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十二年（即1923年），我从高小毕业，由父亲带着，来到小仓的职业介绍所（公共职业安定所的前身）的窗口前。

当时，社会正处在萧条之中。职业介绍所窗口里面的职员，看到我瘦弱的身体，说：“有一个公司勤杂工的工作，到那里看看，怎么样？”说着，给我开了介绍信。那家公司是川北电气株式会社，本部设在大阪。它的营业所在花街附近，房屋低矮而阴暗。前身是家饭馆，只是内部改修了一下，便作了事务所，不论天气多好，室内必须从早晨就扭开电灯。

最初我想进报社一类的单位。那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新闻记者。原因之一，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所致。父亲终日向别人吹嘘着报纸上刊登的有关政界的情况，这使我感到新闻记者是个很有干头的职业。原敬是父亲所尊敬的人，而原敬、犬养木堂过去又都是新闻记者出身，这也使我那颗幼稚的心灵充满了对报社的敬仰。

做勤杂工时，我领到了奖金，拿出来交给父母，剩下一部分零用费。我带着当时价值两元左右的礼物，曾去拜访过中山神社的宫司，中山神社在山口县丰浦村下关附近。

中山神社是为了祀祭大和十津川暴动中有名的公卿——中山忠光的神社。忠光被诸侯毛利一隐藏起来，在此地遭到暗杀。我见到宫司，拿出带来的礼品，表明自己想听听有关忠光的情况，并且拿出笔记本作好准备。

当时我大概有十七八岁，又不能说自已是一名真正的记者，于是就说是为一家同人杂志进行采访。由于要以忠光为题目，要求他给讲讲。或许是宫司由于面对着奢侈（我认为）的礼物吧，对我讲了有关情况，当我把那些话在笔记本的时候，我仿佛真的当上了新闻记者，激动得心潮滚滚。

顺便写一下，后来那个川北电气株式会社因为不景气而倒闭，我失业了，我想，那年我十八岁。小仓有一家地方报纸《镇西报》，印得脏乎乎的，有四个版面。因为不是用轮转机而是用活版印刷，所以份数有限。我自以为能胜任地方新闻记者工作，但是，爬上了肮脏的报社的二楼，见到象是社长身份的人，向他诉说了我的愿望。年老的社长哼哼地笑了几声，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毫无商量余地地拒绝说；“新闻记者都是上过大学的，象你这样的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人，是没有资格作记者的。”事情确实是这样，但我就是这样从小便憧憬当一名新闻记者。

再说川北电气株式会社，主要是生产电热器和电风扇的公司，除此以外，也销售马达。KDK是它的商标，我觉得它生产的电风扇在同业界中大概算是水平最高的。电风扇上称为扇罩的螺旋形金属条，是川北电气的新设计专利。从那秀气劲儿来看，远远超过了日立、明电舍、安川电机什么的。

小仓事务所，出售本社产品，另外，也承包地方性的九州电力轨道株式会社一个大公司的转包工程。九轨的社长是松方幸次郎、专务是松本松岁。不久这家公司被西铁买下，还经营北九州地区，门司至折尾行驶的电车。假如川北的事务所不去巴结这样的公司，就不能营业。

事务所所长是四国出身，叫星加清明。他虽然年仅三十来岁，可我当时看来，觉得他有一大把年纪了。他是个非常亲切的人，对我这个完全不了解社会的人很照顾。但是，我是个起不了多少作用的勤杂工，是个很不机灵的勤杂工。

支店在福冈，卖出货的发票，要给本社、福冈支店各复印发送一份，这也是我的工作之一。薪水最初是十一元，差不多全要给家里。那时，父母开着饮食店，但还是不景气，我的薪水要用来交房租。

要说那时的痛苦，那便是在路上碰到已经上了中学的小学同学。我穿着西服，用自行车驮着发送的商品。如果在这时候我看到穿着制服的朋友，三五成群的背着放着教科书的书包，我就会马上从岔路上逃走。我时而也订阅过早稻田大学出的讲义，时而也去上过英语夜校，但都由于自己意志薄弱，什么也没有学出来。结果，读书便转向文艺方面。

在川北电气株式会社的三年间，我读的主要是当时的春阳文库和新潮社出版的东西。特别是要先读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当时，芥川连续发表着短篇小说集，象《春服》、《湖南的扇子》等，都是我去银行办事、利用坐在椅子上等候的时间，贪婪地读过的。我希望等候的工夫尽可能长一些。

当时《文艺春秋》杂志已经创刊，菊池宽（日本著名作家）称霸文坛已成定局。从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和戏剧中，我逐渐找到了合乎自己口味的作家。在戏剧方面，我喜欢铃木泉三郎（日本剧作家）、关口次郎、岸田国士等人，山本有三的作品也要先读。

明治时代的作家中，大体读过漱石、鸥外、花袋、镜花等人的作品，对自然主义作家，我并无很大兴趣。花袋的作品，比起他的《棉被》、《一兵卒》等，我还是喜欢他过去连续写下来的游记。曾读过正宗白鸟的《泥娃娃》，感到很无聊。我觉得私小说作家的东西，不符合我的爱好。评价甚高的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魅力。相反，他的《和解》却令我感动。还有象《到网走去》、《学徒的神仙》、《在城崎》等，我也不知道好在哪里。我那时，在小说中追求的还是纯小说的东西。

因此，芥川和菊池不能不吸引了我的兴趣。尤其是菊池的《启古故事》和芥川的《来自保吉的笔记本》，虽然也属于同样的私小说系统，但是与所谓的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相比，要有意思得多。自然主义作家有什么写什么的平板作品，我觉得无聊，欣赏不了。

那时，《文艺春秋》连载了德田秋声写的他与山田顺子的恋爱作品，但为什么写这些呢？我无论如何理解不了。

在戏剧方面，我被菊池接受爱尔兰的近代戏风的影响而写出来的作品所吸引，还接触到岸田国士法国式的潇洒、轻松并且明快的作品，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村中最好的栗子树》、《玩弄命运的两个男人》、《梅腊诺的秋天》、《骤雨》等作品，我差不多在杂志发表的同时就读了。

外国文学是从新潮社出版的最早的世界文学全集中熟悉起来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是由于这个机缘读到的，其中吸引我的是《穷人》。象我这样的爱好，不可能对私小说感兴趣。记得读了原久一郎翻译的高尔基的《夜店》（又名《底层》），对书中那种凄惨的生活，我当时感到非常亲近。而且，据译者原氏在月刊上介绍，他似乎也曾有住小客店的经历，对他的忆旧短文我颇感兴趣，其中一首题为《纷落的雪花》的短歌，使我永难忘怀。那篇《夜店》，使我联想起我父亲的小客店。

可能就在那会儿，仓刚百三的《出家人和他的弟子》，成为现在所谓的畅销书。有一天晚上，听说在市内的一个寺庙举办那本书的朗诵会，我赶去了。在昏暗的正殿中，有五六个男女青年，在一起朗诵着书中的道白，这种气氛，使我觉得十分高尚。这根本不是我这样的人可以参加的小组。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小学毕业生，公司的勤杂工，这样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是根本不能接触这类事的。

那时，我对前途深感失望。我所在的公司在萧条中挣扎，草率地发行社债，企图摆脱困境。当时，日立、三菱已经开始发挥出垄断企业的作用，我所在的公司恐怕是在它们的压力下失败了吧。其根据，便是承兑我们公司社债的银行都是二流以下的银行，因为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公司悲惨地走向倒闭。

那是倒闭前一些时间的事情，对于我这样一个光读文学书籍的勤杂工，公司的人使用起来是不会觉得顺手的。不久，在一次减员中，我就和其它职工一起被赶了出来。

但是，现在想来，我觉得十六岁至十八岁是我感觉最新鲜的时期，能挤时间乱看一些书，对今天来说也有着相当大的作用。我读了《穷人》，还曾一整天彷徨于象《看门人家的没落》中描写的那种荒凉的原野中。我想去住连名字都没有的旅店，也曾独自徘徊在山口县的海岸边的道路上。

十九岁那年，我什么也没有做，晃荡了一年。想找工作，却没有地方雇用我。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只是小学毕业，年龄又不大不小的，干体力劳动，身体又太虚弱。

所幸的是，这时父母的饮食店略有起色，可以不指望我的薪水了。可能也因为饮食店的房间太窄，让我们租借了附近杂货店的二楼。前面已提到过的，那时我们与祖母住在一起。

作为房东的那家杂货店主，是一家大批发店的代理人，并无店铺。照我看来，妻子比丈夫教养要好。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孩，但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总是可以通过一些动作使人感觉得到。丈夫是在代理人中常见的那种狡猾的人，他把店里的商品拿回来以很贵的价钱卖给左邻右舍。这些商品是否是通过正当途径带回来的，令人生疑。那位太太经常埋头读着世界文学全集等书，当然，因为与我有年龄的差别，所以从未与我谈论过小说。然而，她是一个给人以好感的人。

小仓有一个叫作东洋陶器的工厂，生产咖啡杯、西餐具。我有个同学是厂里的职工。经他介绍，我认识了厂里一位比我大十岁左右的H君，H君也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自己不写小说，但却自称为“诗人”。不过，我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他的诗。我到他家去玩，他书架上的好多书，很令人羡慕。

H君的朋友中有几个八幡制铁所的工人，比我都大七八岁，他们真的动笔写小说。由此，我与这些人开始交往，有时还给他们看我自己写的短东西。

我那时也许是受了芥川的影响，好象写过倾向相同的东西。我的习作大约有一两篇。有一天，要召开作品发布会，我们聚集在一家小茶馆里，茶馆位于小仓郊外存有宫本武藏石碑的延命寺附近。

时至今日，我还模糊地记得，那次我披露的短篇，讲的是朝鲜闹饥荒，人们吃起用土做的馒头。当然，故事是虚构的，也不是出于无产阶级意识而写作的，但八幡制铁所的人听了以后，却不当地夸奖说，我的短篇属于当时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之列。

我对东京的文坛一无所知，只不过从书店的杂志中看到有什么小说，就站在那里读什么。说到那时的杂志，有一种叫《文章俱乐部》的。加藤武雄对小说来稿进行每期评论。我虽然也曾想投稿试试，但缺乏那种勇气。因此，关于当时产生的无产阶级文学，我是茫然无知的。

但是，在八幡制铁所做工的朋友们，对无产阶级文学是真正感兴趣的，他们让东京把杂志直接送来，好象是《文艺战线》。

芥川龙之介自杀了。在报纸社会版头条位置登了“文坛之雄”的大字。楼下的太太特意把报纸拿上来给我看。我看了报上文艺春秋社的广告，便汇去钱，让他们给我寄来了龙之介的照片。照片背后，有摄影者南部修太郎的墨笔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