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理想与现实(二)

10月12日,日本第二十一军在大亚湾登陆。

第二十一军包括三个师团,其中两个都是新编师团,只有一个广岛第五师团算老的常备师团。

正在登陆的日本侵略军坦克

广岛师团也就是从前在华北吆五喝六的板垣师团,这个师团曾经也带着“日本最强师团”的光环,不过那得追溯到南口之战或太原会战的时候了,到台儿庄大捷前后,它顶多能跟矶谷师团坐一条板凳,甚至还不如。就这样,它的主力还来不及参战,只能先送一个联队过来。

没办法,兵就这么多,武汉那里都不够用,能在广州凑出一个组合已属相当不易。这是考验余汉谋本事的时候了。无奈“老谋子”早已沦落为身后跟着一群病猫的老猫,其能力和魄力别说与薛岳相比,连李汉魂都及不上。

蒋介石远在武汉,广州这边怎么打仗,他还每一步都要请示老蒋。这样身上的责任是小了,战机却统统都贻误掉了。

日军从惠阳侵占到广州,所以广州战役又称惠广战役,对于余汉谋来说,当时当刻,最要紧的是赶紧把尽可能多的兵力集中到惠阳。可是“老谋子”犹犹豫豫,明明有两个旅七八千后备部队可调,却一直毫无动作。

等到惠阳失陷,余汉谋才真正着急起来,这时惠广战役却已接近尾声,第二十一军离广州不远了。

赶紧开会商讨,余汉谋的参谋长在会上献策,提出了一个“球状战术”。

所谓的球状战术,其实就是口袋阵:日军不是来了吗?正好入吾觳中。

参谋长说得头头是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口袋,是皮袋,等鬼子进来,你踢、我踢、他踢,四面八方踢,结果袋子踢破,小鬼子自然也完蛋了。

等他眉飞色舞地说完,差点笑场。

还“你踢、我踢、他踢”呢,用来扎口袋的那些部队都不知道在哪里。这位参谋长提到的几个部队番号,都在溃退中,就这种状态,你还踢人家,自己不被踢个大跟头就算不错了。

余汉谋脑子再糊涂,也知道这是在纸上谈兵。

商讨来商讨去,还是且战且退为好,因为当时日军距离广州还有二百多里路,估计守上三天没有什么问题。

说是还要守三天,结果第二天凌晨余汉谋自己就跑了路,连后勤机关都没通知。武将一失踪,剩下来的文官更慌了神,时任广东省主席的吴铁城、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全都跟着走了人。

从第二十一军登陆大亚湾到进入广州市区,满打满算,不过九天时间。广东百姓和侨眷对此十分不满,遂给三位封疆大吏集体编了一个顺口溜,曰“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没甫(通谱,不靠谱的意思)”,念来倒也朗朗上口。

整个广州战役,只有一个叫钟芳峻的旅长,在兵败之后拔枪自杀,不失为一条汉子,而他也为广东粤军这支曾名震全国,打响北伐第一枪的“铁军”翻开了悲凉的一页。

广州失陷,是10月21日的事,当时邓龙光第六十四军、叶肇第六十六军已奉令回调,可惜为时已晚。

广州一失,粤汉铁路就被切断了。蒋介石认为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连续苦战之后,充分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目的已经达到,再孤城困守已无必要,遂决定放弃武汉。

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中国统帅部此前已对武汉撤退做了充分动员。能走的都走了,凡军事政治机构也一律搬迁。

后来当冈村进入武汉,他所见到的情景是连大街上商店的门窗都被砖头堵得死死的,想翻点值钱的东西也翻不到。他的第十一军司令部设在湖北省政府大厅,去时里面空空如也,看上去,似乎搬家公司都没搬得这么干净彻底。

此谓“焦土抗战”。这玩意儿看上去激动人心,实际上很危险,一个不慎就容易烧到自己。

10月24日晚上,作为最后一批撤走的军政要员,蒋氏夫妇坐飞机离开武昌,不料中途仪器出现故障,飞机竟然迷失了方向。

给元首开飞机的飞行员都是优中选优的高手,他借助沿途地形标志,又摸了回来。到了武昌机场上空,低头一看,好家伙,下面正在搞“焦土作业”,破坏机场跑道哩。再过一会儿,座机想降也没得降了,岂不险哉。

此时耳边已能听到日军的隆隆炮声,座机就在这种气氛中,经过加油和检查修复才得以重新起飞。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中国军队的撤离也比南京保卫战时要轻松从容得多。

白崇禧是随第九战区撤的,他坐着一辆德制吉普,没承想走到半途,汽车还抛锚了。正在着急慌忙的时候,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坐着汽车赶到。周公手一扬,上我这边来吧。

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最融洽的时候,两人在车上还着实吹了一会儿老牛。白崇禧开玩笑说,内战的时候,幸好你们共产党没到广西来,算是放了我们一马,鄙人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呢。

周公也是很风趣的人,随即接话:你们广西发动民众,我们很赞成嘛,所以就不用去了。

10月26日,熊本师团率先进占武汉。

终于由自己拔得头筹,冈村心里的一块石头算落了地。

侵占武汉,等于熊本师团坐稳了“日本第一强大师团”的位置,而他冈村自然也是继板垣之后的“日本第一名将”。

各方贺电贺词雪片一般飞来。畑俊六吹嘘他有“疾风扫落叶”般的威风劲儿,国内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也不吝赞语,一再夸其“统帅有方”。

既然冈村“统帅有方”,那就没稔彦什么事了。后者返回国内,第二军司令部也予以撤销,归其指挥的师团全部编入第十一军。

表面上,冈村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其实他内心不仅不高兴,还很沮丧。

为了攻占武汉,日军劳师远征,死伤累累,但并没有能够消灭中国军队任何一支主力精锐,最后该跑能跑的全都跑了,在军事上等于是一次失败。

外交新星

对于占领武汉,要说不高兴,也就“第一名将”冈村有些不高兴,大部分日本人都还是很开心的。

10月28日,天皇裕仁在皇宫里召见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次长,表示“朕对此深感欣慰”。

其实自攻陷南京之后,裕仁已不只一次召见他的这些王公大臣,“欣慰”也不只一次,不过,他有理由认为这次应该是到头了。

四个多月前的御前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要是把武汉和广州都攻下来,中国政府便将无路可走。现在两个目标全部达成,就等对方自己摇白旗了。

可是那个政府从“南京政府”降到“武汉政府”,又从“武汉政府”降到“重庆政府”,怎么看,都没有一点要摇白旗的样子。

对此最交代不过去的就是首相近卫,当然他交代不了差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刚刚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的声明,马上就来了个台儿庄大捷,说明双方的角斗才刚刚开始。现在好,你想谈都抹不下这个脸了。

近卫怨天尤人,把外相、陆相都给恨上了。

这个没谱的广田弘毅,为什么不拉着我一把呢,弄得我覆水难收,处境如此尴尬。

那个挨刀的杉山元,当初打仗数你叫得最凶,说是要“一个月解决中国事件”,这都一年多了,仍然是什么都没解决。

于是早在武汉会战之前,近卫便一发狠,实行内阁改造,整整换下来四个阁员。其中,继任外相是宇垣一成,继任陆相为板垣征四郎。

宇垣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非外交官出身的外相。近卫起用这样一个军中老前辈,也无非是想压一压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军内少壮派。

当近卫找宇垣谈话,要他担任外相时,宇垣坚持说:我进班子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不能拿你那个“对手声明”套着我,否则这个外相没法干。

对于发“对手声明”,近卫自己都有些后悔莫及,当然是一个劲儿点头。

不过宇垣所称的“对手”却绝不是说的蒋介石,他是指孔祥熙等其他要员。

近卫把宇垣和板垣同时召进阁,其用意是双管齐下,即宇垣负责通过外务省诱降,板垣负责通过军部诱降,大家齐头并进,但最后的结果,就像是日本海、陆军一样,彼此互补谈不上,天天拆台扯后腿倒绰绰有余。

宇垣的重点是盯牢孔祥熙,可还没等他弄出什么眉目,板垣那边却已经把台子都搭好了。

军部计划成立一个“对支院”,用以对中国“开展工作”。这个机构摆明是要抢外务省的饭碗,宇垣自然要反对,由此导致两个部门的关系十分紧张。

近卫改来改去,把自己夹到了中间。军部是什么力道,给板垣和多田骏合起来一逼,他只好同意设立“对支院”,宇垣也以黯然辞职收场。

宇垣下了台,军部要独自搭台唱大戏,而军部的诱降跟外务省并无任何区别。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跟你进行什么正式谈判,而是要与军事进攻相辅,从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和分化。

日本人爱耍花招,蒋介石却也想借机打探一下虚实。因为那时武汉会战才刚刚开始,正面交涉的门窗又被关死,这种时候,了解对方在幕后到底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自然十分重要。

蒋介石决定派一名“外交新星”上场,此人名叫高宗武。

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虽然学的是政治外交,起初却根本进不了外交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嘛,他把次序弄错了),回国后只能在大学里教教书,写写文章。

晚年的高宗武(左)寄居美国,自言“从政七年如咯血”

这个时候的高宗武,相当于还未受过什么挫折的大学毕业生,刚刚进入人生的跑道,年轻力壮,精神抖擞,纵然一时未得机遇和垂青,可对美好未来始终抱着无限期望和充足信心。

高宗武有非常扎实的日语功底,据说留学东瀛八年,连日本人都以为他是正宗本国人。在此基础上,他开始进一步研究日本政坛动向,曾在《外交评论》上一连发表十四篇论文,篇篇内容不离日本问题,让一度对日本国情不甚了了的国人大开眼界。

人们开始悄悄议论,那位年轻的日本问题专家究竟是谁?

只有奋斗,才能收获好的结果,小高你快要有戏了。

到了1933年,由于日本退出国联,中国国内普遍对国联和英美外交感到了巨大的失望,“日本通”日益受到重视,高宗武身逢其时,接连受到国内军政两界的顶级人物蒋介石、汪精卫的接见。蒋介石甚至还亲自把小高老师请到家里,聆听他的见解。

1934年,高宗武被调到外交部,此后没多长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科员,升为亚洲司科长、副司长。第二年又一跃成为亚洲司司长,参与对日重大交涉。

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年他才三十岁。高宗武曾经说过,他年轻时从来没有缺过钱,要花那也是大把大把地花,花钱如同流水一般,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三十岁,我们没准儿连做房奴、车奴都还没有资格,可能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一个工厂的小工人,一个商店的小店员……反正大多脱不开一个“小”字,可人家却已是堂堂司长了。

高君固然有才,然而命运也实在是够厚待他了。

高宗武在外交界的得意之作,是1934年以外交部特派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参加通邮谈判。当时日本方面想通过实现关内外通邮,来迫使南京政府事实上承认伪满。高宗武在黄郛的帮助和指导下,一方面拖延了时间,另一方面又在解决通邮问题的同时,巧妙地绕过了政治障碍和陷阱。

在那次谈判中,年轻的高宗武表现出了一定的勇气和外交智慧,但他身上的毛病也就在这时慢慢显露出来。

谈判过程中,高宗武曾一度对日方代表直接说“不”,结果导致了谈判当场破裂。走出谈判会场后,他还认为自己当天的表现是成功的,黄郛会因此夸奖他,未曾料想后者摇了摇头,大有不以为然的意思。

在黄郛这样的外交老手看来,谈判场上,作为弱国代表,不能只图自己一时痛快,直接谈崩是很冒险的,因此高宗武之举,实属“小孩子”才有的冲动。

高宗武年轻气盛,一下子就来了性子,当即对黄郛说,如果产生后果,责任全由他一个人承担。

黄郛看着眼前这个愣头青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倒是他旁边的殷同嘀咕了一句:这种谈判是出不了英雄的。

我们不能因为殷同后来真的成了汉奸,就完全否认他当时代表中方立场且争取国家权益的努力。实际上,从他负责的谈判来看,此人称得上是精明无比,仅谈判技巧一项,就远非初出茅庐的高宗武所能及。

用黄郛的话来说,大家来进行这些谈判,就是为国家“唱戏”的,仅仅是戏唱得好不好,够不够水平的问题。

可是高宗武并不愿这样理解,自己勇敢地对日本人说出了“不”,不仅得不到上级和同僚的肯定,反而还挨了批评,心里面真是既委屈又窝火。黄郛老前辈的资历和身份在那里,他不能明顶,对殷同就不客气了:你不是笑我想当英雄吗?告诉你,我离开南京之前就没想过要做英雄,更不会靠日本人来当铁路管理局局长。

殷同当时担任北平市铁路管理局局长,这句话明着就是讽刺他的,亦可见高宗武之年轻和不顾场合的意气用事。实际上,若没有黄郛后来的及时补救,通邮谈判是难以继续进行下去的,高宗武亦不可能凭此取得成就和声名。

我们也许会希望,在人生旅途的每个时段,旁边都有这样一位仁厚而高明的长者相助,或者都有这样允许你改正的机会,那就好了,可惜不是。

走麦城

1936年,中日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政治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已升任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只是参加预备会议的配角,但由于担任主角的外交部部长张群表现强硬,因此日本人反过来大力吹捧和抬高这个年轻人,说是以后遇到事情只会找高宗武谈。

似乎任何时候都是如此,老外说谁行,大家都会侧目而视,认为这个人可能真的行,何况还是人人都见之发憷的谈判对手。

高宗武的自信心由此达到了爆棚的程度,他甚至觉得当亚洲司司长都算屈才了:我对事务性的工作没有兴趣,我的愿望是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实现东亚历史性的变革!

人就是这样,狂起来真个是没边没沿儿,你以为你是联合国秘书长呢?

“七七事变”后,高宗武加入了“低调俱乐部”,但是蒋介石坚决抵抗,日本人也铁了心要侵略,都是枪来枪往,刀来刀去,没卖嘴皮子的人什么事。自近卫内阁发表“对手声明”后,双方召回大使,搞外交的更是只能做看客了。

由一个成功者突然变成赋闲者,那种心里空荡荡的感觉真是太让人难受了。

不行,绝不能这样无所事事。

于是,高宗武便通过同为“低调俱乐部”成员的周佛海向蒋介石进言,表示愿意请缨去香港刺探日方情报。

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曾一度改变主意,想不让高宗武再去香港,主要就是考虑到对方还太年轻,容易出现闪失,但是经过周佛海的力保,高宗武最终还是成行了。

高宗武年少得志,多次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似乎中日交涉,舍己再无能人。可是外交场本来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江湖,在里面混的人肚里的肠子都要绕无数个圈,高宗武几次往返香港,均徒劳无功,而且找到的人无论在外务省还是军部都说不上话,更不可能让你掏到什么机密情报。

蒋介石在对日秘密谈判上十分谨慎

按照蒋介石的安排,秘密刺探和交涉的事关系重大,来不得半点差错,每一步都需其亲自授意,然而几次碰壁之后,这个“外交新星”开始浮躁起来,脑子一发热,做事也没了边。

在蒋介石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然在日本人的怂恿下独自去了东瀛,而后又非常出格地提出了一条打破僵局的危险思路:拥戴汪精卫,取代蒋介石,以向日方谋和。

外交实际上是个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作为外交官的高宗武身上却充满着太多的自由空气。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他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所以早就有倚汪谋和之心。正好这时的汪精卫由于自己的主张在政府内部受到排斥,也正准备通过高宗武发起“和平运动”。

日本军部由此发现,原来除了孔祥熙之外,还可以从汪精卫身上打开缺口。

蒋介石在得到报告后勃然大怒。

不经允许,擅自赴日,还主动向对方献出这么一条糟糕透顶的“计策”,这无异于在乞降。

本来派高宗武去摸一摸虚实,最后反而让人家钻了空子,一个外交新星转眼间变为外交蠢材,成了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玩具木偶。

高宗武是个浑蛋,谁叫他去日本的?

蒋介石命令停发高宗武的所有活动经费,而且自此以后再也不愿见这个自以为是的书呆子了。

高宗武本来自恃甚高,想当年连黄郛都不被他放在眼里,经此刺激,立刻咯血不止,导致结核病复发,一连几个月都无法见人。

一夜之间,过去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将离自己远去,这对高宗武来说,甚至比死亡还可怕。于是,他孤注一掷,越走越远,直至追随汪精卫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

故事的戏剧性就在于,当汪伪政权即将开张的前夜,高宗武突然猛醒,意识到自己上了日本人的当,于是逃离上海,并将“汪日密约”公诸报端,反过来对汪伪政权造成了沉重一击。

虽然是亡羊补牢,然而一个外交官的人生已经结束了。这个年轻人曾经爬得很快很高,却也跌得很快很惨。

老江湖

情报还是要继续刺探,可是再也不能找高宗武之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小青年了,这次被蒋介石赋予秘密使命的是能说会道的萧振瀛。

萧振瀛是一个文臣,当初蒋介石委任他为一战区总参议,也不是要他直接去疆场厮杀。

凡世间万物,均须尽其用才行。萧振瀛能在华北纵横捭阖,靠一张嘴斗败土肥原和板垣,这种才能若是浪费了岂不大为可惜。

蒋介石让萧振瀛以接眷属的名义,在香港与日方密谈。

奉命之后,萧振瀛也动身前去香港。他与高宗武不同,虽然不是什么衣着鲜亮的“日本通”,可却是老江湖了,鼻子轻轻一嗅,便能闻出对方的气味儿。几句闲话一聊,就发现一个叫和知鹰二的日本人大有讲究,身份很不一般,可能直通日本军部。

他猜得没错,和知正是军部派驻南方的秘密代表。

和知以前是在华北混的,而萧振瀛当年也是华北的熟面孔,朋友遍天下,当然认识和知。他随即向正在武汉的蒋介石报告了这条线索。

此时武汉会战已经进入中期阶段,蒋介石马上将萧振瀛召至汉口,当着面授以机宜。

话说和知在见到萧振瀛后,也认为自己找到了敲门砖,在向军部汇报时,后者同样郑重其事,将其命名为“萧振瀛工作”。

两人面对面坐下,和知放出了一个最大诱饵,那就是承诺“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消息传到武汉,不独孔祥熙等极少几个知晓内情的“主和派”激动不已,连蒋介石都感起了兴趣。

在此之前,他对“和谈”本来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派萧振瀛前去也主要是为了刺探日本人的内幕。

当时张季鸾名为《大公报》主笔,实际也是蒋介石帐下的重要智囊。蒋介石在私下对张季鸾明言,以他对日本人的了解,如果没有“重大变化与打击”,对于吃到嘴边的肉,对方是绝不肯轻易再吐出来的,所以对和知所谓的“和谈”不应乐观。

说是这么说,可当蒋介石听到和知竟然同意“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时,也不由得怦然心动。

处于眼前这种困境,倘若日方能这样做,中方就是得了便宜,通过这种方式双方达成停战,至少中国政府和军队都可以喘口气了。

原先蒋介石一再坚持,中日谈判,必须有第三国作为保证,否则没法相信日本人的话,但是一个突发的国际事件让他变得哑口无言——曾经向捷克提出“保证”的英法把对方给卖了,捷克被迫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这就是“慕尼黑协定”。

英国首相张伯伦不仅不为此感到羞愧,回国时还一边挥舞着协定,一边告诉自己的选民: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台下掌声雷动。

在一战的阴影之下,欧洲变成了“普遍绥靖”的乐园,欧洲人也全都变成了胆小鬼。他们害怕打仗,为了自己能够不上战场,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叫做“不仁不义”。

让这样的“第三国”给你做“保证人”,你能放心?

全面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坚持把中日之战与欧洲局势联系在一起,天天都要阅看和分析有关欧洲方面的情报。

按照德国那种嚣张的架势,欧战迟早是要爆发的。假使不能够马上打起来,只要中日谈判过程令人满意,能和则和,但若是欧战瞬间发作,那对小日本就不能客气了,不仅不能和,还要打得更狠更猛才行,否则就拿不到满意的谈判条件。

现在事情就摆在这里,眼看着欧洲人极度怕死,英法政府很不仗义,欧战一时半会儿还真打不起来。

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点意思,那就可以在没有第三国保证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秘密谈判。

谈判启动,但这时候蒋介石反而把绳子越勒越紧。

有了高宗武的前车之鉴,对暗中交涉这些事不能不格外谨慎。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提醒自己:敌国阴狠,讲和时更增危机也。

从性格上来说,萧振瀛也是一个主动性很强的人,就怕他一冲动,信口开河惹出祸来,因此蒋介石思虑再三,除亲自拟了一份谈判原则交给萧振瀛外,还让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对整个过程予以指导。

蒋介石要求萧振瀛,尽可能每天用长途电话与何应钦联络一次,以便根据武汉会战的实际走势决定策略,同时在谈判时不得迁就日方。

不迁就,是因为蒋介石深知自己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迁就不但无益,而且必受大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