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讲同时代其他国家国王的宫廷故事，我大概会写“宫里人”。“宫里人”指的是由国王保障衣食住用，讨国王欢心的人们。但在腓特烈的宫廷里，就算是讨国王的欢心，那也并不意味着开开玩笑，讲讲开心事，取悦主人。他们之间肯定开过玩笑，肯定讲过有趣的事情，但他们谈论的主题并不是叫个在民众中有人气的喜剧演员来就能解决的那类事情。这就是让我对把他们称作“宫里人”（cortigiano）感到犹豫，而只能把他们称作“朋友”（amico）的原因。

说到皇帝的“朋友们”，腓特烈大致有下列两种朋友。一种是以信为媒的朋友，另一种是召到身边来长期相处的朋友。腓特烈有很多书写正式公文和信函的书记员，在私人方面他也是一个写信狂。

以信为媒的朋友，我在这里只能列举代表人物，这些人里少不了前面介绍过的贸易商、数学家意大利人列奥纳多·斐波那契。他是第一个把阿拉伯数字介绍到欧洲的人。同过去一直使用的罗马数字相比，阿拉伯数字简单且误算风险小，还有零的概念，不论在生意上还是在数学学问上的益处都显而易见。

然而，以罗马教皇为最高领袖的天主教会，仅凭阿拉伯数字是基督教徒所敌视的伊斯兰世界的东西就说那是“恶魔的数字”，反对引进，就连经济立国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也都消极对待引进阿拉伯数字。可是，罗马数字不也是基督教徒所敌视不已的古罗马人创造的吗？看来逻辑性并非神职人员所擅长。

但是，不管罗马教皇如何反对，威尼斯共和国认为引进阿拉伯数字符合国家利益而坚决予以引进。威尼斯政府立即订购了斐波那契的著作，甚至开设了教授阿拉伯数字的学校。佛罗伦萨附近普拉托的一位商人发明了会计簿记方法。威尼斯引进了这一方法，并在将它改良为复式簿记的基础上予以普及。

重视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现实，除经济以外，政治、外交也莫不如此。人们最需要的就是正确的数字和把握整体所需要的广阔视野。乍看上去，阿拉伯数字和复式簿记不过是经济上的问题，但在罗马教皇被当作“太阳”的时代，威尼斯共和国敢放言“我们首先是威尼斯市民，其次才是基督教徒”，这在中世纪也算是异样的存在了。

就在同一时期，腓特烈皇帝也是一个异样的存在。腓特烈在途经比萨时结识了斐波那契并听了他的介绍，意识到了阿拉伯数字的有效性。但他不是商人而是皇帝。相比于把阿拉伯数字引进自己国家，他更热衷于保障已经年过五旬的斐波那契以后的研究生活。斐波那契从皇帝那里领到终身年金后，不再做经常往返于东西方的贸易，开始专心研究数学。他的义务是把研究和著述的进展过程写信告诉皇帝和回答皇帝在信中提出的数学问题。他没有应邀去意大利南部，而是选择了住在自己出生的城市比萨继续研究。他的很多著作，尤其是被誉为欧洲数学史上里程碑的《算盘全书》（Liber Abaci）及其后的所有著作都献给了腓特烈。1240年，他在领到终身年金10年后于比萨逝世。

以信为媒的朋友中还有一位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出生的的伊本·萨宾（Ibn Sabīn）。他是伊斯兰教徒，是阿拉伯人，他的学说在伊斯兰社会也过于激进。在回答腓特烈的问题时，他正在北非的摩洛哥流亡。

腓特烈与伊本·萨宾之间的质疑问答，借用英国人研究著作的题目来说就是“Sicilian Questions”。尽管这些问答都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但涉及从神学的目的到灵魂是否不灭这样的重大问题。

这让当时的基督教很恼火。灵魂不灭的问题可以问基督教神职人员，干吗要去问伊斯兰教徒。因为提问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天主教会咽不下这口气。不仅是中世纪的人，很多人都认为无须专门去向伊斯兰教徒询问灵魂不灭等重大问题。在800年后的现代欧洲人所写的研究著作中仍然荡漾着类似的情感，让人啼笑皆非。

也许因为我出身于大学哲学系我才想说，既然要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回答那个著名的“西西里问题”，就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回答得再简洁明快一些。也许这是不同时代伊斯兰知识分子中常见的共同倾向。总体来说，他们的理论展开既不简洁，也不明了。不过，敢于明确说出灵魂并非不灭，这并不只是亡命摩洛哥就能做到的。大概腓特烈也没能满意，他后来的兴趣便转向了具体问题。

即便这样，伊本·萨宾回答了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皇帝还是给了他报酬。可这位抛弃了西班牙的一切，在摩洛哥过着流亡生活的伊斯兰教徒却把报酬退了回来，同时还写信说了不接受报酬的理由。他说这件事本身体现出了伊斯兰教徒的智慧优于基督教徒，这就足够了。如果是生活在多神教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他只要不受宗教束缚，合理冷静地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逻辑就足够了。

人们通过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腓特烈的“朋友”既不分宗教，也不分民族。仅仅是曾经在他的宫廷里待过并且留名后世的，我们就可以举出以下人物。

欧洲第一个研究兽医学的乔尔丹诺·布鲁诺，生于意大利南部，就学于萨莱诺医学校，后执教于当时医学研究的圣地萨莱诺医学校。

研究防疫学的阿达莫·达·克雷莫纳，生于意大利北部，他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被皇帝转化为政策，在提高卫生水平方面做出了贡献。

犹太人扎卡里亚是同样毕业于萨莱诺医学校的眼科专业医生。他受到皇帝的邀请，开始了宫廷生活。皇帝这时随着年龄增长视力在不断衰退。

腓特烈有个像是“翻译工作室”的部门，其成员也是形形色色。

犹太人所罗门·科恩，生于马赛。他的工作是把雅各布·阿纳托利的著作翻译成中世纪的国际语言拉丁语，阿纳托利因把希腊文献翻译成希伯来语而闻名于世。后述的米凯尔·司各脱也与他一起工作。

这个“工作室”里还在进行着《为行走在迷茫中的人指路》的拉丁语翻译工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犹太人哲学家马伊莫尼德，他以追求亚里士多德哲学与犹太教的融合而著名。我认为我在哲学系学到的就是搞清了自己是多么的非形而上。在像我这样的粗人看来，亚里士多德哲学跟犹太教的融合，连尝试都是徒劳的。但想遍尝一切的腓特烈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既然这样，通过阿拉伯语译本把亚里士多德《动物志》翻译为拉丁语也就是当然之事了，这本书的拉丁语书名叫作《De animalibus》。腓特烈要写《驯鹰的艺术》也是受到了这本书的启发。

腓特烈自己在相当程度上知晓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但专家的翻译则是另一码事。翻译其实是一种高深的工作，好的译者在资质方面应该具有与原作者同等的智力，如果达不到同等的智力水平，至少不能缺乏以原作者的思想进行翻译的想象力和气概。正因为如此，翻译才被视为是学问之始。腓特烈懂得这些道理。因为腓特烈的看重，中世纪的“翻译工作室”才从伊斯兰教统治下的西班牙转移到了基督教统治下的意大利南方。

我在想，这帮人平时用哪国语言说话呢？难道不是拉丁语、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混用吗？会不会再加上英语和希腊语呢？

在腓特烈身边时间最长的是下面两个人。

米凯尔·司各脱（Michaele Scot），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苏格兰出生的米凯尔。据说他出生于1175年前后，因而比腓特烈年长20岁。在中世纪，爱好学问很容易会被视为异端。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他年轻的时候就当了修道士。在牛津和巴黎求学之后，他年逾四十，却去了西班牙的托莱多。当时的托莱多可说是一个文化中心，以把希腊语翻译成阿拉伯语而出名。

在托莱多逗留期间，这位苏格兰修道士学会了阿拉伯语。尽管把亚里士多德著作译成为阿拉伯语的著名译者阿维罗埃20年前就已去世，但托莱多却仍留有他的学风。

阿维罗埃（Averroes）这个名字在欧洲很著名。他的本名叫作伊本·鲁西德（Ibn Rushd），是出生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

他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希腊语翻译成阿拉伯语。腓特烈把这些译著推荐给米凯尔译为拉丁语。

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了中世纪的国际语言拉丁语，欧洲人才在千年之后又重新想起了他。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第一次知道了与柏拉图齐名的古希腊智者。

罗马教皇宫殿叫作梵蒂冈，里面有一个地方叫“拉斐尔厅”。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拉斐尔在这里创作了壁画。其中有一幅作品名为《雅典学派》，画面构图是古今的学问“明星”聚集一堂。中央站立的二人是模仿达·芬奇长相的柏拉图和模仿米开朗琪罗长相的亚里士多德，学问和艺术的世界巨擘们以各具特色的姿态围绕在他们左右。画面左下角画着裹着头巾的阿维罗埃，一副阿拉伯人的形象。

拉斐尔创作的《雅典学派》

不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后来的文艺复兴时代，梵蒂冈都是天主教的大本营。拉斐尔在梵蒂冈内部描绘了在学艺方面留下丰功伟绩的人，哪怕他不是基督教徒。每当我看到这幅作品心里都会想，没有比这更能高歌文艺复兴精神的作品了。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伟大，那么介绍他的业绩的人也做了伟大的事。因而，画中描绘了阿维罗埃也属当然。

这幅《雅典学派》里没有画上米凯尔·司各脱。我们的这位苏格兰人什么领域都要插一手，他甚至研究占星术而被当成了占卜师。但丁在《神曲》中把他贬低到了《地狱》篇第二十首中，把他评价为一个形迹诡异的人物。也许是因为这个评价，他没能进入《雅典学派》，这非常可惜。

听说研究阿拉伯数学的斐波那契把这个苏格兰人引荐给了腓特烈。司各脱离开西班牙，来到了意大利。斐波那契与他结识，两人性情相投。于是，斐波那契把他介绍给了皇帝，说他很有趣。也许腓特烈也觉得他有趣，或者是他也觉得腓特烈有趣，就此待在了腓特烈的身边直到去世。在此期间，他不但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成了拉丁语，还完成了阿维罗埃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翻译工作。

如果把所谓亚里士多德主义简单地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是：不能证明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正因为如此，反复实验，努力追求真实才愈加重要。

与理论派的柏拉图相比，腓特烈当然更喜好这位亚里士多德，也自然会与一生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米凯尔·司各脱成为气味相投的朋友。不过，这位兴趣广泛的苏格兰人，有时也会因腓特烈而感到困惑。皇帝提问坦率，会问到你无法作答，而并不在意你是否会认为他幼稚。我仅举数例如下：

一、在宇宙中，是什么东西支撑着我们居住的地球？

二、上帝居住在宇宙的什么地方？

三、人们都说天使和圣人围绕在上帝的身边，他们在那里都干些什么？

四、有没有天堂、炼狱和地狱？如果有，那么它们都在哪里，又有谁住在里面？

五、人死后也能知道活着的人在干什么吗？

六、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七、为什么会有涨潮和退潮？

八、地球的中心是什么构成的？

九、为什么长年静止的山会突然喷火？火山附近的水为什么会沸腾，发出恶臭？

这样的问题成年人会羞于启齿。可腓特烈却向米凯尔抛出了这些问题。这位苏格兰人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但他也是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修道士，对基督教会有所顾忌，否则很容易被当成异端定罪。这位修道士所回答的不论是宇宙、天堂，还是炼狱、地狱，都跟半个世纪后出生的但丁在《神曲》中所描写的没有多大区别。

所以，腓特烈当然会认为灵魂不灭之类的问题就只能问伊斯兰教徒了。不过，问是问了，但伊斯兰教徒的答案却不能令他满意。到了这步田地，也只好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以“不能证明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之说收场了。我觉得，抛给米凯尔·司各脱的问题更加具体化，这反映出那段时间的情况。

话虽如此，只要是谈论具体的科学之事，如涨潮退潮及其对动植物的影响等，米凯尔还是一个愉快而有益的朋友。而且，这个苏格兰人爱好广泛，不用担心话题枯竭。他和腓特烈二人好像对现代被称为观相学的领域也大有兴趣。

米凯尔·司各脱在他所写这方面的著作中说道：如果具有观察面相和身相的眼光，你就能了解对方的性格，预测他的行动。书中还有一行令人愉快的文字：额头上没有皱纹，脸上也平滑的人吵架嘴快，撒谎也不脸红，头脑偏于简单。不过，米凯尔就是米凯尔。他在这段文字后继续写道：“但是不能仅凭这些来判断一个人。人会因为业绩而改变容貌。”

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腓特烈正面临众多难题，一定是满头皱纹，满脸沟壑。如果不是这样，感觉再契合的朋友也写不出这样的话来。

这位米凯尔·司各脱甚至还为皇帝算命。在意大利的主要城市中，腓特烈没有踏足过的唯一城市就是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在那个时代叫“Fiorentia”，是鲜花之都的意思。米凯尔对皇帝说，你最好不要去地名带“花”的城市，因为你会死在那里。

这么一说，腓特烈一辈子还真的没有去过佛罗伦萨，甚至没有靠近过。即使在佛罗伦萨共和国表态要把行政长官的任命权交给皇帝以表示归顺的时候，腓特烈也只是接受了这个请求，把儿子费德里科派去担任长官职务，自己却没有去。顺便说一句，腓特烈在出门鹰猎的途中病倒后被抬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地名叫作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Castel Fiorentino，花之城堡的意思）。

我不知道腓特烈不靠近佛罗伦萨究竟是因为他相信了苏格兰人的预言，还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想法认为“不能证明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而不去造访。总之，“花”（Fiore）似乎成了合理主义者腓特烈的“鬼门关”。

不管怎么说，米凯尔·司各脱的确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谈话伙伴。不过很快，腓特烈就想再找一个理智交谈的话伴儿了。腓特烈写信委托以信为媒、已经成为好友的开罗苏丹选送一个合适的人。苏丹送来了出生在中近东的希腊人、基督教徒泰奥多罗。

就像米凯尔以“生于苏格兰的米凯尔”留名一样，这位泰奥多罗也是以“生于安提俄克的泰奥多罗”名留历史的。他的生年不详，出生地是十字军时代作为公国而繁盛的叙利亚古都安提俄克。他是希腊裔，所以是基督教徒，但却不属于天主教派，而是希腊正教徒。他懂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还有法语。尽管十字军国家的公用语言是拉丁语，但那些地方当时广泛通用的却是法语。这大概就是他懂法语的原因。

这人对古希腊的所有学问都感兴趣。但他学习这些学问既没有去雅典，也没有去亚历山大，而是去了伊斯兰世界。他渡过幼发拉底河，来到底格里斯河畔，先在摩苏尔，接着到巴格达求学。这件事显示了古希腊的“智慧”是怎样通过伊斯兰世界而流传后世的。

泰奥多罗在中东完成学业后，又回到了中近东，在附近的伊斯兰埃米尔手下当行政官，积累资历。苏丹受腓特烈之托寻找人才时，他被网罗进来。于是，这位“生于安提俄克的泰奥多罗”平生第一次来到了西方。

他成了腓特烈的朋友，在以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待在皇帝的宫廷里。他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典型，兴趣广泛，但专业只在两个领域:第一个是医学和疫病学，第二个是把阿拉伯文献翻译成拉丁语。

在第一个领域中，他与一位已经成为腓特烈朋友的意大利人合作，积极参与了西西里王国防疫对策的制定工作。因为有了意大利北方克雷莫纳出生的阿达莫和叙利亚安提俄克出生的泰奥多罗这两个人，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的下水设施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还没有达到古罗马时代上下水两方面都设施完善的程度。排水技术当时还是东方更为先进。出生于意大利和叙利亚的这两个人灵活运用了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技术和伊斯兰的技术，使流行病防治对策不断开花结果。

泰奥多罗专业的第二个领域是翻译。在这个领域中，他最著名的功绩是把多位阿拉伯人撰写的鹰猎指南书Moamin介绍到欧洲。原著大约成书于12世纪前后。泰奥多罗来到西欧后才为腓特烈把这本书翻译成拉丁语。这本书刺激了腓特烈，催生了中世纪唯一一本作者为皇帝的学术著作。

苏格兰出生的米凯尔涉及了所有的领域。安提俄克出生的泰奥多罗比他晚来，也成了皇帝的一位朋友。在全能型知识分子这一点上，二人堪称双璧。他们之间的对话据说是压轴的精华。这对话大概是用拉丁语进行的吧。对话间皇帝时不时插上一句辛辣的讽刺，腓特烈从来没有被他们两人的话语所压倒而说不出话来。

米凯尔甚至给皇帝算命，而泰奥多罗的专业中则有希腊医学。泰奥多罗曾为命中注定生活紧张的腓特烈调制饮料，还做糖果送给他，让他尽快消除疲劳。

看了饮料的成分表后我们只能说，那东西不就是运动饮料吗？不过，补充糖分对用脑有效，这却是事实。

再说糖果。这东西只是以蜂蜜为底料加了些紫花地丁的芳香而已，但腓特烈却深好这一口。听说他还下令赠送给政府高官们。在讨论严肃问题的会议上，皇帝和家臣们一边讨论，一边鼓漱着嘴里的糖果，光想象一下就会令人忍俊不禁。尽管如此，淡紫色糖果散发着紫花地丁的高贵香气，用作疲劳恢复剂的确不赖。

苏格兰出生的米凯尔是修道士，即使是最下层也属于神职人员。献身于上帝的人不允许拥有最终的安身之所。对他来说，不管是在皇帝的宫廷里还是在修道院度过余生都没有关系。但安提俄克出生的泰奥多罗是个俗界人士。所以，腓特烈让人在意大利南方准备了一处带有领地的宅邸送给他。宅邸的庭园里绿树繁茂，流水潺潺，一派东方气息。

我认为这样可是不行的。住进让他想念起故乡的地方，就是在他望乡之乡愁上又点了一把火。

这时的腓特烈与终于选出的新教皇之间关系紧张，为此劳心伤神。

泰奥多罗即使想回归故里，也不想做违背厚待自己的皇帝心愿之事，思前想后，苦恼不堪，最终选择了自杀。48岁的腓特烈在意大利中部逗留期间得知了这位朋友的死讯。

“朋友们”的最后一人还是得归阿尔-卡米勒。

腓特烈同他没有见过面。尽管如此，对腓特烈这位基督教徒来说，没有比这位伊斯兰教徒更好的朋友了。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欧基督教徒在“上帝所愿”的口号下大举进攻伊斯兰教徒在中近东的地盘。从那以后，十字军国家勉力支撑长达200年之久。这里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确定的原因是敌人伊斯兰方面的领袖都是阿尤布王朝的苏丹。

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基本上由阿拉伯民族、波斯民族和土耳其民族所构成。阿尤布王朝的苏丹都是库尔德族出身，这个民族在伊斯兰世界至今还是少数民族。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一连三代苏丹萨拉丁、阿迪勒和阿米勒都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伊斯兰世界的神职人员哈里发和伊玛目都主张把基督教徒一个不剩地统统赶走。在仍然实行这种强硬路线的情况下，只有阿尤布王朝的苏丹采取了温和应对的态度。跟着第一次十字军打过来以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已经扎根了100年。三代苏丹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他们并没有把基督教徒赶出去，而是改变了方向，与基督教徒共存。他们看到了中近东伊斯兰社会通过十字军接触了西欧，伊斯兰社会的产品也卖往西欧的事实。

在西欧，威尼斯共和国和皇帝腓特烈最先抓住了这种形势的变化。

威尼斯领导的第四次十字军虽然出发远征，但目的地既不是巴勒斯坦，也不是埃及，他们进攻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因为威尼斯政府与苏丹萨拉丁之间签有密约，双方同意只要十字军不来，苏丹将保证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的安全。威尼斯共和国把国家利益放在最优先位置。相比于按照十字军精神屠杀伊斯兰教徒，他们自然会选择确保和扩大贸易的路线。

但率领第六次十字军的腓特烈不能只优先考虑一国的利益。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有义务把居住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人们的愿望变成现实。这些愿望是：第一，要夺回被萨拉丁占领后回到伊斯兰手中的圣城耶路撒冷；第二，要确保基督教徒安全前往耶路撒冷等基督教圣地朝觐；第三，确保在中近东定居已久的基督教徒的生存。腓特烈了解这些愿望，他决定通过外交手段去实现这些愿望。

这个时期，敌方身居苏丹之位的是阿尔-卡米勒。他的父亲是阿迪勒，伯父是萨拉丁。他的大本营在开罗，但他的势力圈却不仅限于埃及。同伯父和父亲一样，阿尔-卡米勒这位苏丹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西半部分置于了自己的统治之下。他继承了父亲阿迪勒的思想，认为只要十字军不来远征，就可以与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共生。

阿尔-阿米勒是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苏丹，而腓特烈是基督教世界地位最高的皇帝。也就是说，他们二人是顶尖中的顶尖，尽管这与宗教界地位最高的哈里发和罗马教皇在意义上有所不同。

这将促成问题的解决。皇帝方面发誓不进行十字军远征，苏丹方面则起誓把耶路撒冷归还给基督教一边，并承认中近东十字军国家的存在。这样就会使问题得到解决。他们两人决定达成媾和协议，有效期为10年，并写明今后可以续约。第六次十字军之所以被称为无血十字军，就是因为虽然率领军队过去了，腓特烈却没有使用军队，单靠外交就达到了目的。

然而，这次媾和遭到了来自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两方面的猛烈抨击。在东方，哈里发和伊玛目谴责这是“伊斯兰的耻辱”；在西方，罗马教皇说应该用基督教徒的鲜血夺回圣城耶路撒冷，他甚至抨击率领第六次十字军的腓特烈是“基督的敌人”。这是唯一一支没有与伊斯兰教徒作战的十字军。

不分古今东西，原教旨主义总是存在的，而且他们的声音总是很大。声音越大，留在编年史作家——这些当时的记者——笔下的概率就会越高，甚至会让参考这些记载的后世研究家认为，这才是那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声音。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由声音大的人书写历史的概率难道不是更高吗？

但是，不论是阿尔-卡米勒还是腓特烈，都冒着如潮的恶评遵守了媾和时的约定。有效期又延长了10年。虽然这是因为他们二人事后都有维系当时的约定，但对腓特烈而言还有考虑本国利益的一面。

西西里王国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合而成，隔地中海与北非相望。按现代的国别从东向西数过去，这些北非国家有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在中世纪，这些地方由大小苏丹和埃米尔统治着。如果同他们搞好了关系，西西里王国就可以减轻其对海上防卫的担心。这些伊斯兰的小君主都知道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的朋友关系，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去违抗大国埃及苏丹的意志。

正如我在《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中所写的那样，从北非袭来的伊斯兰海盗是中世纪时代居住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基督教徒最大的恐怖。基督教方面很早就转为贸易立国，而北非却还持续着海盗立国的状态。因为这个原因，南欧海边建起了数量惊人的用于监视的塔楼——“萨拉森塔”（Torre Saraceno）。

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突出于地中海的中央，最容易受到海盗船的袭击。但今天还残留在那里的“萨拉森塔”几乎都建于腓特烈以后的时代。因为在腓特烈统治意大利南方的时代，海盗惮于袭击他的领国。

在年龄上，阿尔-卡米勒似乎比腓特烈年长十五六岁。这位苏丹经常向皇帝派来感觉像是维护关系的使节团，每次必给皇帝带来礼物。

了解了这些礼物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知道阿尔-卡米勒实际上很理解腓特烈。他没有送来阿拉伯的绝世佳人。苏丹送来的礼物更多的是使用伊斯兰社会最新技术制作的产品，如制作精巧的水钟、所有星星都是用宝石镶嵌而成的宇宙仪等。皇帝的回礼则是在北欧捕获的白熊。这的确令人发笑，但在中世纪，东方在技术方面也是领先的。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这样的状况才得以逆转。

我很同情被送到开罗的白熊。但在苏丹送给皇帝的礼物中，也有大象、豹子等猛兽和形形色色的热带鸟类。

腓特烈把这些动物放在了召集诸侯开会的地方，用在了进入一座城市，而该城市屈服并决定归顺到他旗下的时候。人们感觉就像来到了一座马戏城。但夸耀自己的权力也对行使这些权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德意志诸侯对制作精巧的宇宙仪毫无反应，却会瞪圆了双眼观看异国情调的猛兽游行。

阿尔-卡米勒于1238年去世，距他与腓特烈所签的媾和协议还有一年到期。一年后，继承阿尔-卡米勒当上苏丹的长子同意无条件续签协议。我认为这是他父亲交代的。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因此又可以享受10年的和平。腓特烈是在媾和破裂一年后去世的。

一位基督教徒委托一位伊斯兰教徒物色一位人物。这位伊斯兰教徒接受了基督教徒的请求，为他派去了一个生于东方却是基督教徒的人。不过，这种关系在中世纪这个时代罕见得让人悲哀。这两个人构筑了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东方之地共生共存的局面。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以“圣路易”闻名，被罗马教皇称为理想君主，他率领的第七次十字军打破了这种局面。

不过，皇帝腓特烈二世不是一个只满足于把知识分子召到身边的人。他也留下了自己的作品，只举其代表作就有《梅尔菲宪章》、蒙特城堡（Castel del Monte）和关于鹰猎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