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重心北上，手下全是饭桶，戴笠几经努力，西北军固若金汤……戴笠发现西北军将领胡逸民的小妾向友新风情万种……两个人打得火热，情报源源不断涌到南京……终于，探得张、杨将……

戴笠把支票还给杜月笙道：“三哥，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退礼品、拒绝赴宴，为的是免得招人攻击诋毁、授人把柄。你倒好，还托杨虎送支票给我，难道我们的交情是30万元就可以买到的么？你给我拿回去，自己收看。我们既然是结拜兄弟，你的灾难就是我的灾难！”

杜月笙心里一热，叫道：“拿酒来！”

话音甫落，把举起的水果刀划向自己的左手拇指，酒来后，把血滴进酒里。

戴笠见状，也抓过水果刀划破指头，两人喝了血酒，结拜成生死兄弟。

就这样，一件轰动全国的毒品制造厂案件在戴笠的一手操纵下，只把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温建刚当做替罪羊，拉出去枪毙，以应付舆论而真正的主犯杜月笙则安然无恙。

这件事使杜月笙对戴笠刮目相看，认为他才是江湖上真正一等一的完人高手，深悔以前交往不深，发誓今后要加倍补偿。

自此，杜月笙成了继胡宗南之后，戴笠的第二位知己。

闲话休题，书归正传。戴笠从上海归来后，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西北。

在此之前，蒋介石得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急忙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30万大军调往北方，与红军作战，并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

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对华北各省渗透得较晚，对西北地区抓得更晚。从1932年至1933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直到1934年才开始派陕西华服人、黄埔一期生马志超任陕西省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长。马志超原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投奔戴笠。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马志超又是老陕，人地相宜，立即被派往陕西。这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真正使西北地区的特工形势为之一变的是1935年。这年的1月1日，蒋介石到杭州浙警校视察，并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级特务听蒋训话，蒋作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的讲话。蒋对特务工作历来是讳莫如深、黑幕重重的，很少有系统的长篇讲话，也从来不以书面见诸文字。一般说来，对戴笠或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外人很难了解和研究他的特工思想。而蒋这次在浙警校的讲话却是个例外。蒋在这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其实只有两句话：“第一，绝对服从命令；第二，不许自作主张，要求特务工作的内容就是做领袖的耳目与手足。”并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足的特殊功能。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强化外勤机构的建设，并把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立列为特务处的工作重点。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迅速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接着又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一级的组织，单就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达20多个。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话总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达到30座左右。并对西北区规定了3个工作对象。

第一个工作对象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所谓“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共”“剿区”时围进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集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象是张学良和东北军。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防止他们对蒋有怨恨情绪，消极对待“剿共”军事。

第三个工作对象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北方面，戴笠对杨虎城的注视是仅次于共产党的。

这段时间，因戴笠在南方忙于瓦解十九路军、分化陈济堂的广东军、追杀王亚樵等等诸事，对西北一直采取遥控的办法，因此进展一直不快。

从上海回来不久，妻子因病来南京治病，经检查，确诊为晚期子宫癌。这时候，戴笠已准备培养自己的第二梯队——因他特别羡慕杨虎在上海的排场，尤其喜爱杨虎几个姨太太的交际应酬手段，于是，在带妻子毛秀丛去上海治病时，也把叶霞娣带到杨虎家中学习礼节和交际应酬，等妻子一死，准备正式迎娶。

戴笠在毛秀丛重病时突然良心发现，亲自去广爱医院看望。当毛秀丛在病危中不停地叨念那句“我吃亏了，那天白日我不该拒绝他”，戴笠听后，从心底涌起一股厌恶感，速速出了病房，觉得和这种土气的农妇简直无话可说，为此，他决心把叶霞娣培养成摩登的贵妇人。准备等她在杨虎家中学完礼节再送往美国留学。

几日后，毛秀丛在上海广爱医院去世，由儿子戴藏宜，抚棺运往江山保安村安葬。

此时，戴笠已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军统局和多名女青年发生两性关系，其中，浙江警校毕业的赵蔼兰、周志英最能给他带来激情和亢奋，并经常把她俩带在身边，整日和西北方面的军人周旋，千方百计以财、色、官等手段收买和拉笼他们。

戴笠使出浑身解数，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这时候他才明白手下搜集西北情报的艰难。

在一个社交场所，戴笠偶尔发现杨虎城派据南京的办事处处长胡逸民的姨太向友新十分活跃，于是心生一计。

乍一看，向友新并没有沉鱼落雁之色，但也楚楚动人，极会打扮，再配上一副顾盼生辉、夺人魂魄的姿态神情，无不令男人想入非非。

戴笠是风月场上高手，见一面便看出向友新是那号多情的女子。

戴笠盯上向友新后，马上请他的嫖友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出面，邀请胡逸民、向友新、戴笠举行舞会，由此，戴笠结识了向友新。

有道是淫妇和色狼有如磁铁和铁一样，在一起没有不粘乎的。很快戴笠和向友新打得火热同床共枕。

戴笠第一步达到后，接着又利用他的特务优势，对胡逸民进行调查、盯屑、拍照，很快弄清胡逸民不但老家有明媒正娶的妻子，且经常光顾烟花柳巷，最近又把一个姓穆的小姐金屋藏娇起来。

戴笠装出无限同情的样子把这些告诉向友新，向友新拿着胡逸民和穆小姐的照片，便醋海翻滚，戴笠趁机道：“他们仁人就不义。他既然心中没你，你不如加入我的军统局，专搞他的情报！”

两人一番温存、亲热，满足欲望之后，向友新便答应下来，成为军统正式特务，自此，西北方面的情报便源源不断落到戴笠头上。

为缜密起见，戴笠采用了单线联系办法，让他的亲信同乡毛人凤做保证可靠的交通员。

中国社会历史有结党营私的政治陋习，古云“帮亲不帮理”，可见乡党情结之根深蒂固，戴笠自当上特务处长以后，也免不了乡党情结发作，把大批大批的宗亲姻戚、同窗同乡网罗到手下，什么戴云霖、戴以晃、戴以胄、戴善谋、戴善谟、毛权、毛宗亮、毛钟新、毛宗整、毛万里、毛森、张冠夫、王汉光、管先晏、徐钟奇、姜毅英、周念行、王满臣、何芝园……

这些乡党中，几个最出色的还是不令他满意，周念行博学而嫌迂腐；王满臣聪明有余，老辣不足；张冠夫过于忠厚；毛万里虽有勇有谋，但额角太突，容易树敌。这些人都无法令他满意。一次，毛万里在浙江警校和他的顶头上司争吵起来，自持是“老板”的小同乡，对王孔安很不客气，戴笠教训道：“毛万里这个万字，头上有两只角，我要磨平它！你怎么不学学你五哥遇事多做思考？”

毛万里顶撞道：“你怎么不叫他来？”

这句话提醒了戴笠，当时，恰好黄埔好友叶彦世向他求职，那派欠他什么似的架势真叫人受不了，于是下定决心，派人把在崇德县任秘书的毛人凤叫了出来，最先安排在浙江警校任文书。

和其他江山同乡相比起来，毛人凤却集中了更多的、适合戴笠需要的特点。他工于心机，不好张扬，有谋善断，谨慎勤勉，寡言少语，处世周圆，尤其是那一副逆来顺受的隐忍功夫和谦恭态度，从不招惹是非，在特务处元老眼里，充其是个卑下的“小人物”。培养毛人凤，不会引起元老们的不满。戴笠在叫毛人凤出山之前，已做好了打算，一旦自己爬上更高的位置，把军统局交给毛人凤才能使他放心。

戴笠吩咐向友新和毛人凤，说蒋介石最担心的是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起来，停止剿共，把枪口调过去打日本人。

向友新、毛人凤根据旨意，认真搜集有关西北军和东北军相处方面的情报，结果发现，双方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关系很差，从居住争房、看戏争座到上街争路，动辄争吵打架，甚至相互开枪，双方有很大仇恶感。

戴笠得知，马上指使西北区的特务们借此大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转而又想：张学良、杨虎城是两个十分狡滑的家伙，他们会不会采取“上合作下不合作，暗通明不通”的办法来对付我的监视呢？

特务工作最好是多取怀疑心，想到这一点，戴笠立即指示向友新、毛人凤：重点注意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上层人物关系。

这一招很快起了奇效，向友新、毛人凤很快发来一份急电：东北军和西北军上层接触频繁、关系密切。近日，张学良、杨虎城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

戴笠把这份情报给经蒋介石，蒋介石大惊并指示：弄清详情，注意保密。

事隔两天，向友新、毛人凤又传来密报：据张学良身边的亲信透露，张、杨将采取“兵谏”方式，逼委员长停止“剿共”领导抗日。

戴笠得此紧急情报，立即飞报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正准备飞抵西安，亲自指挥西北大军对共产党实行大规模进攻，争取在日本军大举入侵前把红军消灭干净。

得到戴笠的密报，蒋介石愣了半晌，道：“这不可能吧，以前不是经常收到汉卿和杨虎城不和的情报么？”

戴笠说：“那是张、杨两人采取的计谋，用以迷惑校长的。”

蒋介石又认真想了想，仍是摇头：“这不可能，汉卿的为人我最了解，一向最讲忠义。”

戴笠说：“我早就说过，汉卿的父亲是日本人炸死的，打日本人替父报仇，也算是忠义。”

蒋介石不悦道：“好了，不要说了。”

戴笠咽下欲说的话，知道再怎么说他是不会听的，只好劝道：“不管情报可不可靠，我建议校长先待一待，暂时不要去西安。”

蒋介石说：“我不要听，汉卿手下个别极端分子造出的谣言把你吓成这样！你别说了，不要妨我去西安剿共！”

戴笠无奈，只好唯唯退下，心想：但愿这份情报是个别造出的谣言。

蒋介石一行飞抵西安去了，戴笠因脱不了身，只好在家里密切关注西安的秘密电台。

1936年12月12日这一天，戴笠坐镇在电讯总台，连续不断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对方均没有回答。戴笠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气得打骂部下，以泄心头之气。

深夜，宋美龄一个紧急电话把戴笠召去，戴笠忐忑不安地来到中央军校蒋介石官邸，只见孔祥熙、宋美龄神色焦急地在书房里等戴笠。

见戴笠来了，宋美龄急忙奔过来，递过一张电文道：“戴科长，你总算来了，帮我想想办法吧！”

戴笠看了一眼电文，全文只有13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戴笠惊得愣在那里足足有半分钟。

这是一份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情报，是12月12日下午3时由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收到这份情报后窃喜万分，因为国民党的政府要员都已随蒋介石去了西安，留在南京的数他位置最高……何应钦当即封锁了消息，因此戴笠也同样蒙在鼓里，只有行政副院长孔祥熙知道这消息，立即通知正在上海密查“陈小姐”的宋美龄。

宋美龄得知，醋也不吃了，星夜赶回南京商议对策，把戴笠找去查询情况。但他哪里知道？12月13日，戴笠接到正在潜逃的向友新发来的电文：张杨叛变，委员长被扣，生死未卜。

以后又中断了联系，可见向友新的处境仍很危险，西安的形势十分紧张。

张杨叛变，蒋介石被扣的事更进一步被证实了，戴笠哭丧着脸，惶惶如丧家之犬，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每遇到一个黄埔同学或特务就哭道：“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没有了领袖，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这如何是好？”

他去找何应钦，了解国民政府西安事变的反应和部署，何应钦坚决主张立即调动中央大军，讨伐张、杨。

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宋氏兄妹则认为千万打不得，一旦打起来岂不要蒋的命，一定要通过政治途径达到和平解决。

戴笠又去见复兴社的高干们，复兴社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主战派阵营由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人领衔，主和派以郑介民、梁千乔等人组成。两派剧烈争吵，郑介民为了避免复兴社被贺衷寒等主战派分子利用，也落得不开会。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复兴社内意见如此截然对立，更加六神无主，一筹莫展，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坐了汽车跑到南京慧圆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召集特务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梁千乔、参训班教官余乐醒、政治指导员文强等高级特务开会。

戴笠叙述了这两天里南京到处一片乱糟糟的情况，泪流满面地说：“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郑介民、梁千乔则在分析打与不打的利弊和策略。

戴笠说：“打吗？不打都难得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另有文章。”戴笠接着道：“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武力作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我看两手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能作手段，谈是目的。只要兵临城下，张、杨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戴笠说罢，大家默然。

12月21日，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后回到南京，与宋美龄商定，22日宋子文再次偕宋美龄飞赴西安，与张、杨谈判。戴笠听到消息后，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又感到此行风险太大，无异于自动上门送死。

正在犹豫不决时，忽然想起把兄弟胡宗南，心想：宗南久驻西北对张、杨所部情况比较熟悉，对天下大势常有惊人之语。何不请他决断？于是戴笠当即去一电，请其决疑。

胡宗南很快回电：根据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分析判断：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完全决定于校长本人，而非张、杨。张、杨发动兵变之目的，无非是逼其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蒋亡，国必乱，张、杨初衷则不能实现，反成千古罪人。以张、杨的聪明，断不会出此下策。综上所述校长绝无生命危险。校长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雨农兄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乃千古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

胡宗南的复电，使戴笠矛塞顿开，去意遂坚。于是，正式向宋美龄提出同机赴西安营救校长，决心与校长同生死，共存亡。

宋美龄见戴笠对蒋介石如此忠心，非常感动，但嘴里却道：“你不能跟我们同去，西安都知道戴雨农是个特务头子，去了反而坏事。”

戴笠见夫人不同意，求助地望了一眼宋子文。

宋子文干咳一声，对宋美龄道：“还是让雨农一起去罢。雨农和汉卿的关系很好，而且汉卿周围有不少他的手下。去了以后，还要发动他们说服汉卿。”

宋美龄这才对戴笠说：“和我们同去可以，但到了西安千万不要乱来，免得影响大局。”

戴笠喜道：“雨农记住了。”

原来，戴笠早料到宋美龄可能不同意，便事先和宋子文说好了，到时请替自己说话。没想果如所料。

12月21日晚，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科、股长以上骨干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流地说：“校长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被张、杨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虑。我们失职，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唯有尽量努力，进行挽救。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后愿和校长共生死。同时你们在家，也要把日常工作做好。”当即，戴笠交代，他走后特务处所属内勤机关和各省站组织要继续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当地军警宪机关配合，防止坏人造谣，扰乱治安；指示所属密电研究译室对桂系、阎锡山、龙云、刘湘、韩复榘等各派系加强监督侦查，以秘密掌握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戴笠还反复交代郑介民，一定要随时与胡宗南保持关系，并防止复兴社内部的主战派惹事生非，轻举妄动。一切要等蒋夫人和宋部长从西安回来后再作定夺等。

1936年12月22日，戴笠带上两枝勃宁郎手枪，上满了弹，暗藏在身上，在南京机场随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另外还有宋美龄侍女、厨师，一共7人，鱼贯登上一架福克式三引擎飞机。飞机腾空而起直飞西安。

两个多钟头后，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出了舷舱，张学良早已迎候在机场。

宋美龄与张学良闲暄之际，戴笠以他职业的敏锐扫视周围。但见机场四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戴笠一下子情绪低落，心底涌起一种大难临头的悲哀。

正想着，一个年轻士兵用东北官话对戴笠说：“先生，请举起双手接受检查！”

戴笠机械地举起双手，身上两枝手枪被搜去。

这时宋美龄对张学良道：“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

张学良回道：“夫人请便，汉卿不敢。”

上了车，戴笠暗忖：早知如此，我不如把枪藏在夫人皮箱里。

这么想着时，车队开至西安市东门里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才下车，张学良对戴笠说：“雨农兄在这里委屈一下，家里还有一个客人，我先送夫人、宋先生、端纳三个去高桂滋公馆见委员长。”

戴笠苦笑道：“汉卿请便。”然后，被张学良的副官带进了张公馆。

刚进门只见一位穿军装的壮年汉子操着四川口音叫道：“戴雨农，他妈的龟儿子你怎么来了？我以为汉卿要我陪哪位贵宾呢。”

这汉子是曾扩情，黄埔一期生，因他年纪是黄埔生中最大又名列复兴社“十三太保”之首，加之他为人和蔼、平易近人、乐于帮助，被黄埔生尊称为“扩大哥”。戴笠跑单干时曾得过他不少救济。扩大哥常常带着他这位小弟弟去南京下等妓院玩，有时为了省，两人合玩一个，因此很有交情，并经常被他骂“龟儿子”。

扩大哥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由于他是黄埔一期老大哥，只在北伐军打惠州时当过连长，一上火线就“带花”。一九二八年，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复任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后，当年十月间，就派他为特派员去四川，与四川军阀联系。那次他除了带去蒋介石给四川军阀的亲笔信外，还带有孙中山先生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印成的精美的册子，分赠给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田颂翘……等人。刘湘等不但把他看成贵宾，而且所到之处，还发动当地军民郊迎十里，天天都是隆重款待。不但许多人送钱送东西，连当时打了败仗才逃到四川的吴佩孚，也亲书一对联送他。吴用了杜甫送给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严武的七律中一联：“川合东西瞻使节，地分南北任流萍。”他得到这幅对联，比衣锦还乡更加感到荣耀。因为他过去一直是钦佩这位北洋军阀的，今天用这两句诗来送给他，认为这比当年保皇派头子康有为送吴佩孚五十大寿的对联更加显示对自己尊敬。

尝过第一次入川当特派员的甜头之后，一九三三年八月间，他再一次兴高采烈地随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去四川，特任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时，刘湘特派他的师长范绍增负责招待他们，范是有名的吃喝玩乐的能手，特叫四川名妓陈八、马九来陪伴他，使他饱尝家乡美味。他便产生了与当年“乐不思蜀”的刘阿斗相反的思想：“乐不思宁（南京）。”刘湘看出了他的心意想利用他向蒋介石要些武器装备，便电呈蒋介石，保荐他为川军教导师师长，蒋一看这一电报，大为震怒，认为他的学生要别人向他保荐，不仅仅是给他丢脸，也是背叛他的行为，立即电召他回南京，大骂一通之后，扩大哥的官运便每况愈下。到了现在，只在张学良手下任西北剿共总部政训处处长。

曾扩情第一次去四川，收获很大，除了几万元白花花的银子进了腰包，四川名产更是不计其数，仅川乡被面就有一百多条。

回想起来，他对四川军阀的生活十分羡慕，对他们的无知耻笑，不止一次地向戴笠谈过。那时有个师长，因好奇而要坐刚买来的小飞机，那时的战斗机是敞着的，前面坐一个驾驶员，后面只能坐一个人，起飞后，这位师长感到不舒服，大喊驾驶员停下来，他要下去，便命令低飞，在接近一片山地时，从空中往下看并不很高，他便跳了下去，结果摔得粉身碎骨。

还有一位师长奉命改编时，集合全师官兵讲话，他手捧水烟袋，咳嗽一声：弟兄们给老子好好听着，昨天老子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格老子原来是一个命令。从明天起，老子们便是国民革命军了，谁要再去偷鸡摸狗，他就是龟儿子！

和这样一位“活宝”在一起，戴笠一点听笑话的心情也没有，一味地长吁短叹。

曾扩情劝道：“雨农兄不要想太复杂，船到桥头自然直，是好是歹，明天就会分晓。”

戴笠说：“你能保证汉卿百分之百不杀校长吗？”

曾扩情咽住了，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戴笠于是悲从中来，叹道：“连你作为政训处长都不知道汉卿的用意，说明校长的处境是何等危险，我呢，西北军都恨我，这回是死定了的。”言罢，潸然泪下。见书案上有纸笔，取过，遂写好一纸遗书——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戴笠。自储备，和曾扩情同床而眠，唯听扩大哥鼾声雷动，全无睡意辗转至天明。”

天明，张学良不曾露面，见“西北剿总”二科科长陈昶新从这里经过，戴笠一把拉住他道：“陈科长，你要带我去见汉卿！”

陈昶新脱不了身，皱眉头道：“我这样冒冒失失带你去见副总不行，这样罢，你放了我，我先去请示副总，经得同意才来接你。”

戴笠还是不肯放，道：“你要是不去跟汉卿说怎么办？凭什么让我信你？”

一旁的曾扩情道：“你自己是那号耍赖惯了的人，怀疑别人也是。你放心吧，陈科长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

戴笠这才放了陈昶新，待他走远后，问曾扩情道：“扩大哥，你怎知道他是说话算数的人？”

曾扩情笑道：“真是个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这个聪明绝顶的特务头子，这回反倒糊涂了。我这样褒奖他，他陈昶新就算是个从不讲信用的人，也会变得说话算数。”

戴笠恍然大悟，笑道：“别人都说扩大哥是个‘大而化之’的人，我看你才鬼呢！”这是戴笠来西安后第一次露了笑脸。

果如曾扩情所料，一会，陈昶新回来对戴笠说：“副总同意见你，你随我来罢。”

戴笠随陈昶新来到张学良办公室，一眼见到张学良，一下子来个长跪不起，哭求道：“请副总司令千万保全委员长性命！”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