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节：底气 文/侯桂新(8)

我的北大终究是一场十六年前的旧梦，只够自己在烟气腾腾的家里偶然回想。那个时代的愤懑、张狂和波希米亚式的放浪形骸，几乎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话语屏障，阻隔着我对于往事的客观描述。与洋溢着物欲气息和网络符咒的新世纪相比，我们身处的北大多少残存了一些80年代的乌托邦气质，又适逢中国社会的转型之痛与人文精神的触底反弹，因此在90年代的前几年，以学生社团为主导的北大校园文化竟显得有些离经叛道。

三两年间，正统和非正统的北大新社团狼烟四起，山头林立，打着学术、摇滚、延安思想、气功、国情调查等五花八门的旗号，每天都在三角地的布告栏中彰显他们的力量--虽然在那个年代里，破烂的招贴版上张贴的内容远比今日更为火爆，隐约嗅得出危险的味道，但"整饬校园环境，拆除三角地"的伟大念头还从没有被摆在台面上。老牌的"五四文学社"也正是在那个时候（1993年）才把海子的忌日定为"未名湖诗会"的正日子，而北大诗人们遽然摆脱了校园文化的青涩滋味，从诗艺和做派上都明显江湖孟浪了起来。

90年代初期那段骚动不安的校园史，或许部分源自1989－1993年间对北大新生军训一年政策的反作用力。严苛漫长的军政训练没能让"奉公守法"成为北大学生内化的行为准则，倒让不少正处在反抗期的青年男女愈发憎恶被束缚、被压抑的生存状态。以致于我所在的法律系不得不经常举行"遵纪守法大会"，拉一些违规的学生上台给大家"作报告"。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体制在这一时期迅速瓦解，也让更多非主流的边缘文化进入北大学生的视野之内。除了法国学校的艺术电影、歌德学院的文化讲座之类西洋舶来品，除了正当红的摇滚乐队如黑豹、唐朝和眼镜蛇之外，《流浪北京》、《我毕业了》、《北京杂种》之类的地下电影开始鬼祟流传，而聚居在相隔北大不远的圆明园村落里的流浪艺术家群落，也用他们贫困、混乱而自由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那一时期北大校园的文化气质。

2005年末，中国《美术观察》杂志在其视角宏大的《30年美术大事记》中以编年体的体例记述："（1993年）12月3日，应北京大学九十年代社之邀，圆明园画家在北大三角地举办露天现代艺术展。"在画家们自己整理的《圆明园画家村大事记》中，对这次画展描述得更加详细："由北京大学学生社团九十年代出面邀请、经北大团委批准，圆明园画家在北大三角地举办了《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大展》。引起北大及社会各界的反响，被称为为北大新文化的成长开路。这也是近几年在全国高校中举办的首次较大规模的艺术展览。当时大多数圆明园画家都参加了展出。"

第52节：底气 文/侯桂新(9)

北大三角地的露天画展被公认为圆明园画家村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以至于不少曾经参展后来发迹的画家总要在艺术履历上记它一笔，但"为北大新文化的成长开路"却注定是此路不通。北大的新文化在推倒南墙之后，迅速追随着时代浪潮向教育产业化转型，而昙花一现的"九十年代社"也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唯一对它做过漫画式回忆的，是一篇流传在互联网上的文章《我在北大的土鳖文学青年生涯》。

"九十年代为北大民间校史留下了大批具有昆廷o塔伦蒂诺气质的素材。他们不知从那里搞来了一个大谈维特根斯坦的和尚，让他在北大的讲坛上舌战群儒，弘扬迷宗的欢喜大法；他们以提高校卫队的文化素质为名，骗取校方的信任为校卫队进行文化补习……"如今已是北大副教授的作者胡续冬用他一贯泼皮恶搞的语言风格调侃着，"得亏有这个鸟组织，俺才见识了一大批的鸟人。1992年底该组织捣鼓了一次现代艺术展，把还未到鼎盛时期的圆明园画家村一帮蓬头垢面、歪瓜劣枣的前卫中青年们弄到了北大三角地，以致于三角地的柿子林快成了这帮艺术家的虱子林。"

翻检旧帐，1992年10月开张，第二年5月解散的"九十年代"在它短暂的存活期还是干了几票有价值的阵仗。时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萧蔚云教授曾受邀开讲"香港立法风云--兼评彭定康限制法案"；沉默数载的台湾哲学家陈鼓应教授也在他重返台大之前，由"九十年代"邀请演讲了"古典文明与现实生活的对话"；中国社科院的金灿荣先生登台纵论"从克林顿上台看中美关系"；当然还有胡续冬在文章里提到的大谈维特根斯坦的和尚：广济寺的纯一法师来讲说"禅与九十年代"。那些演讲在今天的北大或许不再会引发轰动，但彼时的北大多少有些草木皆兵。

这个"鸟组织"曾经狂热地抗议北大学生会张罗的校园选美活动，抵制每天清早必须围着校园西墙晨练的"早操票"制度，呼吁高傲的校图书馆增加本科生的借书额度，还自费印发1500多份调查问卷求证北大的前途与积弊，"九十年代"甚至"胁持"了新当选的学生会主席团在蔡元培像前鞠躬致辞，为蒙灰已久的铜像擦洗尘埃……最终，在北大95周年校庆的当夜，它用一张摹写了《精神的魅力》卷首语并贴满三角地布告栏的通栏海报，和一次喧腾热烈却被多重读解的"烛光草坪摇滚晚会"，在狂欢的最高潮宣告了它自爆式的终结。

第53节：底气 文/侯桂新(1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名为"九十年代"的社团，是北大校园里一个学生气和草莽气都十足的行动组织，它或许只能出现在北大理想主义传统断裂的90年代初期，回光返照般地在燕园的雪地上撒点野。"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谢冕先生在《精神的魅力》开篇写下的这段文字，成就了我们在那个时代的思想与行为指南。虽不成功，至少我们尽力地"勇锐"过了。

作为"九十年代"的始作俑者之一，我在离开北大的许多年里一直缄口不言。它短暂的存在像是一根扎入手指的芒刺，被随手拔除之后自然万事大吉。北大校园的大拆大建也不断地磨损我对往事的追忆：曾经四处漏风却举办过无数次学术讲座的老二教变成了设施先进却如迷宫一般复杂巨大的新二教；图书馆前的大草坪缩水一半，也少有人再坐在上面弹琴鼓噪；而曾经搅动过无数是非的三角地，也在老房子拆殁、柿子林伐净以及百年纪念讲堂开光之后，终于被视作历史的阑尾，彻底摘除掉了。

但偶尔走进北大的学生宿舍区里，望着依稀如旧的灰色砖楼和那些匆匆略过的年轻面孔，又能想起当年那些被热血、理想和二锅头顶得双眼发红的"九十年代"老友们，听到木吉他铿然的旋律，也会恍惚看到十六年前某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蹬上一辆破自行车的我在校园的街角一晃而过，溜出西校门，朝向通往圆明园画家村的乡村小路悠然地骑去……

朱靖江，北大法律系1991级。现为独立制片人，有著译书籍数部。

第54节：北大醉魂 文/朱靖江

北大醉魂（朱靖江）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北大从来都不是"最高食府"，正如北京从来不敢自诩为"食都"。饮食粗糙自不待说，学者固穷，学生们更是难得耍几个闲钱养胃。一年到头，就算下几回馆子，总逃不出几道"底价名菜"的套路。我友昂某，雅好会饮而阮囊羞涩，每每入席必以"麻辣豆腐"、"炝土豆丝"下饭。店主引以为常，常将菜量加大几分，以示关照。一日昂兄暴得百金，遂邀狐朋唤狗友，堂然落座。正待让小二将本店名菜细细报上，柜后的老板不待吩咐，早已殷勤地将两大盘土豆丝和豆腐送上桌来。

其实,北大酒风之盛，远过于食欲。三五好友夜半翻墙，翻出去的多是乘兴夜酌，摔进来的必已酒酣意足。尝闻某学兄午夜醉归，不识归路，爽性就卧倒在未名湖畔。杨柳岸，晓风残月，清晨醒来一头雾水，摘朵野花便自上课去了。又传某人平素木讷，唯酒后滔滔不绝，说的居然全是英语。杜甫传世的《饮中八仙歌》和民间传说里的"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加在一起，才有此君的滂然气派。最高妙的还是我友赵氏，一回因遭女友踢踏，悲从中来，遂邀鄙系酒桶蒙古霍氏以解杜康之忧。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霍氏既已二目迷离，赵氏仍是三口一杯，不动声色。其后两人又去乘兴散步，绕了未名湖二十几圈，蒙古老兄双腿酸软，赵氏却浑然不觉其累。霍氏欲回，赵氏便威胁要跳湖自尽。大约半夜三点，霍氏终于夺路而逃，不再顾及赵氏的死活。赵氏倒也没有跳水，而是施施然自己往回走去，鬼使神差地摸进了女教师宿舍。照准房间，开始狂敲班主任的屋门。据说该女教员吓得魂飞天外，但门既未破，这一音容想必是旁人的杜撰。赵氏恍然发觉走错，悠然回头，这一次终于径直爬回了自己的床上，一觉醒来，已经是传奇人物了。这桩公案! ! 播传甚广，直至后来赵氏与女友破镜重圆、又随女班主任信了基督教，仍不时遭人提及此事，譬如蒙古霍氏，便发誓此生不再与之共饮。朱子忝居北大，酒肉之业亦不敢落人后，一次弄来一整条肉狗，斩成大块，借来电炉，沽得美酒，欲与三五好友共食之。不料北大41楼的电力系统十分不济，在一层宿舍里还未开锅，就烧断了全层的保险丝。于是移师二楼继续烹煮，只是不免多了几位厚颜的食客。我们一直烧黑到了五层，才将这锅狗肉勉强炖成半熟，但静候分享朵颐之乐的酒肉之徒早已满坑满谷，噫嘻狗肉与酒，多乎哉？不多也！而人生之至乐，又有多少堪与北大暴徒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相提并论的呢？

不独学生，先生们也常有此率性而为的草莽气。我师袁红冰，一日在课堂上宣称，倘有白酒一箱、蹄膀一盆、金庸的武侠小说一套，他就可以三十天不下床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是否渊源于此，他没有明示，但弊系酒品从此又高一筹却是不争的事实。九三年六月，朱子与另一同道刘峻因为聚众大闹了校庆95年的庆典。先是"五四"白天在三角地贴出覆满招贴栏的通栏海报，大书《精神的魅力》卷首语，既而操办了一晚的烛光摇滚音乐会，云集在东草坪高唱国际歌的学生逾千而遭校方整肃，社团"九十年代" 解散，两名主犯也在处分栏里风雨飘摇了三个多月。先生遂在北大外的饭店里请我们喝酒壮色。一众十人无不大醉，赤膊坦胸，摔瓶砸碗，高唱蒙古酒歌，吓得老板几乎要去报警，这才歪斜着骑回北大，路上摔过几回，都不记得了。自此每闻高渐离于易水鼓瑟悲歌送荆轲之刺秦，都忍不住慨然扼腕，回忆起那场醉饮。袁先生的终极理想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喝二锅头、啃猪蹄，醉乎梁启超先生墓前，咏而归。"我一直向往着这种境界，惜乎先生后来不容于当政者，逐居夜郎，如此酒家之绝唱，不知几时可得实现了。

鄙系另一名师周旺生先生，平素温文尔雅，谦谦乎君子者也。然而一次与学生在宿舍里新年饮宴，逸兴勃发，席间慨然说道："待诸君毕业之日，请你们喝茅台。一碗酒、一碗肉，一碗干饭！"众人轰然称是，争向周先生狂灌二锅头，不多时便将他麻翻在桌案上，这才想起没人知道先生的住址。于是只好将他背起，在学生宿舍里转了一遭，最后放在了朱子的床铺上。接下来就是我终夜未睡，恭坐一旁，不时听先生在醉梦里发几句中国立法的牢骚了。周先生一直待我甚厚，不单将他的大箸签名送给我，还曾为本人遭整肃一事奔波不平。虽然我终究没能遂先生的心愿作他的研究生，但离校经年，却始终忘不了扶他回家的某一新年的第一个早晨。

我常怀念在北大时的烂醉。似乎离开以后，不独再也没有醉过，甚至连喝酒的兴致，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偶尔友人来集，却发现一个个不是脂肪肝，就是肠胃炎，谁都不敢如在北大读书时那样烂饮狂歌，目中无人了。日子在庸常的岁月里流转，北大依稀还是，我们依稀却已不是了。

第55节：逃课记 文/蒙木(1)

逃课记（蒙木）

因为必须接受一年军训，本科加研究生，我在北大便与抗日同龄，这么些年，如果问我在读书方面受谁影响最大，答案似乎有些怪--汪曾祺。

汪曾祺说，他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北大人。他在西南联大上的学，清华也认为他是清华人。1992年，大概9月份这个样子，在五四体育中心二楼的一个小房子里，人不多，仅仅属于中文系的一个小范围座谈。时任系主任的孙玉石教授主持。汪老头仰着大头，两眼很大，像鲁迅门前的枣树，直指着天空，似乎屋顶有一个洞通向更为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么大年纪的老头眼睛还很澄明，以至于其中没有不相干的人。他偶尔咳嗽两声，想半天才说一句话--

"有人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

咳咳（干咳的那种）。

"我想，第一要逃课。要逃课。"

听众很安静。"咳咳，逃课。"

孙主任紧瞅着汪老头，没有办法，因为汪老头的眼睛一直直指着屋顶以外的天空，其中没有不相干的人。

"当初推荐我留校，朱自清先生就不高兴，因为我老是逃课。"

"咳咳。"沉默。

"第二，想读的书就读，不想读的就不读。像列夫·托尔斯泰是很伟大，但我不喜欢，我就不读。我最喜欢的作家，首先是我的老师沈从文，还有契诃夫和阿索林。我反复读。"

孙主任眉头不展，瞅着汪老头，毫无办法，只能任他讲下去。听众很安静。

我并不知道孙玉石老师后悔不后悔那次座谈。此后我们同学逃课，似乎果然成了家常便饭。我们班上语言学的老师王洪君教授口碑极好，这倒并不是大家都折服于她的风度或学识，而是因为她上第一堂课就宣布："按照校规，是要点名的，三次不到，成绩就不及格。但我从不点名。"我听了大概三四次语言学的课，感觉没大意思，此后便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逃课了。那时，我们三五周课堂不见人，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需要自己的人缘好一些。因为人比较多，即使点名，一般也是抽点。我们互相连环地替别人答到似乎是同学之间的应有之义。

记得一次吕乃岩老师的课正碰上雨，他的课平时来听的人就很寥寥，这次就愈见少了。我有点逃课经验，人多的时候，一般不会点名，而人少的时候，确是点名频发时段。所以这次我聪明地去为应卯而听课了，大概是第二次听课吧，实属难得。吕老师低头点名，连点了十多个人，居然基本没旷课的，他说："这情形不对，答到的人要站起来一下。"哗啦啦，此后被点名的人一下子十不到一。当点名点到我一个好同学的时候，我因为名次靠前，早早答到过，我想他当时根本没有抬眼看我呢，于是这一次站起来替朋友应了卯。点名过了一遍，吕老师说："前面应该有没来的，我再重新点一下。"于是再次教室里响起了我的名字，我犹豫一下，便理直气壮地再次站起来，吕老师瞅我半天："你是高立志吗？""是啊。"我的无辜和吕老师迷惑的表情使得有人哄笑。"你不是高立志。"于是我的名字被打了一个勾勾。平时不听课，还好，极少旷课，这次真的来听课，倒旷课了。此后我不曾再听吕老师的课。而结果，我的考试成绩也好像很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