都有两米多宽的廊，但后廊已被改造成室内，让室内的前后距离超过了八米。

最麻烦的是冬天要生炉子。每个房间中都必须安个大火炉，烧煤球的那种。冬天来临之前，就要先糊窗户缝、安炉子、架烟囱、装风斗，每天还要弄煤球、倒炉渣，经常要把没烧透的炉渣和煤渣拌在一起做成煤饼再使用。每次添煤，捅火，屋里飞起一层的灰，桌子、床上一天弄几遍也弄不干净，还容易发生煤气中毒的事件。父亲前后发生过两次煤气中毒。孩子都在身边，让父母自己用炉子生火取暖过冬，真是件让人头痛的事。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父亲平反后，一开始安排的是去山西当省“革委会”（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太原市“革委会”（革命委员会）主任，于是全家准备向西进山区了，但经济待恢复期间更少专业干部，又是李先念（当时是主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知道此事后将父亲调回了商业部，重操旧业，这样父亲才有机会换了个有暖气的四合院，虽然房子和院子都比以前小了许多，但脱离了煤气中毒的危险。

住进四合院时我已基本脱离了原来的大院生活，又没有融入这个新的院子中，反而成了以同学为主要伙伴的特殊群体。我们也曾一起成群结队打过架、带过刀、包中装过凶器，但大多是以自我防卫为主，从未主动发起过攻击，若有挑衅也绝不手软，照样打得头破血流。一次学生去学农（“复课闹革命”后，部队到学校组织的）时，因为排队打饭的事，两个班的同学争吵起来并动了手，我的武器是刀子，同学们用的是装满热水的水壶、装着砖头的饭盒，动用了手头的各种工具将对方打得入了医院。当时的军代表（一个胖胖的、缺少文化的农村班长）大发雷霆，却无可奈何，虽下手狠，却错不在我们，最多是个防卫过当。

那时路上发生骑车抢军帽的事情并不奇怪，但打架斗殴的事并不是天天发生。

也有“拍婆子”（一种用非正常手段找女孩子的俗称）的说法，但这种谈恋爱、找女孩子的事多发生在高年级的同学中，特别是男女合校之中。男校的特殊性让许多男同学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兴趣，甚至有许多人得了怕见女孩子的病，不知道如何与女孩子们打交道。红卫兵时期的女孩子们常常出手更狠，当时有几大金刚的说法。

西城除了女三中之外，师大女附中、女八中等女校都有打死人的案例，武斗起来一点也不差于男生，“疯婆子”也是一种美誉的称号。

我们这些相对要好的同学中没有发生过和女孩子们有瓜葛的事，甚至八九个男生一起去插队，都将专门为每个知青点配对的女性同学赶到山里其他小队，成了全公社唯一一个男性村，一群臭小子也乐在其中。

1967年开始“复课闹革命”，军代表进驻学校，但除了化学、物理这些自然科学的课程之外其他课程没有确定的教材，上课也是在混。九月，开始招收新生入学，妹妹按家庭地址就近入学的原则，成了三十五中的第一批女学生，从此三十五中由男校变成了男女生混合学校，北京所有的男女生分校教育从此之后都变成了男女不再分家的混合学校了。我不知道那时的男、女生分校制给我们这些人带来的是更多的好处，还是坏处，但无论怎样都不会再来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