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出生后，周母鲁瑞就发现这个孩子很安静，很少哭闹，就是肚子饿，也只是努着小嘴左右觅食，却也不哭。她对丈夫周伯宜说：“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的，他是像你的。”

周作人排行第二，幼时得过天花，身体较弱，父母对他要求较松，对他的培养也不像老大那样重视。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在一块的时候，很多事情都由老大鲁迅做主，他只在后面跟着就行了，所以周作人依赖性强，不太喜欢抛头露面。在他们的父亲卧病期间，大量繁重的事情，比如跑当铺、请医生、抓药等等，都是由长兄承担的。

这些事情，给鲁迅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但对周作人则鲜有触动。兄弟俩到三味书屋读书、到南京求学、到日本留学等等，都是鲁迅先行一步，周作人在后面跟着就行了。连到北京大学任教，也是鲁迅通过他与蔡元培的关系给周作人联系的。所以，当时周家人都说，老二是周家的一个“福人”。但鲁老太太感慨地说：“其实他们兄弟，都生长在多灾多难的周家，谁也没有福可言，只是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

鲁瑞说，周作人“从幼小时期，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养成了他的依赖性，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要由老大负责，与他无关，他比较自私。”

1897年正月，周作人随祖父的妾潘姨太（周作人的文章中有时又称为“宋姨太太”）到杭州陪侍因科考贿赂案发被光绪皇帝钦判了斩监候、羁押在杭州府狱里的祖父周福清。周作人和潘姨太住在一个叫花牌楼的地方，周作人被“拘在小楼里边”，“生活够单调气闷”。有学者认为，这段生活也是周作人淡漠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八道湾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杏树，开花的时候，周昨天每天从树下经过，却不知道花开了。鲁迅因此说周作人“视而不见”，鲁迅感慨：“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周作人将被军阀殴打的群众，称作是自己不识相的“碰伤”等等。

周作人有个笔名，叫“鹤生”，典出于日本留学时，蒋抑卮给他起的外号“鹤”，有种冷漠和孤傲的味道。

周作人有一个长达13字的署名：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

周作人说：“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隐者的同情。”他崇拜陶渊明，“在30年代，有人称他是现代的陶渊明，他便高兴地引为知己”。

周作人惧内，事事听从夫人羽太信子。与鲁迅反目后，信子和其妹芳子（周作人三弟周建人的第一任妻子）把她们的父母从日本接到八道湾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的局势很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上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而周作人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鲁迅听说后，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1944年，林语堂在先遇到沈兼士，相约登华山，路上，沈对林说，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时，日本人将抗日青年关在北大红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沈兼士边说边流泪，林语堂不禁感慨，热可怕，冷尤可怕！（按：林说鲁迅极热，周作人极冷）

周黎庵记载，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到9月底，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奸，逮捕了许多人。而在这四十多天中，周作人经常到琉璃厂逛旧书铺，镇静自若，一点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

周作人被捕前，北大学生邓云乡曾到周的办公室请周写稿子，周当时正准备赴南京应付汉奸诉讼，他对邓的冒失并不气恼，只是轻轻地说：“现在不是写文章的时候，等将来一定给你写。”

晚年，周作人在谈到当年的论敌陈西滢时，淡然地说：“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的人，惟以乡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才气，亦深可惜矣。”

王士菁回忆，周作人即使谈到激动人心的事或应该深刻反省的事时，也不激动，“仍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谈到李大钊去世后掩护李的子女、保护李的文稿之事，他并不激动，“好像在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之事，“也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

佟韦回忆：“周作人不讲自己好，也不讲自己坏，对任伪职事不愿多谈。……我曾有意与他谈谈这个问题，……但基本上失败了。有一次……提到此事他面带愁苦的表情，说：‘那也是不得已的事。’其他再不愿谈。又一次我提到此事，他则说‘我和一些老朋友，也需要生活’。……他做的好事……他也一句不讲，似乎没有发生过，又似乎已经发生了，但过去就过去了，不再值得讲了。”

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胡适：“（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信子去世之后，周作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虽然稍觉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于我也适宜。拟俟稍静定后可以多做点翻译工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