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变了样，但热闹了一下又都恢复如常。上海的一次会议并不能就此动摇长沙的政治模式，也不能让毛泽东放弃他喜爱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有了新的任务，但他仍是沿着熟悉的五四道路前进。

毛泽东是中共湘区党的负责人，不过没有多少事要负责。他还可以做自己的事，诸如边教书边从事组织活动。他试图把共产主义这杯新酒倒进湖南这只试瓶中。

他的活动仍集中在长沙。1921年至1923年间，他的文章大多发表在长沙的《大公报》上，而不是在党的刊物或全国性的刊物上。1921年至1922年的文章全都受着五四精神的启迪。毛泽东甚至还没有烧掉他与无政府主义联系的桥梁。

他在第一师范的关系网仍然存在，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没有停止在附小的教学工作。在第一师范的支持下，他开办了夜校，参加学习的有黑铅厂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人力车夫、菜贩以及铁路工人。第一师范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夜校的毛先生”。［1］

毛泽东还办了“补习班”，为那些想学算术和语文的18岁以上的农村青年补习文化，这使乡下的泥腿子第一次走进了第一师范宽敞的讲厅。他们皮肤黝黑，衣衫破烂，身上散发着汗味，在课堂上出声地嚼着烧饼和油饼。

有些人试图把这些鱼从第一师范的池塘中赶出去，毛泽东一面尽力说服母校校长，一面当众以不屑的口吻说服饰和饮食习惯只是“小节”。他软硬兼施的策略使人难以招架，这使他能把补习班继续办下去。

在毛泽东的教育工程园地中，最为出色的是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它于1921年秋季在“船山学社”成立。在办校的两年多时间里，学生最多时达200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是其中的一个。毛泽东把新民学会的朋友请来讲课，杨开慧也曾助一臂之力。

传播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其目的之一。学校出版了言辞甚激的小型月刊《新时代》，毛泽东在上面发表了自己两篇首次带有马克思主义味道的文章：《观念史观批判》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2］毛泽东解释说，这份刊物不像普通校刊那样的“文字的杂货店”，它将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3］这位年轻的组织者在努力使自己靠近既定之规。

然而，毛泽东仍然首先是教员，其次才是理论家，他相信教育会提高“老百姓”———中文里用来表示普通民众的词———的素质。作为教师他是认真的。

在20年代早期，毛泽东写的文章最有趣的要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这篇文章写于1921年8月，1923年初被上海的一家重要刊物《东方杂志》转载。文章中，毛泽东区分了书院与学校。学校的坏处是“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强烈不满，便创造出“学阀”一词。中文的“学阀”由“军阀”一词套用而来。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在毛泽东的学校，入学者无须考试，但要求“提出自己对社会的批评主张”或“阐明自己的人生观”。学校授课很少，宗旨是自己“阅读和思考”。学习过程成了一个集体寻找光明的过程，毛泽东勉励学生刻苦钻研。中国历史是自修大学的主要课程。［4］

正如该校利用古雅建筑作校舍一样，它亦从传统教育中借鉴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说他要把三件好的东西结成一体：旧式书院的寻根索源的研究方法，现代学校的崭新教学内容，培养健全人格的常规体制。

学校获得了成功，然而只有少数精英才知道学校的真正目的。湘区党组织从历史［5］、地理和哲学各班吸收了许多新成员。但是，很多“老百姓”发现读书太多太难懂。

20年代早期的手工工人能够并愿意上夜校学习世界史，那绝不是一般的人，毛泽东迄时为止还没有接触普通群众。

从某个方面来说，上海的会议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他比以前更加注意劳工运动了。

1922年中国劳工运动高涨，一小股共产党人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以及支持他们的共产国际）认为这是代表中国未来的潮流。马克思发现了工业无产阶级，它在东方的信仰者也步尘而至。毛泽东尽管有所怀疑，但他还是加入其中。

毛泽东从上海回来时戴了两顶帽子：湘区区委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劳工运动是当时中共的重点所在，安源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战场。

位于湖南东部的安源是一座偏僻小镇，但那里有一个大型煤矿，1898年起由德国人和日本人在那里开采。它拥有大批的煤矿工人，因此成了姗姗来迟的中国工业革命的最早立脚点之一。［6］

20世纪60年代有一幅油画，画的是年轻的毛泽东顶着密布的浓云无畏地向前迈进，去发动安源的矿工。［7］画中的毛泽东比真人还要大，他穿着白长衫，仪态庄严，看上去像一位牧师准备给不信教者带去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