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梁启超 共和
清末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后,苦于宪政知识知之甚少,只能求教于当时还是通缉犯身份的梁启超。随后二十多天里,梁隐藏于海上的一条轮船内,整日苦战,撰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奏章。他置身孤船,犹如得道高僧坐禅,精力完全集中于奏章之中,二十多日竟然全不知晓身旁的海湾美景。其代拟奏折、草案等,总计逾20万言。一些学者称:对于民国创立,“从某种意义上说,1906年的谕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决定意义”。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两度入阁,先后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每任因政治集团倾轧,不过区区数月。在昏暗窘迫、百废待兴的政治条件下,他筚路蓝缕、一板一眼,就民国大政方针及司法、财政、通货、银行等制度创新,留下了众多议案和著述。
梁启超对财政学颇有研究。他就任财政总长时,希冀建立一套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他试图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值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和整理金融,第一步彻底改革币制,第二步再统一纸币,从银本位引入虚金本位。后来国民党时期的法币政策与梁启超的财政主张基本一致。
周善培认为梁启超只有政治理论,没有一点政治方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周的弟弟周竺君任镇江海关兼扬由常关监督,当时镇江关收入每月只有一千元,而扬由关每年却号称月入十万。周竺君到任后,查出扬由关的收入全是中饱私囊取得的,他一面严行拒绝,不私取一文;一面严禁中饱私囊。但靠中饱吃饭的扬由关官吏,与上下游的税局勾结,禁不胜禁,防不胜防。周竺君便向财政部提出他只任镇江海关监督,请财政部另派扬由关监督。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派人问周竺君何以辞十万而就千,周竺君气急,写信责备梁道:“你当部长怎么可以对部属说这种话?你是公开劝部属中饱吗?”同时又拟就一篇改革全国常关的办法,并拟订几十条严禁中饱的奖惩办法,寄给梁,请他进行改革。周善培也几次从旁激励,梁却左顾右盼,这件事也就一直搁置了。
在袁世凯流露出要作皇帝的想法后,梁启超曾与冯国璋一起进总统府劝谏,梁记载了这段精彩的故事:
“二人联翩至新华宫,项城闻我等至,喜动颜色,酒酣,余正欲起立陈述,项城先笑曰:‘二公此来,吾知之甚稔,乃欲谏我不做皇帝也。我反问二公,袁某欲做皇帝者,究思做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做万代皇帝而无穷乎?’余与冯愕然未答,袁又笑曰:‘除非痴人,自然欲作万代天子!’乃喟然叹曰:‘我有豚犬二十余人,我将尽数呼出,立于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者,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以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或可称帝二代!’余与冯四目相对,嗒然如伤,怀中万言书,竟一字不出。袁诸子环立侍宴,幼小者乳媪襁褓侍,袁忽变作悲痛之容曰:‘我如许豚犬,无一克肖,无一非庸懦纨绔,然父之与子,孰不疼爱,我虽怒此辈不肖,然仍不愿因我造孽,他日为别人作鱼肉烹杀也。我百年后,敬托二公善护之。’余与冯迄辞出,竟不能一提‘帝制’字。”
梁启超发现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后,毅然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猛烈的抨击袁世凯的复辟企图。袁世凯得知后,大为惊慌,派人送给梁启超一张20万元银票(梁文中称为10万),说是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要求梁不要将这篇文章发表。据说这个价格是雇人暗杀孙中山的赏金两倍。梁启超退回银票,并将这篇文章抄录了一份让来人带给袁世凯。
袁世凯收买不成,便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与学生蔡锷决定出逃北京,起兵反袁,再建共和。临行前,二人约定:“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梁启超离京时,与夫人作别,并说明原由,夫人说:“我早已看出来了,因为你不讲,我当然也不问你。”她用英烈的事迹激励梁。梁每次出门,夫人都不送,这日晚上三点,她送梁至大门口,很像有后会无期的感慨。
护国战争中,梁启超为了取得广东军阀龙济光的支持,只身赴龙济光处。此前梁派去的汤觉顿、谭学夔等人被龙济光部下枪杀,此行着实与赴鸿门宴无异。晚宴间,龙的部下胡令萱大放厥词,辱骂护国军、蔡锷等,并向梁启超横眉冷对。梁启超意气横厉,痛斥对方,边说边大拍桌子,满座的玻璃杯丁当作响。胡令萱被梁的气势吓住,悄悄跑了,其余众人,颇受感动,散席后都来和梁握手道歉。
护国战争胜利后,梁启超开出一个祸首名单,包括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段芝贵、梁士诒等十三人,要求对他们明正典刑以谢天下。这道惩办帝制祸首令颁发以后,由于当事人均已事先闻得风声,躲进天津或上海的租界,所以一个也没有拿住。
民国再造后的第一个国庆日,黎元洪下令援照民国元年进行国庆大典,并对民国创建以来的有功之士,包括此次再造民国的功臣授以勋位奖章。大总统黎元洪下令:“特授孙文大勋位,黄兴勋一位。蔡锷、唐继尧、梁启超、岑春煊、陆荣廷,再造民国各授勋一位。”
张君劢认为,中国现代政治,如果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能变龃龉仇恨为精诚合作,必然会使中国现状大有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