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

在记忆中,仿佛没见过他责骂孩子。

说到孩子,他三个孩子都令我十分喜欢。

小可长大之后当解放军,矮小,结实。多少多少年没见了,一次在校尉营转角处见到一个雄壮的全身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叫了我一声“黄叔叔”,行了一个军礼。“啊!小宝

!是你呀!小宝。”我感动极了,我紧紧地抱住了他,忘记了对解放军应该的严肃和尊敬。小宝的官名叫“李小可”,他可能希望大家都不再叫他的乳名。好吧!我,黄叔叔试着办吧!

小可复员之后,在北京画院成为一个继承父业的、有父风的画师,同时照顾着自己越来越老的父母。有一个孩子在身边总是好的。

小妹我们仍然叫她小妹。她比黑蛮大好几岁,黑蛮从几个月开始就得由她陪着玩,用一条浴巾把他兜起来,与另一个常家姐姐娅娅一人抓一个角,摇来摇去甩着玩,唱着好听的儿歌。多少年前,她是个激进派,报名参加“上山下乡”去了远远的甘肃。可染夫妇眼看着她一个女孩子扛着包袱走了。一去十来年。费尽了移山心力把小妹接了回来,已是一个大女孩。我们的心里为她的归来高兴得暗暗发抖。她就是我们当年的小姑娘,留着两根蓬蓬的大辫子、红通通的脸蛋、大声吵吵跳着“猴皮筋”的李珠。她的归来使老人说不出地高兴。

记得我一九五三年由香港回美院工作的时候,版画系那时候叫版画科,中国画系叫彩墨画科。因为这两个系当时都不太起眼,彩墨画科都是些老家伙,版画科只有很少的人员,便合在一起进行政治学习。天气热,外面有一块白杨树的绿阴,学习会便在室外举行。这一个学习组有李可染、李苦禅、王青芳、蒋兆和、叶浅予、黄均、刘力上和陆鸿年,还有李桦、王琦、陈晓南和我。托儿所就在我们隔壁,也放出来在绿阴下活动,中间隔着一道活动的小栏杆。李珠那时在托儿所,她和所有孩子一样好奇地看着这一群老头子跟她的爸爸坐在一道。我刚从香港回来,穿着上可能让发现了一点什么新问题,一个孩子指着我说:

“这个小人穿一双小鞋。”

我听这句话几乎哭笑不得。我已经二十八岁,有妻子儿女的人,小什么?但比起他们的爸爸却的确小得多。幸好李珠给我解了围,她说:

“他是黄叔叔,黑蛮的爸!”

小弟官名“李庚”,在李家是最小的男孩。每礼拜只能见他一次,因为他是“全托”。小弟是最佩服崇拜我的孩子之一,跟我很亲。原因是我有一些他梦寐以求的、令他神往的东西:一部鲜红色的八十个低音键的意大利手风琴;一支双筒猎枪;一个立体镜;还有一部万用的电动小车床……一些记不起来的好玩的东西。再加上我大笑大叫,跟他们所有的爸爸都不一样,愿意在没事的时候跟他们玩,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只要我一暗示,他们就会奔跑过来。

他是个沙嗓子,连哭起来都沙。

忽然他长大了。我们相隔整整一部苦难的岁月——“文化大革命”。他“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我也去过内蒙古,知道对于幼小的孩子是个怎么样的地方。但是他长大成人回来了。感谢上苍,还给我们一个如大沙漠如大苍穹似的心胸开阔无比的青年。

“我回来了,没有什么再苦得死我,难得死我。黄叔叔,什么都不用再说!”

他成为一个强者。祖上遗留的一副魁梧体魄,再加上马背和荒漠对他的锻炼。他越过父亲这一辈人逆来顺受的温良性格。懂事,但不乞求平安。他非常刻苦地画画,后来到日本去了。走之前,来看过我,问我有什么话。

“记住!”我说,“别让人知道你是李可染的儿子!”

“一定!”他说。

前几年我去了东京,他从大阪打来一个电话,问明白是我,他在电话里号啕大哭。他说:“黄叔叔!来看我吧!”

我去了。小小的日本房间,说句见识浅陋的话,我一辈子没见过叠成满满一面墙的“速写簿”,滴水不进的一面墙。用了两三天时间,陪我玩透了大阪城,我们就分手了。

后来听说他去过很多地方,欧洲、美洲,画了许多速写。再不久,从可染先生处转来一本他展览会的场刊,见到好些张他的水墨近作时,我不免抚掌微笑起来:“此李家之千里驹也!”

雄强、泼辣,满纸的快乐的墨色。乱七八糟的题字更增添了画面的力量,我喜欢之极。我更是想念他,像我自己的骨肉那么想念。现在不知他在哪里?你爸爸死了!你知道吗?你能回来吗?要赶快回来啊!小弟!你在哪里?

孩子们是我们的甜美,也是我们的悲伤;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心。

说起“文化大革命”,过去了那么多年,排除了危难,你不能不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戏剧。遗憾的是票价太贵。多少的光阴、生命、血、眼泪。

“文革”时期,我们被关在一起。

不知道是上帝还是魔鬼跟我们开这么大的玩笑,美术学院加上美术家协会托管的牛鬼蛇神总数,“天罡”、“地煞”,加起来恰好是梁山水浒好汉的一百单八。这有案可查,由不得你不信。

日子很不好过,劳累、痛苦、羞辱、恐惧,牵肠挂肚地思念家人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