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传-4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当时一部分的作品里有所表现,例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一七九九年),尤其是作品第一号(一七九八)之三的奏鸣曲中的Largo(广板)。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如欢悦的《七重奏》(一八○○),明澈如水的《第一交响曲》(一八○○),都反映着一种青年人的天真。无疑的,要使心灵惯于愁苦也得相当的时间。它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它实际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一下子是消灭不了的;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悠久地照耀。独自一人在维也纳遭难的辰光,贝多芬便隐遁在故园的忆念里;那时代他的思想都印着这种痕迹。《七重奏》内以变奏曲(Variation)出现的Andante(行板)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的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件颂赞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对着梦境微笑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其中有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内,在引子(Introduction)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的对照里,在神圣的Scherzo(谐谑曲)里,我们何等感动地,在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的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A按系文艺复兴前期意大利名画家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幼婴的眼睛,其中已可窥到他未来的悲剧。A按此处所谓幼婴系指儿时的耶稣,故有未来的悲剧之喻。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种痛苦。韦格勒说他从没见过贝多芬不抱着一股剧烈的热情。这些爱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热情与欢娱之间毫无连带关系。现代的人们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他们全不知道何谓热情,也不知道热情之如何难得。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 A按唐·璜为西洋传说中有名的登徒子,莫扎特曾采为歌剧的题材。他的密友申德勒确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颠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一八○一年时,他热情的对象是朱丽埃塔·圭恰迪妮,为他题赠那著名的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一八○二),而知名于世的。 A按通俗音乐书上所述《月光奏鸣曲》的故事是毫无根据的。他写信给韦格勒说:“现在我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的幸运的日子。”以上见一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信。可是他为此付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疾,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圭恰迪妮是风骚的,稚气的,自私的,使贝多芬苦恼;一八○三年十一月,她嫁了加伦贝格伯爵。随后她还利用贝多芬以前的情爱,要他帮助她的丈夫。贝多芬立刻答应了。他在一八二一年和申德勒会见时在谈话手册上写道:“他是我的敌人,所以我更要尽力帮助他。”但他因之而更瞧不起她。“她到维也纳来找我,一边哭着,但是我瞧不起她。”——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时为一八○二年十月六日。参见本书《贝多芬遗嘱》。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不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祝他的遗嘱里有一段说:“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又一八一○年五月二日致韦格勒书中:“假如我不知道一个人在能完成善的行为时就不该结束生命的话,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而且是由于我自己的处决。”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罢,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以上见致韦格勒书,书信集第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