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衷心感谢云南大地(1)

我的小说似乎不是从我的大脑孕育出来的，而是从云南这块土地上生长而成的。不是我选择题材，而是题材选择了我。自2003年以来，我的写作活动主要是漫游在这块土地上，用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认识这块土地上的故事和人物。

漫游中，我不得不努力学习地方知识，学习那些与众不同的事物，比如河流、山川、道路、村寨、仪式、物件、风俗、典籍之类蕴藏着形而上意义的万事万物。这些事物更多地带有人类学的色彩。当然，这此事物固然构不成完整的小说，但它们绝对是小说的核心部分。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小说和学术一样，开始走向知识性和实证性，这是否意味着当代小说的根本精神正在发生着某些微妙的变化？

事实上，滇南一带的乡村、古城、矿山，是我丰富写作资源的现实土壤。我从小在滇南一带长大，我的文学创作道路起步于这片故土，我过去的作品，无论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滇南的历史文化都是它们最深层的底色。多年前，我就打算写一本有关滇南乡村匠人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故事的方式解读滇南一带的历史、文化、宗教、商业的秘密。因此，我先后十余次与我的朋友们一同到滇南一带进行文化调查。我们沿着通海古道、滇越铁路、昆洛公路行走。每走一步，我都觉得大地是本质，充满了各种知识和力量；每走一步，都似乎能寻找到人类自身的迷人元素，寻找到有关我的小说所需要的习俗和传统、语言和故事，它们恰恰是大地的产物。因此，我们在滇南漫游的每一天，几乎无所谓现实与不现实，我们面对的始终是最生动的云南大地，这是人、神、鬼魅、彩云、植物、动物、巫傩相通相融的一个世界，这是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最真实和最虚无的存在。

一般说来，地域文化在中国即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保留其特性并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特色文化。而这种文化在云南南方这片丰厚的土地上，保留得更加完善与齐备。这里的人，生存的理由与归向还弥散着其民族最初的自然法则与朴素的理想。所以这里的许多山林和村寨，在我的眼里好像时常飘浮着梦魇一般的气息，这里的人更多的好像还生存在半神半人的世界。神话、传说、迷信、梦幻紧跟着他们的脚印、衣囊、背箩、刀斧、汗水和牛羊，撒满了他们生存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个充实而丰富的世界，承载着人性中某些最美好和最邪恶的元素。我们作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写作者，正好可以从中去发现、保存、保护、演绎那些最宝贵的人类经验。

我很幸运地在这片土地上与天才木匠高石美的故事、圆泰和尚与四川雕塑大师黎广修的故事、锡矿老板赵天爵的故事、迤萨镇马蔡华的故事相遇，这些真实故事的背景涉及到滇越铁路的勘测及修建、个旧锡矿的开采、抗法斗争、迤萨镇的历史、土司、马帮与烟帮、傩剧、大地震等等。当然这些故事都与我的家乡“通海”有关，与我家乡的人和物有着密不可分联系。一说到“通海”，水的意象就会在人们的眼前和思维里显现出来。的确，我的家乡是一个通向海洋的地方。一般人很难想象，云南高原上竟然有这么一个与“海”相通的边城？从真实的水的形体与意象来说，是指通海古城北面有一个已经进入老年时代的杞麓湖，它的水从湖东的“落水洞”，秘密地通过地下河，流入曲江和盘溪镇的三江口，与南盘江汇合，进入珠江，最后流向真正的大海——南太平洋。杞麓湖因此成了珠江源头的一个重要湖泊。它清澈的湖水，把云南南方土地上的气息、激情、呼吸和精神，带入了更宏阔的空间，进行更富有史诗性的漂泊和组合，由此开启了海洋对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的认证史：高原上的一座边城与海洋世界的精神联系。

但是，这却不是“通海”的真正意象或含意。它最具有精神高度和历史厚度的含意，一直隐藏在一条路的历史记忆里。这条路是一条古驿道，名叫“通海城路”，它的雏形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到了唐代，它的地位已经非同小可，成为南下交趾（今越南），北入滇中，再入巴蜀，西与缅甸、印度相连的交通动脉，通海即是这条交通动脉上的枢纽之地，因此，人们便以通海之名为这条古驿道命名。这一切在《新唐书·地理志》和《蛮书》中，已经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的云南人对这条古驿道已经有点淡漠了，一方面缘于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之后，通海的交通优势逐渐失去；另一方面缘于人们对它的误解，许多人望文生义，把它认为仅仅是通海古城里的某一条街、某一条道，从而掩盖了它作为云南古代交通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理概念的灿烂光辉。其实，当我们的目光重新触摸这条古驿道时，我们会发现它的魅力和力量，而这种魅力和力量足以改变我们对滇南历史的许多认识。事实上，“通海城路”自古就是一条“官马大道”，它与滇西北的“茶马大道”和“博南古道”不尽相同，即它不仅是一条“商道”，而且是一条重要的“官道”。早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就在今天的越南北部设置“交趾郡”（今越南河内）、“九真郡”（今越南清化） 、“日南郡”（今越南广治）。同时在云南设置“益州郡”。当时，西汉的统治力量是从沿海到达“交趾郡”，又通过“交趾郡”到达“益州郡”，再通过“益州郡”来实现对云南和巴蜀的统治。唐朝初期，继隋朝之后仍在今天的越南河内一带设置“安南都护府”。唐王朝的统治力量从“安南都护府”经过“通海城路”，到达“拓东城”（今昆明），从而紧紧地控制了云南，巩固了云南的统一。同时，通过“通海城路”也勾通了印、缅与“安南都护府”的联系。在南诏时代，无论是南诏国与唐王朝关系“亲密”时期，还是南诏国为了摆脱唐王朝的直接统治而发生“天宝战争”的年代，“通海城路”都是由安南进入云南的重要门户，唐王朝与南诏国之间的许多重要联系，更是通过“安南都护府”和“通海城路”来实现。特别是在“天宝战争”中，王知进率领的一路唐兵，也是从安南出发，经“通海城路”征讨南诏国。这场战争以唐王朝彻底失败而告终。南诏国因此迅速崛起，他们从大理洱海一带出发，乘势东扩，完全控制了“通海城路”所属的东南全境。为了巩固它的统治势力，南诏国在新开辟的疆土上建立了“拓东城”和“通海郡”。这两个同时出现的城市，寄托了南诏国“远大”的政治理想，一个表明它还要继续向东拓展，一个显示它要让自己的势力通达海上的意思。这个政治理想很快得以实现，从唐大中12年至唐咸通7年（公元858—866年），南诏国的统治者率领号称十万之众的官兵，以“通海”为前沿据点，侵扰并占据唐王朝的“安南都护府”达八年之久。“通海”就在这个时期，迅速成长为滇南地区最早的城市，也是那个时候中国南方最边远的城市。

后记 我衷心感谢云南大地(2)

当然，作为一条黄金商道的“通海城路”，在云南历史上也辉煌了数百年。宋代大理国时期，这里已兴起纺织、铜器制造等手工业。明代在这里戌兵屯田，大批江南军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使纺织、制革、马具等手工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特别是清代后期，每日进出通海的马帮达到两千多匹，个旧销往内地的大锡、从越南进口的洋货、内地销往国外的土特产品等等，都通过“通海城路”，并在通海集散。因此，这里商业兴盛、文化繁荣，昆明所需的通海土布、酱油、铁农家具、马用皮件、马鞍架、马掌、马钉、滇南一带的中草药，以及从广州、香港运来的英国洋纱、火炮、纸张、鸦片、玻璃器具，必须人挑马驮，从这里经过。更由于“通海城路”和“滇越铁路”的存在，许多人通过“走厂”、“走夷方”、“赶马帮”、“走烟帮”，把一个个村寨经营成了一个个实际意义上的城堡。这些村庄、古镇、矿山、古寨，从此逐渐成为一个个古典、优雅、洋气又险象环生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通海城内太和街一带，大、小马店无数。昆明有的货物，这里应有尽有，甚至在昆明买不到的东西，在这里也可购到。唐代诗人杜牧笔下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美景，也在边城“通海”出现了。探求“通海”的历史，我们对通海这样的一座边陲古城充满了许多美好的猜想。可以说，通海一直是“官”与“商”联系云南并通达海上所必经的一座边城，是名副其实的“通海”，它给云南、巴蜀、乃至印缅带来了什么？它曾演绎出多少传奇故事？

可以说，这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封闭、落后，它其实是云南文化的一个交汇口，是一块古老而丰饶的民族文化沃土，是原始天地和人文精神合一的地方，是云南最复杂而又经典的地域之一。对于我们来说，面对这块复杂而经典的土地，等于面对着一个个入迷的故事。所以，当我们的目光重新触摸“通海城路”和“滇越铁路”这两条时空交错的古道时，它将给我们带来和演绎出了多少精彩的传奇故事？高石美 “雕天下” 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它发生在清末民初滇南“通海城路”和“滇越铁路”两旁的乡村、古镇、矿山、古寨，以及由此而延伸的越南、老挝、缅甸、法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而这些精彩故事的魅力和力量足以改变我们对云南历史文化某些方面的印象和认识。

在写作《雕天下》之前，我再次逆时间之河而上，对这座古城未公开的那部分历史，进行探险似的查询。从云南民族学丰富的研究成果和众多的民族古籍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从远古时代开始，众多的北方民族，因为瘟疫、战争、森林火灾、食物减少等原因，不断沿着山脉和河谷向南迁徙。我的家乡因为濒临哀牢山和红河谷，自然成为民族迁徙的天然通道。哈尼族和彝族的许多部落从通海经过时，都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当我收集和阅读滇南各地的《指路经》时，我感到我们云南人的心理结构非常有趣，充满了巫傩气息。每个人死了，活着的人都要为他指路，让他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这种仪式在我们滇南地区是那样顽强地生长和沿袭着。毫无疑问，活着的时候人们要走路，死了也要走路。这种意象最终成了我小说的一个精神支撑点。

写作中，我一天天在这块土地上不断寻找重新进入它的历史记忆的视角或姿态。我灵魂的触角也似乎一天天在层出不穷的地方知识中摸索，从光明中走进黑暗，再从黑暗中走进光明，最后又回到不明不暗之中。这就是我的基本感受。我变得有点儿复杂，小说也写得稍微繁密。它讲述了高石美作为一个云南民间木雕大师诡异奇幻的一生及他的精神历程。故事的人文底色，涉及到滇南一带风土、民俗、宗教，以及近代工商业的历史。写作时，我总感到自己脚踏云南大地，抛弃了对写作技巧的迷恋，把“木雕格子门”的文化意味与人的情爱、苦难、生死等问题反复纠缠在一起，极力构建云南小说的某些元素。

后记 我衷心感谢云南大地(3)

这是否说明我的写作已悄悄发生了变化？云南地域性写作的事实和可能性是否存在？当然，我对此保持着必要的警惕。所以在写作时，我尽力摈除民族偏见与猎奇心理，以一个写作者正确的审美眼光去打量它们，用自己故乡的泥土、水、阳光、空气来反照穹宇之下的一切生命体的呼吸和心灵，并试图表现它们，试图求证蕴涵在本地事物中形而上的意义或本地精神。以此来改善自己的写作方向、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

我衷心感谢云南大地！衷心感谢在这片土地上一直关爱和支持我写作的领导们、朋友们、亲人们！

作 者

2007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