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夫人和G博士为布雷登顿学校制定了许多校规，其中执行最严格的一条就是禁止佩戴首饰。因此，我特地去扎了耳朵眼——这是最容易的反抗方式，在我看来，这也是我最后的反抗手段。每天我都不得不选择反抗的方式，而此种反抗代表着我对父亲的一种小小的，但绝妙的藐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额外的奖励。

最后一缕阳光刚刚消失于天边，机场班车就停在了尼克·波利泰尼网球学校的外面。学校所在的这片区域原来是一座种植西红柿的农场，因此学校非常简陋，只有几间附属房屋森然地立在那里，使人不禁联想起监狱。这些房屋的名字——B楼、C楼——也仿效了监狱的命名方式。我环顾四周，心里思忖着这里是不是也会有警卫塔和铁丝网。更令人不安的是，举目远眺，一排又一排的球场尽收眼底。我的心顿时沉了下去。

远处漆黑的沼泽最终吞噬了太阳，气温也随之迅速下降。我在我单薄的T恤里缩成一团，瑟瑟发抖。我本以为佛罗里达会很热的。我下了车，一个工作人员接待了我，然后直接把我带到了我的“营房”。“营房”空无一人，令人不禁心生恐惧。

“人都去哪里了？”

“在学习厅。再过几分钟就是自由活动的时间，就是在学习厅完成学习之后和上床睡觉之前的这段时间。你现在何不就去娱乐中心，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娱乐中心里大概有200个野性十足的男孩和看起来毫无柔情可言的女孩，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小集团，彼此间界限分明。其中一个人数较多的集团围聚在一张乒乓球桌旁，对两个正在打球的男孩大肆辱骂。我背靠着一面墙，打量起了这间屋子里的人。我发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其中有一两个是我在那次澳大利亚旅行中认识的；那边那个男孩，我曾和他在加利福尼亚打过球；那个相貌凶恶的孩子，就在那边，是我的老乡，在亚利桑那州和我打过一场三盘的比赛，当时我打得异常艰难。每个人看起来都像天才，并且极度自信。这些孩子来自世界各地，肤色各异，高矮不一。他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最小的仅有7岁，而最大的已经19岁了。在拉斯维加斯，我技高一筹、出类拔萃，而现在我只是这个巨大池塘或者沼泽里的一条很小很小的鱼。大鱼里的王者是美国最好的网球选手们——这些青年超人们在远处的某个角落里形成了壁垒最为森严的小集团。

我试图观看乒乓球比赛。即使这项运动，我也远远落在了后面。在家里，在乒乓球桌上，没有人可以打败我。而这里？这里半数的孩子都可以把我打得落花流水。

我无法想象我该如何适应这里以及该如何交到朋友。我想回家，现在就想回家，或者至少给家里打个电话，但是我不得不让接听人付电话费，而我知道父亲是不会承担这笔费用的。我突然间明白无论我多么需要，我都无法听到母亲或者佩里的声音，这一点使我惊恐万分。在自由活动时间结束后，我赶快回到“营房”，躺在床上，等待着自己消失在梦的泥沼中。

“三个月，”我喃喃自语，“就三个月。”

人们喜欢把波利泰尼学校称作新兵训练营，但它事实上只是一个被美化了的战俘集中营，而且就连美化也进行得马马虎虎。我们吃的是浅褐色稀粥状的肉、黏糊糊的炖菜以及表面浇有灰色流质物的米饭。我们的床铺摇摇晃晃，在军营式样的房间里沿着胶合板构筑的墙一字排开。我们黎明时分就穿衣起床，吃完晚饭后不久就上床睡觉。我们不能离开，与外部世界几乎隔绝。就像大多数囚犯一样，我们除了睡觉就是工作，而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训练：发球训练、网前训练、反手训练、正手训练，偶尔会进行一场比赛以排定等级次序——从强到弱依次排列。有时我感觉我们就是古罗马的角斗士，在圆形角斗场下等待着，随时准备赴死一战。当然，那些在训练中对我们百般呵责的教员们肯定也已把自己当成奴隶监工了。

在不训练的时候，我们就学习网球心理学。我们上关于坚韧的精神、必胜的思想以及想象的课程。我们会被要求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在温布尔登夺冠后，将金杯举过头顶的情景。然后我们会去进行有氧健身，或者举重训练，或者到户外在贝壳粉铺就的跑道上不停奔跑直到精疲力竭。

持续不断的压力、严酷无情的竞争、成人监管的完全缺失——这一切慢慢地把我们变成了野兽。某种丛林法则在这里大行其道。一天晚上，两个男孩——一个白人男孩和一个亚裔男孩在“营房”里吵了起来。那个白人男孩用了一个带有种族歧视的蔑称称呼那个亚裔男孩，然后离开了“营房”。整整一个小时，那个亚裔男孩站在“营房”的中央伸展着身体，不时抖动双腿和双臂，并来回转动着脖子。他打出了一套连贯的柔道动作，然后小心翼翼、有条不紊地把绷带绑在了脚踝处。那个白人男孩一回来，这个亚裔男孩就一个转身，将自己的腿高高踢起，直击前者的下巴，白人男孩的下巴顿时“粉身碎骨”。

而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两个男孩一个都没有被开除，这极大地强化了这里的无政府氛围。

另外两个男孩长期不和，不过主要是互相奚落、嘲弄而已，直到一个男孩加大了赌注，将彼此之间的战争升级。连续数天，他都在一个桶里撒尿、拉屎。然后，一天深夜，他闯进了另一个男孩的“营房”里，把桶里的屎尿一股脑地全都倒在了那个男孩的头上。

熄灯前，远处传来阵阵鼓声，那种丛林中的氛围——那种暴力威胁持续不断和杀机暗藏的氛围更加浓厚了。

我问一个男孩：“那鼓声到底是哪来的？”

“噢，那是库里埃，他总是喜欢敲他父母送给他的那套架子鼓。”

“谁？”

“吉姆·库里埃，从佛罗里达来的。”

几天后，我第一次看到了尼克·波利泰尼网球学校的校长、创建者和所有者。他大概50多岁，但是看起来却有250岁，因为除了网球和结婚外（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几个前妻，大概五六个吧），晒太阳是他的另一大癖好。他脸上唯一一处没有呈现出牛肉干颜色的部位就是他的胡子。他留着黑黑的、精心修剪过的半山羊胡，只是下巴上没有留着长须，因此那两撇胡须看起来就如同两道永远蹙着的眉。我看到尼克——一个隐藏在一副大墨镜后的怒气冲冲的红脸男人大步地走在校园里。一个慢跑的人恰巧在他近旁跑过，他便严厉斥责对方。我暗自祈祷：千万别让我直接与尼克打交道。我注视着他上了一辆红色法拉利，然后车子疾驰而去，只留下一片烟尘，久久不散。

一个男孩告诉我，擦洗尼克的四辆跑车也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的职责？胡说八道。”

“你留着刚才那句话对法官说去吧。”

我又问了一些年纪较大的男孩，以及一些老学员关于尼克的事情。他到底是谁？他为什么办这所学校？他们说他是个骗子，他因为网球过上了非常舒适的生活，但是他并不热爱网球，甚至都不是很懂这项运动。他不像我父亲，为网球这一运动的数字、角度和美丽所深深吸引。尼克是对金钱着迷。他未能通过海军领航员的考试，之后又从法学院中途退学，然后有一天突发奇想，决定开办网球学校。真是走了狗屎运，他只是稍微付出了点儿努力，主要是凭借不错的运气，就把自己塑造成了网球大佬，使自己成了点石成金的贤师。其他孩子都说，你倒是能从他这里学到点儿东西，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够创造奇迹的人。

他似乎听起来不像是一个能使我不再痛恨网球的人。

我正在打一场练习赛，我打得不错，以致大家都纷纷对我的对手——一个来自东海岸的孩子——起哄。突然间我意识到尼克的一个亲信加布里埃尔正站在我后方，盯着我看。

在又得了几分后，加布里埃尔叫停了比赛。“尼克看你打过球吗？”他问道。

“没有，先生。”

他皱了皱眉头，然后离开了。

稍后，喇叭的声音响起，传遍了波利泰尼学校所有的球场。我听到：

“安德烈·阿加西，请到室内大球场！安德烈·阿加西，请到室内大球场报到——马上！”

我从来没有去过室内大球场，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现在会被召到那里。我跑到那里，发现加布里埃尔和尼克正肩并肩地站着等我。

加布里埃尔对尼克说：“你得看看这个孩子打球。”

尼克慢慢地走到阴暗处，加布里埃尔走到了球网的另一边。

整整半个小时，我都在训练——一直和加布里埃尔对打。我偶尔会偷偷地瞥一眼尼克。我能隐约看见他的侧影：他手摸胡子，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

尼克说：“反手击球。”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将尼龙搭扣分开时所发出的声音那样嘶哑。

我遵照他的指示，开始反手击球。

“现在发球。”

我接下来就发了几个球。

“跑动到网前。”

我跑动到网前。

“到此为止。”

他向前走了几步。“你从哪里来的？”

“拉斯维加斯。”

“你全国排名第几？”

“第三。”

“我怎么联系你的父亲？”

“他在工作，在米高梅酒店上夜班。”

“那你母亲呢？”

“现在这个时间吗？她很可能就在家里。”

“跟我来。”

我们慢慢地走到他的办公室，然后他要了我家的号码。他坐在一个高高的黑色皮椅里，几乎完全背对着我。我感觉当时自己肯定满脸通红，甚至比他的脸还要红。他拨通了我家的号码，和我母亲通了话，母亲把我父亲的号码给了他。他又拨通了我父亲的号码。

他几乎是在喊：“阿加西先生！我是尼克·波利泰尼……对，对。是的，请听我说，我现在要和你说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儿子是我在这个学校见过的最具有天赋的孩子……确实是这样，最有天赋，所以我打算把他打造成顶级选手。”

他到底在说什么？我在这里只待三个月，再过64天我就将离开这里了。尼克是在说他想让我继续待在这儿吗？住在这儿——永远？我父亲肯定不会同意的。

尼克说：“没错……不，那不成问题，这个我来解决，因此你不用付一分钱。安德烈可以待在这里，不收取任何费用，我这就把你的支票撕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知道父亲不会拒绝任何免费的东西，我的命运已然注定。

尼克挂断电话，然后转动转椅朝向了我。他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没有对我说几句安慰的话，更没有问我是否想要这样。他只说了一句话：“现在回到外面的球场去。”

“监狱长”给我加了几年的“刑期”，我现在只能拿起锤子回到石堆旁继续干活，除此之外，别无他选。

在波利泰尼的每一天都是以恶臭开始的。周围的山上建有几个橘子加工厂，从这些工厂里散发出焚烧橘子皮的有毒气味。每当睁开双眼，这些气味是我最先感知到的事情，它提醒我此时此刻是真实的——我没有回到拉斯维加斯，我没有睡在自己位于“平分区”的床上做着美梦。我以前从未特别注意过橘子汁，但是在上了波利泰尼学校后，只要看一眼美汁源橙汁，我就会感到一阵恶心。

在太阳慢慢照亮这片沼泽、驱走清晨的薄雾之时，我会匆忙起床，赶在别的男孩之前冲进浴室，因为只有前几个人才能冲到热水澡。事实上，那根本不是淋浴，只是一个极小的喷头，仅能喷出极细的水流，落在身上像针扎一样。而这些如针的水流几乎都不能使你全身淋湿，更不用说使你变干净了。然后我们全都冲向自助餐厅，在那里吃早餐。餐厅混乱不堪，就像一所护士们忘记给病人分发药片的精神病院。但是你最好早点儿去吃饭，否则情况会更糟。黄油上将沾满其他人吃过的面包的碎屑，面包早被吃光了，“塑胶”鸡蛋则会变得冰冰凉。

吃完早饭，我们径直乘上开往布雷登顿学校的巴士，大概26分钟后到达。我生活的全部就是这两所学校——不，是两座监狱。但是布雷登顿更令我恐惧，因为它更没有意义。在波利泰尼学校，我至少可以学一些关于网球的知识，但是在布雷登顿，我唯一学到的就是我很蠢。

布雷登顿学校的天花板多已变形翘起，地毯肮脏不堪，整个学校都笼罩在灰暗的色调中——各种各样的灰色。整幢房子没有一扇窗户，因此室内使用的全部是荧光灯；空气十分污浊，各种难闻的气味混杂其中，尤以呕吐物、厕所和恐惧的气味最为突出，这种气味甚至比波利泰尼学校烧焦的橘子皮的气味还要难闻。

其他孩子，其他来自镇上的不打网球的孩子，他们似乎并不介意。事实上，一些孩子在布雷登顿学校过得很好，正茁壮成长，这或许是由于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时间表。他们不需要平衡学校与半职业运动员生涯两者之间的关系，不需要与就像反胃似的、起起伏伏一波又一波的思乡之情做斗争。他们一天上完7个小时的课后，就可以回到家里吃晚餐，并与家人一起看电视。而我们每天都要乘车从波利泰尼学校赶来，并且只能上4个半小时的课，然后就得乘车踏上艰难的回归之路。回到波利泰尼之后，我们立即开始我们的全职工作——击球，直到黄昏后。随后，我们瘫倒在各自的木床上，利用仅有的半个小时稍作休息。半个小时过后，我们来到娱乐中心，回归人性的本真状态。在睡前自由活动时间和熄灯前，我们会哈欠连天地温习前几个小时的功课，事实上毫无效果。我们总是跟不上学校的学习进度，而且还会落得越来越远。这个体制被非法操纵了，在迅速高效地打造出优秀的网球选手的同时，也同样迅速并高效地“成就”了相应数量的劣等生。

我不喜欢任何被操纵了的事情，因此我并不努力。我不学习，不做家庭作业，不注意听讲。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每堂课我都安静地坐在课桌旁，当老师以枯燥乏味的语调讲着莎士比亚或者毕达哥拉斯学说时，我则低头凝视着双脚，神游四方。

老师们并不在意我已把他们抛之脑后，因为我是尼克送来的孩子之一，而他们不想与尼克作对。布雷登顿学校之所以能够存在，完全是因为每个学期波利泰尼学校都会送来一车付费的学员。老师们深知他们的工作有赖于尼克，因此他们不会让我们考试不及格，而我们则非常珍惜我们的这一特殊地位。我们认为我们拥有了贵族般的特权，但却从未意识到，我们因此丧失了我们最有权享有的——教育。

布雷登顿学校的办公室就在学校金属材质的前门内侧，它是学校的中枢神经，也是众多痛苦的源头。成绩单和威胁信从那里下发和寄出，坏男孩被送到那里。办公室也是学校的两位负责人——G夫人和G博士夫妇的老窝，而我怀疑他们可能是郁郁不得志的杂耍演员。身形过于瘦长的G夫人看起来就像没有上身一样，肩似乎直接长在了臀部上。她试图掩饰这一奇怪的体形，但总是弄巧成拙，结果更加突出了她的缺点。她的两腮处总有两团重重的腮红，而嘴唇上也总是涂着黏稠的口红——这三个圆圈交相辉映。就像其他人穿鞋子总要配上一条颜色相近的腰带那样，她的两颊和嘴巴也总是很相衬，这样，你就几乎不会注意到她的驼背了。但是，无论怎样，你都会注意到她那双巨大的手。她的手有球拍那么大，她第一次同我握手时，我认为自己马上就要晕倒在地了。

老G博士的块头只有G夫人的一半大，但他身体的毛病较之G夫人毫不逊色，不难看出他们最初是如何找到共同点的。G博士身体虚弱，身上散发出阵阵臭味。他的右臂先天性萎缩，他着实应该藏起这只胳膊，把它藏在背后或者随意地放在口袋里，但他却总是来回摆动着它，像挥舞武器那样挥舞着它。他喜欢把学生叫到一边，面对面地交谈，而此时他总是会把那只有毛病的胳膊放在学生的肩上，就那样放到他发表完意见为止。如果这都不能使你神经紧张的话，那你就毫无畏惧了。G博士把胳膊放在你肩上时，你会觉得有一块猪里脊肉正搭在你肩上，而几个小时之后，你会觉得它依然在那里，此时你便会禁不住哆嗦起来。

G夫人和G博士为布雷登顿学校制定了许多校规，其中执行最严格的一条就是禁止佩戴首饰。因此，我特地去扎了耳朵眼——这是最容易的反抗方式，在我看来，这也是我最后的反抗手段。每天我都不得不选择反抗的方式，而此种反抗代表着我对父亲的一种小小的但绝妙的藐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额外的奖励。一直以来，父亲都十分讨厌男人戴耳饰。戴耳饰的男人都是同性恋，我好多次都听到他这么说。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见到我戴耳饰时的样子（我不但买了耳钉，连那种戴在耳朵上会来回摇晃的耳环我也买了）。他一定会后悔把我送到离家数千英里的此地，因为我在此堕落，变成了坏孩子。

我用创可贴把我的耳饰包了起来，这一假惺惺的掩饰之举无疑是徒劳无益的。G夫人当然如我希望的那样注意到了，她把我拉出教室质问我。

“阿加西先生，耳朵上的创可贴怎么回事？”

“我耳朵受伤了。”

“你伤到自己……？太可笑了。把那个创可贴撕下来。”

我撕掉了创可贴。她看到了耳钉，然后猛地吸了一口气。

“阿加西先生，布雷登顿学校不允许戴耳饰。下次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我希望你耳朵上不再会有创可贴和耳钉。”

到第一学期期末为止，我几乎所有的科目都不及格，除了英语。我在文学尤其是诗歌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天赋，背诵名诗、创作诗歌，这对我来说都非常轻松。一次，老师要求我们写一首关于日常生活的诗，我自豪地把我的诗作放在了老师的讲桌上，她很喜欢，并在课堂上大声诵读。随后，其他一些孩子让我也替他们写几首诗，以完成这项作业。我在巴士上就迅速地完成了他们的作业，不成问题。下课后，老师把我单独留下，说我真的很有天赋。我开心地笑了。我想要发挥这种天赋去从事相关事业，这与尼克说我很有天赋迥然不同。和老师谈完后我想象着去做一些网球之外的事情——一些我自己选择的事情——将会如何。

然后，我开始上下一堂课——数学，之前的美梦在代数方程式的重重阴云中夭折了。我真不是当学者的料。数学老师的声音听起来像从几英里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下一堂法语课，更糟糕，我变得非常愚蠢。我转学西班牙语，在这里，我则变得极为愚蠢。实际上，我认为西班牙语可能会使我折寿，它无聊至极、混乱不堪，我最终可能会因此猝死在椅子上。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我蜷缩在椅子里，魂归西天了。

渐渐地，上学对我来说不仅仅只是艰难而已，它已然对我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抢乘巴士的那种焦虑感，长达26分钟的路程，与G夫人和G博士不可避免的冲突，使我真的生病了。

我最恐惧的就是此刻，白天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被视作失败者，一个学业上的失败者。这种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甚至都不那么厌恶波利泰尼学校了。我开始向往起那些训练，甚至那些压力巨大的比赛，因为至少我不用上学了。

感谢一项特别重大的网球赛事，我躲过了布雷登顿学校一次重要的历史考试。当然，即使参加，我肯定也不会及格，因此我当时非常庆幸，庆幸自己通过斩杀对手就躲过了一颗致命的子弹。但是当我返校上课后，老师竟然说我得进行补考。

不公平。我一个人灰溜溜地前往办公室参加补考。在路上，我躲进了一个黑暗的角落，准备了一份小抄，藏在了口袋里。

在办公室里，除了我还有一个学生——一个红头发的女孩，她那张胖嘟嘟的脸上满是汗水。

我走进办公室时，她眼睛眨都没眨一下。对于我的出现，她毫无反应——她似乎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我迅速地答完题，答案当然是从小抄纸条上抄来的。突然，我感到一双眼睛在盯着我。我抬起头，发现那个红发女孩已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正盯着我。她合上了试卷，然后慢慢地走了出去。在她出去之后，我迅速地把纸条塞进了我内裤的裤裆处，然后又从我的笔记本上撕了一张纸，模仿一个女孩的笔迹写道：我觉得你很可爱，给我打电话！我把这张纸放在了我的前兜里，这时，G夫人冲了进来。

“把笔放下。”她说道。

“怎么了，G夫人？”

“你是在作弊吗？”

“作什么弊啊？这个吗？我如果作弊的话，也不会选这门考试，我可是把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记得滚瓜烂熟了。”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

我掏出了几枚硬币、一包口香糖以及一张来自那位我虚构出来的仰慕者的纸条。G夫人拿起纸条，然后低声读了出来。

我说：“我正在考虑该如何回复她呢，有什么建议吗？”

她瞪了我一眼，然后阴沉着脸走了出去。我通过了考试，并把它看作一场道德上的胜利。

我的英文老师是唯一为我辩护的人。她也是G夫人和G博士的女儿，因此她在父母面前极力为我辩护，说我的成绩虽然很不好，但其实我没有那么笨，我的一些表现就是有力的证明。她甚至还为我安排了一次 IQ 测试，测试成绩证实了她的判断。

“安德烈，”她说，“你要发挥出你的实力，向G夫人证明你并不是她所想的那个样子。”

我想对她说我的实力已经发挥出来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已经尽我所能了。由于网球训练，我一直处于疲劳状态，而我也总是因比赛或者“挑战赛”的压力而分心。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挑战赛：每个月我们都要与实力排位排在我们前面的某个人打上一场比赛。当你设法使自己坚强起来以应付下午的一场五盘的鏖战，而对手又是来自奥兰多的一个小阿飞时，你该如何集中精力变化动词形式或解方程式，我真希望哪个老师能帮我解决这一疑问。

事实上，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不能。谈论对学校的恐惧——无数次坐在教室里，我不禁大汗淋漓、衣衫尽湿，我会觉得自己是个胆小鬼。我不能告诉她集中注意力对我来说是个大麻烦，我也无法向她表达我是多么惧怕回答问题，这种恐惧感有时会转化为肠里的气泡，而气泡又会逐渐膨胀，直到我不得不冲向卫生间。课间休息时，我经常将自己锁在厕所隔间里。

我还有社交焦虑症。我努力融入周围的生活，却常常徒劳无功。在布雷登顿学校，融入大家须以金钱为后盾。学校里的大多数孩子穿着都很时髦，而我只有三条牛仔裤、五件T恤、两双网球鞋以及一件灰白格子的棉质套头衫。上课时，我考虑的是每周我有多少天可以不穿我的这件运动衫，还要担心天气转暖时我该怎么办，而不是思考与学习有关的种种。

我的功课越糟，我就越叛逆。我喝酒、抽烟，我表现得像个蠢货。我隐约地意识到我的分数和我的叛逆行为之间的负相关性，但是我从不细想。我更喜欢尼克的理论，他说我之所以无法在学业上有所起色，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性欲过强。这可能是他对我唯一还算准确的评价（他总是把我形容成一个骄傲自大的人，渴望众人的瞩目。即使是我父亲对我的了解也比那更深）。我通常的行事方式确实与勃起过程相似——猛烈、不由自主而且无法遏制，因此我像接受我身体的其他变化一样接受了这一过程。

终于，我的成绩跌到了谷底，我的叛逆行为也达到了顶点。我走进布雷登顿购物中心的一个美发沙龙，要求发型师给我弄一个莫西干头，即剃光两侧，只留中间一道厚厚的鸡冠状的头发。

“你真要剃成那样吗，孩子？”

“我的‘鸡冠’要高一些、尖一些，然后再染成粉色。”

他来回移动着他的剪刀。8分钟后，他说：“全都弄好了。”说着，他还将我的椅子转了一圈。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戴耳饰的主意的确不错，但是这个主意更为绝妙。我真想马上就看到G夫人见我时的表情。

当我在购物中心外面等车回波利泰尼学校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我。无论是与我打过球的孩子，还是睡在我旁边的孩子，他们的视线都直接跳过了我。对于路人来说，我这种疯狂的举动只不过是为了引人注目而已，但事实上，我是在演戏，内心深处的那个我，那个真正的我已被隐藏了起来，无处可寻。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圣诞节的时候，我飞回了家。飞机距离长街越来越近，在倾斜的右机翼的下方，赌场已依稀可见，它们宛若排列整齐的圣诞树，闪着忽明忽暗的光。这时，航班乘务员说：“我们暂时还没有接到允许降落的命令。”

一阵抱怨。

“我们知道你们都很渴望在赌场里大赌一把。”她说道，“所以我们想，在安全着陆之前小赌一把可能会使大家开心开心。”

欢呼声。

“现在，每个人都拿出一美元放进这个呕吐袋里，然后把你的座位号写在你们飞机票的票根上，放进另一个呕吐袋里。我们会从中抽出一张票根，票根的所有者将赢得这个呕吐袋里所有的钱。”

刚才讲话的那个乘务员负责收钱，另一个则负责收取票根。收完钱后，那个乘务员站在飞机的最前面，把手伸进了装票根的那个呕吐袋。

“现在大奖归——请来点击鼓声——9F !”

“我是9F！我赢了，我赢了！”我站起来挥手示意。乘客们都转过头看我，更多的是抱怨声。“太好了，那个留着粉色莫西干头的男孩赢得了这项大奖。”

乘务员很不情愿地把那个装有96张一美元钞票的呕吐袋递给了我。剩下的时间里，我一遍遍地数着钱，同时打心眼儿里感激这次带给我好运气的那朵“祥云”。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父亲极度厌恶我的发型和耳饰，但是他拒绝责怪自己或者波利泰尼学校。他绝对不会承认把我送走是一个错误，而且他也绝对不容许任何人提起我应该回家这件事。他只是问我是不是同性恋。

“不是。”我说，然后转身朝我的房间走去。

菲利跟在我身后。他称赞了我的新形象，莫西干头总比秃头好。我向他讲述了我在飞机上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的事情。

“哇！你打算怎么处理这笔钱？”

“我想用这笔钱给杰米买一个脚镯。她天天和佩里一块上学。上次离开家之前，她让我吻了她。但我对这个主意还不太确定——我急需一些上学时穿的衣服，我只有件灰白套衫，实在是对付不下去了。我想更好地融入同学中。”

菲利点点头：“兄弟，真是艰难的选择。”

而他没有问我既然我想融入同学中，为什么还要留莫西干头、戴耳饰。

他认真对待我此时的左右为难，他认为我的自相矛盾合乎逻辑，还帮我在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我们最后决定钱应该花在女朋友身上，买新衣服的事就先忘了吧。

但是，刚把脚镯买到手，我就后悔了，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在佛罗里达我又将来回换穿仅有的几件衣服的情景。我把此时的感觉告诉了菲利，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发现菲利正站在我床边，咧着嘴对我笑。他一直瞅着我的胸部，于是我微微抬起头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发现我的胸前堆着一堆钞票。

“这是什么？”

“兄弟，我昨晚出去玩了几把扑克，碰上了连赢的好运气，总共赢了600美元。”

“那么，这是？”

“300块。去给自己买几件衣服吧。”

春假时，父亲想让我参加半职业性质的网球卫星赛。这种比赛不限定资格，即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并且至少打上一场比赛。比赛通常都在类似路易斯安那州的门罗市和密苏里州圣乔市那样的偏僻小镇举行，路途遥远。我只有 l4岁，还不能独自旅行，因此父亲让菲利做我的监护人，和我一同前往。当然，他也是为了去比赛。菲利和父亲还坚信菲利在网球上能够有所建树。

菲利租了一辆浅褐色的 Omni 车。我们迅速把它分成了两部分，一侧是我的空间，另一侧是他的，俨然我们家中共同卧室的移动版。

一路下来，我们行驶了数千英里，而且只是在快餐店、赛场和睡觉时才稍作停息。我们的住宿是免费的，在赛场所在的小镇上，我们总是住在自愿为我们提供食宿的家庭里。大多数主人虽然与我们素昧平生，但是都很友善，只因为他们对网球太过热爱了。和陌生人待在一起已经够别扭的了，而在吃薄煎饼和喝咖啡时谈论网球则更令人讨厌。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一谈起网球，菲利总是说个没完没了，所以我总是得用手肘轻轻碰他或用手拉一拉他，他才意识到该走了。

菲利和我都很喜欢那种亡命天涯的感觉，喜欢睡在路边，随性而为。我们把快餐食品的包装随手向后一扔，扔到后座上；我们大声放着音乐；我们诅咒所有我们想骂的人；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心里所想，根本不必担心有人会纠正或者奚落我们。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提起我们这次旅行的目标。我和菲利有着非常不同的目标：菲利只想赢得一个 ATP（世界男子职业网球协会）积分，一分足矣，这样他就能够体会到获得排名的感觉了；而我唯一希望的就是不要在比赛中遭遇菲利，那样的话，我就得再一次击败我深爱的兄弟了。

在卫星赛的第一场比赛中，我大败对手，而菲利却遭到惨败。比赛后，在体育场旁边的停车场里，在租来的车里，菲利凝视着方向盘，似乎呆住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场失败对他的伤害比其他任何一次都要大。他握紧拳头，用力地捶了一下方向盘，然后又狠狠地捶了一下。他开始低声自言自语，声音如此低沉，我根本听不清楚。现在他开始大声说话，开始声嘶力竭地叫喊了，他喊着：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他不停地捶着方向盘，一下又一下。他捶得如此用力，我敢确定他手上的骨头很快就会断掉。我想到了我们的父亲，想到了他在击倒那个卡车司机后对着方向盘比划拳头的样子。

菲利说：“之前如果我打坏拳头，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了，至少那时一切就结束了。爸爸是对的，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

突然间他停了下来，看着我，脸上出现了顺从的神情，平静异常，像我的母亲一样。他微笑起来，暴风雨已经过去了，“酒性”消失了。

“我感觉好多了。”他大笑了一声，用浓重的鼻音说道。

车驶出停车场时，他给我出了一些应对下一个对手的点子。

在回到波利泰尼学校的几天后，在布雷登顿购物中心闲逛的时候，我冒险给家里打了一个接听人付费的电话。嘟嘟嘟……菲利接了电话。他似乎情绪不高，用那天在停车场时的那种语气说着话。

他说：“告诉你，我们收到了一封 ATP 的信。”

“是吗？”

“你想知道你的排名吗？”

“我不知道——我的排名？”

“你排在第610位。”

“真的吗？”

“兄弟，全世界第610位。”

“这意味着全世界只有609个人比我强。在整个地球上、整个太阳系，我是第610位。”我不禁用手拍起电话亭的墙，高兴地喊道。

电话那端的菲利沉默不语。然后，他用很轻的声音问道：“感觉如何？”

我怎么能如此自私呢，此刻，菲利必定十分痛苦和失望，而我却在他耳边高兴地大叫。我真希望自己能够把一半的 ATP 积分也堆在他的胸前。我装出想打哈欠的样子，以一种极度不耐烦的语气对他说：“知道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排名不真实，它太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