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举三位当时的“媒体”代表。前两位在教皇派时期出生于帕尔马和佛罗伦萨，研究家把他们归类为反腓特烈派。最后一位是站在腓特烈一边的记录者。

修道士萨林裴内·德·亚当（Salimbene de Adam）

他是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帕尔马的神职人员，大约比腓特烈皇帝年轻20岁左右，在神职人员和生养地点双重意义上都被认为是教皇派编年史作家的代表。他年轻时曾经见过皇帝一面。

“不幸的是他一生都没有停止与罗马天主教会为敌，尽管养育他、守护他、援助他的正是这个教会。

“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是一个无信仰之徒和享乐主义者。他非但不相信灵魂不灭，还以《圣经》的内容为材料饶有兴趣地论证人死后一切皆无。

“他有许多恶德，狡猾奸诈，好色，不诚实，暴躁。不过，如果他愿意，待人接物也很亲切和蔼，还懂得理解对方的立场。

“他总是在行动。他中等个头儿，容貌俊美，举止优雅。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当即喜欢上了他。他当时能不费力地讲多种语言，可以根据对方的情况迅速改变自己。

“如果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忠诚于上帝和教会，那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比同时代任何一位君主都杰出的统治者。”

乔万尼·维拉尼（Giovanni Villani）

与其说他是腓特烈的同时代人，不如说他是生于半个世纪后的但丁同时代人。他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庶民阶层，曾在当时佛罗伦萨的实力金融家佩鲁济和博纳科尔西手下当银行职员，后来投身政界，曾经三次担任任期两个月的佛罗伦萨政府高官六人团成员。

不过，正如但丁所写的那样，当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正像一个病人想摆脱痛苦而在床上辗转反侧。可能是因为卷进了政治之争，维拉尼曾经被认为有贪污嫌疑而入狱。72岁那年，死神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他是因薄伽丘著作《十日谈》而闻名的鼠疫大流行事件的牺牲者。

他所写的编年史在后世最为有名，这并不是因为他写了腓特烈皇帝，而是因为他写作时把14世纪初的佛罗伦萨、意大利和欧洲纳入了视野。这是他的特色。在他的著作中，腓特烈只是一个刚刚过去不久的很多方面堪称之最的名人而已。

“腓特烈作为皇帝统治了30年之久。仅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力量的人。如果让他写文章，他自己原来的自我也会跃然纸上。

“他的拉丁语掌握得很完美。他不但能说、能写我们的俗语（意大利语），还懂并会讲德语、法语、希腊语和萨拉森语（阿拉伯语）。他热衷于翻译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书，保障给从事翻译的学者以足够的报酬。后代也会享受这些成果。

“在战场上他很勇敢，同时也很谨慎，因此敌人都害怕他。但他的私生活糜烂，沉溺于包括肉体方面在内的各种享乐。

“他不相信死后还会有今‘生’。这是他一直受到神圣的天主教会敌视的原因。”

尼科洛·迪·詹姆西拉（Niccolo di Jamsilla）

根据研究家的说法，这个拗口的名字可能是顾忌别人知道而用的假名。他撰写了从1210年腓特烈任性地宣布自己成人开始，到1258年儿子曼弗雷迪就任西西里国王为止这段时间的编年史。从他所叙述的内容来看，他在那不勒斯大学毕业后可能在皇帝手下当过公证人或国家指定辩护人。他用假名发表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正值皇帝死后教皇发起猛烈的反腓特烈运动的时期。

“腓特烈是一个具有开放精神的人，这一点千真万确。他总是言行大胆，但他懂得以自己的贤明掌握好平衡。他没有因为莽撞冒进而坠下悬崖，而是能够用谨慎的判断面对和处理一切困难问题。如果没有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主流思想妨碍他，他将留下更加伟大的业绩。

“他在一生中连续不断地遇到困难局面。不过，他会巧妙利用这之间的些许闲暇。他不仅热心于奖励学习技艺，还热衷于充实教育。他身边聚集了来自各国的各种才能的人。皇帝保障他们获得固定的收入，让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中使自己的才华开花结果。对那些贫困的年轻人，皇帝也毫不吝惜地从国库里出资让他们继续学业。因为他认为，满足年轻人追求学问的愿望是统治者的义务，与他们有多少财产无关。皇帝也很热心于表现自己的学识。他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并撰写了表现他这方面造诣的《驯鹰的艺术》。

“不过最值得特书一笔的是他对建设法治国家的强烈热情。他通过自己的学习，对每条法律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但他却不单纯依靠这些，而是经常倾听精通法律的专家们的建言和忠告。他在任何障碍面前都没有动摇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

“在他用这样的思想统治的王国里，律师为谁辩护都不会招致厌恶。对付不起律师费的人，腓特烈会为他们安排国家指定辩护人，以保障他们的权利。不过，由于过于重视法律实施的严格公正，酌情裁量有时受到轻视。

“敌人强烈而执着地憎恶这位皇帝，使得皇帝常常陷于艰难境地，饱尝苦恼。

“然而，他们的任何敌对行为都没能毁灭腓特烈。他的智慧守护着他，直到死神降临，敌人都没能毁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