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时光倒流(一)

冬季攻势的结果反映了当时正面战场的一个真实状况,即中国军队无力作决定性反攻,而日军因侵占的地方越来越多,可以使用于中国的兵力也已达到极致。

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大家都很难。

继续赌

根据史学家黄仁宇提供的数据,到1939年,日本直接军费已达六十四亿日元,为开战之初的两倍,全国收入的一半以上转瞬化为乌有。

石原莞尔曾经说过,如果中日爆发全面战争,至少须耗用军费五十亿日元。现在看来,“唯一战略家”估计得还是太乐观了,事实是,已经超过六十个亿砸下去,却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到1939年年底,由于国内的军工生产不敷需要,日本政府甚至把用于学校军训的步枪都收集起来运到了前线。

日本在东亚的一家独大,无疑是对“九国公约”的公然挑战。英国因欧洲战场的牵制,在大多数时间内还只能保持沉默,甚至妥协和退让,美国则再也按捺不住了。

1939年,美国国务院正式通告日本,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这个条约于1911年签订,实际上要1940年1月26日才到期,可是美国人不管这些,直接挥起刀斩了下去。

这一刀可太狠了。要知道,当时美国产品占到了日本总进口物资的四成以上,而且很多大宗战略物资,像石油钢铁之类,都非得从汤姆大叔手里才能买到。

自此,日本不但要对付中国和苏联,开战名单上又加入了英美,不知不觉间,已经是仇敌满天下。

细数手上的棋子,日本统帅部才发现自己在中国陷得有多深,如今要想拔出脚来都非易事。

赶快撤掉一些吧。

军部制订计划,预计分两批撤,第一批是到1939年年底,将关内日军由八十五万减至七十万,第二批是到1940年年底,由七十万减至四十万。

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师团的复员,实际就是首批撤兵计划的一部分。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的强烈反对。

如今的“中国派遣军”可不得了,华北的“华北方面军”、华中的“华中派遣军”、华南的第二十一军都由其直接指挥,也就是说,只要是在华日军都得听它的。

日本军部又怎么样?同样得礼敬三分,所以首批撤兵计划刚开个头,就执行不下去了。

“中国派遣军”的司令官是西尾寿造。他的上位,几乎就是干得好不如关系好的现实缩影。台儿庄打成那个鸟样,可只要有人罩着,人家的仕途在小小弯曲一下之后,照样可以坐着火箭往上升。

先是被任命为训练总监,成为日本陆军三大首脑之一,然后又出任在华陆军最高指挥机构的一把手,真是想要什么来什么。

板垣军功够高了吧,也才不过在他手下当一个总参谋长,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凡是庸才大多不允许手下有多高明,西尾也是如此。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应该说打仗颇有一套,在兵少将寡的情况下犹能维持现状,特别是躲过了第五、第九两个战区发动的冬季攻势,算是难能可贵,可是这人太有个性,连统帅部的命令有时都敢质疑,于是西尾就选择了让冈村走路,后者被委以军事参议官一职,从此离开了武汉前线。

一切重新开张,西尾打算在任内做出点样子。为了防止冬季攻势这样的大规模攻势再次出现,他决定趁中国军队进入休整的机会,集中兵力打击第五战区。

在把军部的球踢回去后,原拟复员或回国的部队都留了下来,“中国派遣军”也就有了大动干戈的资本。

知道第十一军兵力不足,别说攻,守都困难,西尾采取了“东兵西调”的办法,从驻扎江浙沪一带的第十三军中抽出七个步兵大队开赴武汉,归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统一指挥。

园部和一郎与冈村宁次是同学,而且是从陆士一直“同”到陆大的同学,后来冈村到关东军任师团长,园部也追了过去,同样是当师团长,现在又来武汉接班——蹭明星的光也不是这么个蹭法,还搞得形影不离了。

不管别人怎么想,园部的确有超越前任的劲头和想法。为了确保此次一击即中,他以三个师团为基干主力,再分别配属十五个步兵大队,使进攻五战区的实际兵力一下子超过了四个师团。

即使“东兵西调”之后,第十一军一共也才七师四旅团,园部这次是真的把最大赌注都押上了。

其实大家都在赌,日本军部赌“中国事变”能够最终解决,西尾赌自己开张大吉,园部则赌自己是不是比冈村会来事。

死结

李宗仁和他的将官们又要经受新的考验了。

早在冬季攻势时,右翼兵团司令官张自忠曾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本来大家谈得还算顺利,可记者忽然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张自忠巨大的反感。

史沫特莱问:您认为中国有如此多的伪军首要原因是什么?

史沫特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美国记者,但她的话显然剌伤了采访对象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专门针对张自忠的,之前也问过川军首领王缵绪。

为什么有这么多伪军?那位老大给出的答案倒也中规中矩:因为他们不读书嘛,要是他们多读儒家经典,就不会去当伪军了。

史记者不愧是名记者,反应十分快捷:据我所知,有好些伪军头目可都是饱读经书的。

王缵绪无奈地看了看这位刁钻的记者,只好作出如下解释:读书要认真,你说的伪军头目们肯定读书很肤浅。

史沫特莱了解了一下,川军首领自己从不读书,哪怕是“肤浅”地读。他的指挥所里连一本书都找不到,更别说儒家经典了。

与王缵绪不一样,张自忠没有这么会吹牛,但他战绩彪炳,而且几乎就是王缵绪嘴里所称道的那种典型——少时读过儒家经书,从军后手不释卷,看的都是各种军政书籍。

史沫特莱认为张自忠会给他一个认真的答案,却没想到对方听后,脸色骤变,只用一双眼睛冷冷地瞪着她:不知道!

无冕皇帝一支笔,谁敢得罪,张自忠的态度使史沫特莱大为光火,事后还气呼呼地对张自忠的幕僚发脾气,说她永远不理解也不会信任像张自忠这样的人。

其实归根结底,人还是得厚道。

采访之前,史沫特莱翻过张自忠的资料,知道对方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却仍要这样提问,是不是故意的还真的很难说。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美国女人不能理解的事还多得很,比如她就不知道,在那一刻,一个人的心已被深深刺伤了。

自从离开华北后,张自忠每战必竭尽全力,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仗越来越难打,离华北和平津也越来越远了。

打仗是可以麻痹人的神经的,然而不打仗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关于伪军的问题,就那么让人难以承受。

当年的一双生死兄弟,一个背叛了另外一个,虽然那一个后来选择了宽容和原谅,可是只要不把对方失去的给找回来,你就永远难以真正得到心安,即使活着也会像尘土一样毫无价值。

那是心中缠绕很久的一个死结。

我不是伪军,也不是汉奸,我不是,我会把所有失去的都找回来的!

那个人

宋哲元的境况很不好,早在徐州会战前就是如此。

在把张自忠迎回军队后,这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曾抱定打回华北,重振二十九军的愿望,然而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再也无法恢复到过去指挥长城抗战时的神勇了。

更让他伤心不已的是,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服从他这位昔日抗战英雄的指挥了,他说要往前冲,大家都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溜,并不把集团军总司令当回事。

当时第一集团军已归属第一战区,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不明白宋哲元的部队为什么总是一退再退,屡屡来电相责。

参谋处问宋哲元如何答复,宋哲元也不知道怎么答,便随口编了个理由,说前线之所以撤退,不是被动所致,而是主动作为,乃是为了“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

要的就是你上去“决战”,你还要“避免”,还不肯作“无谓的牺牲”,这个理由自然难以让人信服,别说程潜,即使参谋处的那些参谋也觉得说不出口,只好另外编了一些理由搪塞过去。

到了后来,宋哲元帮前线部队擦屁股已经擦到连他自己都语无伦次的程度了。

在“避免决战说”之后,他又提出了一个“全军为上”。

秦德纯赶紧提醒他,“全军为上”语出《孙子兵法》,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是不战而退,您把意思给弄错了。

宋哲元苦笑:那你说,这帮小子一个劲儿撤退,怎么帮他们圆?

要不弄通俗一点吧,就说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走。

这又不是在后方打游击战,岂能如此搞法。宋哲元一番瞎折腾,都是为了应付程潜的“检查”。

其实他每次作战,都把集团军总部放在前面,但就是督促不住各军,部队还是争先恐后地往后退,退来退去,总部位置竟然变成了进攻时的最前面,撤退时的最后面!

由于在指挥作战方面毫无起色,刘郁芬、门致中等西北军元老们都按捺不住,纷纷发电报到前线,希望宋哲元能够辞职让贤。

宋哲元这时也感到部队混乱,光整顿起来就非易事,便把兵权交给冯治安,自己到湖南衡山去养病。

宋哲元周围原先聚集了好多人,现在一看,老爷子无职无权,便都一哄而散,留下来的,仅秦德纯等几人而已。

在他居于高位之时,背后敢随意议论他的人很少,然而等到彻底退下来,闲言碎语就越来越多了,有人甚至拿他在五十九军官兵面前的讲话作为底本,又把华北的那些事翻出来,在背后指指点点。

此时的国内舆论,也一改“七七事变”开始时对二十九军的赞扬,转而对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大加批评。讥讽和痛骂的文章,有的发表在报纸上,这个还好一点,你可以选择不看,但还有人会直接写信或者发电报给宋哲元本人。

宋哲元十分伤心和难过,常常借酒浇愁。

他不只一次地问,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要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他又喃喃自语: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霉的时候,就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

相陪的那几个人不知道如何安慰他才好,忽然有人想起一封信,说老爷子既心病难除,不如再把信找出来让他看看。

宋哲元看完信,果然转忧为喜,并小心翼翼地把信随身收藏起来。

那封信是蒋介石写的,当时华北政委会刚刚成立,蒋介石在信中说,冀察的事可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一切由中央负责。

宋哲元找到了文字依据,他认为他从此可以大声地告诉世人:我宋哲元是爱国的,在华北两年的所作所为,都是经过中央授权并认可的。

他把这封信视若珍宝,每时每刻都不肯离身,直到临终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要求家人务必把信编入自己的传记。

梦回华北

宋哲元平生,向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自勉,也以这一信条来教育和要求别人。

石友三曾是他的部下,听说有和日本人勾勾搭搭的事后,他亲自给石友三发去电报,要后者珍惜个人声誉,服从战区命令。

汪精卫和他素无瓜葛,但在对方叛逃之后,他专门致电蒋介石,痛骂汪氏的叛国行为,为国人所不齿。

他始终忘不了的,当然还是那片战场。只是从那里传来的,基本都没什么好消息,即使偶有打气文章,以行家的眼光看过去,也能看出其中的不妙来。

宋哲元按捺不住,颇思重上战马,他对别人说:要是宋某出去带队伍,敌人绝不致如此猖獗。

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当时宋哲元由于长期心情郁闷,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肝病,谁也不可能让一个病人去带兵打仗。

后来他搬到成都,住在香港的女儿见父亲病情越来越重,后方又缺乏药物和良医,便写信劝他到香港去就医。

宋哲元回信一封:我是军人,不能在前线杀敌,已经抱憾。你们还劝我去香港,是叫我逃避责任吗?

坚决不去香港,却闹着要去西安,因为那里离华北更近一点。

家人和医生屡劝不听,只好叫来了秦德纯。

秦德纯跟随宋哲元半辈子,对他知根知底,便劝众人:随他的意吧,别叫他心里不痛快了,这样反而可能会好一些。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是宋哲元一生的信条

可是宋哲元哪里还能够长途奔波,只行了二百里,到绵阳就再也动不了了。

在绵阳时,宋哲元的病情急剧恶化,常常不断吐血和昏迷。有一天清醒过来,他对前来看望的旧日同僚说:军人不能战死沙场,死也不能瞑目……

当年宋哲元离开北平时,由于行程仓促,没有来得及把住在天津的家人带走,后来也只是接出了妻女,老母年纪大了,不可能携之远行。

宋哲元托人带去了一支刻着自己小名的拐杖——今生恐怕再也不能见面,这就是唯一信物。

他终于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梦中,似乎又走在了一条条熟悉的街道之上,那是北平,是天津,是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地方,是眷恋一生的精神家园。

还有那群兄弟,曾在一起欢笑,一起悲伤,一起挣扎,一起迷惘。

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无法忘记……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病逝绵阳,时年仅五十四岁,那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

吞声

在宋哲元退养期间,张自忠仍定期发去电报,以报告战场上的进展情况。

当然电报中要常有胜利消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胜仗,只要让对方高兴,张自忠都乐此不疲。

只是这太难了,越往后面越难。

冬季攻势之后,第五战区就进入了休整补充阶段,可是由于后方物资极端匮乏,所谓补充,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沦为一句空谈。

桂军第八十四军算是李宗仁的亲兵部队了,也是要什么没什么——要工事材料,没有;要工兵,没有;要炮兵,更没有!

李宗仁现在的状况可以说比台儿庄大捷前都惨,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他能给予各部队的只有一纸死命令:假如打起来,一线官兵必须与阵地共存亡。

连桂军都是这个样子,其他部队可想而知。

早在冬季攻势时,张自忠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冰天雪地中,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冻得连手都扳不开枪机,到了晚上则只能以稻草当被窝御寒。悲哀的是,谁也无法改变这种境况,张自忠能做的,只是带着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部下不停地去厮杀、去拼命,这让他备受煎熬。

冬季攻势之后,兵团建制撤销,张自忠仍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看起来他可指挥超过十万之众的集团军,其实这个集团军很难指挥,各部队原来都来自不同的单位,有的是一味保存实力,不愿意真正跟日本人打,有的则是战斗力极弱,就算想打都不是那块材料。

能依靠的,仍然只是五十九军。

可是五十九军也不是磨不钝的铁枪头。这支当年华北首屈一指的雄师,曾拥有三万精兵,但自台儿庄大捷后,每打一仗就要损耗很多,如今只剩下一半不到,而且这一半里面还有很多是后来补充的新兵,其作战能力和素质无法与老兵相比。

一边是责任不断加重,另一边却是可用之兵急剧减少,张自忠所面对的困境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一年前的淮北之役,五十九军单独击退第十三师团也不算特别困难,然而一年之后面对同样的对手,却已是倍感吃力,无论鄂北大捷还是襄东大捷,其实胜得都很勉强。

张自忠清楚地知道,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永远眷顾某一个人,这样下去将来非丢人不可,不是大捷,而是大败。

他也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联手冯治安第七十七军,通过“统一思想、健全干部”,使这两支老二十九军中最强的兄弟师能够协同一致,共同御敌。

张自忠所说的“统一思想”,就是他在给冯治安的亲笔信中所说的,要跟日军拼,哪怕是拼到底,拼到完。

可惜此时的冯治安早无“七七事变”时拔剑而起的英武,仍然是能敷衍的继续敷衍,敷衍着布置,敷衍着防守,有时甚至写一些假战报进行搪塞。

在健全干部方面,冯治安同样做得很差。第七十七军的军纪本来就不好,南下后由于他的放纵,更是变本加厉。下面强拉老百姓的骡马,有人告状,他竟然说,现在这种情况讲什么纪律,拉几头牲口不算什么,我们不拉,日本人也会拉。

第七十七军的一个营长不仅强征民粮,而且公开抽大烟,但冯治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以后大烟少抽点。至于强征民粮的事,则半点也不涉及。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很多中下级军官变得十分骄纵猖狂,除了欺负老百姓外,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张自忠纵使把一颗心掏出来给人看,亦改变不了对方,他为此十分忧虑,曾对自己的幕僚说: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个人只好早点死掉,不然对不起苦战中的官兵。

死,是张自忠重掌五十九军后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实际上他每次作战也是险中求胜,死中得活,“濒死者屡矣”。人生慷慨处,视死忽如归

不过在这之前,只要一息尚存,他仍抱有希望,那就是总有一天,自己可以做到无愧于心。

然而宋哲元病逝的消息,却把这一线希望击得粉碎:那些曾经的岁月、曾经的你我,已再不能够重来。

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却已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又该去往哪里。张自忠的内心有了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只有他知道,当一个人离去,剩下的人会有多么孤独。

名利、地位、荣誉,一般人想要的如今都有了。可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抛弃这一切,就静静地坐在你的身旁。

想哭,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想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直到见到友人后,张自忠才抑制不住爆发出来,他捶胸大恸,痛哭流涕: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死”真正成为张自忠唯一的人生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