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烈日余晖 第三节 太上皇

传位之前,老皇帝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十五阿哥性格过于老实端方,似乎就缺了那么一点机智圆滑,或者说缺了一点就通的那么一点“灵犀”。比如,在当上了“皇帝”之后,是否知道如何处理与他这个“太上皇”的关系,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

虽然已经准备了六十年,但是在禅让大典举行之际,乾隆心中还是不免时时浮现出隐忧:“禅让”之名虽然如此风光盛大,但毕竟不是没有风险。自古及今,还没有一个太上皇是幸福的:唐高祖李渊还没当够皇帝,就被儿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当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儿子的猜忌中胆战心惊地生活,身边的大臣和朋友一个个被流放,最终自己被儿子软禁,郁郁而终。中国历史上的另几个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下场都十分悲惨。

因此,在举行禅让大典的同时,乾隆皇帝已经为了保证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无数准备: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只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他“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听我训导,将来知所遵循,不至错误,岂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他规定,退位之后,他仍称朕,他的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进京陛见及高级官员赴任前都要请示他的恩训……

虽然在退位前花费巨资修建了宁寿宫,可是真正退位之后,他并没有从象征着皇权的养心殿搬出来,用他的话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

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握了一辈子权柄的老皇帝对权力爱如自己的眼睛,防卫过度,眷恋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

事实证明,老皇帝过虑了。直到真正禅让了皇位之后,乾隆才发现他选的这个接班人其实是应该打满分的。

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聪明,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勤勤恳恳地阅读所有奏折,准时上下班,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朝鲜使臣的记述里,把嘉庆韬光养晦的状貌描绘得跃然纸上:“(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人们常说,老年意味着智慧和达练,老年其实更意味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不论多么英明伟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给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带来的伤害。乾隆皇帝一生刚毅精明,到了晚年,却像任何一个平庸的老人一样,分外怕死。或者说,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年轻时的好大喜功,到了暮年演变成了只喜欢听吉祥话。他尤其畏惧与死亡有关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认为这些会带来晦气和不吉祥。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嘉庆的结发妻子、皇后喜塔腊氏病故。嘉庆帝十分悲伤。嘉庆和喜塔腊氏结婚二十多年,感情很好,一旦断绝,那种痛苦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嗣皇帝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即位后,他第一次单独做了一个决定:他命令礼部,皇后的葬礼按最简单迅速的方式处理,虽处大丧,皇帝只辍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还特别命令大臣们,因为“朕日侍圣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边)”,“朝夕承次,诸取吉祥(凡事都尽量营造吉祥氛围)”,凡在大丧的七日之内,来见太上皇的大臣们,不可着丧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时人记载说,国丧的七天之内,嘉庆皇上从不走乾清宫一路,以防把丧事的晦气带到太上皇日常经过的地方。皇帝去皇后灵堂时,俱出入苍震门,不走花园门。去奠酒时,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换上素服,一回宫,立即换回常服,随从太监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带一点丧气。“且皇上其能以义制情,并不过于伤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无意间,会把和砷叫过来,问问他皇帝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因为妻子去世而耽误国事?听过和砷的汇报,太上皇闭上眼睛,微微地点点头。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当然,遗憾是永远存在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乾隆最大的遗憾是陷入了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那就是平定白莲教起义之战。

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称南巴老林。此地山高林密,“高山长林绵亘千数百里,弥望蓊郁,竟日不见人烟”。(《三省边防备览》)本非宜人类所居。但是,乾隆中叶起,大批流民涌入这片森林,伐树造屋,开荒种地。这些流民来源极广,不但有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还有广东湖南安徽江西之人。“携带家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对这些移民的估计,保守的是十余万,有人说有百余万。(《三省边防备览》)

大批移民的出现,说明了乾隆中叶人口压力的严重程度。当时尚残留的山区本不宜耕种,因为这些深山老林地势险峻,土地贫瘠,且无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损很快,劳动与收获不成比例。在老林中生活是极为艰难的:“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

虽然艰难如此,人们仍然乐此不疲。这说明大清王朝社会体制内的潜力挖掘到极限,仍然无法解决人口问题。又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迫在眉睫了。

流民杂居之地,向来是民间宗教的温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严厉打击的白莲教迅速在这里滋生起来。“习教之人,入彼党伙,不携货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这种廉价的乌托邦,对于缺衣乏食的穷苦移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因果报应,分毫不爽。乾隆刚刚完成禅位大典,宣布自己成为了“千古完人”,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在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爆发,迅速蔓延到川、陕、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县、厅、卫等二百零四个。

当太上皇这几年,乾隆的全部残存精力都用在了镇压起义上。仅三年时间,动用的军队已经有十万,花掉饷银已经有七千万两。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

掌握权力六十年来,乾隆还是头一次这样一筹莫展。野史记载,一日早朝已罢,嘉庆帝和和砷入见。“砷至,则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宗(指嘉庆帝)西向坐一小机,(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砷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帝)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砷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莲教首领姓名)。’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更问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砷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砷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点评说: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制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

事实上,镇压这次起义最后耗费了清王朝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使清军损失一、二品的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人。可以说,正是这次起义,彻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后一层面纱,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结束。大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元气丧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荣光。

正是在战争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终点。

进入嘉庆三年(1798年)以来,太上皇的身体并未见有什么异常。嘉庆三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初二,病情转剧,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时,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长的人生旅途。

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做了“望捷”一诗,期盼平定白莲教的捷报早日到来。在遗诏中,他仍然念念不忘这最后的未了之事:“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