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合并风云

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社阵宣布赞成完全合并,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一旦他们知道赢不了,很可能决定全面制造混乱,而不是接受马来西亚并从政坛上消失。他们可能要战斗到底。这样一来,警察和军队必须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这一切是在合并实现之前发生,动用到英国军队,就会产生更多的愤恨……

12月中旬我到吉隆坡逗留了四天,这回到东姑的官邸跟他住在一起。他刚从伦敦回来,心情愉快。他正在扩大地盘,而他让新加坡加入的条件使马来人能够继续占多数,也使他得以维持在联邦建立起来的马来人的支配地位。同时,他也消除了对必须吸收更多华人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我是单独到吉隆坡去跟他进行私下会谈的--没有官员在场,没有部长在场,没有人做记录。那是东姑认为最自在的方式,因为在履行君子协定时,他总是选择机动灵活的处理方式。会谈后我告诉报界,东姑希望马来西亚在1962年8月成立,以后的国庆日可就都是吉祥的好日子。他说过,八是他的幸运数字,所以选择了8月31日为马来亚独立的日子。8月就取它有个八;31是三加一,等于四,那是八的一半。

后来我从他战前在伦敦留学时期的朋友口中知道,他希望我住进官邸宾馆,想进一步了解我的为人、生活习惯和性格。他已经得出结论,我"不是坏人"。我在浴室里唱歌,所唱的歌曲他喜欢,像流行一时的轻快的印尼歌曲《白鹦鹉》。我打高尔夫球,玩扑克牌,喝啤酒、葡萄酒,甚至喝威士忌,也喝点白兰地(那是东姑最喜欢的--三星轩尼诗)。他认为我不是危险的共产党人。事实上我和常人无异,容易相处,年轻,太聪明了点,不讨他喜欢,时常有很多主意。除此以外,倒还可以。我跟他合得来,一个最大的优势是我会讲马来语,跟他的夫人莎丽花·罗兹雅谈得很投契。莎丽花是个阿拉伯裔马来妇女,也是东姑的吉打同乡。芝的马来语也不错,这更让他觉得我的出身没问题。这证明我们实际上是马来亚人,不是华族沙文主义者。

跟东姑谈判需要特别的技巧。他看过档案之后,不喜欢坐下来面对面地争论,而只做重大的决策,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烦琐的细节留给副手敦拉扎克--敦拉扎克能干、勤劳,做起事情来一丝不苟。所以有什么事过不了马来亚官员的关,又找不到有关部长或敦拉扎克来解决,我就不得不找东姑。那就是说,在天南地北闲聊或午餐时提一两句。他喜欢烹饪,厨艺不错,午餐经常自己下厨,烤羊肉和牛肉。午饭过后他总要小睡片刻。我时间太多,会到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俱乐部练球场打上一两百个球,等他睡醒。下午四点半我们会打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在打球间隙或吃晚饭前,趁他心情好的时候我会提出问题。就这样,一件事情可能要花上四天的时间,天天得陪他吃喝,打高尔夫球,跟他一起参加晚宴和婚礼。为了等待好时机,我曾经多次陪他到槟城、怡保或金马仑高原。他一向心平气和,几乎总是那么安详宁静,但是一发现危险就变得很激动。他曾告诉我,他不允许任何人逼他做出决定,因为不冷静和心情不轻松的时候,他可能犯重大的错误。遇到压力他会推迟做出决定,可一敲定决不反悔。

东姑喜欢赢

在吉隆坡工作表现不错的最高专员都了解他的情况,尤其是澳大利亚的汤姆·克里奇利和英国的杰弗里·托里。他们迁就他,跟他打高尔夫球,玩扑克牌时克里奇利有时会在几个月内输几百块钱给他--不算多,可也不太少。东姑喜欢赢,也就是不喜欢输,这是他贵族出身的习性。这我倒不在意,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澄清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要点。但是玩扑克牌我心不在焉,他赢钱也得不到满足感。有一回,我接了新加坡打来的第三个电话,输了两三百块钱。他说:"光耀,集中精神玩牌,我不喜欢在你精神不集中的时候赢你。工作可以拖到明天。"我笑起来,我说:"东姑,我接电话的时候,知道你下了15块钱注,猜测你有三张王牌,我手上的牌应付不了,所以认输。"他并不满意,他要我在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赢我。

打高尔夫球的情形可不一样。东姑的让杆数是24,要打足让杆数;我的让杆数是12(后来减到九,对我不公平),实际上我的是15。他又选好手搭档,所以要赢他很难。尽管如此,有一回令我难忘的是,还剩七个洞没打,我和搭档已经赢了八个洞;东姑觉得没趣。当时在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穆尔怪我没心眼。

他的朋友也投其所好。在马场里,如果他没下注的马胜出,有人便会掏出一些票对他说:"东姑,我替你买了这些票。你的马参赛时,我知道你不会买这匹马,但知道它会赢,所以替你买了。"这一来,尽管东姑的马跑输了,离开马场他还是赢了几百块钱,这一天他过得很开心。

他为人不错。但他是个王子,了解什么叫权力,也善于运用。他手上没拿大棒子,却有许多打手,在他装着看不见依然显得很仁慈的时候,替他动手。他不信任谁谁就倒霉。但如果他信任你,你又没辜负他,他总会以皇室对待忠心随从的方式,设法帮助你,就像他对待林有福那样。林有福下台后,东姑委任他为马来亚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当林有福在一个脱衣舞俱乐部失踪了几天,要劳动警方寻人,大出洋相,最后不得不辞职时,东姑调他到沙特阿拉伯吉达市一个伊斯兰教组织任职(林有福已改信伊斯兰教)。这是他协助陷入困境的朋友的做法。

幸好对我在新加坡的危险处境,他抱着同情的态度。共产党人对我们的攻击从来就没有停歇。虽然工人和警察之间没有发生冲突或暴乱,但是工潮此起彼落。1962年1月11日,反对党在吉隆坡下议院向东姑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问他既然新加坡的工会领袖跟马来亚的工会领袖不一样,似乎是"在闹事中壮大",合并后情形会如何。东姑回答说,新加坡在一个月内发生的罢工事件比马来亚三年还多,但他会设法减少罢工的次数,使新加坡人更高兴。他带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的内部安全部长说他晓得怎么做,全国都支持他。"

担心沦为"二等公民"

这是一把双刃的剑,对新加坡那些信心不足的人来说,这有助于表明东姑对合并即将到来充满信心,合并后他会通过伊斯迈医生对付共产党人。不利的是,社阵会因此而更加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阻止合并的到来。不过他们没有恢复暴力活动,而是希望利用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担心沦为"二等公民"这件事,煽动他们投反对票。

说华语或方言社群的传统领袖(包括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人),建议我向社团的会员们发表谈话,澄清合并的问题。我同意了。1月13日,我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会见来自400个行会、会馆和工会的100O多名代表。大会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主持,他叫高德根,51岁,是个成功的树胶商人。就像其他商人一样,他害怕共产党人。他在马来亚有经济利益,他的树胶就是来自马来亚。他不支持共产党人。往后几个月我比较了解他,发现他通情达理,对新加坡华裔社群的前途非常关注,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他们,

我花了三个小时回答问题。听众多数是实事求是的商人,对我并未抱着敌对的情绪。共产党人无法大批拥进会场,支配不了大会。我对许多问题的回答引来听众的笑声。结束前我谈了华人在东南亚的发展史,指出许多宗乡团体在照顾华族移民的福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反应很好,我在掌声中坐下来。不出我所料,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公民权。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正如中华总商会一位董事提醒听众,他们曾经极力争取新加坡公民权、争取实行多种语言制度和平等对待各教育源流,因此急于知道合并会怎样影响这些问题。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像社阵所建议那样,要求完全合并,33万新加坡公民会丧失一切公民权利。后来,曾经在1955年大选中跟我对垒的蓝天再度对我们所提的替代办法质疑:在我们同东姑达成协议的条件下加人马来西亚之后,60多万新加坡公民为什么不能享有同样的权利?我解释说,所有马来西亚国民,无论是新加坡公民还是联邦公民,权利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选出自己在联邦国会的代表,联邦公民则在联邦投选。(事实上,东姑的目的是不让新加坡公民在马来西亚其他地方投票。)但是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耿耿于怀的问题依然没解决:如果没有差别,为什么东姑不同意用人们更熟悉的"公民"这个词,而要用"国民"?

两者不同的问题是我所需面对的。而几天前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表声明说,婆罗洲地区的原住民将能享有联邦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根据法律会自动成为马来西亚的"创建公民",这就强调了"公民"的地位比新加坡的"国民"地位来得高。这使我更难说服他们。

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社阵宣布赞成完全合并,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一旦他们知道赢不了,很可能决定全面制造混乱,而不是接受马来西亚并从政坛上消失。他们可能要战斗到底。这样一来,警察和军队必须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这一切是在合并实现之前发生,动用到英国军队,就会产生更多的愤恨,因此我建议东姑通过一些过渡时期的安排,对新加坡的治安负起责任,使马来亚军队可以开到新加坡来应付麻烦。我们讨论了不同的方案。1月31日,我就这个课题跟薛尔克谈了很长的时间。他说,合并前东姑不可能负起内部安全的责任,必要时我必须准备动用英军镇压闹事者。

另一方面,社阵制造麻烦的潜力并未减弱,因此我急于采取对策。我的急躁和与众不同的性格把东姑惹火了。我不够敏感,没有意识到东姑一旦决定让新加坡加入联邦,他对待我的态度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是吉打皇室的王子,生来就有等级观念。只要新加坡还是处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他就会把我看成友好邻邦的领袖,地位比他低,但他愿意以礼相待;现在我就要成为他的联邦的一分子了,而他习惯有一群侍从唯唯诺诺地围绕着他。

当我告诉东姑,我打算到德里、开罗、贝尔格莱德、伦敦、莫斯科和北京进行访问时,他再也受不了了。他吓坏了,认为我是在跟他的敌人来往,这样做很危险。他觉得我让人以为苏联和中国领袖是伟大的人物,而事实上他们是要破坏马来亚稳定的坏人。我把理由告诉他:一旦访问过这两个国家,受到两国领袖的接见,我将会更有资格告诉人民,我更加相信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新加坡和马来亚。但是东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我将成为他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他不要马来西亚有任何人同共产党人友善交往。我跟他争论令他恼火。最后我得出结论,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跟他冲突。

他的怒气尽显无遗。3月25日,他在新加坡抨击极端分子把新加坡岛看成"小中国",反对合并,为此脱离了人民行动党。他说,如果他们想制造麻烦和流血事件,最好根本就不要合并,但是这样一来,为了马来亚自身的安全,他就会封闭长堤。他也说,另一方面,只要极端集团尊重法律,在联邦的宪制范围内行事,合并后他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马来亚境内的极端分子比新加坡还要多。

这是东姑的典型做法。他在吉隆坡下议院说过,他的内部安全部长会对付共产党人,现在却说,只要他们在宪制范围内行事就没问题。但他显然希望有人来对付共产党人。东姑往往刻意把话说得含糊暖昧。他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说的方式未必严密和合乎逻辑,却让听众清楚了解他的立场。但他这次干预与其说制造了障碍,不如说是帮了我们的忙。他强调新加坡的脆弱性,强调自己决心要合并。仅仅两天后,他在高德根为他而设的晚宴上再次发表谈话,畅所欲言。他说:"新加坡同马来亚完全断绝关系可能意味着战争和流血,对人民来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受到孤立的新加坡为了求得缓冲,跟一个同联邦不友善的强国(指中国)来往,战争就会爆发。"

薛尔克向伦敦报告:"正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设法使新加坡悄悄地、水到渠成地纳入合并的时候,我认为,这种相当歇斯底里的威胁性言论会造成伤害,并使新加坡政局升温。恐吓要封闭长堤或新马会爆发战争是没有用的,这只能协助社阵挑起反对马来人的种族情绪……但跟对新加坡的影响相比,更重要的也许是这反映了东姑思想的混乱。婆罗洲和新加坡没有热情地欢迎他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显然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和痛心。他似乎已经感到有些后悔。尽管如此,我相信他仍然准备继续推动马来西亚,看来不应该太认真看待他演说里比较极端的部分。"

一封神秘的信

对东姑言论产生的影响,薛尔克的判断是错误的。它对社阵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社阵意识到东姑已经认真地参与了这场冲突。东姑描绘了没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前景会不妙的图景。林清祥恐慌起来。他写信给东姑,答应社阵会支持合并,支持马来西亚。这封信是在新加坡联邦大厦里静悄悄地递交的,东姑却通过一个秘书把这件事泄漏出来。《海峡时报》刊出这样的大字标题:"神秘的信,写信人是林"。在新闻记者追问下,林清祥证实信是他写的;对东姑写了封有礼貌的回信他表示感激。有记者追问信件的内容,他谢绝回答。

但是经不起杜进才的瞎猜和嘲弄--是不是秘密出卖?--李绍祖医生终于在7月11日公布了林清祥的信和东姑的回信。林清祥在信中写道,东姑之所以会不喜欢新加坡,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双方"态度显然分歧",却没有机会进行自由和坦率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可以对增进了解和国家团结做出很大的贡献。在回信中,东姑欢迎林清祥保证在渴望国家团结方面跟他看法完全一致。他说他必须在第二天离开新加坡,但将乐于在未来会见林清祥,而且会通知林清祥什么时候可以安排见面。但是东姑知道"态度显然分歧"是无法调和的。他始终没有提出跟林清祥会面的日子。

林清祥犯了严重的错误。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看来,写了信又不公开,首先就是弱点,等于承认自己处境不利,要跟东姑谈和。绘东姑的信是一厢情愿,一点收获也没有。这也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东姑现在是最有可能控制大局的人,而不是林清祥和共产党人。我知道,华人将来在作出抉择时会考虑这一点。这期间社阵唯一能做的事是让干部忙忙碌碌,以便维持士气,以免他们想到自己无望的处境。于是李绍祖医生宣布,从接下来的星期日开始,1500名社阵干部将会接连六个星期日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劝说选民拒绝接受合并问题政府白皮书。

东姑的访问结束一个星期后,陈修信到新加坡为马华公会一个分会主持开幕。他当时刚出任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口气比东姑更强硬。他说,新加坡已成为马来西亚的问题儿童,但是合并不成可能也无须封闭长堤,因为新加坡的经济非常脆弱,只要下一道简短的关税令,规定树胶出口要另外缴税,就会使新加坡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树胶市场化为热带贫民窟。一个面积比马来亚度假胜地金马仑高原还小的岛屿,是不能单独生存的。他也说,马来亚政府并不完全受马来人支配,华人得不到公平对待的说法是不确实的。如果他认为政府敌视马来亚华人的合法利益,他就不会成为这个政府的成员。

他提出要通过经济措施来对付新加坡的威胁,使两地的华人都不喜欢他。数天后社阵作出反应,提醒他马来亚和新加坡相互依存是严酷的现实,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实行经济制裁将是自杀。与此同时,林清祥也转弯抹角地跟东姑较量。他说,英国人由于再也不可能根据旧的殖民地模式来进行统治,所以决定成立马来西亚,利用当地的右翼力量替他们在本地区维持治安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东姑做出答复,再度警告说如果新加坡拒绝合并,年底可能封闭长堤,并强调这不是随便说说的。他说:"如果共产党人认为他们可以轻易欺骗马来人,那是可悲的错误。"一星期后社阵驳斥说,这样的威胁只能使公众更加仇视联邦的政界人物,这些人的态度是"极端不讲理、不公平和不民主的"。联邦以让步来吸引婆罗洲三邦的人民,对新加坡却一直施压,进行威胁和恐吓。

情形也许确实如此。但是这种威胁使人民认识到,跟东姑对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尽管马来亚会受到伤害,它的应付能力却比新加坡强。英商感到惊慌。为了强调处境岌岌可危,卸任的新加坡国际商会会长提到"被称为工潮的罢工、怠工、静坐等肆无忌惮的行动",会成为很大的风险,新的资本会避开新加坡,成本开支上涨将约束现有贸易,致使财政产生困难。

这一切所引起的忧虑对社阵不利。与此同时,我们却克服了另一道障碍。在议院里,激烈的对质和辩论持续了五个小时,直到午夜过后第二天的凌晨,才以23票对16票通过一项修正动议,欢迎新加坡全民投票法案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