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父(1)

自从父亲离开我们与他此生最有缘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么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父女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彼此的内心并没有难以承担的挂碍；母亲对这位第三者始终无法释怀，她不愿意我经常探望父亲，如果我主动打电话给他，她也有微词。我对这位第三者抱持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华阿姨是位经营餐馆业多年的江南女性，独立豪迈之中带有双鱼族牺牲奉献的倾向。从小父母双亡的父亲其实人格里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幼童阶段，他需要的是母性的滋养、呵护与宠溺。这一部分的创伤如果无法疗愈，那份深切的渴望若是没获得满足，他是很难在这个世界正常运作的。华阿姨扮演的角色就是父亲最需要的治疗者与再生母亲。每次我看到他们互动的模式，都会暗自生起对人类心理创伤的感叹。父亲和华阿姨生活在一起没几年便瘫痪在床上不愿意动弹。我用“不愿意”这几个字，是因为你不难洞悉他想重拾襁褓阶段被命运剥夺的母爱。他拒绝下床走动，他不肯好好地吃饭、上厕所、洗澡，他的吃、喝、拉、撒全部由华阿姨一手包办。华阿姨是一贯道的信徒，她喂父亲素食，规定父亲念《金刚经》和《地藏经》回向［1］给冤死的祖母。父亲一不高兴就像恃宠而骄的逆子，用他的断掌打华阿姨或是拧她的大腿。华阿姨全盘承受了，因为她了解他的需求，也心疼他的不幸。爱与理解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对这样的一位第三者，我还能有意见吗？

一九八八年底我从纽约回台湾后，父亲的健康数度危急。我去医院看他，华阿姨在一旁落泪，她告诉我父亲在危急时嘴里总是念着我的名字。虚弱无语的他，直觉仍然相当敏锐，我的心事他一眼就看穿了；我握着他的手，望着他满头的银发和光滑的皮肤，一切尽在不言中。一九八九年阴历三月初十是父亲虚岁八十五岁的生日，三月初八则是我的生日。春仲，在我们的生日还未来临之前，某一天夜里我接到华阿姨打来的电话，她要我赶紧到她们家，她说父亲一口气上不来，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我赶到她的住所，进入卧室，坐在父亲的床边，握着他余温犹存的双手，在泪眼模糊中安静地端详着他的宝相。感觉上他的神识还没离开那个空间，大概是在等待我的出现吧！我心里暗自思忖：他早就准备好离开这个苦难的人世；沉重的情债终于还完了。

我的释怀多于哀恸，回到家里我把父亲的死讯告知老母，老母用高度的意志力压下了三十多年的恩怨情仇，面无表情地走进自己的卧室。半夜里从她的房间传来了断断续续类似梦呓的咒骂，我从床上爬起来有点不安地走进她的卧房。她矮小的身躯在超大的床上缩成了胎儿形状，整个人不能控制地颤抖着，僵硬干涩的嘴里不停地咒骂：“你这个老鬼……你总算死了……我活得比你长……我赢了……”我没有干预她的宣泄，默默地把门带上，心里怀着上一代的生死之恨，孤独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举行告别式的那一天，与父亲有交情的老委员及友人络绎地进入第二殡仪馆的景行厅吊祭父亲的遗容。母亲坐在椅子上，我长跪于地答礼。念祭文的专人以职业化的哭调唱诵着父亲的生平事迹。他在呜呼哀哉的开场白之后，紧接着一连串的歌功颂德——父亲三十多年没有开口质询被他粉饰成谠论留徽，母亲三十多年的麻将生涯被他改写成相夫教子。母亲耐着性子听着听着，突然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一派胡言！”我看着这场与事实大异其趣的荒谬剧，儿时的老毛病又犯了，开始浑身颤抖地暗笑不已，母亲竟然也跟着笑了起来。母女二人身穿葬服，长跪于地，悲剧演着演着又成了喜剧。还好我们动作不大，只有干哥哥小龙发现了我们反常的举止。祭文好不容易唱完了，小龙强掩着脸上的笑意走到我们母女身边，歪着嘴低声对我们说：“稳着点，太不像话了。”接下来老委员们在父亲的棺木上覆盖党旗，以隆重的葬礼替父亲盖棺论定。据说是否应该覆盖党旗，委员们曾经有番争论。我心想，一生淡泊名利的父亲只恨不得快点回到灵界喘口气，他才不在乎那副化了浓妆的皮囊上是否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呢。男性总是借着党国来逃避自己的真相，如果连自知之明都谈不上，还能谈宏观的国家民族吗？事实是，自知之明远比立国平天下难得多。大题目总是有面子的，自知之明却是一种把面子掀掉的举动。我心里正想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突然颈子上有个东西在爬动，我反手一抓，竟然是只又肥又大的黑毛虫。它可能是从旁边的花篮里爬出来的，可是怎么会一路爬上了我的颈子？这件事太离奇了，于是我低声告诉老母，老母的反应神速，她立刻对我耳语：“胡赓年八成转世成这只毛虫了！”我可怜的爸爸必须被贬为毛虫才能泄掉她三十六载的活寡大恨，但是她的语气里有一股胜利的童稚般的喜悦，令我忍不住再度笑了起来。人生无数场的悲喜剧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上演。说老实话，我赞同希腊左巴对死亡的乐观态度，葬礼应该在月光美酒翩然起舞中完成——逝者终于可以休息一阵子，反省一下，换一副身体再来。

父亲过世之后，“立法院”发下了一笔二百多万的抚恤金，我试着揣摩父亲的意思，决定把这笔钱交给华阿姨，聊表感激之情。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母亲，出乎我意料之外母亲竟然答应了，但是她主张先把钱汇进我们的银行，一周后再转入华阿姨的账户。一周之后我询问母亲是否已经转账，她的脸色突然一变，表情坚决地说道：“我怎么可能把这笔钱平白送给那个破坏家庭的女人？”我听了气得连话都说不出口，一股巨大无边的怒火攻上我的心头，我把老母压在沙发的一角，开始一泻千里地对她大声训斥。我告诉她华阿姨这十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她的后半生有人替她扮演这个艰难的角色，她应该感到万幸才对；这笔小钱是不足以答谢人家的。接着我开始指出她人生观的扭曲和她教育方式的错误，我鼓起勇气把半生的怒气一吐为快，我说：“你的气焰凭什么那么高？你一生都在麻将桌上，毫无建树地混了一辈子，却总是骑在别人头上。如果你真的那么优秀，为什么不出去找份工作，像华阿姨和潘阿姨那样？你以为自己的才分比这些女人高，我却觉得她们比你强多了！……你的一生都活在恐惧和自保中，这已经够惨了，还要把心里的恐惧投射到你下一代的身上，处处设限，让人家无法自在，无法快乐。你完全不清楚你的女儿是什么样的人，你只想把她教育成一个道道地地的凡夫俗子，成天赚钱、存钱、赚钱、存钱。我告诉你，你根本大错特错了，钱是解决不了痛苦的。你的痛苦有没有因为钱多就解决了，你自己还不清楚吗？你的问题根本不在钱多钱少，最重要的是你太没有爱了，既不懂得爱别人，也不懂得爱自己……”

丧父(2)

我像训女儿一样足足骂了她一个小时，母亲一语不发地听完我的话，第二天就把钱汇给了华阿姨。当天晚上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有点不对劲，好像快要感冒似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左边的颜面神经有点麻痹，照镜子一看才发现左半边脸已经眼歪嘴斜。洗脸时眼睛无法完全阖紧，水会流进眼里；刷牙时牙膏从嘴角流了出来；喝水时只能靠半边嘴唇小心翼翼地吸进去。我心想这下可惨了，后半生如果都在眼歪嘴斜中度过，那不是太恶心了吗？老母趁火打劫地说：“你瞧，这就是不孝的现世报。”这句话唤醒了我正义之师的大梦，我发现如果以正义合理化内心的暴力，这股负面力量还是会依循因果定律反扑到自己身上。真实的正义之中既没有暴力，也没有怨恨；虚假的正义之中一定有暴力，也有怨恨。那孝悌之道只是母亲不知自省的借口罢了。这样的双向观察使我免于再度落入愤怒的陷阱里，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赶快找医生治疗这个怪病。

见了好几位西医，都说周边神经麻痹是无药可医的，只有等它自己慢慢复原了。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位台中的中医，这位医师告诉我说这个病叫做“神经感冒”，针灸可以帮助它快点痊愈，即使完全不医治，一个月后也能不药而愈。我等了一个月，情况果然好转，不过完全恢复却是三年之后的事了。这件事让我体悟到克氏所说的，情绪能量必须在每个当下透过不谴责、不压抑的观察，将它完全燃烧、释放，如果一味地压抑和累积，一旦爆发出来，就是对人对己的重大伤害。我发现自己在处理情绪能量上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