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在各个连队建立了政治性组织。不是象上海指示的那样去成立政治部，而是发动组织普通士兵委员会，通过讨论政治问题来提高大家的觉悟。要发动一次反对地主武装的战斗吗?士兵委员会马上会控诉地主是怎样欺压农民的。

毛坚持在每班设党小组，每连设党支部，每营设党委。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出现的实体，使党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一个战士的身旁。

不许军官打骂士兵，帐目公开，由大家监督。每打完仗，毛都组织民主会议，会上可以各抒己见，还可以点名批评或表扬上级军官。通过讨论，如果取得一致意见，军官也可能被降职。毛成了导师兼道德家，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军风。

中国的旧军队只知道利用士兵的躯体，而没有利用过他们的头脑。

这是要造成一种民主的气氛，每人都感到自己是战斗中的一员。然而这一系列改革使得一些老式军官对毛十分恼火。他们愿意为实现未来的民主而战，但不希望在他们领导的军队中看到民主的举动。

毛还为士兵们制定了纪律、在群众中的行为准则。早在长沙读书时，毛就已发现，对中国的士兵来说，掠夺周围的老百姓似乎已成了传统。

抢劫和强奸本是军人们常作的一些事。然而，在井冈山，几个星期过去了，小心翼翼的村民才知道毛给他们带来了太平盛世。战士们帮助农民春播，给年老体弱者砍柴，送还从农民那里借来的镰刀，买菜如数付钱，住宿在有年轻姑娘的地方也不骚扰她们。这一切简直是天翻地覆。

毛正在努力证明，他领导的军队与中国人熟悉的旧军队有天壤之别，他要建立军民鱼水关系。

毛从未上过军事学校，而其他的红军高级将领大多都在军校学习过*。他仅有的军旅经历就是曾给长沙驻守部队的一名军官当过六个月的传令兵。和中国老百姓一样，他讨厌在军队中所见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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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周恩来(黄埔军校)、林彪(黄埔军校)，彭德怀(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朱德(云南陆军讲武堂)。很多年后，毛说：“打仗的时候，我从未读过兵书，我们也从来不带着书本打仗。”[12]

不做普通一兵，他是要直接成为一名军事家。他认为，军队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军队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作为军事家，毛是伟大的，因为他跳出了纯军事的羁绊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们能说毛是民主主义者吗?他的新中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与民主毫不沾边儿。但是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决定性的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其长处，总的说来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毛对别人的此类特点很敏感：不善适应(如象毛在东山学校读书时那样)，与人无争(毛 1919～1920年在北京的处境)，无拘无束(他几乎一生都如此)。他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因为他知道，只有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毛需要朱的通力合作，因为他当时处在两种势力的夹击之中。上海的李立三认为毛软弱无能，而井冈山地区的豪绅们却惊恐地发现，毛决不是无能之辈，于是就求救于国民党的军队来剿灭“赤匪”。

在茅坪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毛提出了两个观点：[13]一是 “集中兵力”，只有当我军战斗力优于敌人时，方可包抄出击。毛认为，当时红军的力量还很弱小。

第二个观点是关于工作作风，当然，不仅仅指工作作风。毛把政治和武装斗争看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不可分割。“每个人都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

毛坚持开展武装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把枪和书结合起来。这将使红军在广大的农村扎下根，然后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向城市推进。党中央仍留在上海，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显示了毛与李立三观点之间的根本性冲突。李立三的党只是一群城市知识分子，根本不是一个能够战斗的党。

起初，毛并未想长期占据井冈山。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不是以胜利始而是以撤退始，是在吸取失败教训后所进行的一种新尝试。但是毛慢慢地发现红色力量能够在山区生存下去，虽然国民党仍在南京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毛总结说：“根据地对于红军就象屁股对人一样重要。”如果没有机会坐下来休息，一个人肯定会因疲劳而倒下。1928年中国红军正是如此。

茅坪路线仍是悬在空中，毛无法把这～理论完全付诸实施。整整一个夏天他不得不和党中央斗争。上海和长沙的那些掌权的败事者们叫毛十分恼火，他就象一条暴怒的鲑鱼随着“高潮”跳上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