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邮差罢工的胜利

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找我。这时候,我已经不在黎觉的办公室里工作了,我在办公室外边自己的桌子旁跟他们谈话。这里没有冷气设备,闷热、潮湿,车辆来往的声音和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他们告诉我,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前些时候提出的改善待遇要求,迄今仍未被接受。他们获准聘请一位律师,今后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市议员A.P.拉惹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但他因为工作太忙,建议他们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同我接洽。当时黎觉与王律师馆是进步党的联系网络之一,因此推想律师费不会太多,我征求黎觉的意见,问他是否应该接受。他说为了表示友好,应该接受。于是我接受下来,完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

P.哥文达三美给我很好的汇报。他是邮政局职员,比普通邮差高一级,所受教育不多,英语讲得还可以,是个十分可靠和说话中肯的人。谈判从2月持续到5月。但是政府对工会的要求,只答应调整到跟马来亚邮电工友相同的薪金率。我反驳说,新加坡邮电工友的工作比马来亚的邮电工友繁重,而且新加坡的生活费也比马来亚高,但是徒劳无效。

我们已到了摊牌的地步。邮电工友决定在麦士威路宿舍举行罢工前的一次大会。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大约450名邮电工友到场,全体会员几乎都出席了。工会代表事先要求我在会上讲话。我出席大会的目的,就是要鼓起他们的勇气,同时保证他们有一个了解他们所有要求的律师正准备替他们出头。如果我跟他们说英语,恐怕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我用巴刹马来语讲话,证明好处很多。他们了解我所讲的话,因为出席大会的以马来人占多数,只有20%是华人和印度人,他们都听得懂马来话。我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决定依照紧急法令的规定发出罢工通知书。

罢工行动预定于5月12日下午六点开始。当天下午三点,政府发出一封公函,做了一些小让步,但拒绝了邮差的主要要求--调整薪金制和新薪金制的生效日期。虽然公函寄出时密封,用大写黑体字在两个地方盖上"机密"宇样,但是就在当天晚上,邮政总监却到新加坡广播电台广播政府的建议,并说工会方面已经拒绝接受。

我代表工会回答说:"新加坡公众联络部事先没通知工会,便发表跟工会来往的机密信件,同时压制工会的答复。我惊奇的是,它居然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工会认为本身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它劝请公众在工会和政府双方的理由全面公布后,判断该支持哪一方。"

就在5月13日罢工开始前,已经从英国回来的吴庆瑞安排我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见《新加坡虎报》副总编辑拉惹勒南。拉惹勒南是马来亚人,原本是斯里兰卡贾夫纳地方的泰米尔族,在伦敦逗留了12年,1947年才离开。他曾经跟一群印度和非洲民族主义者以及英国的左翼人物来往,一直在写反对殖民主义的小册子、短文。我就在游泳池旁边向他解释了罢工的背景,四周不时传来音乐和泳客的喧闹声。他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课题,借以向殖民地政府挑战。邮差罢工是一项正义事业,他急于投入战斗。

罢工第一天早上,邮差进行和平纠察,政府派出大批佩带手枪和阔头弯刀的辜加兵,前往红灯码头附近浮尔顿大厦内的邮政总局。并有警车和无线电巡逻车不断开到那里。副警察总监宣布,他们会一直守卫下去,直到罢工结束。

第二天,各报刊登了辜加兵和警察的照片。形成对照的是,报上也刊登了工会主席的声明。声明说:"为了避免跟邮政总局四周的武装警察发生冲突,我们不在总局进行纠察。但在表明了意图不致因误会而发生危险之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准备在总局和其他邮政局进行纠察。"公众立即转而同情邮差。第二天,政府撤走辜加兵,纠察恢复进行。

《新加坡虎报》是本地报纸,销路比亲英国的《海峡时报》小得多,但在这场斗争中,它发挥了作用。跟《海峡时报》相比,许多本地人更爱看《新加坡虎报》,这就迫使一些殖民地官员也非看不可。拉惹勒南在他所写的社论中,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尖锐地抨击了殖民地政府的种族偏见,对外来的英国人有权获得比本地人更好的待遇进行质疑。政府给外来的英国人每人1000元的津贴,却拒绝邮差每月10元的加薪。

罢工期间邮件堆积如山,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不便。由于邮差采取温和的姿态,外加我替他们起草的声明,以及拉惹勒南在《新加坡虎报》所撰写的社论,对争取人们支持邮差起了很大的作用。马来文报《马来前锋报》支持罢工者,因为多数邮差是马来人。华文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也同情他们--两报记者和编辑当中有许多共产党同情者,他们经常反对政府。

《海峡时报》属于英国人所有,由英国人管理,主笔阿林顿·肯纳德是个写作高手,表面上以中立姿态出现,却很难不支持政府。他在社论中提出了巧妙的辩解,例如:"新加坡工会提不出证据,以证明新加坡邮差的工作跟联邦的同行有什么不同。"

第二天我通过《新加坡虎报》回答说,新加坡邮差每天派三次邮件,联邦邮差只派两次;新加坡邮件数量多,工作节奏也比较快。

拉惹勒南的评论

这场斗争使拉惹勒南越战越兴奋。他的评论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替被践踏的群众出头,反对一小撮狠心的白人殖民地剥削者。他的评论风格是坚决有力的。我在剑桥工党俱乐部跟友善、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学生练习辩论的结果,使我的表达方式跟他不一样,我是宁可轻描淡写,也不言过其实。于是我们两人成了好搭档:拉惹勒南的笔触是强有力的,我的虽然一针见血,却是彬彬有礼,总是悲哀的成分多于愤怒。我打电话给他提建议,向他传达街头支持者的反应。他要我检查他的社论的力度,并把社论的校样送到我家请我提意见,并且通过电话交谈,往往谈到午夜过后,在他的报纸快要下版时才结束。

如果拉惹勒南不在《新加坡虎报》做事的话,《海峡时报》就会完全不登邮差和我的消息,我们恐怕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事实上,《新加坡虎报》起了推动的作用,最后《海峡时报》不得不刊登我的来信,以维持中立的姿态。

罢工接近一星期时,公众舆论变得更强烈反对政府。政府惊惶失措。辅政司建议"一旦雇员恢复工作便继续谈判"。我回答说,要是工人取消罢工,谈判又失败,他们就可能得进行第二次罢工。"这种局面重复多次的话,罢工就会变成闹剧,而罢工是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最后武器。"

辅政司的反应是答应5O0名罢工邮差和电报信差,如果他们报到上工,他会亲自同工会代表谈判。我劝工会领袖采取新的立场,宣布停止罢工三天,"以消除政府所认为的使它无法进行谈判以立即解决纠纷的唯一障碍。"

这就给辅政司和他的官员挽回了面子。谈判在5月26日上午10点恢复,持续了五个半小时。争议中的六点,有四点当天就解决了,其余两点第二天也解决了。工会和政府接着签署协议备忘录。

这是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的第一场罢工。一切完全根据法律行事,没有威胁,没有动用暴力,甚至也没有不守秩序的纠察,斗争目标是争取公众支持。工会胜利了。这次罢工暴露了英国殖民地官员的无能。两个星期的事态发展,不但改变了职工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改变了反殖民统治宪制斗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报上的报道和宣传提高了我的专业声望。我不再只是个从剑桥回来获得学术荣誉的莽撞的年轻律师。人们眼看我怎样跟罢工工人打交道,怎样领导他们,怎样替他们说话,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便取得了胜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后矛盾和不合理之处,我以理服人而不积怨。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邮差罢工胜利是个转换点。在这之前,非共集团由于害怕紧急法令也会限制和妨碍他们,一直不活跃,合乎宪制的和平、非暴力的群众行动能摆平真正的不合理事件,这使他们受到鼓舞,给他们壮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