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局势7月份发展到白热化，湖南共产党的两个特使带着李立三的指示来到井冈山给毛施加压力，企图制服毛，让他举行大规模的出击。

为了寻求支持，毛召开了一次会议，表决结果是反对南征。但是特使亮出两张王牌：一是朱德同意他们的意见，另外，很多来自湘南的战士也都渴望离自己的家乡近些。这次出征在毛的反对下开始了。

南征的结果可以说是～场大灾难。仗打败了，部队损失惨重。原来红军占领的村镇又落入敌人手中。毛赶忙来到湘南劝说朱德回到井冈山坚持茅坪会议制订的战略。他成功了，但是，井冈山的大部分地区已被敌人占据。

湘南没有出现革命高潮，现在应该做的是抓建设和教育，而不是到军阀和国民党力量强大的城里去冒险。

长沙来的两个特使嘲笑道：“山沟里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山沟里是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毛坚信不移地认为，中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莫斯科和上海在争取政权的过程中可能有所帮助，也可能帮不上忙，但是山区将是建立新政权的关键。

到1928年10月，毛和朱又夺回了井冈山的大部分失地。共同的斗争使他们的关系也更加亲密。朱德对这次南征很是悔恨。同时，他越发钦佩毛的头脑了。

把井冈山根据地比喻为人的“屁股”或许有些道理?也可能毛温和的土地政策是明智的?上海对毛仍然不满。但是他在局部地区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到1928年底，他实际上已成为当时湖南组织涣散的中共力量中的头号人物。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因为当时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召开这次会议。严峻的事实比大会的任何决议都更有说服力，大会的报告五个月后才传到井冈山。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井冈山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第六次党代会选出了一个极左的政治局，李立三独掌大权。没有人提议选举缺席的毛为政治局成员，就象没有人建议感谢苏联人为大会提供的低劣的伙食一样。

代表大会(显然是在苏联人的敦促下)正式提出农村根据地是走向革命胜利的有效一步。这是新的政策，它平息了对毛的井冈山之举的根本性非难。起码毛又回到了中央委员会。

然而，第六次党代会根本不赞成毛的方针。他们仅仅把农村根据地看成是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前站，城市工人仍被视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但是很少)。他们认为吸收游民进入共产党比不扩大党的力量还要糟。

不知毛是否考虑过他在历次党代会中的角色?已经举行了六次代表大会，有两次(第～次和第三次)他起过一定作用，有两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他成了旁观者，还有两次他干脆没有参加。

毛发现自己再一次步入了一个三角的阵势之中。二十年代早期的三角是共产党——莫斯科——国民党。现在的三角是共产党 (上海)——莫斯科——井冈山。

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一个党员之间很少见而的政治组织。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是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党代会，到会者也只有八十人。党都是通过信件联络来组织和开展斗争的。

有时信件从发出到收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问此政策很可能被彼政策代替，虽然指令都是来自上海。当上海草拟重新执行一种政策的信件的同时，很可能一封发自莫斯科的信已在途中，信中指示执行另一种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学究们竟然想夺取政权，统治一个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确实令人惊讶。

然而毛时常获益于这种中世纪的联络方式。1927年11月制订的极左路线，他在四个月后才听说，这样，他就有了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

当然，有时也会因信件的姗姗来迟而损兵折将。1928年巾期，在莫斯科就已批判了极左路线，可毛在11月份才接到报告。在此期间，他迫于极左路线的压力，执行了他们的土地政策，使红军失去很多支持者。

毛的文笔往往犀利不凡，但是，在党内斗争中，一支雄辩的笔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当有人站在毛这一边时——例如朱德——他们发现毛令人信服。但是，他写文章的语调常会触怒一些人。毛写文章总是象在宣布某些真理，这使那些不赞同他的观点的人很不愉快。他的娴熟的运用格言警句的技巧，是一把双刃的利剑，使要表达的思想鲜明生动，然而，那些不会运用格言警句的同事们，不喜欢他的这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