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一位研究家的话说，在巴列塔城堡进行的王国行政机构重组是“扳正了弯曲了的脊梁骨”。这次重组重视“数量”更甚于“战斗力”。“数量”很重要。不得不接受《大宪章》的英国国王约翰是导致在法兰西的英国领土“失地”的责任人，因为这一点，他没能保住“数量”。相反，腓特烈却拥有“数量”。

应该尽快填补因为逃跑、处死而空缺的职位。腓特烈没有从封建诸侯阶层，而是从中流阶层中选拔人来填补空缺。说他们是“中流”，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领地可称得上领主，但却有掌握学问的充裕资质，在意志力和能力方面并不亚于诸侯阶层。

腓特烈在录用人才时总是不光看出身，也重视能力。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也没有与往常有什么特别。在里昂公会议上雄辩天下的塔德奥·达·塞萨和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出人头地的皮耶罗·德拉·维尼亚，他们都是知性上流但财力中流的人。不过，他们的知性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智力。辞典上解释说，这个“知性”意味着才智与力量。

皇帝完成了在巴列塔城堡的工作，他把1246年剩下的所有时间用在了事后处置的第二阶段。用一句话来说，他的战略是要通过加强血缘结合来强化后备干部人才网。

腓特烈没有改变后备干部体系。无论是否参加了阴谋，这些人在阴谋之前所表现的业绩已经证明了这个体系的有效性。所以，腓特烈只是去改变其内容实质。过去，腓特烈从来没有干涉过作为接班人培养起来的后备干部们的婚姻。但在以后，他要加以干涉了。

腓特烈恋过很多女人，这些女人总共为他生了15个孩子。这对腓特烈改变战略起了很大的作用。腓特烈甚至为只爱过一次的女人也安排了适当的安身之所。也许有人认为，他这样做不过是为自己的孩子考虑而已。然而，如果是腓特烈这样做，那可就不是简单地安排安身之所的事了。

在后备干部中，不只有出生在意大利的，还有神圣罗马帝国根据地德意志的诸侯子弟。按照规矩，这些年轻人在意大利南方留学后回到德意志，将担任腓特烈任命的要职。腓特烈期待他们发挥支持皇帝接班人康拉德的作用。

失地王约翰的女儿、现任英国国王亨利的妹妹伊莎贝拉嫁给了腓特烈，成了他的第三任正妻，为他生下一男一女后去世。她留下的男孩8岁，其姐姐也还只是9岁的少女。但是，做父亲的却让这位少女同德意志实力诸侯图林根伯爵的继承人订下了婚约。在那个时代，一旦婚约成立，女孩儿经常会被立即送去夫家生活，直到举行婚礼。

当了多年情人的比安卡成了腓特烈的第四任正妻，为他生育了一男二女。长女康斯坦丝在比安卡成为正妻那年嫁给了尼西亚帝国的皇帝。

把情人变成正妻，这在当时的最高权力者中相当罕见。但腓特烈对比安卡这样做了。研究家们推测，这是因为他无法辜负比安卡不想让孩子们一辈子当庶子的哀求。但我却认为，这是因为腓特烈的庶子多于嫡子，而他想要更多嫡子的缘故。虽然尼西亚帝国的皇帝现在被赶出君士坦丁堡，流亡到了小亚细亚，但却是能够主张继承拜占庭帝国的最直接的人。嫁给这样的皇帝，庶出的女儿怕不合适。

比安卡所生的唯一儿子曼弗雷迪14岁。由于母亲成为正妻，他现在也成了嫡子。父亲要让这个儿子赶紧同萨伏依伯爵的女儿结婚。

萨伏依伯爵的长女已经在4年前和恩佐结了婚。自从腓特烈在那次事件中失去了嫡长子以后，庶出的恩佐就成了腓特烈最年长的儿子。这次曼弗雷迪的婚姻使得皇帝与萨伏依伯爵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不过，这也是皇帝的战略，如果伯爵的领地——以都灵为中心的皮埃蒙特坚定地站在腓特烈一边，皇帝的目光就能达及西面的法兰西、东面的米兰和南面的热那亚。

恩佐还是撒丁岛王。这样，意大利半岛西侧的第勒尼安海也都进入了腓特烈的势力范围。

比安卡所生的小女儿维奥兰特在1246年时还是个13岁少女，父亲已把她嫁给了卡塞塔伯爵的长子里卡多。得知阴谋后立刻驰马报告皇帝的就是这位里卡多。卡塞塔伯爵被认为是腓特烈王国封建诸侯中最有实力的两位诸侯之一，而里卡多是爵位继承人。

年轻的后备干部和13岁少女的婚礼在蒙特城堡举行，意大利南方所有实力人物悉数出席。耗时几天的奢华婚礼是在这座美丽城堡举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仪式。

父亲的名字在德语中读作腓特烈，在意大利语中读作费德里科。庶子费德里科需要同父亲区别开来，于是“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这个名字便固定了下来。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了阿尔巴伯爵领地，并与皇帝任命的托斯卡纳皇帝代理波罗家的女儿结了婚，波罗家族在罗马北面拥有广阔的领地。也就是说，“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也成了皇帝的一个棋子。

庶出的另一个女儿阿尔坦西娅并没有因为母亲出身不祥而受到歧视。在意大利南方生长的这位公主嫁给了一位德意志诸侯。这位德意志贵族也有后备干部的培养经历，夫妻之间的对话也许是用腓特烈宫廷里讲的意大利语，而不是妻子还不懂的德语。

皇帝挑来选去，最终挑中了里卡多。皇帝恋上了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侄女，同她生下了庶子里卡多。父亲把基耶蒂伯爵领地给了里卡多，又让他作为皇帝代理去统治斯波莱托公爵领地。公爵也迎娶了实力诸侯的女儿为妻。

最后一个棋子是玛格丽塔。人们完全不知道皇帝于何时何地同德意志贵族的女儿生下了她。父亲为这个女儿找的夫婿是阿切拉伯爵的长子托马索·达·阿奎诺，阿切拉伯爵和卡塞塔伯爵同为意大利南方屈指可数的实力诸侯。

我觉得托马索·达·阿奎诺和中世纪最伟大的著名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不是兄弟就是堂兄弟的关系，但无论怎样，皇帝的女婿是一个大领主的继承人。他是个实力人物，名字经常出现在王室会议的最高顾问机构名单中。腓特烈不但把代表自己手下封建诸侯的卡塞塔伯爵和阿切拉伯爵两个家族的继承人培养成了后备干部，还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女婿。

后备干部体系照样延续，但以后皇帝要把女儿嫁给他们。皇帝还让自己的儿子们与后备干部的姐姐或妹妹联姻。这就是腓特烈因遭遇阴谋而改变的人脉网的建设。

意大利半岛及其周边

转年到了1247年春天，皇帝公布了事后处理第三阶段的对策。这个对策已经不仅是把意大利南方，而且是把整个意大利半岛都纳入了视野，在历史上被称为“腓特烈的意大利全境统治新体制”。

腓特烈决定把除威尼斯共和国领土以外的意大利东北部交给埃泽里诺·达·罗马诺负责。皇帝把自己与比安卡的侍女所生的名叫塞尔瓦吉娅的女儿嫁给了这位和自己同龄的维罗纳僭主，强化了与这位部下的关系。

意大利北部的中心地区叫作伦巴第，皇帝把这里交给了儿子恩佐。这里还有一个难题没有解决，拥有8万人口的米兰尚未改变反皇帝的立场。31岁的恩佐接下了这块最困难的地方。

从伦巴第地区西面到阿尔卑斯山一带被称为“伦巴第西部”。萨伏依伯爵、比安卡的娘家兰齐亚侯爵和卡莱托伯爵三人在这里和皮埃蒙特地区拥有自己的领地，皇帝便决定由他们三人负责这片地区。

皇帝把意大利中部交给了另一个儿子“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他虽然才20岁出头，却已经取得了扎实的成绩。

此外，皇帝决定把意大利中东部的罗马涅和马尔凯这两个地方交给另一个儿子基耶蒂伯爵里卡多负责。

除了皇子以外，腓特烈也给孙子分配了工作。长子亨利被废位后，他的儿子便被祖父接到身边抚养。他已经17岁，与祖父同名。腓特烈把一队骑兵交给了他，目的是让这位将要继承母方奥地利公爵的年轻人积累实际经验。

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是腓特烈的心灵故乡。他把王国的统治交给了瓜尔蒂耶罗·马诺佩罗。

这人似乎比腓特烈年轻一些，曾经跟随腓特烈参加过第六次十字军。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媾和成功之后，皇帝给了他一件困难的差事，监督因媾和而在中近东形成的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共存情况。腓特烈回意大利后，他又在东方逗留了一段时间。回到意大利以后，他仍旧一如既往忠诚于皇帝。

马诺佩罗虽然也出身于封建诸侯，但他家并非大领主，而是中小领主。腓特烈把他升格为以往实力诸侯才会有的地位。腓特烈不但把大领主的继承人，还把两个与皇帝女儿结婚而成为皇帝女婿的年轻人安排到他手下工作。这样的人事安排，说起来就是让年轻人在经验丰富的实干家手下学习统治实务。

腓特烈任命里卡多·蒙特内罗担任了自己势力范围内所有地方的法务行政最高负责人。这人也是一个智力上流而财力中流的人。在16年前完成的《梅尔菲宪章》的起草班子中，他就已榜上有名了。腓特烈从博洛尼亚大学调来了罗弗莱多，让他当了自己创办的那不勒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这位罗弗莱多的专业是民法。而被腓特烈从那不勒斯大学调来的蒙特内罗的专业似乎是刑法。腓特烈任命蒙特内罗担任了司法大臣。

腓特烈把皮耶罗·德拉·维尼亚提拔起来，让他成了地位在所有这些人之上的“logotheta”。“Logotheta”是中世纪拉丁语，意思是“皇帝的最高代理人”。说起来，对统治这些地方的腓特烈而言，这个职位便类似于现在的政府秘书长。腓特烈使用了封建社会新兴阶层的人来担任这个要职中的要职。

塔德奥·达·塞萨在很多情况下都与维尼亚并称双雄，但他没有被赋予明确的责任范围。腓特烈和这位在里昂公会议上雄辩天下的人似乎是所谓意气相投的伙伴。这人的作用就是以后经常侍奉在皇帝左右。一直跟在皇帝身边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已经70岁了，到了这个年龄已经跟不上频繁走动的腓特烈了。但贝拉尔德并没有退休。他留在了意大利南方，给新一代统治者做顾问。腓特烈的口头禅就是“任何事都要先听听贝拉尔德的意见”。

研究家所说的“腓特烈的意大利全境统治新体制”始于1246年，它所依靠的是既留下了老一代，又积极使用经验丰富的老手和年轻一代。可以说，腓特烈借此机会一举完成了阶层和世代的更迭。

尽管实施了新体制，但仍有未能归入腓特烈治下的地区：在意大利半岛领土不多因而与皇帝利害冲突较少的威尼斯、被压制但仍坚持反皇帝的米兰、现任教皇的祖国热那亚这三个城邦国家以及罗马。

罗马是圣彼得的殉教之地，一直被认为是其继承人罗马教皇们的都城。恐怕连腓特烈都没有想过要把这座罗马城也归入自己的领土。他反对主张“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教皇。但如果教皇能够守住“上帝的归上帝，皇帝的归皇帝”这条线，腓特烈也是认可的。

然而，这个新体制一旦铺开，意大利半岛可就再也没有英诺森教皇回得去的地方了。即使他想回热那亚，那里本身也已变得不再安全。陆路上有皇帝的军队追逼；海路上有归顺皇帝且与热那亚处于竞争关系的比萨严阵以待，阻止热那亚船只的行动。撒丁岛现在又成了恩佐的领土。如果撒丁都归了皇帝，那么位于撒丁北面不远处的科西嘉近海也就不再是能容许热那亚船只安全航行的海域了。

在热那亚，教皇的本家菲耶斯科家族与多利亚和斯皮诺拉两个家族常年处在仇敌关系之中。后两个家族都是皇帝派，一直在想着夺回权力。既然这样罗马的情形如何呢？罗马事实上现如今也在皇帝派的包围之中。那么逃往法兰西安全吗？还不能这样断言。

教皇由于里昂已不再安全才转移到了克吕尼修道院，但这里也在法兰西王国的领土之内。法兰西王多次前来劝他与皇帝改善关系，这让他很厌烦。但他又没有别的地方可让自己过上安全的逃亡生活。

法兰西王路易九世满脑子想的是组织新的十字军远征，这对教皇而言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对路易而言，在这个当口要避免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关系恶化，但他也并未请求教皇派出教皇代理在第七次十字军远征时与他同行。法兰西王尽管默认了教皇在自己的领土上逗留，但他并没有重视罗马教皇。

此外，教皇伸向德意志的“长臂”也所获寥寥，并无改观。虽然对手是黄口孺子康拉德，但取代腓特烈的拉斯佩却在吃了败仗后很快死去。德意志诸侯中的世俗诸侯仍旧紧跟着皇帝。

这就是里昂公会议过去一年半后欧洲的情况。

教皇英诺森四世逃到法兰西后不再担心皇帝的骚扰，他借讨论宗教事务的公会议之名强行进行了事实上的异端审判。他要消灭被开除了教籍却毫发无损的腓特烈，硬是对他采取了剥夺皇位和王位的严厉处罚，然而成果却也不过如此。

腓特烈得知公会议的“判决”后立即给全欧洲的王侯写信，并在信中说“这不仅是我的问题，也是你们的问题”。

对法国国王、英国国王以及德意志诸侯而言，腓特烈皇帝是否真是异端之徒已经是次要的问题了。与此相比，只要被罗马教皇定罪为异端，自己的脑袋可能搬家已经成了主要问题。

教皇在里昂的所作所为甚至在高级神职人员看来也属越权行为。作为与他们不同的世俗之人，王侯们对教皇的行为自然会有更加敏感的反应。这对神职人员而言是神学上的问题，但对世俗的王侯而言则与现实的利害相关。

容我重复一下。《君士坦丁献土文献》使教皇的这种行为正当化。这一文件在近200年后才被证实是教廷的伪造。然而，自我保护的本能人皆有之，即使没有科学证明，本能也会唤醒感觉。科学证明显示感觉正确的情况多得出人意料。

要问1245年的里昂公会议是怎么回事，我会这样回答：这是点亮“罗马教皇要小心”信号灯的最好机会。腓特烈皇帝想法明快，他甚至用恰当的形式公开了这个想法，堂堂正正地正面接招，奋起反击。

震骇中世纪的教皇与皇帝的斗争发生在献土文献被证实是伪造的200年之前，发生在距离认为政教分离理所应当的今天800年之前。这不是一场主教任命权归谁的叙任权之争，而是一场皇帝、国王、诸侯等世俗统治者们的更换权是否在罗马教皇手中的斗争。

于1247年2月开始的新体制已经稳固。皇帝便在这年的下半年再次出手，打压意大利北方的伦巴第同盟。因为腓特烈已经53岁，“时间”已然成了他最大的敌人。

中世纪社会中的人被分为三类：“祈祷的人”“战斗的人”和“劳作的人”。

“祈祷的人”是神职人员，“战斗的人”是骑士阶级，而“劳作的人”所包含的是日本所谓士、农、工、商中做农、工、商的庶民。居住在“工”“商”崭露头角的城市里的“市民”也属于这第三阶级。

在日本，“士”是“战斗的人”。不称他们为统治者，而称他们为战斗者是因为中世纪是群雄割据的时代，在统治之前必须先称霸。

称霸有政治称霸和军事称霸之别。古罗马也存在这个区别。所谓“政治称霸”就是划定称霸区域，为高效实行计划而确定各地负责人。然后，“政治称霸”转为“军事称霸”，其后才能进行正式的“统治”。实现了政治稳定，社会也就太平了，这将给整个社会带来繁荣。

1247年2月公布了“腓特烈的意大利全境统治新体制”。这在除已经进入统治阶段的意大利南方以外的中部和北部，只不过是“政治称霸”的宣示而已。尤其在伦巴第同盟势力很强的意大利北方，还有“军事称霸”的工作要做。这也是一个强者需要经常宣示之事。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大多数人是“背靠大树”派。这就要求想要称霸者不断宣示自己是“大树”。这是对以称霸为目标的人的要求。绝对的王权政体是近代才确立的，中世纪时还不存在，那时的君主生活在比近代君主所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