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听父亲大声呵斥我的错误，以至于时至今日，一次失败已足以使我跟他一样暴跳如雷。我已经将父亲——他的焦躁、他的完美主义、他的愤怒——内化于心。我再也不需要父亲折磨我了。从那天以后，我开始了自我折磨的征程。

那一年我7岁，不停地自言自语着，不仅仅是因为我内心恐惧不安，还因为没有人愿意倾听我的心声。我急促地呼吸着，喃喃自语：安德烈，赶快退出吧，放弃吧。丢下你的球拍，离开这片球场，马上！回到房间里，吃些好吃的，和丽塔、菲利或塔米随便玩点儿什么，或坐在妈妈身旁，看她织毛衣或者做拼图游戏。那听起来多么动人！那种感觉肯定美妙至极，不是吗，安德烈？赶快退出吧，从今以后彻底告别网球，那样不是很好吗？

但是我不能。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父亲会拿着球拍满屋子追我，更是因为我体内的某些东西，某些神秘的、看不见的“肌肉”不容许我那样做。我憎恨网球，全身心地恨着，但我仍在不停地打球，不停地击球，每个早上，每天下午，因为我别无选择。无论我多么想停下来，我都没法就此止步。我不停地乞求自己：停下来吧，停下来吧，但是我却还在继续挥臂击球。这种矛盾，这种存在于我所想的和我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似乎已成为我生活的核心。

此时此刻，我的仇恨集中在“大龙”身上。“大龙”是脾气暴躁的父亲改造的一台网球发球机，它黑黢黢的，有着大个的橡胶轮子，在底座处还印有用白色大写字母拼写的单词“王子”。初看上去，“大龙”与美国所有乡间俱乐部里的发球机没什么不同，但事实上，它是一个从我的漫画书中跑出来的活生生的家伙。“大龙”有头脑，有主见，有一颗黑色的心，并且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嗓音。在又一次将球吞到肚子里后，“大龙”发出了一连串令人作呕的声音。随着它喉咙处的压力不断增大，它开始呻吟。当球马上就要从嗓子眼儿挤出时，它开始尖声叫喊。虽然一度“大龙”发出的声音听起来竟有那么点儿憨憨的感觉，但是当“大龙”死死地瞄准我、以110英里的时速朝我发球时，它发出的声音则是恐怖至极的怒号。每当听到这种声音，我都不禁战栗不已，连连后退。

父亲故意把“大龙”改造得如此可怕。他给它安了一根超级长的脖子（由铝管制成）和一个窄窄的头（也是铝制的）。每次发球时，这个铝头都像准备大“抽”一场的鞭子一样，暂时缩回。他还把“大龙”装在几英尺高的底座上，与网球网齐平，因此“大龙”要比我高许多。如果说7岁的我和同龄人比起来可以用“矮小”来形容的话（因为我总是缩着身子并且留着西瓜头——我父亲每两个月给我剪一次头发），那么站在“大龙”面前，我看起来就只能说是“渺小”了。我感觉自己是那么微不足道，孤立无助。

父亲使“大龙”高高在上，不只是因为这样我才能专注于它并且景仰它，更为重要的是，他想让“大龙”嘴里射出的球正好落在我脚下，就像从飞机上投掷下来一样。球沿着这种轨道飞行，就几乎不可能以常规方式弹回。我必须每次都在球的上升期就击中球，不然的话它就将反弹并飞过我的头顶。即使那样，父亲也并不满意，他喊道：早点儿击球！再早点儿！

父亲每次都要喊两遍，有时要喊三遍，有时甚至是十遍。“用力点儿，”他说，“再用力点儿！”但是用力又有什么用？无论我多么用力地击球，多么早地击球，球都会再飞回来。我击过网的每个球只是又一次消失在已经覆满球场的成千上万个网球中而已。它们波浪般地涌向我，一波又一波，永不停息。我无法转身，无处迈步，甚至无法原地转圈。只要我稍稍移动，我就会踩到球，而我绝对不能踩到球，因为父亲绝不容许。只要踩到父亲的一个网球，他就会怒吼不已，仿佛我踩到的是他的眼球。“大龙”每喷出三个球，就会有一个击中地上的球，使其疯狂地向一侧弹去。我要在最后一秒钟调整好姿势，及早地击中球，把球巧妙地打过网。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非凡的反应能力，我也知道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能够看到那个球，更不要说击中了，但是我一点儿也不为我的反应能力而自豪，而且我也不会受到赞扬——那只是我应该做到的。每一次击中球都是意料之中的，而每一次漏球则是一场危机。

父亲说，如果我每天击球2500次，每周就会击球17500次，这样一年结束时，我击球的次数就将接近100万。他相信数学，他说数字是不会骗人的。如果一个孩子每年击球100万次，那么他将是不可战胜的。

“早点儿击球，”父亲喊道，“该死的，安德烈，早点儿击球！追着球，追着球！”

现在他正催逼着我，直接冲我的耳朵大喊着。击中“大龙”朝我发射的每一个球还并不够，父亲想让我比“大龙”更有力、更迅速，他想让我打败“大龙”，这使我惊慌失措。我对自己说：你打不败“大龙”的，你怎么能打败一个从不停歇的对手呢？仔细想想，“大龙”与父亲非常相像，只是父亲比“大龙”还要可怕——至少“大龙”是矗立在我面前的，在我视线所及的地方，而父亲则一直待在我的背后，我几乎看不到他，只能听到他不停地在我耳边叫喊，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再来个上旋球！用力击球，再用力点儿！不要击球下网！该死的，安德烈，不要击球下网！”

没有什么比击球下网更让父亲狂怒不已的了。当我把球打出边线时，他颇为不悦；当我把球打出底线时，他会大喊大叫；而当我回球失误，球下网时，他则会大发雷霆，破口大骂。失误是一回事，击球下网则是另一回事。一遍又一遍，父亲不断地说着：球网是你最大的敌人！

这个敌人，在父亲的“帮助”下，比标准高度高出6英寸，因此要避免遭遇它简直难上加难。他认为，如果我能战胜这一高网，未来的某一天我也将毫无疑问地征服温布尔登的球网。至于我并不想在温布尔登打球这一点，从来都不会被考虑。我想什么无关紧要。有时我会与父亲一起在电视上看温布尔登网球赛，我们都支持比约恩·博格，因为他是最优秀的，他从不停下前进的脚步，他是最接近“大龙”的——但是我不想成为博格。我钦佩他的天赋、他的精力、他的风格，我钦佩他那种使自己完全沉浸于比赛的能力，但是如有一天我能够拥有他那种品性的话，较之将其耗费在温布尔登的赛场上，我更愿意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我自己选择做的事情。

“用力击球，”父亲喊道，“再用力！现在反手击球，反手击球！”

我的胳膊似乎已经不是我的了。我想问，爸爸，还要练多久？但是我没有问。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尽可能用力地击球，然后更加用力点儿。一次挥拍，我力量十足、干净利索地击中了球，力量之大、速度之快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虽然我憎恨网球，但是我仍会为精妙绝伦的一击而欣喜不已，那是我唯一的平静时刻。只有当我完美地完成某事时，我才能享受到那片刻的清醒和平静。

但是，“大龙”也做出了完美的回应，更加迅速地喷射出了下一个球。

“减小拉拍幅度，”父亲说道，“小拉拍——对，就是那样。刷球！刷球！”

父亲有时也会在吃饭时示范。他说，把你的球拍放在球下面，刷，刷。他做这个动作时，就像一个画家轻轻地摆弄着画笔。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唯一“轻轻地”做过的事情。

“网前截击，”他喊道，“努力去截击！”作为一个出生在伊朗的亚美尼亚人，父亲会说五种语言，但是没有一种说得很好，而且他的英语口音很重，总是把 v 和 w 搞混，因此当他说“网前截击”（work your volleys）时，听起来就像“网前集结”（vork your wolleys）。在所有的指示语中，这是他最喜欢的。他总是大叫着“网前截击”，甚至我在梦里都能听到：网前集结……网前集结。

我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网前截击，现在满眼都是黄色的网球，绿色的水泥场地早已淹没其中。我像老年人那样拖着脚走着，行动极其缓慢。终于，父亲也不得不承认球太多了。那会适得其反的。如果我无法移动，我们就不能完成每天2500次的击球定额。他加大鼓风机的速度，这个庞然大物本是用来在雨后吹干球场的，当然在我们居住的这里——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从来都不会下雨，因此父亲用这台机器将网球圈在一起。就像那台发球机一样，父亲也对这台原本为标准规格的鼓风机进行了改造，使它成了又一个怪物。我还记得5岁时，我被父亲拖出幼儿园，和他一起进了一个焊接车间，看着他亲手打造了这台割草机式的疯狂机器——可以即刻移动数百个网球，这是我为数不多的童年记忆之一。

现在，我看着他推着这台鼓风机，看着一个又一个网球从他那里拼命奔逃，我不禁同情起这些网球来。如果“大龙”和鼓风机有生命的话，那么那些网球也有生命。也许它们正在做一件我若能做就一定会做的事情——逃离我的父亲。在把所有网球赶到一个角落后，父亲拿起一把雪铲，把球铲进一排垃圾桶和污水桶里，然后他就会用这些球喂饱“大龙”。

他转过身来，看见我正注视着他，就喊道：“该死的，你到底看什么呢？继续打你的球，继续打你的球！”

我的肩膀疼痛难忍，简直无法再击球了。

我又击中了三个球。

哪怕是一分钟，我都无法坚持下去了。

我又坚持了10分钟。

我有一个办法。偶尔我会故意把球打得很高，这样球就会飞出围栏。当然我会设法使球撞到球拍的木框，这样听到声音，父亲就会认为这只是一次击球失误。当我需要休息时，我就会这样做，而同时脑海中就会反复出现这样一种想法：我肯定已经相当棒了，因为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击球失误。

父亲听到球击中拍框的声音后抬头往上看，看到球飞出了球场。他大声叫骂，但是他听到了球和木头相撞的声音，知道这是次意外。此外，球毕竟没有触网。他大步地跑出院子，跑到沙漠里。现在我有4分半钟的时间稍微休息一下，看看在头顶悠闲盘旋的老鹰。

父亲喜欢用他的来复枪射杀老鹰。我们的房子周围堆满了他的战利品，屋顶上到处都是老鹰的尸体，壮观程度不亚于覆满网球的球场。父亲说他讨厌鹰，因为它们会凶狠地捕食田鼠和其他毫无防御能力的沙漠动物，他不能容忍强者掠食弱者（这也体现在他钓鱼时，无论钓到什么鱼，他都会亲吻它们满是鱼鳞的头部并将它们放回水中）。当然他不会为“捕食”我而感到内疚，看到我在他的吊钩上大口地喘气也丝毫不会良心不安。他没有发现这种矛盾，也丝毫不在意这种自相矛盾。他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荒凉的沙漠中，我才是最无助的生物。我真的很想知道，如果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否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

现在他又大步跑回了球场，只听砰的一声，那只球被无情地扔进了垃圾桶。此时，他发现我正凝视着老鹰，不禁对我怒目而视：“你他妈的在干什么？不许再想了，他妈的不许再想了！”

球网是最大的敌人，但是思考是最严重的罪过。父亲认为，思考是所有罪恶之源，因为思考是行动的对立面。当他发现我在球场上思考，或者说做白日梦时，他的反应会极其强烈，仿佛我正从他钱包里偷钱一样。我经常想我怎么能不去思考呢。我怀疑父亲之所以声嘶力竭地阻止我去思考，正是因为他知道我天生是一个思想者。或者，正是由于他不停地呵斥，才将我变成了一个思想者，是这样的吗？我不停地思考网球之外的事情，是在进行一种反抗吗？

我更愿意这样想。

我们的房子建造于20世纪70年代，已破旧不堪，墙面的灰泥多已剥落。窗户装有栅栏。在那些鹰的尸体下面，是铺有木瓦的屋顶，但木瓦多已松动，而且很多已经不知去向。大门上有一个牛颈铃，每次只要有人进出，它都会发出响声，如同拳击比赛的开赛铃一般。

父亲把房子高高的水泥外墙都粉刷成了明亮的森林绿。为什么？因为绿色是网球场地的颜色，当然也是因为父亲喜欢简便地给别人指明去我家的路：向左转，向南走半个街区，然后找翠绿色的墙。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访客。

房子的四周除了沙漠还是沙漠。对我来说，沙漠就是死亡的另一种说法。这里只有些零星生长的多刺灌木、风滚草还有响尾蛇，除了作为人们抛弃厌倦之物——床垫、轮胎等——的地点外，我们家周围的沙漠似乎并不具有存在的理由。拉斯维加斯——赌场、酒店、长街——在远处依稀可见，如同五彩斑斓的幻梦。

父亲每天都会开车驶入那一幻梦。他是一个赌场的侍者领班，但他拒绝就近居住。我们搬出来，搬到了这片无名之地，这一虚无之地的中心，因为只有在这里，父亲才买得起一座房子，有足够大的后院，可以供他建造一个理想的网球场。

这是我的另一个童年记忆：同我父亲和房产经纪人在拉斯维加斯转来转去看房子。如果搬家不是那么令人惶恐不安，这本应该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每到一座房子，房产经纪人的车还未停稳，父亲就会跳下车子，大踏步地走在人行道上。经纪人一边快步紧跟我父亲，一边喋喋不休地讲着当地学校、犯罪率、房贷利息等情况。但是父亲根本不会去听，他径直盯着前方，直接冲入房子，穿过起居室、厨房，直奔后院。到达后院后，他便掏出卷尺，开始丈量。只有达到宽36英尺、长78英尺——一个网球场地的尺寸——他才会满意。他一次又一次地喊道：不够大！快点儿，我们走！然后父亲就会大踏步穿过厨房、起居室，回到人行道上，而经纪人则紧赶慢赶，尽力跟上父亲。

我们曾经看过一座房子，我的姐姐塔米非常喜欢。她恳求父亲买下它，因为那座房子的形状很像字母T，而T又恰恰可以代表她的名字（Tami）。父亲差一点儿就买下了它，可能是因为T也可以代表网球（Tennis）。我也喜欢那座房子，妈妈也是。但是房子后院的长度太短了——差了几英寸。

“不够大！我们走。”

终于我们看到了这座房子，它的后院如此之大，以至于父亲根本不必费时去量它。他只是站在院子的中央，慢慢地转身，凝视着，微笑着，畅想未来。

“就这个了。”他平静地说。

我们还没有搬完家，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建造他那梦寐以求的球场了。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他是怎么建成这个场地的。他从来没有干过一天建筑活儿，无论是混凝土、沥青还是排水系统，他都一概不知；他也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书，或者咨询过有关的专家。他只是在脑子里构思一个粗略的画面，然后就着手将那个画面变成了现实。就像很多他做的事情一样，他仅凭无人能及的执拗和精力，以强大的意志力建造起了这片网球场地。我想他可能也正在对我做着相似的事情。

他当然需要帮助，浇筑混凝土可是一项大工程。因此每天早晨，他都会载我到拉斯维加斯长街上的一个小餐馆Sambo's，在那里，我们会从在停车场闲逛的那群人中雇几个老手。我最喜欢的是鲁迪，他有着在战斗中留下的伤疤，以及厚实发达的胸部。鲁迪总是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好像知晓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处何处似的。鲁迪和他的工友会跟着我和父亲回到家里，然后父亲会告诉他们需要做些什么。3个小时后，父亲和我会跑到麦当劳，买几大袋巨无霸和炸薯条。等我们到家后，父亲会让我摇铃叫那些工人们吃午饭。我喜欢犒劳鲁迪，喜欢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我也十分赞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一点，除了辛勤耕耘意味着不停地击球。

有鲁迪和巨无霸的日子很快就一去不复返了。突然之间，父亲有了他的后院网球场，而这也意味着我进了“监狱”。我曾帮忙为那些建造这个牢笼的囚犯苦工提供食物；我曾帮助丈量和描画那些终将困住我的白线。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别无选择。这也是我一切所作所为的原因。

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到底想不想打网球，更不要奢求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将网球视为一生的事业。事实上，母亲认为我生下来就注定是个牧师，但是她说父亲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就已经决定让我成为一个职业网球手。她进一步补充道，当我一岁时，我以行动证明了父亲是正确的。观看乒乓球比赛时，我只转动双眼，而从不转动头部。发现这一点后，父亲激动地大叫母亲来看。

“看，”他说，“你看到他只转动眼睛了吗？他是一个天才！”

母亲告诉我，在我还在摇篮里时，父亲就在我的头部上方吊了一些可以左右晃动的网球，鼓励我用一个他根据我的手的大小改造过的乒乓球拍拍击它们。我3岁时，他给了我一个锯断了的球拍，然后告诉我，我用这个球拍随便打什么都可以。我专打盐瓶，我喜欢朝着玻璃窗用力击打它们，我还用它打狗，一击即中。父亲从不会为某事着迷，而我会为很多事情着迷，但从不会为用一个球拍狠狠地击打什么而如痴如醉。

我4岁时，他总是尽力使我能够与路过我们小镇的网球巨星对打一场。第一个来的是吉米·康纳斯。父亲告诉我，康纳斯是网球历史上最优秀的选手之一。而对我来说，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梳着和我一样的西瓜头。我们打完之后，康纳斯告诉我父亲我一定会变得非常优秀。

父亲愤愤地说：“我早就知道了。非常优秀？他会成为世界第一！”

他并不是想获得康纳斯的认可，他只是在寻找一个可以和我打一场比赛的人。

康纳斯无论何时来拉斯维加斯，我父亲都会为他的球拍穿线。我父亲是一个穿线大师（还有谁会比我父亲更善于制造并维持“紧张”状态）。程序总是那样的。早上，康纳斯给我父亲一盒网球拍，8小时后，父亲和我会在长街上的一家餐厅与康纳斯会面。父亲会打发我去，捧着那些已重新穿好线的球拍。经理会指给我一个远处的角落，康纳斯和他的随从们坐在那里。康纳斯背对着墙，坐在正中央。我小心翼翼地把球拍递给他，一句话也不说。餐桌上的谈话会突然停止，每个人都会向下看我。康纳斯一把抓过那些球拍，然后随手放在椅子上。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自己很重要，仿佛我刚刚把磨好的剑交给了三个火枪手之一。康纳斯随后会揉搓一下我的头发，说些嘲讽我或我父亲的话，之后桌旁的每一个人都会发出疯狂的笑声。

网球打得越好，我在学校的表现就越糟，这使我很痛苦。我喜欢书本，但是感觉总会被它们打败；我喜欢老师，但是常常弄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似乎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学习或处理一些基本事实。虽然有着异乎常人的记忆力，但我总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在我这里，某些问题常常需要被解释两遍乃至三遍（难道这就是为什么父亲每件事情都要喊两遍的原因吗）。另外，我也知道父亲痛恨我在学校待的每分每秒，因为那就意味着我的练球时间会相应缩短。讨厌学校，因此在学习上一塌糊涂，才是对父亲忠诚的一种表现。

有些时候，当父亲驾着车送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上学时，他会微笑着说：“伙计们，要么这样吧，咱们不去学校了，我带你们去剑桥壁球俱乐部怎么样？你们整个上午都可以打球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们知道他想让我们说什么，于是我们说：“太棒了！”

“不过不要告诉你们的母亲。”父亲说。

剑桥壁球俱乐部就位于长街以东，长长的、矮矮的屋顶，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内有10个硬地球场，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令人不适的气味，我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气味——或许是由灰尘、汗水、止痛剂以及某种酸腐的、刚刚过期的食品混合而成的。父亲将剑桥俱乐部视为我们家房子的某种补充。他和俱乐部老板冯先生站在一起。他们密切注意着我们，以确定我们一直在打球，而没有浪费时间说说笑笑。终于，父亲吹口哨了，这种哨音我无论在哪里都能辨识出。他把手指放在嘴里，使劲地吹了一下，而那意味着一局、一盘、一场比赛的结束，也意味着立即停止击球，钻到车里，马上！

哥哥和姐姐总是先于我停下来。老大丽塔、哥哥菲利和姐姐塔米，他们网球打得都很好，我们就是网球世界中的冯·特拉普家族。但是，我——家里最小的孩子——才是最棒的。父亲是这样对我、我哥哥和姐姐以及冯先生说的：安德烈错不了。那也是为什么父亲对我关注最多。我是阿加西家族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希望。有时对于父亲的额外关注，我很是欣喜，但是有时我宁愿他对我视而不见，因为父亲有时是那么可怕，他会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例如，他常常把拇指和食指伸进鼻孔里，狠狠地拔出一撮浓黑的鼻毛。那种疼痛感足以使人泪流不止，而他却借此振奋自己的精神。他就是以这种方式训练自己的。出于同样的精神，他刮胡子时根本不用肥皂和乳霜，他只是随便用个一次性的剃须刀在他那干燥的脸颊和下巴上刮来刮去。他的脸因而总是会被弄破，而他只是让血一点一滴地顺着脸颊和下巴自由流下，直到血液自行凝固。

当承受压力时，当心神烦乱时，父亲常常会茫然凝视着什么并喃喃自语：“我爱你，玛格丽特。”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问母亲：“爸爸在和谁说话？谁是玛格丽特？”

母亲说当父亲在我这个年龄时，有一次他在池塘上滑冰时，冰裂开了，他掉进了裂缝里，几乎被淹死——很长时间都没能恢复呼吸。一个名叫玛格丽特的妇女把他从水里拽了出来并且救活了他。他以前从未见过她，之后也未能与之相见，但是一次又一次，他会在脑海中与她相见，同她交谈，并用最温柔的声音向她表达谢意。他自称，玛格丽特的幻觉每次都不期而至，如同疾病发作一般。而在幻觉出现时，他就丧失了意识，过后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父亲生性好斗，他永远都在为战斗做着准备。他坚持不懈地练习拳击；他总是在车里放一个斧柄；离家时，他会在每个口袋里都塞上一把盐和胡椒粉，这样一旦卷入一场街战，便可以用它们防身。当然，有些时候，他是在与自己进行着最为激烈和艰苦的战斗。他有慢性颈强直症，必须不断用力地扭动和拉伸头部，才能使脖子得到放松；而这样不起作用时，他就会像狗那样摇动自己的身躯，把头猛地从一边摆向另一边，直到脖子发出一声类似爆爆米花的声音才作罢；而当这都不起作用时，他则会求助于那个吊在屋外马具上的重重的吊带。父亲会站在椅子上，挪开吊带，把马具套在脖子上，然后踢开椅子，脚一直悬在空中。他的冲力会突然间被马具遏止。第一次看见他这样做时，我正在各个房间中穿梭，偶然抬头一看，竟看到了父亲，他正踢开椅子，脖子被马具紧紧勒住，他的鞋子悬在离地面三英尺的空中。我毫不怀疑他正在自杀。我歇斯底里地跑向他。

看到我脸上那惊恐的表情，他咆哮道：“你他妈的过来干什么？”

而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在与别人进行搏斗，而且这些斗争通常都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在最难以预料的时刻爆发。例如，他在梦里常常打拳击，而且经常会突然挥臂打到半睡半醒的母亲。又例如在车上，父亲最喜欢的事情是一边驾驶着他那辆绿色的柴油机奥兹莫比尔，一边随着磁带里放的音乐哼着劳拉·布兰尼根的歌。但是如果哪个司机超了他的车、挡住了他的路或者胆敢抗议我父亲的挡路行为，生活就会一下子阴暗起来。

有一天，父亲开车载我去剑桥俱乐部。他同时开始了一场与另一个司机的气势汹汹的竞赛。父亲停下来，下了车，让那个男人也从车里出来。但由于父亲挥舞着斧柄，那个男人拒绝出来，于是父亲就猛地将斧柄向那辆车的前灯和尾灯砸去，瞬间玻璃碎片四处飞溅。

还有一次，父亲用手枪指着另一个司机，而我坐在他的右边，他持枪的胳膊直直地伸过我的面前，枪的位置正好与我的鼻子齐平。我直愣愣地盯着前方，没有动。我不知道那个司机做错了什么，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就像我在球场上击球下网一样，他也触犯了我父亲的大忌，只不过这次是关于汽车的。我感觉到父亲的手指正在扣动扳机，然后我听到那个司机猛踩油门跑掉了，随后就是我难得听见的父亲的大笑声——他笑得五脏六腑都要出来了。而我告诉自己我将永远铭记这一刻——我父亲大笑着，举着一把枪，而枪就在我的鼻尖下面——即使我活到100岁。

当他把枪放回后备箱，开动汽车后，父亲转向我，说：“不要告诉你母亲。”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即使我告诉了母亲，她又能做什么呢？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反抗的话。难道父亲认为万事皆有可能吗？

在拉斯维加斯一个罕有的雨天，父亲开着车载我去母亲的办公室接她回家。我正坐在横排长座的那一端，一边唱着歌，一边玩耍。就在父亲并入左车道准备拐弯时，一个卡车司机朝我父亲按喇叭，因为父亲显然忘记了打转向灯，而父亲却朝那个司机竖起了中指。他的动作如此之快，以至于他的手几乎打到了我的脸。那个司机冲父亲喊了句什么，从父亲嘴里则蹦出了一连串骂人的话。卡车司机停下车，打开了车门。我父亲也停下来，跳下车。

我爬到后座上，从车后窗向外张望。雨下得更大了。父亲逼近那个司机，那个司机挥拳一击，父亲迅速低下头，那一拳从他头顶扫过，紧接着他又给了对方一个上勾拳。那个卡车司机横在了硬硬的路面上。他死定了——我确定。即使当时没死，他也很快就会死的，因为他正躺在马路中央，总会有车子从他身上碾过。父亲回到车里，然后发动车子载我离去。我呆坐在后座上，透过后车窗看着那个卡车司机，看着雨水重重地打在他的脸上，他却毫无感觉，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意识。我转过身来，看见父亲一边咕哝着，一边对着方向盘左右击拳。在马上就要到母亲的办公室之前，他低头看看自己的手，紧握拳头然后又松开，以确定他的关节没有受到损伤。然后他朝后座看过来，与我四目相对，但是似乎他正注视着的是玛格丽特，而不是我。他稍稍温和地对我说：“不要告诉你母亲。”

每当我考虑告诉父亲我并不想打网球时，这些时刻以及许多类似的时刻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除了对父亲的爱，除了想让他高兴外，我也不想让他心烦。我不敢。当父亲心烦意乱时，坏事情就会发生。如果他说我将以网球为生，如果他说我将成为世界第一，那么那就是我的命运，我所能做的只有点头同意并毫无条件地服从。我建议吉米·康纳斯或者其他任何人最好也这么做。

在通往世界第一的路上，首先要翻越的是胡佛大坝。我快8岁时，父亲对我说现在是时候了，是从只是在后院与“大龙”对打或者在剑桥俱乐部打球变为参加实际比赛的时候了。在现实比赛中，父亲对我说，我的对手将是来自内华达、亚利桑那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同我一样的活生生的小男孩。每个周末，我们全家都会挤进车里，然后或者沿着美国95号国道向北驶到里诺，或者向南行驶，穿过亨德森、越过胡佛大坝并横穿沙漠地区到达菲尼克斯、斯科茨代尔或者图森。除了被限制在网球场，我最不愿意的就是和父亲一起待在车里，但是那似乎是命运使然，我的童年注定要被困在这两个大箱子里，我只能默然接受。

我赢得了我所参加的10岁及10岁以下年龄组7项赛事的全部冠军，这也是我最初的胜利。父亲对此无动于衷，觉得我只是在做分内的事。坐车回家的途中，翻越胡佛大坝时，我不禁注意到那些被死死困在巨大高墙后的水。我看到刻在旗杆底座上的铭文：以此纪念那些怀揣着使荒凉的岛屿变得郁郁葱葱、硕果累累的信念的人……我不停地思忖着这个短语——荒凉的岛屿。还有比沙漠深处我们家的房子更荒凉的地方吗？我想到父亲体内暗涌的愤怒就如同被困在胡佛大坝后的科罗拉多河水一样，总有一天会爆发。别无他途，只能不断地夺取高地。

对我而言，那意味着赢得比赛，永远都得赢。

我们去圣迭戈的莫利球场。我和一个叫杰夫·塔兰戈的小男孩比赛。他远不是我的对手，但是在第一盘中，他以6:4赢了我。我一下子蒙了，非常害怕。父亲肯定会杀了我的。我奋起反击，拿下了第二盘，6:0。在第三盘刚开始时，塔兰戈的脚扭了。鉴于此，我开始放网前小球，试图使他拖着伤了的脚跑来跑去。但是原来他只是在伪装，他的脚活动自如。他总是一跃而起，大力扣杀，未失一分。

我父亲在看台上大喊：“别再放小球了，别再放小球了！”

但是我已无法停止。一旦我选择了一个战术，我就会坚持到底。

最后这一盘的比赛进入了决胜局，首先抢到5分的一方将获胜。我们的比分先是交替上升，最后战成了4:4平，因此要以“突然死亡”来决定本局的胜负——一分决定一场比赛。我还从未输过球，也不敢想象如果我输了，父亲会作何反应。我比赛时常常奋不顾身，仿佛性命正悬于一线，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塔兰戈的父亲也一定像我父亲一样，因为他比赛时同样搏命相击。

我猛力挥拍，甩出一记嘶嘶作响的反手斜线球。我击打这一球时做好了迎接来球的准备，但当球离开我的球拍时，我意识到它比我期望的要更有力、更强劲。这是一记精彩的制胜球，落点在边线三尺之内，但却远远超出了塔兰戈的回球控制区域。我大声叫喊，尽情宣泄胜利的喜悦。塔兰戈站在球场中央，深深地低下头，似乎正在痛哭。慢慢地，他朝球网走来。

他突然停住脚步。出乎意料地，他回头看了看球落地的地方，然后嘴角泛起了微笑。

“出界了。”他说。

我停了下来。

塔兰戈喊道：“球出界了！”

这是青少年组比赛的规则，参赛选手自己充当边线司线员，裁定球出界与否，并且不可以提请重新裁定。塔兰戈已下定决心，就算作弊他也不愿意接受失败，而且他也知道别人对于此事无可奈何。他举起手以示胜利。

现在我开始失声痛哭。

看台上立刻骚动起来。家长们争吵着，叫嚷着，几乎为此拳脚相向。那不公平，那也不正确，但那是现实。塔兰戈是胜利者。我拒绝与他握手。我跑到了巴尔波公园（Balboa Park）。半个小时后，当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回到赛场时，父亲狂怒不已，并不是因为我消失了，而是因为我在比赛中没有按他的指示去做。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为什么一直在放小球？”

这一次我丝毫不惧怕父亲。无论他有多么愤怒，我都比他更愤怒。我满腔愤怒，我怨恨塔兰戈，怨恨上帝，也怨恨我自己。即使我明明知道塔兰戈欺骗我，但是我根本就不应该让他有机会欺骗我。我本不应该让这场比赛如此难分胜负。正是因为我犯下了这一错误，现在我有了一次失败的记录，这一记录将伴我一生。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我无法忍受这种想法，但是那是无法逃避的事实：我犯了错。这将成为我终生的污点，我已不完美。与“大龙”对打100万次——为了什么？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听父亲大声呵斥我的错误，以至于时至今日，一次失败已足以使我跟他一样暴跳如雷。我已经将父亲——他的焦躁、他的完美主义、他的愤怒——内化于心，他的怒吼已经不仅是听起来像我的怒吼了——他的怒吼就是我的怒吼。我再也不需要父亲折磨我了。从那天以后，我开始了自我折磨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