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遭受监禁和重获自由

珍珠港事件的前几个星期,我们就感到了不安,担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打破幻想中的平静。对此,我们做了各种可能的预测。北方正在进入秋天,气候开始变得清爽、舒适,但在燕大的校园中,在平静的表面下,不安的情绪正在躁动着。很早之前,我就收到了天津校友会的邀请,去看望他们,心中隐隐的不安令我一再推脱。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再拒绝了,只好答应他们在12月7日到天津去。我做好了打算,只待一天就回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天是个周日,然而就在我第二天早晨准备回去的时候,两个日本宪兵逮捕了我,送回了北京。他们虽然表现得很有礼貌,但显然他们接到命令,不准我离开他们半步。我突然意识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回去的路上,我难以平静,不安地推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回去之后要面对的是什么,可能是一个行刑队,或者更加难以想象的灾难。北京的火车站紧邻雄伟壮丽的前门,美国领事馆也在附近。他们带着我步行到了领事馆,这儿的主楼里拘留着两百多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上到三楼后,我见到了一些老朋友,这使我惴惴不安的心稍感平静。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大概有五十多个英国人和美国人,由一个隔断墙分隔开。在当中,我发现了协和医学院的亨利·霍顿博士、斯纳帕尔博士和特里维尔博士,他们是我后来长期监禁生活的难友。出于某种强烈的预感,我选了一张他们旁边的铺位。

那些美国人中,有记者、传教士、贩运烟土的前海军陆战队员(通常他们本人也都是烟鬼),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很显然,我们都是不受日本人欢迎的。开始的生活令人厌烦,大家经常会因为争夺被褥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产生冲突。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是和海军陆战队的成员一起吃饭,开始的伙食还算可以,但没过多久,日本人接手了对我们的看管,饭菜的质量越来越糟糕。我在这时看到,在食物缺乏的情况下的美国成年人的丑恶嘴脸。

各种关于战争的谣言在我们之间传播。珍珠港的事件、两条英国军舰在马来西亚海岸被击沉等不断传来的灾难,最初我们对此觉得荒诞、可疑,但同时也感到一丝慌乱不安。后来,在听到日本开始袭击美国海军的时候,我竟感觉到有些幸灾乐祸,虽然这显得不太道德。多年以来,我一直秘密地往燕京托事会发送报告,提醒他们如果不对日本的行为加以阻止,后果将不堪设想。很多高层的官员都看到了报告,但都表现得漠不关心。我一度对美国政府感到非常失望。而现在发生这样的灾难,刚好能够刺激美国人民行动起来。这样,对于战争的结果,我反而不用担心了。我开始同情日本人这次可悲的选择了,对美国人性格的不了解,让他们犯下了大错。珍珠港事件成为历史上日本代价最为高昂的一次胜利。这正印证了中国的那句古话,“机关算尽,误了卿卿,聪明反被聪明误。”

一个月的监禁生活过去了,我们并没有受到特别严厉的管制,每个人还可以做自己的事。我的难友们仍然不时会发生一些冲突,收到的也仍旧是不好的消息。圣诞节那天,我们收到了几个朋友的电话问候,还有他们送来的礼物。四个星期很快过去后,其他人都被放了出去;只剩下我和上面提到的三个人,看着一个穿戴整齐的军官对他们进行离开前的训话,我们奇怪为什么自己仍要留在这里,并担心着以后的命运。

当天,我们被转移到了霍顿院长的家里。房子很漂亮,是“满清”贵族王府的样式,并配有齐全的现代设施,还有几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仆人。我们在这个奢华的笼子里生活了四个月。每个人都配有自己的一间房和浴室,厨房、暖气是公用的。偶尔我们能透过院子里的那扇大门看到朋友们。在霍顿院长生日那天,甚至有几个朋友被允许进来一同庆祝。这也算是比较高级的监禁了吧。除了这些日常的生活,还是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但并没有使我们放弃希望,也许某一天事情会有所好转——我们被遣送回国。

要被再次转移的消息来得很突然,我们要求先去看看新住所,并为此与卫兵争论了很久。他们同意了。那是一个很新的房子,离得并不远,以前是一个英国商人的住宅。但我们要住的后院空荡得连基本的家具都没有。经过允许,我们去的时候,从霍顿博士家里带了一些他私人的家具。整个住宅只有一个洗手间在前院,被住在那里的七个卫兵占用了。后院只有六平米的空地,铺的水泥地面也早已破裂,周边是我们三个狭小的房间。在这片小天地里,我们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斯纳帕尔博士来自荷兰,是个有名的医生,后来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做客座教授。我们还在霍顿院长家住的时候,他的妻子还被允许随时可以来探望,但在搬来这里后,这个待遇就被取消了。他们让斯纳波尔做出选择,或者是他与妻子一块住进来,或者是以后不再见面。他当然选择了前者。虽然多了一个人,我们的活动空间相对变得更小了,但生活变得丰富有趣了。来自地下渠道的消息,康特韦德邮轮会在6月从上海起航,送我们到格丽斯泊斯赫姆邮轮,然后回国。抱着这个希望,我们的隔离生活过得并没有太沮丧。后来邮轮确实到了,却没有让我们上船就开走了。9月份的时候,斯纳帕尔登上了英国的一艘船,带着妻子离开了。随后,又一个地下消息给我们三个人带来了希望,一年后格里普肖尔姆一定会接我们离开。这时,严厉的监禁生活已经快让我失去耐心了。事后很久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朋友们、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燕京托事会一直为营救我们做着努力,而且美国国务院也把我们列在了交换侨民名单的首列,并宣称,如果日本交换名单中再没有我们的名字,美国将拒绝再进行任何的交换。听说,他们最终在东京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

可不知道为什么,日本军方却迟迟不肯履行协议。我们还一直处在希望的幻想中。相比起来,我们三个中博文更为脆弱,在监禁中,他无时无刻不感到受着煎熬,每天都在靠着美好的幻想挨过去。甚至在船离岸前,他还在想象会有飞机来把我们送过去。我不得不告诉他,虽然道理在我们这边,可种种迹象都在显示着事情在朝坏的方面发展。我们担心他在知道真相后,会不会彻底崩溃。可一天早上,一向对中文不感兴趣的他,说要开始学习中文了,并且神情十分平静、认真。从那天起,这位美国金融区典型的会计师一直在跟我学中文,直到我们被释放出去。而我也在教他的过程中寻找到乐趣,暂时忘掉了被监禁的痛苦。这也使我们在那段时间里没有想到那个可怕的问题,如果真有一个人精神失常了该是多么可怕!在这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狭小空间中,这是难以想象的灾难。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三个人在一开始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着。

偷袭珍珠港的事情的当天上午,我们就被逮捕了,很明显,他们早就计划好了。而且他们对待其他国家的侨民要松懈得多,直到一年后,我们才被关进了集中营。我们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三个老人会受到这样“特别”的待遇。负责看管的宪兵十分关心我们的健康状况,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不过可能是受到了严格的命令,他们从来不会透露任何消息,并且还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防止这种事的发生。我所能想到的,他们这么紧张的原因只能是这样了:日本军方对于燕京大学的目的仍然怀有很高的戒备,始终无法相信完全私人的机构,仅仅依靠捐款就办的规模如此之大;他们坚定地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的计谋,想要借此实现对中国人精神上的控制,以求破坏日本的计划。而把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关起来,就能够杜绝这些学校发挥作用。可事实却是,如果他们悄悄送我们回国,可能就此,学校和我们的影响力都将不复存在,又或者把我们送去集中营,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被慢慢遗忘。但他们却选择了隔离,这不但没有削弱我们的影响力,反而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和同情,那段时期,我们几乎成为传奇一般的存在。

我们的伙食跟警卫的是一样的,吃惯了西餐的我们感到很不合胃口,霍顿博士每次都觉得饭菜难以下咽。上海的瑞士领事馆在北京设立了分支机构,专门处理我们这种问题。幸运的是,它的两个负责人分别是我们两个学校的教授,而且我们也都互相认识。他们说服了日本的宪兵,我们的饭食以后由领事馆负责,并在其他方面提供了很多帮助。一个中国的银行家出钱做了资助。有个年轻的挪威传教士,曾被认为是轴心国一边的而被扣留。她得到允许,可以出去为我们购买生活用品,每周都会买两三次,然后放在我们的大门口。她像个善良的天使,偶尔还会写信给我们,送些纪念品,每周六做一顿美味丰盛的挪威大餐,我们每次都会像小孩子一样期待美味的到来。我们被释放之初,最迫切盼望的事情,就包括和这位从未见过的“天使”会面。

我们在离开霍顿家的时候,他的厨师和一个佣人也跟着到了新的监禁地,并保证说会一直陪着我们。后来,厨师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提前离开了,但另一个坚持到了最后,守住了诺言。他得到允许,每两周可以回家过一个晚上,这时,他就会有意绕远路,到傅泾波家里去。那时,泾波也被限制了自由,但值得庆幸的是,他藏有一个收音机。我们关于战争的最新消息,几乎都是从这里得来的。不过这件事很具有危险性,一旦被发现,很多人会受到牵连。因此,当得知胜利的天平已经朝着同盟国倾斜的时候,我们强忍着冲动,没有再通过这个途径获取信息。

天气好的时候,我和博文会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活动身体。不过即使这种程度的运动,霍顿也完全放弃了,只愿意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认真地打扫房间。在我看来,这比运动无聊多了。斯纳帕尔夫妇没走之前,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玩猜字谜;之后,我和霍顿仍坚持着这项游戏。在我们获释后,时代周刊杂志对我们四年多的精力做了详细报道,标题就是:一千五百个夜晚的字谜游戏。

刚开始被拘禁的时候,在受到监控的情况下,我被允许回燕京大学取一些生活必需品。那时,学校已经被日军完全占领,我的办公室成为了司令部。我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全是日本的军官,我在他们的注视下强装镇定,取走了我在前面提到的和燕京托事会通信的文件,并交到同事格尔特博士手上。整个过程没有一个军官会怀疑。后来,格尔特找到机会,把文件全都焚毁了。如果当时他们要检查的话,里面的内容足以让我毙命。一路监控我的那个小军官并没有严格的执行命令,甚至他还留我吃了午饭,允许我和学校的一些教师做了自由的交谈。自己就站在听不到我们声音的地方远远看着。

只要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国朋友还是自由的,我们就能收到信件、节日的贺卡还有礼物。也有很多礼物是中国朋友送来的,不过不能直接送,因为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他们会遇到麻烦。我们最高兴的就是收到书了。即使在我们的朋友都被关进集中营后,代管我们的瑞士朋友仍在城里搜集着书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每次有新书送进来,日本宪兵都会要求他们的翻译把书的摘要译出来。那个翻译的英文并不太好,经常会拿着书来求助于我们,再拿回去写摘要。书再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已经是几周以后了。我至今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对我们谨慎到如此的程度,连阅读什么书籍都会这么担心。如果是在担心我们的思想会受到坏的影响,可这不正是他们所希望的么?我们再也不能影响其他人了。其实,对比起其他人的遭遇,或是即将到来的厄运,我们算很幸运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挨冻,因为吃饭的地方是在没有暖气的过道里,饭还没有吃完,杯子里的水便已经冻成了冰;夏天的时候,这个狭小拥挤的空间又会特别闷热。天冷了,我们就往身上一层层地加衣服,外面再罩个大棉袍;热了,再把它们全都脱掉。不过,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她:不会有来访的客人;每天的生活并不会在第二天有所改变。

不过,生活并非完全波澜不惊,偶尔也会有一些意外发生,其中有一次是由“北京人”引起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保存有她(我很确定这个性别)举世闻名的的骨头,并做了几个赝品,也十分精致,很少有人能分辨出真假。有些日本的科学家显然已经觉得,以日本在世界上和在北京新的地位,这些珍贵物品理所当然是属于他们的。即使这样,宪兵队的一个军官还是找来了,询问霍顿和博文这件物品的下落。他们两个都说自己并不清楚。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因为之前为了安全,那副骨头早已被送去了秦皇岛;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一艘美军的运输舰从那里接回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至于那副骨头是被戴上了军舰,或是已经遗失,又或者发生了其他状况,他们就的确不清楚了。

但这个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双方争执了很久之后,那个日本军官就回去了。几天后,宪兵司令部派人把博文带走了,直到五天后才送回来。他身上带着伤痕,显然是经过了严厉的拷问。在司令部,宪兵取走了他身上所有可能用来自杀的东西,并把他关进了一个狭小的连躺下都不能的笼子里。白天,会有专门的卫兵看守,连他在身子在铁栏上靠着都不准。在他抬头就看得到的地方,挂着一条皮鞭。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让他每天都吃不下饭,仅靠几小杯水维持着生命。就这样过了五天,日本人觉得他已经丧失了任何抵抗的能力,在放回他来之前,再次就那副骨头的下落进行了审问。

虽然现在回想起来,这似乎有些不值一提,但在那些天,这件事曾令博文感到非常担心。他被带往司令部的时候,匆忙间随手带了两百元钞票。因为按照生活在中国的经验,有钱好办事。不过,到了之后,宪兵就立刻搜去了他身上所有的物品,自然也包括那两百元钞票。回来前的那次审问,他们提到了这件事,质问他身上怎么会有新版的钞票。在监禁的时间延长后,我们身上的钱越来越少,后来惊喜地收到了一位美国朋友的援助。博文身上的钱自然就是这笔援助里面的。如果日本人再对此深究的话,我们商量好了一套合理的说辞,并和那个佣人也串好了供词。

可能他们那时只是一时的好奇,并没有太过在意,也没有再追究。但很多天以来,博文都处在紧张中,一听到什么动静就以为是来找他的,吓得发抖。如果那些日本人知道这件事,肯定会以此作乐的。这次惊吓也令我们放弃了经济上的冒险行为。而且每个月美国政府都会通过红十字会给我们一些钱,也基本够花销的了。当时,我们如果选择接受补助的话,日本宪兵就不会再提供伙食。随着战争的深入,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后来,一个月的补助只够每人买一个鸡蛋。而整个监禁时期,我们每个月都在收到原定数额的补助,既不敢拒绝收钱,也不敢拒绝签字。

博文在医学院时候的工作是总管,现在改作我们的管事,照料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比如料理简单的内务、照顾两只金丝鸟,偶尔为了散心也会弄几只兔子来。

确切地说,一位日本的老朋友曾两次来看望我。他叫田川,曾做过三十多年日本国会的议员,同时也是长老会的长老。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他只待了十分钟,就被宪兵请走了。第二次来是在一年之后,我们聊了半个小时,期间,陪同他来的宪兵队军官一直在旁边做着笔录。多年以来,田川先生一直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奔波,试图调和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已经是七十五岁高龄的他第十四次来到中国。田川先生的努力给孤寂中的我们带来了安慰——在战争全面展开,种族仇恨不断上升的时候,还有人在秉承着基督教的仁慈和博爱,争取着和平。一年半以后,我得到了释放,却听闻他病倒了,正住在南京的一家医院里。之后,我设法帮助他回到了日本。显然,他为和平而不断做出的努力,触怒了日本的军方。

在监禁时期,我记录下了当时对于宗教的一些感悟,这可能会有所意义。现在我要将这些记录原封不动的转写在下面,或许会有助于了解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生活并没有对我有所亏欠,我信教以来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点。不仅基督教的思想令我获益良多,一直以来的生活环境也都很好……而突然的灾难毁掉了前面一切的描述,这场灾难也验证了我长久以来不安的预感。这对我的生活来说,可能并不是一次短暂的间断,完全可能是永久性的毁灭。我们和其他不幸的人被风暴无情地卷起,然后丢进无边的大海中,不知何时才能上岸。而看得更远一些,在我得救的时刻,除非我能再次回到以前的生活,否则我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也不可能在美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我那微薄的积蓄也早已在这次灾难中遗失殆尽;以前的同事们各奔东西,我们曾共同创建的事业也被废弃,只剩下我,无助地守着它。对于宗教,我的理解是,它能带给人心灵上抚慰,并教人更好地认识生活的苦难。很多宗教的书籍会讲到人们如何排解自己的苦闷、痛苦和失望,而对于我,它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舞,激发我性格中善良、友爱的部分,消解心中的自私和卑劣。现在,面对无望的未来,我有机会经受考验,接受基督精神对我的安慰。以前,我在讲道或私下聊天的时候都会鼓励对方说,生活中的苦难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面对它;而我正在试验这句话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的经历也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是一次不能错失的机会。”

监禁期间,最令我们关心的当然是关于战争的消息。我们可以订购英文报纸,但仅限于当地的一个日报,还有大阪每日新闻的英文版。前者的言论完全被日本人左右,内容相当无聊;后者编辑得很不错,主要是给日本国内的人看的,从中得到的消息,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每天晚饭前,我们会喝点酒(不过并不是每次都真的有酒)讨论当天看到的新闻。我们当中的一个人,通常会是霍顿,会研究下当天日报的内容,从中找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们搬到这里时,从霍顿的家里带了一些书籍,大多都很无趣,不过其中的一本地图册,在这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般来说,德国发布的新闻都是比较可信的,相反的,日本则会刻意掩盖对他们不利的部分。第一年的时候,新闻中战争的状况很糟糕,即使不考虑轴心国故意夸大的说法,那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也足够令人沮丧了。我清楚地记得,在被悲观的情绪笼罩的时候,一则新闻令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埃及的阿拉曼成功抵制住了德国的入侵,这种鼓舞人心的消息,我们已经盼得够久了。之后的几个月,我们仍怀着隐隐的担忧期待着,几个新的好消息明确了胜利的导向。从此,在读新闻的时候,我们再也没有感到忧虑,而是乐观地看着胜利的步伐越来越近。

我们学会了如何从日本的新闻报道中分辨出真实的消息,比如,一篇新闻说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曾想在太平洋的某个小岛登陆,但被击退,伤亡严重;之后,美国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这篇新闻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新闻出现,直到一篇报道中提到日本空军轰炸那座岛,我们就知道,美军的登陆成功了。从一些确定的信息我们得知,日军的汽油、运输舰和食物都出现了一定的短缺,并由此推断,不管美国的战绩如何,在德国投降后,日本最多也只能支撑四到六个月。至于美国的情况,我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猜测。有一天,一个大标题的新闻报道引用了美国统计的数据,提到它当月的飞机产量只有七千五百架,比前一个月下降了百分之二。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美国在战时的军备生产规模,带给我们的除了震撼还有胜利的希望。不管日本人想用这百分之二的差别说明什么都根本不重要了。1945年春,我们收到日报的时间开始变得不规律,还经常出现间断,篇幅也出现了缩减,后来就再也没有收到了。很难说我们应该为美军的有效轰炸而感到骄傲,还是为从此失去唯一的消息来源而感到伤心。

德国战败后,日本的政府机构做了一次重大的调整,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分别担任了新的内阁总理和外相。尽管他们用英文发表了一份声明,仍旧狂妄宣称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战争,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在为战争失败寻求台阶了。后来得知,5月份的时候日本已经暗中请苏联做中间人同美国讲和,但遭到了断然拒绝。他们就又找上了蒋介石。日本的国会通过了释放我们的一个议案,并派出了两个外交人员在军官的护送下来到中国,以帝国公告的形式向我传达了这一决定,并要求我去说服蒋介石担当中间人。他们从日本到北京来的艰辛,很好地证明了我们对日军的海、空封锁的效果,原本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可以到,他们却足足花了两个星期。在乘坐飞机的时候,他们要避开我们的战斗机,在乘船度过朝鲜海峡的时候,又遇上了两艘潜艇和三艘驱逐舰,登陆后,还要避开严密的封锁线,终于赶到了北京。这时,他们再次遇上麻烦,日本军方不同意和解,要求他们必须到南京争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的许可。实际上,军方的首脑希望谈判,而东京来的外交人员则想把我解救出来,摆脱宪兵队的监控。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当他们的国家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竟然还是面子问题。

直到7月24日那天,我才开始对这些事有所了解。那天一个卫兵找到我,语气平静地问,是否想跟傅先生见面。泾波当时就在他的后面,身边还有个东京来的军官。军官走上来简单说明了来意,就离开了。泾波又细致地讲了其他方面的事情,并介绍了下当时的战争形势。我迫不及待地回去告诉了两位难友,我想,没有被允许参加这次谈话的他们同样对这些新闻感兴趣。傅泾波的任务就是软化我的情绪,因为日本人认为长时间的监禁,肯定造成了我内心强烈的不满和敌对情绪。两个外交官留在了南京,继续他们的任务。我这次和傅泾波见面的时候,一直有个卫兵坐在旁边监听,泾波后来又来了两次,卫兵就不在了。最后,得到军方的同意,泾波和日本的特使一起过来,我们三个人一块吃了午饭。作为一个外交官,井川显得很有经验,坦言自己的国家已经没有希望赢下战争,希望能够尽早结束目前胶着的状态,而日本也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我提醒说,7月26日的波斯坦会议已经提出了条件,那就是“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也发表声明,同意这个决定。这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日本天皇和内阁能做的就是接受。日本军方的顽固派不仅制造了这场灾难,还固执地不愿意接受战败的结果,是很不明智的。井川对此表示赞同,并说会把我的意见带回东京。

井川先生接着讲道,战争已经耗尽了日本的资源,失去了继续的能力。这和我们从新闻和其他一些信息中推测出来的情况是一样的。联军的长官们如果得知这一消息,也许就不会催促他们的罗斯福总统了。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要求斯大林尽快参加对日战争,并以中国利益为代价,许给苏联在东北很多特权。显然,他们的情报系统还不如扎卡里埃斯少将得出结论的消息准确,他的结论跟我们的推论是一致的。这使得《雅尔塔协议》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注定了中国以及整个非苏联世界的灾难,这并非是罗斯福总统的愈益加重的健康问题造成的,主要是由于我们军事系统的缺陷。

在井川先生离开的前一天,接任他工作的尾关上校跟泾波来了,随身还带着一个翻译。一般日本人很难讲好汉语,但那个翻译却讲得很流利。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气氛很友好。最初,一个日本军官还保持着东方人的矜持,遮遮掩掩地讲着一些言不由衷的场面话,后来,他越来越激动,难以抑制绝望的情绪,承认他的国家局势已经无法不更糟糕了。道别的时候,他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他匆忙地握完手冲出了房间。我向他们表达了意愿,要和两位难友一起被释放,不然我也拒绝。他们说需要向东京请示。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证明,这次自愿在被释放时间上的拖延多少是有好处的。一天,一个中国来客不顾卫兵的阻拦,强行冲了进来,他想知道我和井川先生谈话的结果以及他带回东京的报告的内容。毫无疑问,他是个日本军方的特务,能够进来也是经过特许的。那时的境况让我有一种荒谬感,反而希望卫兵能够严格执法,拒绝所有人拜访。

那段时间,各种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日本广岛被一个神秘的爆炸夷成了平地;苏联军队向东北的日军开战;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尾关大校和泾波带来要释放我们的消息,我们要求见一见长期以来帮助我们的几位瑞士和挪威的朋友,其中丝格尼·丝克劳夫赛特甚至早早地就准备好了四个小蛋糕,想要跟我们享受四点钟的下午茶。但是最终,他们只允许我一个人在门口和她进行短暂的交谈。虽然如此,可我还是抱着乐观的心态想,至少可以告诉另两个人,她是真的存在的,而且像我们一直想象的那样美好。那天,得到允许,还有一个瑞士人来看望我们,与我们进行了几分钟的谈话,另外一个是在第二天上午过来的。

8月17日的下午,宪兵司令部突然把我们叫走了。要是在过去,我们一定会紧张得要命,但经过最近的一系列事情,我们收到各种有利的消息,已经做好了面对任何情况的思想准备。很短的一段路程,卫兵开车送了我们,并领着我们进了司令部的会客厅。过了一会儿,司令官过来了,他穿戴整齐,身后跟着他的下属和两名大使馆的翻译。简单的寒暄过后,他对我们被监禁表达了歉意,并说我们从此自由了。我们尽量用恰当的语言回答了他。他和我们礼貌地握了握手,结束了这次会面。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我们回来的时候,住处已经围了很多人,我们的一些中国朋友也在其中。大门敞开着,过去那些严格的卫兵开始允许人们自由出入。

对我们来说,三年八个月零十天的监禁生活是如此漫长,现在终于结束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日本不得不投降的情况下,我可以向蒋介石为他们说情。霍顿博士的任务就是照顾我的健康,好使我在某个时刻去完成这个使命;而我和霍顿都是各自学校的负责人,于是博文就成为他们扣留的第三个人质。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征服中国的幻想破灭了,三十多年来,它成为中国人的噩梦,给中国人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和阴影,也造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现在,军国主义的野心终于被消灭了。

从监禁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与过去的朋友和同事们重聚,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仍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获释之前,我和两位难友讨论出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说要痛快地洗个热水澡。我也是这么做的,每天都会沉浸在舒服的肥皂泡中。8月的北京拥有最美丽的颜色,我开着车穿过莲花盛开的池塘,在熟悉的景色中自由穿梭,兴奋得像个孩子。在刚过去的那段孤寂的生活里,我曾对自己说,不会再因为拜访的客人太多而有任何抱怨;我重获自由的头几天,每天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我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誓言。

我和中国教师委员会的成员见面是在第二天,他们都在燕京大学有行政编制。我组建了一个“校长咨询委员会”,并请求他们都加入进来。在抗日时期,他们都经受了残酷的考验,没有在监禁中向日本人妥协。很难再找到比他们更加忠诚的同事了。当时,学校已经被日军改造成战时医院,各种教学器材也损失殆尽,在我提议要着手校园的建设时,他们已经做出了完善的计划。我们准备招收四百名大一新生,并在10月10日国庆节那天恢复课程。尽管我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不可能办到,我也清楚当中的困难,但凭着大家的热情和决心,我们还是在最后办到了。

开学典礼如期举行,我们希望办得能像往常般热闹,可不巧的是,新政府把接受日本投降的时间定在了同一天,而且是同一个时刻。官员们,包括那个主要的演讲人都必须参加。我们为此感到很沮丧,不过反过来又觉得这为开学典礼增加了一些历史意义。典礼是在10点正式开始的,这样就成为了“三十节”,大家的演讲也同样很精彩。洪业博士曾立下誓言,在日本撤出中国前不做任何演讲。现在,他有机会破除自己的誓言,在台上发挥得很好。那天天气很好,礼堂里坐满了人,在日本人宣称“燕京大学死了”的四年后,我们重新在这里重聚,享受回归的愉悦。

从8月17日那天被获释,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我就乘坐一架美国的军用飞机前往重庆。这次的旅程是由一个军事代表团安排的,他们在出发的前几天到的北京。不过,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顺利。我们先被带到了昆明,在那里的一家美国军医院接受“processed”(加工处理,我第一次见这个词被用在这里)。跟我一样要接受“处理”的,还有几百个美国人,他们来自太平洋地区的各个地方,正准备回国。我提出抗议说,我要去的是重庆,不可能将传染病带到美国。这不仅没有免受“处理”,反而让人以为我是个怪物。跟我同行的傅泾波也同遭厄运,在脱离了日本人的魔爪后,我们再次落入美国人的控制中。这短暂的耽搁令人很是生气,不过对方谦逊的礼节和高效的办事速度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月1日,我们到了重庆。第二天,蒋介石主席举办了一场外交上的招待会,我在会上见到了很多老朋友。赫尔利大使就站在主办人的旁边,前段时间,他去了趟延安,跟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一同回的重庆。毛先生看到我后,很亲切地打了招呼,并说在延安有很多燕大的学生。我笑着回答说自己对这个情况有所了解,并希望对那些学生的教育没有令人失望。几天后,周恩来邀请我和泾波吃午饭。那是在一个学生的家里,他们热情地进行了招待。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周恩来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和平会议,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常会坐在一张谈判桌上。

到重庆没多久,我就因为气候的突然变化得了重感冒,不停地咳嗽。这被称为“重庆咳”,在当地很常见。晚上的时候,疾病的折磨令我难以正常休息,这个状况持续了三个星期,直到我回到北京才好起来。这段经历让人有些尴尬。在结束了监禁生活后,我很高兴能在这里——抗战的临时首都,见到很多的老朋友和有趣的人。我也乐意接受他们的邀请,参加聚餐或是演讲活动,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关于我归来的这个世界之前发生的事情。所有的这些都使我兴致盎然,在正常情况下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然而,就像激情和兴奋造成的精神上的疲惫,那倒霉的咳嗽也造成了我身体上强烈的不适。

之后去成都度过的两天加重了这种情况。一批无限忠诚的中国流亡教师在这里组织了燕京大学。在租来的房子里,他们招收了大约四百个学生。大概只有见到过沿海各省流亡的大学,或是遭受过战争灾难的人,才能理解他们当时情况的窘迫,没有图书馆、教学器材、教科书,任何物资都是匮乏的。男生的宿舍是一座古老、美丽的孔庙,里面到处都是老鼠,但仍然挤满了人。最令女学生们困扰的是消灭不掉的臭虫。不过他们仍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和热情。尽管我仍在不停地咳嗽,有很多场演讲要参加并且筋疲力尽,但面对着这些仍在坚持的老师和学生,听着热情的掌声,我体会到他们在困境中的勇敢和执著,突然觉得近四年的监禁并不算什么。回到重庆,数百个燕大的毕业生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宴会,地点是在一个坐落在江边的美丽饭店里。来参见的人越来越多,虽然饭店经理一直忙着添加桌椅,但还是很多人没有座位,不得不离开。

经过一再拖延,我终于坐上了离开的飞机。中途,我在山东的潍县做了短暂的停留。抗战时,日本将华北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关在了这里。没有打招呼,飞机便直接降落在了集中营的空地上。尽管日本在六个星期前已经投降了,但那些不幸的人还没有得到释放。这又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聚会,因为当中有很多燕京大学的同事和朋友。我在那里逗留了二十四个小时,对他们监禁的环境有了一些了解。相比起来,我们三个在物质方面要好得多,不管是住所、饭食,还是服务,都是如此;他们的住所非常拥挤,自己的事情全要靠自己完成,还必须和各种各样的人相处。我们那里,每个人有着独立的空间,有大量空闲的时间,但却单调、无聊到可怕的地步。而他们每天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经常还有一些集体的宗教、体育和社交活动,很难有时间感受到无聊和寂寞。

回到北京后,在医生的要求下,我在床上躺了三天,不能见人,不能做事。

十一

在我获释后,燕京大学的纽约总部就一直在催促我尽快过去,同时海军也同意我搭乘他们的飞机回国。我当时看上去一定很衰弱、可怜,因为见到负责此事的官员后,他要求我必须乘坐“医用飞机”。于是在他热情的关心下,我和海军的病员、伤员一起登上了飞机,上面配备着担架和一个护士。

飞机在关岛停留了一天两夜,趁此机会,我和一个旅伴开着借来的吉普车绕海岛转了一圈。海军基地的宏大令我印象深刻,还有两座美丽的公墓。他们对岛上的土著居民做了很好的照顾,这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还有机会登上了一架B29轰炸机,以前,日本人在报纸上对它有过描述。最后我们游了泳,充分感受了这个热带岛屿独特的魅力。之后,飞机又在珍珠港逗留了两天半。我依旧住在军官的病房中,尽管我多次反对,但每次上下飞机他们都会用担架抬送,用救护车送我进出医院。同时,他们承诺,如果我申请的话,可以得到假期,到岸上去游玩。

第二天刚好是感恩节,我和在檀香山的燕京校友共同度过了这个节日。中午是中式的午餐,晚上则是美式的感恩节大餐,并且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吃。次日,我又参加了这个城市里朋友们的招待会。因为正住在一个设备优良的海军医院里,我可以尽情地享受美食,而不用担心肠胃的问题。

到了奥克兰机场后,按照通常的做法,我又被送到了奥尔诺尔医院,由一位医生来照看。我问他接下来要做什么。显然,医生也很困惑,因为这个特殊的病人身上只有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没有任何疾病的病人”,但有权利乘坐海军的飞机回到美国。不过在了解到我需要尽快赶到纽约后,医生和他的同事经过商量,回答说,既然海军的运输队已经照顾了我这么远,他们可以送我去纽约。晚上9点的时候,在狂风暴雨中,飞机穿过整片内陆,降落在布鲁克林。当我们像海上的船舶一样晃来晃去的时候,我自嘲地想到,为什么这次漫长而平静的旅程会以这样的灾难作为结束呢?想到我们穿越大洋时,海军航空运输队每个人的体贴和细心,我感到非常愉悦。其实,我遇到的我们的军队都是这样的。在昆明的一个医院里,我问一名护士说,你们是不是都会接受某种培训,或是被特别要求?她对我提出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

到了纽约办事处后,我见到了一些老同事、董事会的成员,同时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来信,这让我激动不已。这还让我看到,在我和两位难友被监禁的日子里,他们的关心和焦虑以及国务院为营救我们所做出的努力。

经过日本人的破坏,燕京大学的修复需要大量的资金。但在这个时候,利用朋友们的同情来获取资助,显然是我不能接受的,办事处的人也同意这个看法。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他们还决定不作公开的演讲,只是在全国做一个巡回的“筹资旅行”。这次的安排比以往轻松、愉快了很多,通常是举办午餐聚会、晚宴或是招待会。而我作为主人,并不需要刻意去做些什么,以免双方因为捐助而发生不愉快。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往南走得最远也就到了华盛顿,根本没有机会去我家乡所在的南方一带,这令我很着急,因为那里才是我感情所系的地方,我的亲戚朋友们也大都在那里。

在华盛顿,我和弟弟瓦润,还有我的儿子,一起度过了圣诞节。我儿子在温切斯特做牧师,我每次到华盛顿,他都会跑来看我,为我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