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彻大悟《鹿鼎记》 官场百态

官场与妓院,
是世界上最虚伪的地方。

官僚体制的设定,是人类文明的表现。

它带来的是秩序是规范,但是,也带来了另一些东西,最明显的就是:虚伪与腐败。

人类智慧的创造物走向了人的反面,成为人的桎梏,这是进步的另一面。

所以,老庄的哲学崇尚静止。

在老子看来,典章、制度之类的设置,引致的是更深刻的混乱,井且激发起人性中邪恶的因素。明智的君主应当无为而治。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说清的难题。

我们见到的既定事实是:官僚体制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繁复,已经形成了一个称为之为官场的世界。

《鹿鼎记》的场景一直游移在三个地方:官尝江湖、妓院。而其中最着力描写的是官常官场与妓院虽然一则高贵一则低贱,却同样是极端扭曲人性的场所,有着许多本质上的一致。

例如,人的尊严之剥落在妓院与官场是一样的。

妓女与嫖客构成了一对相互依存又相互鄙视的关系。他们互相利用,实现自己的欲望,又在道德上互相鄙视。嫖客固然视妓女为下贱,但一般的妓女也很少真正瞧得起嫖客。

在官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如受贿者与行贿者之间。受贿者接受行贿者的物质利益,却在心底瞧不起行贿者的人格;而行贿者所看重的也只不过是受贿者的权力,对于作为一个人的受贿者,则充满了敌意与厌恶。

这种建立在纯粹利益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正是妓院与官场的最大特产。

为官之道,首先必须学会说谎,学会毫不脸红地拍马屁,还有欺上瞒下等等的一套。

韦小宝之所以在康熙跟前混得这么好,与他高超的说谎拍马本领密不可分。而且他的马屁拍得极为巧妙,丝毫不露痕迹。

有一次,他莫名其妙地成了杀刺客的英雄。当康熙问他用什么招杀刺客的,他说:“一时之间,我心慌意乱,眼看对付不了,忽然间想起你跟我比武之时,使过记一极妙的招数,将我摔得从头顶飞了过去,好像你说过的是武当派的武功仙鹤梳翎。”

还说什么:“师父教的招数,练起来倒头头是道,一跟人真的拚命,哪知道全不管用;反是你的那些招数,突然之间打从心底里冒了上来。皇上,那时候他手掌边缘已打上我背心,我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又怎能去细想用什么招数!”

说得康熙龙心大悦。因为,自从“康熙练了武功之后,只与韦小宝假打,总不及真的跟敌人性命相拚那么过瘾。此刻听到韦小宝手刃敌人,所用招数全是从自己这里学去的,自是兴高采烈。心想若是自己出手,定比韦小宝更精彩十倍。”

在官场上混,须得花许多时间揣摩上司的内心想法,才能千方百计顺着上司的意思去做,或者替上司将自己不便表达的意见说出来。

小说中有一段写到康熙意欲撤藩,召来大臣们垂询,没想到大臣们要么受了吴三桂的好处,要么误会了康熙的意图,滔滔不绝地论证撤藩的不利之处,惹得康熙很不高兴。这时,兵部尚书明珠出来说了一番话,实在是高明之极。

“圣上天纵聪明,高瞻远瞩,见事也比臣子们高上百倍,奴才想来想去,撤藩有撤的好处,不撤也有不撤的好处,心中好生委决不下,接连几天睡不着觉。后来忽然想到一件事,登时放心,昨晚就睡得着了。原来奴才心想,皇上思虑周详,算无遗策,满朝奴才们所想到的事情,早已一一都在皇上的预料中。奴才们想到的计策,再高也高不过皇上的指点。奴才只须听皇上的吩咐办事,皇上怎么说,奴才们就死心踏地,勇往直前的去办,最后定然大吉大利,万事如意。

圣上明鉴:奴才这不是歌功颂德,的的确确是实情。自从兵部得知三藩有不稳的讯息,奴才日夜担心,思索如何应付,万一要用兵,又如何调兵遣将,方有必胜之道,总是要让主子不操半点心才是。可是想来想去,实在主子太圣明,而奴才们太脓包,我们苦思焦虑而得的方策,万万及不上皇上随随便便的出个主意。圣天子是天上紫薇星下凡,自然不是奴才这种凡夫俗子能及得上的。因此奴才心想,只要皇上吩咐下来,就必定是好的。就算奴才们一时不明白,只要用心干去,到后来终于恍然大悟的。”

这篇讲辞当真可列为封建官场上为官之道的经典之作。其中的逻辑在官场上广为运用,总是灵验万分,屡试不爽,无往而不利,至少这样说话不会为自己带来麻烦。所以,聪明如韦小宝一听,都佩服之至,觉得满朝文武,做官的本事谁也及不上明珠。

扬州布政司慕大颜又是一种类型的乖觉之人,是典型的官场文人。他一听钦差大人不喜欢和尚,便即引经据典,说了一个诋毁和尚的故事,迎合韦小宝。又以《四相簪花宴》的故事,奉承韦小宝是“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他揣摩到朝廷可能要对吴三桂不利,又从韦小宝的表情看出他讨厌吴三桂,便说:“韦大人是皇上亲手提拔的大臣,乃是圣上心腹之寄,朝廷柱石,国家栋梁。平西王目前虽然官爵高,终究是不能跟韦大人比的。”并考据出韦氏祖上是唐朝的忠武王韦臬,曾大破吐番兵四十八万,威震西隆等等。这个人将学问当作了拍马的武器,很容易讨得上司的欢心。

这种拍马方法叫作“贴金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生安白造,硬往上司脸上贴金。神龙教中的胖头陀晋献千年前的石碑也属于此类拍马,愣是编造了一篇千年前的碑文,说那时上天已料到会有洪教主降世,造福于人间,并且寿与天齐,为洪教主的“威仪”寻找历史依据,涂上神秘的色彩。洪教主其实心中明白这完全是杜撰的,却也十分受用。

有时候,献殷勤也可以献得十分隐晦,不露声色,上司一时察觉,便心中感激。韦小宝得到康熙的宠爱后,去康亲王府聚会,与人赌博,却总是无缘无故地赢,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要故意输给我?自然因为我在皇上跟前有面子,大家盼我为他们说好话。就算不说好话,至少也不捣他们的蛋。”

官场上的面孔都带着面具,所有的言行都出于利益的权衡,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情谊难以滋生和维系。一个诚实的人在官场中遭到的命运,很可能只是倒霉,甚至会掉脑袋。告密、阴谋、算计,这些是封建官场的日常生活。

封建官场上滋生的是利欲熏心,是贪婪。拥有权力的人,都想使权力转化成可见的利益,因此,金钱成为攻破权力系统最常见的利器。而一般的为官者,都习惯性地利用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谋取财富。

康熙派索额图与韦小宝去抄鳌拜的家,索额图马上想到:“鳌拜当权多年,家中的金银财宝自是不计其数。皇上派我去抄他的家,那是最大的肥缺。”在抄家过程中,他拼命笼络韦小宝,无非是因为“这小太监朝夕和皇上在一起,只要他能御前替自己说几句好话,便已受益无穷。就算不说好话,只要将皇上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想干什么事,平时多多透露,自己办起事来自然事半功倍,正中皇上的下怀。”

于是他与韦小宝结拜成兄弟,还将抄到的几件宝物送给韦小宝。他在鳌拜府中总共搜出二百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八两银子,可见鳌拜之贪。至于这些钱如何得来可想而知,但索额图也照贪不误。他对韦小宝说:“这次皇恩浩荡,皇上派了咱哥儿俩这个差使,原是挑咱们发一笔横财来着。”

于是,他毫不含糊地在单子上少写了一个“一”字,吞掉了一百万,与韦小宝各得五十万。堵住了韦小宝的嘴不算,他还拿出五万两分给底下人,每个人都有点甜头,谁也没闲话说了。

权力生财,就是这么简单。

在《鹿鼎记》中,金庸还写出了官场的假公济私,草菅人命,为了面子,为了威权,可以滥杀无辜,也可以对冤屈置如罔闻,一手遮天。

金庸算是看透了中国传统官场之真相。更值得称道的是,他揭示以上的种种官场众生相,手法十分高明,不显山不露水,写出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悲哀:所有这些虚伪与残忍,不公与无良在生活中已成为常态,人们不仅熟视无睹,而且认为理所当然。

在风趣幽默的笔调中,金庸有着十分严肃而又无奈的叹息,有着十分犀利的观察与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