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赛事总监我将接受这笔奖金。这些话一出口，我就感觉到本来装满可能性的未来瞬间变得空空如也。我不知道那些可能性是什么，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把钞票递给了我。当我走出他办公室时，我感觉自己开始踏上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而这条路似乎通往一片幽深阴暗、暗藏杀机的森林。

我继续在波利泰尼学校生活和接受训练。尼克成了我的教练，有时是旅伴，尽管他觉得自己更像是我的参谋。而且，说实在的，像一个朋友。我们之间临时的休战状态已经令人惊讶地转变成了和谐的工作关系。尼克因我敢于直接挑战他而敬重我，而我因他信守了他的承诺而尊敬他，我们齐心协力朝共同的目标——征服网球世界——而努力。我不会期待从尼克那里获得太多攻防战术——我指望的只是他的合作，而非信息。另一方面，他则指望我不断地取胜，这种胜利总能成为头条新闻，从而可以大大提升他学校的名声。我并没有付薪水给他，因为我没有这个财力，但当我变成职业选手后，我会根据我赚到的钱分给他红利，这一点不言自明。依他看来，这就足够慷慨的了。

1986年初春，我打了一系列卫星赛，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佛罗里达——基西米、迈阿密、萨拉索塔、坦帕。之前的一年，我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心无旁骛，专注于网球，因此如今我表现得非常不错。在这一系列赛事的第五项赛事大师赛中，我大获成功。我进入了决赛，虽然最后我输了，但我有资格领取亚军球员奖金——一张面额1100美元的支票。

我想接受这份奖金，我渴望领取这份奖金，菲利和我当然需要这笔钱。不过，如果我拿了这笔钱，我将成为一个职业球员，永远，无法回头。

我给仍在拉斯维加斯的父亲打了电话，问他我应该怎么办。

父亲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去领那笔钱啊。”

“如果我把那张支票兑成了现金，爸爸，我就别无选择了。”

他表现得好像跟我有仇似的。

“你已经辍学了！你只上了8年的学，你还能有什么选择？你到底还想做什么？当医生吗？”

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就是讨厌他的表述方式。

我告诉赛事总监我将接受这笔奖金。这些话一出口，我就感觉到本来装满可能性的未来瞬间变得空空如也。我不知道那些可能性是什么，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把钞票递给了我。当我走出他办公室时，我感觉自己开始踏上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而这条路似乎通往一片幽深阴暗、暗藏杀机的森林。

那一天是1986年4月29日，我16岁的生日。

由于一时无法接受这一点，一整天我都在告诉我自己：你现在是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了，那就是你将要干的事，那就是你将成为的人。但无论我告诉自己多少次，我始终都觉得不对劲。

随后，父亲派菲利来专职陪伴我，这倒是选择成为一名职业球员的决定带来的一个明确的好处。他帮我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作为一名职业球员所需要应付的无穷无尽的细节安排和准备工作，从租车、预订酒店房间到为球拍穿线。

父亲说“你需要他”，但是我们三个全都知道，菲利和我彼此需要。在我成为职业球员的第二天，菲利接到了一个耐克公司的电话，他们想和我见面谈谈关于品牌代言的事情。菲利和我在纽波特比奇的一家名为 Rusty Pelican 的餐厅里同耐克的那个人见了面，他的名字叫伊恩·汉密尔顿。

我称他为汉密尔顿先生，但他说叫他伊恩就可以了。他的微笑如此自然和真诚，我立即就对他产生了信任感。不过，菲利却仍然心存疑虑，保持着警惕。

“小伙子们，”伊恩说，“我相信安德烈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谢谢。”

“我很希望耐克成为那个未来的一部分，在那个未来中成为你的一个合伙人。”

“谢谢。”

“我们很愿意和你签订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

“谢谢。”

“在这段时间里，耐克会为你提供比赛所需的所有装备，并且付给你两万美元。”

“两年一共吗？”

“每年。”

“啊！”

菲利插话进来：“安德烈如果收了这些钱，需要做些什么呢？”

伊恩看起来有些困惑不解。“哦，”他说，“安德烈做他一直做的事情就行了。继续当好安德烈，并且穿耐克的东西。”

菲利和我，两个仍自认为很会虚张声势的拉斯维加斯的孩子面面相觑，但我们脸上那种不动声色的表情早已消失了，我们已经把它丢进了时时乐里。我们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事，而且也无法装出一副丝毫不为所动的样子，不过至少菲利还能镇定自若地对伊恩说我们需要离开一会儿，我们需要几分钟时间私下讨论他的建议。

我们飞速走到 Rusty Pelican 的后面，然后用付费电话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爸爸，”我小声说道，“菲利和我跟耐克的一个人在一起，他出价两万美元。你觉得行吗？”

“要更多的钱！”

“真的吗？”

“更多的钱！更多的钱！”

他挂断了电话，菲利和我则开始排练我们将要对伊恩说的话。我扮演我，菲利扮演伊恩。男卫生间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都以为我们在演小品。最后我们似乎漫不经心地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菲利明确地提出了我们的条件：“更多的钱。”他看起来非常严肃。我不禁注意到，他看起来和父亲是那么相像。

“好吧，”伊恩说，“我想我们能搞定这一点。我第二年的最高预算是2.5万美元，如何？”

我和菲利同他握了手以示合作愉快，然后我们一同走出了 Rusty Pelican。待伊恩驱车离开后，我和菲利就高兴得跳了起来，还大声唱起《我们赚大钱了》那首歌。

“你相信刚才发生的事儿吗？”

“不，”菲利说，“说实话吗？不，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来开车回洛杉矶吧？”

“不行，你的手在抖，你会使我们直接冲向马路中央的。我们可不能那么干，兄弟，你可值两万块钱呢！”

“第二年两万五！”

在回菲利现在住的那个地方的路上，我们议程中的第一项就是我们要买什么车，它既要看起来很酷又得价格便宜，最主要的是要买一辆排气管不会喷出黑烟的车。在时时乐前停下时，不会冒烟，现在那将成为最大的奢侈。

我在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参加了作为职业球员的首场赛事。整项赛事的总奖金是10万美元。我进入了决赛，但是最后却以2:6和3:6输给了拉梅什·克里希南。但是，我一点儿都不难过。克里希南很优秀，虽然他只排在40多位，但是他的实际水平要高于此；而我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十几岁的小青年，在这项还算重大的赛事中打进了决赛。对我来说，这极为罕见——一场没有让我感到痛苦的失败。除了有些自豪外，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事实上，我内心隐隐升腾起了一股希望，因为我知道我还可以打得更好，并且我知道克里希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然后我到佛蒙特州的斯特拉顿山参加了我的第二项赛事，在那里我击败了蒂姆·马约特，他当时在世界排名第12位。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的对手是约翰·麦肯罗，不过感觉就像是在与约翰·列侬对决。麦肯罗是一个传奇人物，我是在对他的关注和仰慕中长大的，尽管我经常为他的对手加油，因为他是我的偶像博格的头号劲敌。我非常想击败麦肯罗，但这是他短暂告别网坛后的首项赛事。他养精蓄锐，如今急切地想一展身手，而他暂别网坛之前排名世界第一。在即将上场之前，我不禁在想为什么像麦肯罗这样技艺如此精湛、造诣如此深厚的选手也需要休整？然后，他向我阐明了这一点。在比赛中，他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休息的价值。他轻松地战胜了我，两个6:3。尽管失败了，但在比赛中，我设法击出了一记强有力的直接得分球，即用正手成功地回击了他的一记发球，而且那记球从他身边呼啸而过，他毫无还击之力。在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麦肯罗对记者们说：我同贝克尔、康纳斯以及伦德尔都对决过，但是从没有人能够如此强有力地回击我的发球——我甚至都没看见那个球。

这段话从一个像麦肯罗这样地位的选手口中说出，无疑是对我的高度认可，我也因此成为全国的新星。报纸争相报道我的事迹，球迷们写信给我，菲利突然间发现采访的请求已然使他应接不暇。在每一次巧妙地应付了一个采访后，菲利都会咯咯地傻笑。

“受欢迎真好。”他说。

与此同时，我的排名也像我的受欢迎程度一样迅速提升。

在1986年夏天快结束时，我第一次参加美网公开赛，当时我迫切地想要在赛场上与对手一决高下。但是当我从机窗里看到纽约的地平线时，我的那种渴望瞬间消失了。那的确是一幅很美的景象，但是对于一个成长于沙漠中的人来说，又太过于震撼了，以至于让人心生胆怯。如此多的人，如此多的梦想。

如此多的看法。

从高空降落到地面，在街道的层面上，纽约与其说是令人生畏的，不如说是令人焦躁的：难闻的气味、震耳欲聋的噪声——还有小费。在一个以小费为生的家庭中长大，我当然赞成给小费。但在纽约，小费的名目繁多，花样叠出，从机场到酒店的小费支出就多达100美元。我把小费塞到出租车司机、门卫、侍者、服务台人员的手中——我被榨干了。

而且，我一直在迟到。在纽约，我总是对从地点A到地点B所需的时间估计不足。那是比赛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我原定于下午两点钟练球。我出发时时间尚早，所以我认为我有充足的时间到达位于法拉盛草地公园的赛场。我上了酒店外的一辆包车。在车子艰难地驶过拥堵的市中心区、穿过了三个行政区到达目的地时，我已经严重迟到了。一个女人对我说，他们已经把球场安排给了其他球员。

我站在她面前，乞求她再给我安排一个训练的时间。

“你叫什么名字？”

我把证件给她看了看，然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她的身后有一块黑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参赛选手的名字，她则一脸狐疑地在上面查寻可行人选。我不禁想到了G夫人。她的手指在左边那一栏上下移动着。

“好吧，”她说，“4点钟，8号球场。”

我瞥了一眼将和我共同训练的人的名字。

“真抱歉，我不能和那个人一起训练，我可能会在第二轮比赛中遭遇此人。”她一边在黑板上开始重新查找，一边叹着气，表现出一副非常不耐烦的样子，这使我不禁怀疑G夫人是不是有一个失散了很久的姐妹。至少我现在不再留着莫西干头，对于这个女人来说，那会使我显得更加无礼。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我现在的发型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依然很是张扬。首先，我头发的一部分颇为蓬松，另一部分则很长，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这就是所谓的胭脂鱼发型。另外，我的发根是黑色的，而发梢则被染成了白色。

“好吧，”她说，“17号球场，下午5点。但还有其他三个人也要练习，你得和他们共用一个场地。”

我对尼克说：“我感觉我在这里随时都有危险。”

“不会的，”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整个地方从远处看起来会好很多。

什么事情不是这样的呢？有时我们需要距离。

第一轮比赛中，我的对手是来自英国的杰瑞米·贝茨。我们在一处偏僻的外场比赛，远离人群，也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我很兴奋，也很骄傲，同时我也很害怕。我感觉它就像是这项赛事最终在星期天举行的决赛。我紧张得颤抖不已，甚至直想吐。

因为这是一项大满贯赛事，比赛的氛围与我所经历过的任何一场比赛都不同，更加狂热。比赛以一种扭曲的速度进行着，我对这种节奏十分陌生，加之又是个大风天，因此分数就像口香糖包装纸和灰尘一样从我身边不断溜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甚至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一场网球赛。贝茨的实力并不比我强，但他打得比我好，因为他知道这次比赛中他将会面临什么。四盘比赛后，他战胜了我，然后他抬头看了看包厢里的菲利和尼克，并做了一个用拳头捶臂弯处的动作——“去你妈的”的国际通用手势。显然贝茨和尼克有段过节儿。

我感到很沮丧，还有一点儿尴尬，但是我知道我对我的首次美网或纽约之行显然准备不足。我看到了自己现处的位置和需要达到的位置之间的差距，同时我对弥补这个差距也相当有信心——适度而非盲目的信心。

“你会表现得更好的，”菲利用一只胳膊搂着我说，“只是时间的问题。”

“谢谢，我知道。”

我确实知道，我真的知道，但我还是开始不断地输掉比赛。不只是输，而且输得很惨，输得很可怜，输得一塌糊涂。在孟菲斯，我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在比斯坎湾，也是第一轮。

我说：“菲利，到底怎么回事？我在那里就像个傻子。我感觉自己只是个有蛮力但毫无技术可言的选手，一个业余球手。我真的不知所措了。”

最糟糕的一次是在费城的光谱球场（Spectrum）。那原本不是一个专门的网球场，而是篮球场临时改造而成的，甚至连那个都算不上，或许称之为洞穴更为贴切。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个毗邻的球场同时进行着两场比赛。我回球的同时，旁边球场的人也在回球。如果他发球时身体张得很开，而同时我也在发球，我们的头就有可能相撞。我的注意力本来就很容易被分散，更别说还要顾虑与其他选手相撞，况且我还不知道如何排除干扰。一盘打下来，我已经无法思考，除了我的心跳声什么都听不到了。

而且，我的对手水平不高，这置我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与较弱的对手比赛时，我往往表现得最糟，我会降级到他们的水平。我不知道在适应对手水平的同时，如何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这就如同让我在吸气的同时呼气一样。和伟大的对手对决，我会奋起迎接挑战，而和水平较差的运动员比赛，我则觉得“被施压了”。“施压”是个网球术语，意为不让事情流畅进行，它是网球运动中你所能运用的最致命的技术之一。

菲利和我挣扎着回到了拉斯维加斯。我们都很沮丧，但是我们有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破产了。为了支付频繁的旅行以及旅行途中的费用，我几乎已经把耐克的那笔钱花光了。我从机场开车直接去了佩里家。我们拿着几瓶苏打水躲进了他的卧室里，当卧室的门一关上，我就觉得自己安全了，也清醒了。我注意到墙上贴满了《体育画报》的封面，大概比上次多出了十几张。我凝视着那些伟大运动员的脸对佩里说，一直以来我都坚信，无论我想还是不想，我都将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员，我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是确定无疑的，那是我注定的命运，尽管它并非出于我自己的选择。对我而言，这是唯一的慰藉。注定的命运尚有轨迹可循，而现在我却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擅长一件事情，但似乎并非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擅长。或许我还未开始崭露头角，就已经完蛋了。无论现在是哪种情形，我和菲利到底该怎么办？

我对佩里说，我想过一个16岁孩子应该过的那种正常生活，但我的生活却越来越不正常。在美网公开赛上受辱不正常；在光谱球场比赛时，因担心与一个大块头的俄罗斯人相撞而心烦意乱不正常；躲在上了锁的屋子里更不正常。

“你为什么躲起来？”

“因为我16岁了，排在世界前100名。而且尼克并不是很受欢迎，而我又总是和他联系在一起。我没有朋友，没有铁哥们儿，没有女朋友。”

杰米和我已经结束了。我最新的热恋对象吉莉恩是佩里的另一个同学，她也不回我的电话了。她不想要一个总是在旅途中的男朋友，我不能怪她。

佩里说：“我不知道你还要面对这些难题。”

“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说，“我破产了。”

“耐克的那两万美元呢？”

“旅费，各种费用。我四处旅行，还有菲利和尼克——这一切用的都是那笔钱。而当你总是赢不了比赛，那笔钱就会消耗得更快。你可以很快就把两万块花光。”

“你能不能先管你父亲借点儿呢？”

“不，绝对不行，从他那获得帮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一直都在努力从他的影响下挣脱出来。”

“安德烈，事情会好起来的。”

“是的，当然。”

“真的，会比现在好得多。在你意识到之前，你就又会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只需一眨眼的工夫，你的脸就会出现在这些《体育画报》的封面上。”

我叹了一口气。

“会的，我知道。至于吉莉恩，拜托，她只是过眼云烟。你总会为女孩子的问题烦心，那是猛兽的天性使然，但是不久将成为你的问题的女孩会是——波姬·小丝。”

“波姬·小丝？你怎么会想到她？”

他大笑了几声。

“我不知道，我只是在《时代》周刊上读到了有关她的报道。她现在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才华横溢，为世人所瞩目，有一天你将和她约会。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你的生活可能绝不会回归正常，但之后，那些不寻常之处就会变得很酷。”

在佩里的鼓励下，我去了亚洲。我的现金恰好只够支付我和菲利往返的路费。我参加了日本公开赛，赢了几场比赛，不过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输给了安德烈斯·戈麦斯。然后我去了韩国首尔，在那里我进入了决赛，虽然最终还是输了，但我得到了7000美元的奖金，这足以支撑我在今后三个月中通过继续参赛来找回状态。

当菲利和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拉斯维加斯时，我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感到无比轻松。当时，父亲正在机场等着我们。我和菲利在麦卡伦国际机场穿行时，我对菲利说：“我刚刚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我要拥抱爸爸。”

“拥抱他？为什么？”

“我感觉很好，我真他妈的高兴。为什么不呢？我就要这样做。你只活一次。”

父亲站在入口处，头上戴着棒球帽，还戴着一副太阳镜。我冲向他，张开双臂使劲地抱住了他。他一动也没有动，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我抱着他就像抱着一个领航员。

我放开了他，心里暗暗发誓：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1987年5月，菲利和我去了罗马。我在正选赛球员名单中，因此我们的住宿是免费的，于是这回我们就不用住在菲利通常会预订的那种没有电视和浴帘的破旅店，转而居住在奢华的卡瓦列里酒店。该酒店坐落在当地的一座山上，居高临下，俯瞰着整个城市。

在开赛前有几天空闲时间，我和菲利利用这段时间四处游览了此地的名胜古迹。我们去参观了西斯廷教堂，凝视着《基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圣彼得》的湿壁画，驻足良久，不愿离去。我们盯着这幅出自米开朗基罗之手的屋顶壁画。从导游那里我们得知，米开朗基罗是一个极端崇尚完美的人，甚至达到了自我折磨的境界，如果他发现他的作品——或者他计划用来创作的材料——哪怕是有丁点儿的瑕疵，他都会愤怒至极。

我们在米兰待了一天，参观了随处可见的教堂和博物馆。我们在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前站了半个小时。我们也了解到达·芬奇的笔记本里记录有他对人体结构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并且他建造的直升机和盥洗室大大超越了他所处时代的构想。我和菲利惊呆了，无法相信竟然还有人能够如此富有灵感。“富有灵感，”我对菲利说，“那就是诀窍之所在。”

意大利网球公开赛是在红土场地上进行的，我对这种场地并不是很适应。我以前只在绿土球场上比赛，那种场地球速更快一些。“红土就是把热的胶状物和未干的沥青铺在了流沙层上。你在这种破红土上是攻不垮对手的。”我在第一次练球时这样向尼克抱怨道。

他则不自然地笑了笑。“你不会有问题的，”他说，“只是你必须适应它才行。不要心浮气躁，别想着尽快结束每一分的争夺。”

我根本就没弄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因此在第二轮中就出局了。

我们飞到巴黎参加法国网球公开赛，还是红土。在费力地赢了第一轮比赛后，我在第二轮比赛中又遭遇惨败。这一次，我和菲利又试图通过参观这个城市的一些风景名胜来提升自己。我们去了卢浮宫。画作和雕塑如此之多，着实令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不知道该把头转向哪里，该把双脚放在何处。我们无法完全理解所见的每件作品。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我们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然后我们来到了一幅我们对其有着深深共鸣的画作前，那是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画中描绘的是一个裸体的、站在悬崖边上的年轻男人，他一只手紧紧抓住一根光秃秃的、已经开始断裂的树枝，另一只手则抱着一个妇女和两个婴儿；他背上还背着一个老人，也许是他的父亲，老人的胳膊紧紧绕在他的脖子上，手里抓着一袋子看起来像钱的东西；在他们的脚下是万丈深渊，深渊里满是那些支撑不住坠落下去的人的尸体。所有人的命运都取决于这个裸体男人的一己之力——他那紧紧的一握。

我对菲利说：“看这幅画的时间越久，就会觉得那个英雄的脖子被那个老头勒得越紧。”

菲利点点头。他抬头看着悬崖边上的那个男人，柔声地说：“坚持住啊，兄弟。”

1987年6月，我们去了温布尔登。我被安排在2号球场，与一个法国人亨利·勒孔特进行比赛。2号球场被人称为“墓地球场”，因为诸多选手都在这里遭遇了致命的失败。这是我第一次造访网球运动中这一最为神圣的赛场，但是我不喜欢这里，从我们到达此地的那一刻开始就不喜欢。我是从拉斯维加斯来的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少年，我抗拒所有陌生的东西，而伦敦就是一个令你产生强烈陌生感的地方。食物、公交车以及古老的传统无时无刻不在向你昭示着你的异乡人身份；甚至连温布尔登的草地闻起来也与家乡的不同，尽管我家乡根本就没有多少草地。

更令人不快的是，温布尔登的官员们似乎颇为享受在要求参赛选手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中所获得的那种傲慢的、专横的乐趣。我一向对规则很是反感，尤其是专横无理的规则。为什么我必须穿白色的球服？我不想穿白色的。我穿什么关这些人什么事？

最为重要的是，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限制和阻碍，我对此十分不满，因为那样会使我觉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我需要出示一个徽章才能进入更衣室，而且只是那里的一个小型更衣室。我正在这里参赛，但他们还是像对待一个闯入者那样对待我，甚至都不允许我在即将比赛的场地上训练。我被限制在沿街的室内球场，结果我第一次在草地上打球就是在温布尔登的赛场上。我当时非常震惊，球总是以与我预期相异的角度反弹，甚至根本就弹不起来，因为球场上的草根本就不是草，而是涂了凡士林的冰。我极为担心自己会滑倒，所以我干脆踮起脚。当我环顾四周以观察英国球迷是否已经注意到我的不适时，我吓了一跳：他们就在我的头顶上方。这个体育场就像是一间玩牌室，而观众们本就是来看我们笑话的。勒孔特对我实施了安乐死，从而将我的名字列在了墓地球场阵亡者的名单上。我告诉尼克我绝对不会再来这里了。我宁肯再次拥抱我父亲，也不想重回温布尔登的怀抱。

几周后我又辗转至华盛顿参加比赛，而我的情绪依然很糟。在第一轮中，我的对手是帕特里克·库南，结果我一无所获，输得彻头彻尾。在漫长、艰难的欧洲之旅后，我的体力和激情已经所剩无几了。旅途的奔波劳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以及那种无法释怀的重压感已经使我筋疲力尽。另外，那天酷热难当，我身体也颇为不适。我完全没有准备好，因此有些心不在焉。当时我们各胜一盘，暂时难分胜负，而恰在这时我的精神脱离了身体，开始在赛场里四处飘荡。在第三盘开始之前，我就已经神游天外了。最终我以0:6输掉了这一盘。

我走到网前和库南握手。他对我说了什么，但我看不见他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仿佛他只是某根管子末端的一团模糊不清的能量。我一把抓起我的网球包，跌跌撞撞地走出了球场。我穿过街道，走进罗克·克里克（Rock Creek）公园，然后来到一个小树林。当我确定周围没有别人时，我冲着树大声咆哮。

“我再也不想过这种生活了！我他妈的完蛋了！我不干了！”

我一直走啊，走啊，直到走到了一块空地上。驻足片刻，我发现自己周围全是无家可归的人，有些坐在地上，有些则躺在一些短木棍、碎树枝铺就的“床上”睡觉，其中还有两个在打牌。他们就像童话中友善而好搞恶作剧的侏儒。我走到一个似乎相当警觉的人面前，拉开网球包，然后拿出了几把“王子”球拍。

“给你，伙计，你要这些球拍吗？你要吗？因为我再也用不到它们了。”

那个男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相当确信终于遇到了比他还疯狂的人。他的伙伴们也拖着脚步凑了过来。我对他们说：“过来，伙计们，过来。树荫处可能都有100华氏度（约37摄氏度），但是今天可是你们的平安夜好日子！”

我把网球包扔在地上，从里面拽出了剩下的球拍——每把都值几百美元，然后把它们分给了那些流浪汉。

“给你，自己拿吧！我百分之百确定我再也不需要它们了。”

我的网球包顿时轻了不少，而我则尽情享受着这种轻松。陶醉在这种情绪中，我不知不觉走回了菲利和我住的酒店。我坐在床上，菲利坐在另一张床上，就像以前那样——在很多方面。我告诉他我已受够了，我不能继续这样了，我再也不想打网球了。

他没有和我争论。他理解我——还有谁会比他更理解呢？我们开始研究细节，制订计划：如何把这件事告诉尼克，如何告知我父亲，以及我该如何谋生。

“不打网球的话你想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们出去吃晚餐时又进行了详细彻底的讨论。我们分析了我现在的财务状况——还有几百美元而已。我们还开玩笑地说又快达到土豆和扁豆汤的境地了。

回到酒店后，我们房间的电话在闪，我有一条留言。北卡罗来纳州网球表演赛的组织者打电话来说一个选手临时退出了比赛，他们想知道我能不能参加。如果我愿意参加的话，他们保证我至少能够得到2000美元的出场费。

菲利认为我告别网球场时口袋里能有些钱还是不错的。

“好吧，”我说，“最后一项赛事，不过我得弄几副新球拍了。”

我抽签抽中的第一轮的对手是一个名叫张德培的孩子。从小到大，我和他打过无数场比赛，从来没有输给过他。另外，他只有15岁，比我小两岁。他的水平远逊于我，因此这就好像是医生为医治我受伤的心灵开出的一剂良药。我面带微笑地走上球场。

但自从我们上一次交手后，他一定是完成了某种转变。在赛场上，他的水平实现了巨大飞跃，现在他像开足马力的跳蚤那样快速地跑动着。我用尽全身解数才能击败他，最终也确实击败了他。这是我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我决定推迟我的退役计划，就再多打几个星期。我告诉菲利我要去斯特拉顿山，我去年在那里表现得很好，斯特拉顿将是我赢得最后喝彩的适宜之地。

我们是与其他两个参赛选手——彼得·杜汉和凯利·埃文登一同飞往佛蒙特州的。凯利说就在我们离开前，他匆忙地拿了一份斯特拉顿赛的签表。

“想知道你的对手是谁吗？”

“我的确很想知道。”

“不，安德烈，你肯定不会想知道的。”

“我和谁打？”

“卢克·简森。”

“见鬼。”

卢克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青少年网球选手，到目前为止也是巡回赛中最被看好的年轻选手。我瘫坐在椅子上，注视着窗外的云彩。我本该在自己处于领先地位时就退出的。我本该在击败张德培之后就退役的。

卢克左右手皆可发球，他因此被称为“双手卢克”，而且他两手发球的时速都可达130英里。但今天，面对着我，他的一发就大失水准，而我又狠狠地攻击了他的二发。当三盘过后我勉强战胜他并得以晋级时，我比他还要惊讶。

我的下一个对手是帕特·卡什，他刚刚在温布尔登摘得冠军——在墓地球场见证了我的毁灭后的第12天。卡什是一部机器，是一名具有出色协调感的运动员，他能够流畅自如地移动，并且可以像九头蛇那样在网前扑杀。我甚至从没想过要战胜他，我只是想如何守住我的发球局。但是比赛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发现他上旋球打得不多，于是我的心情好了起来，心态平和，能够客观地看待对方。在这种情绪下，我打出了一记又一记漂亮的球，赢了一分又一分。既然我不可能赢得这场比赛，既然我只是想发挥出自身的实力，我是如此的自由和轻松，而这反而使卡什紧张起来。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似乎颇为震惊。他的一发多次失误，这让我可以迎前小半步，尽我全力接发球。每一次我的回球从卡什身边飞过，他都会透过球网瞥向我，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计划不是这样的，你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做！

或者部分是由于自大的心态作祟，他越来越频繁地在网前被我的穿越球惊到，却拒绝回到底线，谋划一套新的战术。在我的一记较之前更为出色的回球后，他进行了一次勉强的网前截击，而我则再次回了他一记穿越球。他站在那里，双手叉腰，盯着我，眼神中流露出一种不公平感。

“盯着看吧，”我心里想，“别停下来。”

在比赛快结束时，他不断地赠与我容易得“令人痛苦”的回击目标。他的球可以被极其完美地回击，而且不可思议地易被打中，以至于这一切似乎是如此的不公。我有着光明正大的机会成功地回击每一个球。我只是想留下一个印迹，但是我却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最终，我以两个7:6爆出大冷门。

我因此最终认定斯特拉顿山是我的神山，是与温布尔登相抗衡的地方。去年我就在这里得以超常发挥，而现在我又一次表现得非常出色。这里的氛围是激动人心的、悠闲松弛的，也是典型美国式的。不像那些傲慢自大的英国人，这些斯特拉顿人理解我，或者说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至少理解那个被理想化了的我。他们不知道我过去12个月中的痛苦挣扎，不知道我甚至已把球拍送给了流浪汉，不知道我心中那悬而未决的退役打算。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就不会如此支持我了。在我与简森的比赛中，他们为我欢呼喝彩；而在我击败卡什后，他们则视我为家庭中的一员。这个家伙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家伙在这里表现出色。受他们已经有些嘶哑的加油声的鼓舞，我杀入了半决赛，对阵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伊万·伦德尔。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一场赛事，父亲也专程从拉斯维加斯飞过来观看这场比赛。

在开赛一个小时前，伦德尔走进更衣室时，只穿着他的网球鞋。看到他如此放松，能够如此自在地裸露自己，我意识到我面对的将是什么。这将是一场他的胜利，从而将终结我所有的胜利。三盘之后，我输掉了这场比赛，但我离开球场时仍欢欣鼓舞，因为我赢得了第二盘比赛。在那半个小时里，我倾尽全力让他有一番好受，我完全能以此为基础继续提升自己。我感觉好极了。

没错，我感觉很好，直到我看见了伦德尔在报纸上对我的评价。当被问到我在比赛中的表现时，他不无轻蔑地说：“也就发型和正手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