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广播公司让我通过它的远东服务电台向新加坡发表广播。我叙述了不结盟国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领袖如何公开支持马来西亚。这样的消息对共产分子没帮助。他们曾经声称他们代表亚非的看法，这些领袖在接见我之后的反应，使他们的抨击徒劳无功，因为这些领袖承认我不是变节投靠殖民主义者的叛徒。

就在一片激动的辩论声中，我认为这应该是我访问英国领袖，以便同他们恢复联系，并顺道会见一些亚非领袖的时候了。1962年4月，我取道仰光、新德里、开罗和贝尔格莱德飞往伦敦，

印度总理尼赫鲁百分百支持我主张新马合并组成马来西亚的建议。印度报章很友善。专门记载大事的《印度时报》，在"马来西亚获得了总理赞同"的标题底下写道，马来西亚已经得到官方的谅解了。印度显然认为这是个好发展，有助于排除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在记者会上，我告诉记者们，亚非秘书处宣布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的产物，他们的总理并不在意。我引述了尼赫鲁的话。他说，亚非秘书处并不代表印度政府，也不代表任何政府。当他们问起我有关共产党人反对的情形时，我解释说，在独立的马来西亚里，他们不能再把自己的活动伪装成反殖活动。关于英国基地，当时反对英国基地是时髦事。我说我宁可要英国军队，因为他们会顺从世界舆论和联合国的压力，必要时可以随时叫他们撤走。

我的下一站是开罗。亚非团结委员会就是在开罗发表声明抨击马来西亚的。如果能把纳塞尔总统争取过来，那将是重大的突破。早上抵达时埃及副总统在机场迎接，把我带到宾馆，那是前埃及国王法鲁克的一座比较小的皇宫。晚上纳塞尔总统在家中接见我。他的家并不华丽，陈设却很得体。这次会面气氛融洽，很成功。我到达时他站在大门前，摄影记者都准备就绪。我觉得这样的安排他做过几百次。他很上相，不论在电视或报纸上，都显得很好看。他态度友善，热烈欢迎我。埃及驻新加坡总领事大力支持我，也非常支持马来西亚。他知道我们不想成为东南亚的以色列，他向外交部长报告了这一点。

纳塞尔花了一个小时听我说。我解释了新加坡自行独立的危险性，那就是会脱离东南亚的主流，成为大约一亿人口的马来群岛中的华人岛屿。我不想这样的情形出现，解决的办法是让新加坡跟马来半岛重归统一。两地分开前曾经作为一个单位，被英国人统治了100多年。不消我多费唇舌，纳塞尔便认为马来西亚不是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向我保证他会给予支持，还表明我可以把这点说出来。在五天访问期间，埃及人到处给我铺红地毯。我飞到当时苏联人正在建造的阿斯旺水坝，运载我们的苏联飞机引擎出了毛病，他们让一架慧星机改道送我们一行人回开罗。

纳塞尔邀我以后再访问埃及，可以在任何时候见他。他说这是个人的邀请。我交上了一个朋友。我喜欢他的为人，喜欢他生活简单，也对他渴望根治法鲁克统治下的埃及的腐败，感到高兴。

纳塞尔跟我一起发表联合公报。这样做打破了惯例，因为新加坡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公报说，他支持马来西亚，支持"有着相同政治和社会背景……争取结束殖民统治的所有人民的统一"。纳塞尔和尼赫鲁是为非洲和亚洲树立榜样的领袖。新加坡虽然小，让他们了解却是很重要的"

铁托改变看法

"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飞抵贝尔格莱德。铁托正式接见我。他的住所气派豪华，跟纳塞尔不一样，入口处装上了自动钢门，我们到达时静悄悄地打开。一个名叫斯拉夫科·科马尔的部长带我去见他。铁托穿着普通西装，不是华丽的制服。摄影记者照相时他神情严肃坚定--没有笑容，没有热情，跟纳塞尔截然相反。我的处境困难。印尼人在他面前讲了坏话。但他愿意听我说。我从容地解释自己的背景，说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不是殖民地的傀儡，跟那些受中国启发的新加坡共产党人看法不一样。新加坡的共产党人不可能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功，因为他们的共产主义不是土生土长的，毛泽东主义不可能在东南亚成功。从他的身势语言我发现自己改变了他的看法。我提到他们党的出版物《共产主义者周报》抨击马来西亚的文章，铁托说有关文章不代表南斯拉夫政府的看法。我达到了目的。

在动身前往机场，快要在机场会见记者之前，我问斯拉夫科·科马尔，我能不能重复铁托说过的话。他说总统说话算数，说了就不改变。所以我在记者会上重复了铁托的话，转身问部长我说得对不对，他点点头说"对"。我离开之后，外交秘书处发言人说："文章代表作者个人的看法。在贝尔格莱德逗留期间，李总理把希望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愿望告诉了总统和南斯拉夫的领袖们。南斯拉夫方面有了了解。"路透社报道了这则消息，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见报，这对我们有利。

伦敦繁华境况好

芝在1950年8月离开伦敦后，这是第一次再来。伦敦看上去很繁荣，伦敦人彬彬有礼。他们正在进入活跃的60年代。虽然1956到1958年我到过伦敦三次，眼下物资充裕，商店、餐馆和汽车都很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克米伦一再重复说："境况从没这样好过!"他赢得了1959年的大选，大众化的报刊管他叫"超人麦克"。当时是5月，天气很好，我们发现英国首都繁华兴旺，感到高兴。英国政府礼宾部门接待我们，几辆巨型的亨伯·普尔曼斯汽车停在我们下榻的格罗夫纳酒店，让我们使用。但是除了看一场话剧之外，我们没时间观光和娱乐。节目安排得很紧凑：同部长们进行讨论，会见国会里的原有工党支持者，通过不准发表的访问建立跟英国报纸的关系。

戴眼镜，个头大，身材健美的新殖民部大臣莫德林待人友善，很容易相处。在正式的谈商开始前，他和夫人先跟我们会面，让我们觉得受欢迎。他也邀了些部长跟我共进午餐。莫德林夫人在海德公园酒店为芝安排了一个妇女社交集会。

一个主要难题，仍然是有关应当在合并前还是合并后肃清共产党人的旧争论。东姑重复说，他要内部安全委员会先采取行动对付他们。他向英国人表明，也向我表明，他不愿意在马来西亚成立时采取镇压行动，因为那是不祥的，不是好的开始。

当时我准备在合并前采取行动，但有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我告诉莫德林，行动可以在英国仍然对安全负起责任时开始，因此必须由英国以内部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挥。我的公开立场将是：这是最令人遗憾的事，但根据我个人对共产党人的认识，这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我也坚持，在对马来西亚问题进行全民投票时，应该让共产党人仍然自由。我相信他们会号召抵制，但是选民不会听他们的话，这一来他们就会声誉扫地。另一方面，在全民投票举行前拘留他们，将会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这会使全民投票毫无价值可言，使人们可以指责说，抓他们是让我可以赢，以便把新加坡交给东姑。接着肯定会发生抗议性的暴乱。

莫德林问要拘留多少人，我说这得由政治部决定，我估计多半要扣留200到250人。其中100人大概会在一年内释放，其余半数遣返中国，但是东姑必须把其余25到35个死硬分子拘留一段时期。莫德林问，在新加坡采取保安行动，会不会吓坏婆罗洲地区的华人?我向他保证，华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东姑公开表明了他对共产党人的政策。

这期间，以科博尔德勋爵为首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北婆罗洲人民对马来西亚的态度。我强调，无论科博尔德报告对婆罗洲的公民权问题提出怎样的建议，绝不能让新加坡的条件比婆罗洲方面差。"马来西亚国民"如果同样适用于两地公民，就可以接受。但是东姑现在宣布婆罗洲公民会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新加坡人民却不能。

桑迪斯要了解东姑对马来西亚的一般看法。我说，看来是因时而异。在一切都顺利，他指望能获得大片土地的时候，跟他在考虑将遇到哪些问题，希望自己根本没着手做的时候，是大不相同的。

在我印象中，莫德林不是桑迪斯那种类型的人物。他不那么勤劳，进取心也不那么强，却很能干。他问我跟东姑发生了哪些难题。我说："东姑认为我聪明却犯了错误，他不聪明却没犯错误。争论之后我赢了，他觉得难堪，但仍认为我结论错误，虽然不知道原因何在。"如果他能劝说东姑认识到，把所有华人一概看成潜在的共产党支持者是愚蠢的，效果会比由我来说好。东姑的简单信念是，"政治归马来人，商业归华人"。在他父亲那一代可能如此，到1962年却不符合现实。至于双方对公民权看法的分歧，当天早上我见过科博尔德勋爵，花了不止半个小时讨论他对婆罗洲的建议。我告诉莫德林，现在我比较高兴，因为他已经明白它们会怎样影响新加坡，会怎样给我增添困难。

我的访问不纯粹是工作。薛尔克和夫人奥德丽邀请芝和我周末到他们在多塞特郡温伯思的家中作客。我们也拨出时间，驾车到剑桥探访比利·撤切尔，到大学徽章酒店喝茶。撒切尔对我1949年离开剑桥以后的表现很高兴，问起我们的子女--我们写信告诉过他龙很聪明。他拿了一本卡罗尔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让我们送给龙，说道："要让我在这里见到他，他得快点来。"看上去他身体不是那么虚弱，我见着他深觉高兴。一年后他去世了，我们夫妇很悲伤。

周末到剑桥真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们能在排得密密麻麻的官方节目里喘一口气。官方节目包括会见麦克米伦一个小时，同时拨出时间向报界发表谈话。

英国广播公司让我通过它的远东服务电台向新加坡发表广播。我叙述了不结盟国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领袖如何公开支持马来西亚。这样的消息对共产分子没帮助。他们曾经声称他们代表亚非的看法，这些领袖在接见我之后的反应，使他们的抨击徒劳无功，因为这些领袖承认我不是变节投靠殖民主义者的叛徒。

报纸和电台报道了我同尼赫鲁、纳塞尔和铁托会面，以及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发表广播，必定对我有好处，因为社阵强烈抨击我。为了说明这几位亚非世界的伟大领袖为什么不认为马来西亚是殖民主义者的阴谋，他们声称我制造了错误的印象，从而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社阵挑剔说，尼赫鲁、铁托和尼温(跟纳塞尔不一样)没跟一个声誉扫地的总理发表联合声明。然而他们支持马来西亚这一事实，却是社阵所无法否认的。

林清祥否认说蠢话

另一方面，印尼的亲共报纸《帝汶之星》报道，林清祥说他赞成同印尼合并，而不是同马来亚合并。这样说是愚蠢的。林清祥立即否认发表过这样的谈话，但他已经蒙受了打击--在反对合并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已不再流露出胜利是势在必然而他们志在必得的自信样子。他的否认说服力不强。

离开新加坡五个半星期之后回来，感觉好多了。这期间，我远离了日常公开争论的折腾以及工潮的压力，现在恢复了足够的精力，可以再跟共产党人不断地斗，在报上用尖锐的言辞跟他们交锋。此外，在商业受到打击、就业机会丧失、失业人数增加时面对他们罢工、怠工和静坐的挑衅，也有办法克制自己。

事态的发展并非糟透。5月，3O00名学生在中正中学集中，纪念1954年跟警察冲突的五一三事件。他们唱歌，谴责政府成立调查庭调查中四罢考，号召所有华文中学在5月21日调查庭开庭时罢课一天。但是在5月21日这一天，25所中学当中，19所的学生出席率是百分之百，等于说上课的学生占了70％。100名学生由于在墙上、电灯柱上和交通标志上涂写抗议标语被捕，时间是早上五点天还没亮的时候。他们不想自己的活动被人发现或拍下照片，

另一方面，尽管社阵每逢星期天都出动宣传，民众并未反对我们。他们的论点没占上风--只有马来西亚的国籍问题例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公民不能成为马来西亚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