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

在1954年的一天晚上五个华校生一起到我家里来。一个个子小，留平头，门牙缺了一颗的小伙子担任他们的翻译兼发言人，他叫孙罗文；另一个叫史立华的男孩儿，英语也说得不错。此外是三个梳辫子的华族小姑娘。男孩儿穿短裤，女孩儿穿裙子，都是校服。他们要求我请英国女皇的律师布里特替七个同学上诉，这些同学被法庭判了罪，罪名是警方下令学生解散时他们阻挠执法。案子审理后罪名成立，他们被判三个月徒刑。上诉案将在10月开审。

事件发生在1954年5月13日。这一天，主要来自中正中学的500名华校中学生跟警方发生冲突。他们游行支持一个代表团前往总督府递交请愿书，反对国民服役登记。警方阻止游行队伍前进，下令他们解散，他们不服从命令，向警方扔石头，混乱中有六名警察被刺伤。警察挥舞警棍进攻，打伤了一些学生的头部。在这次事件中共有26人受伤，48名学生被捕，其中两名是女的。

第一轮审讯在6月28日进行。40名学生的罪状是不服从警方要他们解散的命令，其中26名罪名成立，判处缓刑六个月。另外八名受审的罪名比较严重，指他们阻挠警方人员执行公务。这八名被告要求把案子移交另一法庭审理，因为法官前一天对待他们的同学和判他们罪名成立的做法，显得他有偏见。他们拒绝讲话替自己辩护，结果被判监三个月，那是这个罪名最重的刑罚。

法庭当时关注的是，他们蔑视法律。但潜在的课题是既深刻又根本的。新加坡殖民地只雇用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当低级人员，在官方领域里，受华文教育者没有地位，扮演不了什么角色。政府开办以英语和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小学，中学只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但是，对移民社群，政府则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华人因此筹款建自己的学校。他们经费自给，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教师是从中国请来的，以原来在广东或福建省采用的教学方式教本地学生华文。文化上他们生活在另一个天地里。华校毕业生可以转到英校继续读下去，攀登英校生的阶梯；否则就到使用华族语言的机构找事做。这些机构是华人商店、餐馆、商行和几家由华人开设的银行。

华人觉得受排斥，经济上缺乏机会使华校成了共产党人的滋生地。共产党人自从1923年共产国际最先从上海派代表到新加坡，就一直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隐藏起来。战争结束之后，马来亚共产党反抗日本人的记录使它有了威望，在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当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开始在教室里建立细胞组织。许多教师成了共产党干部或同情者，日治时期学业中断的超龄学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输，成了马共的成员。由商人和店主组成的学校董事会不是同情他们，就是不敢反对他们。

新马两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新加坡的共产党人表面上停止了活动，事实上却在招募成员，扩展势力。1952年英国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提出国民服役法案，规定所有18岁到55岁的男性必须应召参加武装部队、警察部队或民防部队。1954年4月，政府开始进行登记。它只需要80O人加人新加坡军队，1200人加人民防部队，准备以抽签方式招募。但在学校里，登记工作进行得很慢。5月12日登记截止当天，华侨中学的学生向代理辅政司递交请愿书，要求集体兔役。代理总督古德为此发表文告说，豁免只能个别考虑。这导致5O0名学生游行。总督拒绝接见他们的领袖，要他们全部先行登记。

当时我不了解问题的背景，虽然知道在这个全然不同的世界里，有股暗流在酝酿沸腾。学生们组织良好，纪律严明，团结一致。他们自我约束的能力强得不得了，能采取集体行动，集体表示蔑视，使政府难以孤立他们的领袖，把他们抓来惩罚。学生被捕后，他们开始渲染夸大其他问题，以便能发动学生跟警察冲突，制造烈士，同时煽动公众反对政府。只有经过多年之后，我才了解他们的动机和方法。许多受英文教育者，包括马来亚大学学生会，当时也同样消息不灵和看法天真。马大学生会因此在5月18日公开对华校生的游行表示支持，要求对这次暴动事件进行调查，因为警方不适当地动用了武力。他们想法简单，跟我一样。

共产党人立即以"五一三"来纪念5月13日的冲突，学生在学校集中抗议，组织了一个55人的免役代表团，分成几组，收集受伤学生的情报，给他们提供医疗照顾，从而激起公众的同情。．

他们到处争取其他学生、家长、店主和华族地方领袖的支持，事实上是争取整个说华语或方言的华族社会的支持，所采用的方式，是一发现警方找麻烦，他们便集中在学校或工厂，闭门不出，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吸引人们的注意，争取同情，蔑视当局，刺激政府"迫害"他们。

5月14日，五一三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他们在中正中学集中，只有在中华总商会一个12人代表团要求他们解散时，才在隔天离开。他们变得重要起来了，华族社会的长者前来恳求他们，答应为他们出头向当局说情。政府面临学生越来越不守纪律的严重局面，就向中华总商会施加压力。总商会于是把年中假期提前两星期。商会代表首先得为学生向殖民地政府转达他们所提的六点要求。这些要求是完全豁免国民服役，无条件释放48名被控候审的学生，公开调查这次事件以及做出其他让步。学生们巧妙地把华族社会的长者卷进了他们的事业。5月22日和23日，2500名学生再度集中在中正中学，拒绝离开，直到获得免役。三天后他们才解散，那是由于警方断绝了他们的粮食供应；一些家长前去责骂子弟，强迫他们离开。

蔑视政府的行动

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中正学生要求学校复课，华中学生扬言要进行绝食。6月2日，来自各中学的1000名学生在华侨中学集中，在强制放假期间拒绝离校。这是蔑视政府的行动。他们在教室和露天场所上课，由高级班同学教低级班同学数学、英文、华文和地理，家长送食物绘他们。除此以外，这看来就像个学生自行组织的复习功课的夏令营活动。

学生也向总督递交更多请愿书，但官方置之不理。6月24日七所学校复课时，当局采取了新的纪律行动，包括审查教师，禁止学生利用校舍进行未经校长批准的课外活动。这些命令在报上读起来很像样，在学校里却执行不了，因为董事会和校长害怕教师和学生当中有组织的地下活动。

9月13日政府宣布，它准备采取行动，封闭任何不遵守学校条例的学校；如果学校在这之前的六个月内被利用来进行危及新加坡的政治宣传，学监就必须提出理由，说明为什么这所学校不应被封闭。这不是个经过慎重策划的行动，宣布的时机也不对，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在这之前，华校董事会基本上分成反共集团、骑墙派和共产党的同路人，一旦政府准备控制他们，他们便团结起来反对政府，连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报纸也支持他们。

总督列诰爵士大吃一惊。9月21日向立法议会讲话时，他表示对有人指政府采取反华人的政策感到痛心。他说，政府无意同化华校和把它纳入殖民地的教育系统。共产党人知道，总督的计划是要制止他们的颠覆活动，事实上却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利用爱国事业把所有受华文教育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们聪明地把问题歪曲成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在华人心目中，尤其是对新加坡受教育不多的百万富商和店主来说，这些都是神圣的民族遗产。从中国传来的许多热烈赞扬建设成就的报道，对中国如何转化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进行描绘，把他们给迷住了。而正当中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应该成为各地华人恢复自豪和自尊的源泉的时候，英国人似乎正准备剥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殖民地政府误闯了文化雷区。如果政治部当年有受华文教育的官员，能感受到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的脉搏，他们就会提醒总督，采取行动时应该更敏感、更谨慎。

华校生跟英校生截然不同。他们生气勃勃，善于筹款。我代表他们找布里特时，告诉布里特他们能动员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出钱。布里特建议收费3万元。我转告学生，他们眼睛眨也没眨。布里特是在10月7日飞来新加坡，处理五天后开审的上诉案，早在这之前，他们便把钱送到我家来。看来他们对前往黎觉与王律师馆感到不自在，因为律师馆的主要合伙人是英国人。

布里特读了上诉资料之后，必定知道上诉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于是，他根据自己多年来表达激烈感情的经验，尽量替学生讲话，并进行宣传，以损害政府。他到达后第二天，学生在羽毛球馆开茶会欢迎他。布里特用英语发表了演讲。东道主发表了多个华语演讲，却没有人翻译给他听。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个机会，幕后的领袖可以利用合情合理的事件进行动员，支持学生，鼓起他们的热情，为群众运动进一步打下基础。

整个过程给布里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2年后出版的自传里，他还记得，当时有5000名学生整整齐齐地坐在会场里，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糕、包点、花生和香蕉，过后花生壳和香蕉皮都放回纸盒，由招待员拿走。这样，在学生们离开会场坐巴士回家时，场内依然干干净净。这显示出卓越的组织和后勤能力。这一切都是按照15岁左右的男孩儿和女孩儿通过扬声器发出的简单利落的命令进行的。这样的表现，任何军队的参谋看了都会高兴，我和布里特一样，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这类会议，后来还参加了多次，我从没见过英校生也有这样的表现。英校生说话没信心，缺乏自信，他们使用非母语时心理上有障碍。

我知道，上诉这事的结局将是令人扫兴的，但学生们认为这是个组织示威反对政府的机会。10月12日，大批学生在最高法院外面的大草场集中。根据《新加坡虎报》报道，布里特到达时，他们爆发出"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英国籍法官奈特问道："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上诉案，怎么排上了三天?"布里特说，这件事应该由他负责，因为按照他估计，案件不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审完。接着他认真地说明了上诉的理由，接连两天摆出了勇敢的姿态。换成我的话，要拖到超过一个上午也难以做到，而且效果会很差。第二天双方陈词结束后，法官维持原判。但是他说，如果年轻的学生签下保证书，保证18个月内行为良好，他会撤销监禁刑期。

学生们要当烈士

法官轮流询问被告学生是否愿意签保，学生个个都摇头。法官决心维护法治，学生们决心要当烈士。法官别无选择，只好送他们进监牢，尽管他这样做让他们能利用这个课题，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当中煽起反政府的情绪。

现在我知道共产党人会如何利用这样的局面了。让我来处理的话，我会要学生的父母签名保证他们的子女行为良好，然后释放他们。在共产党的幕后领袖能对付家长之前，我可以传他们到法庭，直接跟他们打交道。这样，政府就会取得道义上的胜利，家长对自己的子女只受到警告就了事，也会感到安心。但是当时我也受到同情学生浪潮的影响。9月20日《南洋商报》引述我的话说："当局迄今仍无丝毫证据证明华校内有共产党活动的迹象，当局把学生反对政府拒绝批准他们缓期服役指为共产党在搞破坏，而借此对华校实施更严厉的控制。"当时我无知、愚蠢，容易上当，不知道共产党人做事效率是那么高，也不知道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所有反对政府的组织，并对它们加以控制。

枢密院在1955年2月15日审理并驳回上诉。案子审结了，但是我对华校生的世界的认识却刚刚开始。这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领袖给他们指引的方向，我越来越感到害怕。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在我们的联系网里，唯一"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是军港和海港局里的小集团，主要是说广东话的技术劳工，以及市议会里的日薪工友。会员全说华语或方言的唯一工会，是市政会的清粪工人。他们天天早上用扁担挑两个铁桶清粪，没受过多少教育，依我看不像是革命的料子。

学生们聘请过其他律师，他们不热心政治，也不愿像我那样准备跟政府对抗，因而学生们必定得到指示，要利用我作为他们的律师。每当他们跟政府发生冲突，或者受到政府阻挠，从集合时被烫伤到申请举行公开集会的许可证等问题，他们都到欧思礼路来找我给他们提意见。他们通常坐一辆亮丽的粉红色谢弗罗列特牌汽车前来，号码是1066。(芝认得也记得这辆车，那是黑斯廷斯战役的年份。)其中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显然是使用她父亲的汽车，她父亲可能是个富有的店主或商人。

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到，我都没拒绝接待他们。这个池塘里的鱼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不管怎么说，他们也在我们英校生的池塘里偷捕了伊巴、沙玛、蒂凡那和沙末等人。我当时天真无知。这仿佛是在黑手党的地盘里聘用见习警察，风险大得很。学生们在群众当中表现出来的纪律以及学生领袖的力量和献身精神，，我以为都是自发的，是源自年轻人的热忱和理想主义。从1954年到1956年，我花了两年时间，才彻底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阴谋和狡猾略有所知，了解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行事方式。匿名的马来亚共产党市委躲在幕后，控制和操纵像孙罗文那样的活跃分子以及群众大会上的小组领袖。共产党人有一个由守纪律的干部组成的秘密网络，这些干部分成由大约四人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个组长(以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为幌子产生的)发号施令，组长则接受级别更高的另一个小组组长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