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长江南北两岸，是不计其数的太平军营垒。炮塔林立，直指江心。程学启、钱鼎铭及淮军士兵们心惊胆战，躲藏在船舱里不敢吭声。外边太平军的声音近在咫尺，听得清清楚楚。火轮船冒着黑烟，行至采石矶，却突然停了下来。两岸的太平军拥出来看热闹，吓得程学启和钱鼎铭唇齿青白，相顾无言。

英国船长对程学启解释说：轮船之所以突然停下，是因为搁浅了。此时南面是南京城，北边则是和州的太平军大营。数以万计的太平军对船上之人虎视眈眈，其状惊悚，无以复加。

幸亏在这节骨眼儿上，江潮忽涨，火轮船又开动起来，程学启和钱鼎铭才长长地松了口气，一屁股坐在舱板上。

实际上，太平军是绝无胆子招惹洋人的。前者，忠王李秀成进攻上海，太平军不留神错杀了一名洋人，李秀成大怒，当即将那名太平军斩首，首级送入上海城的英国领事馆，向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谢罪。可是英国人根本不知道太平军杀的是谁，所以这事也就没法追究。但此类事件对太平军的心理震慑是异常强烈的。所以太平军尽管发现这七艘火轮船有问题，可是没有人敢问一声，生怕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于是程学启、钱鼎铭率第一批淮军，如期抵达上海。

李鸿章让程学启先行，是有考虑的。程学启部是湘军中最具战斗力，精神状态最饱满的。让这批精锐先行，目的是为了给上海父老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便于淮军立足上海。

但是，李鸿章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原因有三个：

一是湘军本来是穷部队，全靠了曾国藩东拼西凑，到处想办法弄钱，供养这支部队。而程学启虽然战斗力强悍，但在湘军中的身份极为尴尬，说是后娘养的孩子也不为过。因此，登陆上海的淮军，多是些光着脚板，连鞋子都穿不起的穷大兵。手中的武器更是可怜，士兵手中拿的多是削尖了的竹子做的长矛。体面一点儿的算是将领了，最多也不过是一个号坎儿，脚上有鞋再挎上腰刀。这般军装，没法子叫人提起精神来。

二是大上海太过于富庶了，大富豪不计其数，如拥有租界几乎所有地皮的顾福昌，称得上地产大王，可他的财产，在上海最多不过排到第四。还有刚来上海不久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上海的富豪之中，根本就排不上号。上海人见惯了大场面，对穷酸的淮兵，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最后一个原因，最是让程学启有苦难言。这个原因就是晕船，士兵们憋在船舱里久了，尤其是穿越太平军所占据的狭长水域之时，因为两岸火炮森森，堡垒林立，淮兵不敢步出舱室一步，大小便的问题无法解决，结果弄得士兵们满身污物，肮脏不堪，甫一登陆，就因为晕船效应，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让上海人看得目瞪口呆。

上海人说：这是一支大裤脚的蛮子兵，是一支叫花子兵。

李鸿章如何知道开局竟是如此尴尬？他仍然信心爆棚，于1862年4月6日出发，仅比程学启晚了一天。临行之前，曾国藩对他面授机宜：少荃啊，你马上就要走了，临行之前，老师要告诉你，上海那些人，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们把持上海的关税厘金，一群贪官污吏，勾连一气，上下其手，中饱私囊。苏省吏治，贪诈朋比，积习相沿，这都是治吏不善留下来的祸患啊。老师说了你可能还不信，等你去了上海，就知道这些人是多么难缠了。

李鸿章站起来，走到曾国藩面前，扑通一声跪下：老师，若然如此，学生该当何以处之？请老师教我。

曾国藩俯身，低声道：老师只有四句话，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

这四句话，是曾国藩对李鸿章立足上海给出的应对之策，也是任何一个新人到了新的环境之时，所必须要谨守的。第一就是言语稳重，注重诚信，万不可刚一出场就弄个信用破产，那就没办法混下去了。第二是说做事情的时候，要有恭敬严肃的态度。对于中国人来说，态度比是非对错重要，比做事的结果重要，只要态度对了，一切都对了。第三是告诉李鸿章，对于洋人，可以一起防守，但不可一起进攻。这一条说的是新人在官场中对同事兼对手的政策，可以与老同事一起做封闭性工作，但千万不要一起做开放性工作。封闭性工作职责权明确，出了问题不容易栽到你头上。而凡开放性工作，都有一个职责权不明确的特点，一旦效果不理想，背黑锅的永远是新人。最后一条说的是人际关系的疏理，新人如果有必须要让渡的利益，就要让渡给关系与你疏远的人，以便在整体环境中获得正面评价，万不可只顾及关系亲近的人，而不理会关系疏远的人，让人疑心你搞小动作，那就彻底毁了自己的前程。

李鸿章仔细品味老师说的话：学生记住了，请老师详加指点。

曾国藩：少荃你记住，你率军入沪，军队就是你的命根子。所以你要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治后图。

李鸿章向曾国藩磕头：师德如山，学生铭记在心。

抬起头来，李鸿章心潮澎湃。他终于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机会，但此行是福是祸，全然取决于他积四十年之久养成的智慧与对人性的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