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相信公正的税制才是善政之根本，所以我认为古罗马帝国考虑并实行的“税要广收少收，税率不变”的税制是公正税制的样板。在古代，国有土地的租地金也是交给国家的，可以认为是直接税，规定租地金是该土地收成的十分之一。所以，《梅尔菲宪章》规定的“十二分之一税”忠实于以广收少收为宗旨的古罗马税制精神。

然而，中世纪的欧洲处于一神教基督教的统治之下，同古罗马因为是信仰多神教而无专门神职阶级不一样。一般认为，在中世纪，人被分为下述三种。

“祈祷的人”：意为专门的神职人员。

“战斗的人”：封建诸侯及其下属的骑士，他们的任务是保护祈祷的人和劳作的人。

“劳作的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被视为“庶民”（popolo），属于这个阶层。

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里，“祈祷的人”和“战斗的人”没有被课以纳税义务，只有“劳作的人”被课以向“祈祷的人”和“战斗的人”两者纳税的义务，理由为“祈祷的人”是祈祷他们心灵平安的人，而“战斗的人”则是保护他们肉体安全的人。

我们在这里不谈间接税而集中说说直接税的事。腓特烈统治的西西里王国的国民除了要向国家缴纳“十二分之一税”外，还必须向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缴纳“什一税”。这项著名的税金是欧洲所有基督教国家全都要缴纳的。粗略算下来，他们要向罗马教皇缴纳几乎与缴纳给西西里国王腓特烈一样多的税金。

仅此一项，腓特烈统治下的“劳作的人”已经缴纳了古罗马人两倍的直接税。但居住在封建诸侯领地里的“劳作的人”，只缴纳这些还是不行的。不管农地的所有者是封建领主，还是大主教或修道院，再有良心的所有者都会以保障领民安全为由收取农民收入的五成。五成之外，还要再缴给“祈祷的人”十分之一的税收。这就是中世纪社会。

那么，为什么中世纪的税收要高于古代呢？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古代没有中世纪要付给“祈祷的人”的那一成税。

但这还解释不了为什么减去这一项后还有五成的直接税。

用一句话说，中世纪与古代不一样，税金高的原因是保障安全的费用高。

古罗马帝国以被称为“内海”的地中海为中心，土地覆盖了欧洲、中近东和北非，疆域辽阔，保障安全的费用金额庞大似乎也属当然。然而，古罗马人的安全保障费用却低得惊人。古罗马仅完全铺装的干线道路就达8万公里，加上砂石道路，古罗马道路网长达30万公里，遍布帝国全境，已经形成系统，可以迅捷地从设在每个战略要地的军团基地把兵力调动到所需要的地方。古罗马人用这个办法可以节约在帝国全境常驻兵力的庞大费用。在保卫偌大帝国的防卫力量中，作为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有15万到18万人，加上辅助兵力也不超过30万，这与日本自卫队的兵力相差无几。

可是到了中世纪，保护居民安全的已经不再是大帝国，而是割据各地的数量众多的封建领主国家。必须承担防卫责任的地域也变得很小，与古罗马已不能相比。尽管如此，他们还必须常备有防卫所需的骑士和士兵。既然是割据，他们同近邻领主的关系不可能会好，相互提供常备兵力便是梦想。所以，即使在军事上没有必要，为了一直保有“战斗的人”，他们也不得不常备防卫人员，防卫费用便居高不下。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费用自然会转嫁为对“劳作的人”的课税。

腓特烈想改变这种状况。他自己是统治者，领土绝对比封建领主要大，但却在极度削减常备兵力，甚至削减到了只有1万人或更少。这个规模与有实力的封建诸侯的水平相当。

腓特烈注意到，诸侯们常备的兵力不仅用于对付国外的敌人，还用于镇压国内的敌人即领民。所以，腓特烈想要用低税率来减少领民的不满，而不是用军事力量阻止领民叛乱。向罗马教皇缴纳的“什一税”属于无奈。但作为领主，他想压低缴纳给自己的税金。“十二分之一税”就是这个想法的体现。

我们能理解腓特烈有模仿以“广收少收”为宗旨的古罗马税制的想法，但毕竟他生活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封建领主们为了继续当“战斗的人”，不会削减自己的兵力。为了把这些诸侯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腓特烈需要拥有超过他们的兵力。

所以，腓特烈在《梅尔菲宪章》中规定，作为国王和皇帝，他自己拥有在必要时征收临时特别税的权力。这一点成了日后历史学家们集中批评的靶子，认为这是腓特烈合理而一以贯之的政治中唯一一个中世纪式的政策。我甚至认为，腓特烈是想一个人把历代罗马皇帝一贯的政治坚持下去，伴随着一些勉强也属无奈。

正是因为腓特烈试图尽可能减少这种勉强，他的经济政策才被批评为统制经济。腓特烈在《梅尔菲宪章》中规定了国家专卖的产品，盐、铁、黄铜、焦油等都是国家专卖品。

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国家根据财务状况以4到6倍不等的价格拿到市场上出售。顺便一说，被定为国家专卖的这四样产品被罗马教廷以不让敌方利用为由列入了禁止向伊斯兰世界出口的禁运目录，可见在当时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物资。腓特烈一边要压低税负，一边又要增加国库收入，很是操心劳神。但是，如果不改革坐收五成的封建制度，无论是提高农业生产力还是划定专卖品，随之而来的辛劳将永无止境。

《梅尔菲宪章》是腓特烈36岁时的作品，我们应该站在这个角度去解读它，毕竟里面不但讲到了公平公正地施行法律，还讲到了市场经济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