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是混血儿，郑逸梅记载：“辜鸿铭的头发为金黄色，宛若西人。”

留学时，辜鸿铭偶然结识了一位英国女孩，女孩常拿起辜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是可爱。辜一时兴起，对她说：“你要肯赏收，我就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你。”女孩笑着默认。于是，辜鸿铭将父训丢在脑后，操起剪刀，将辫子喀嚓剪下，真的送给了那位女孩。

辜鸿铭是凌叔华父亲凌福彭的老朋友，常到凌家和凌父、梁崧生等人聊天吃饭，谈至夜深才走。他们话题很广，上下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梁崧生曾经驻节海外多年，口才不如辜鸿铭，但是当大家争论不休时，只须梁冷冷地说一句话，辜就偃旗息鼓，不再继续了。

一次，金梁与辜鸿铭一起到公园游玩，辜遇见平日相熟的妓女，便叫过来一同宴饮。金想先走，辜坚决不让，笑着对金说：“今天得你做东。”金笑着结了账，辜大喜，马上称赞金能容狂客，有君人量，表示自己愿为其加冕而自甘执鞭。

震瀛回忆，辜鸿铭在北大任教时，常对广东学生说“丢那妈”（粤语骂人的粗话），又说只有广东人才保留了中国民族的真性情——节气、刚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

清宣统逊位时，着西服、留短发的辜鸿铭，装上假辫子，穿上长衫马褂，让黄包车夫拉着巡游北京城，结果被警察叫到警局询问了一通。

辜鸿铭的《春秋大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驻中国公使请辜鸿铭所作讲演的讲稿，由其好友梁敦彦命名为“春秋大义”。当时，此书有各国语言版本，唯独没有中文版本。日本某杂志从德文版选择译出大部分刊出，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又从该日文版本译成中文，并将作者译为“中国人古先生”。

一次，辜鸿铭从欧洲回国，同船有一个法国青年，见辜手上拿着一本自己的作品在读，便问道：“先生也喜欢辜先生的著作吗？”辜回答是。青年又问：“先生是中国人，认识辜先生吗？”辜慢慢地应了一声：“哦！”青年请求道：“先生能为我介绍认识辜先生吗？”辜答可以。青年喜道：“我在大学时，甚佩服辜先生的文章，渴望一见。”辜说：“我愿意为你效劳，等船到上海为你设法。”船到上海，辜鸿铭的亲友来迎接，辜差人招待法国青年，将其送到旅馆，并嘱咐晚上将青年送到他家。晚上，青年前来，辜出门迎接，说：“鄙人即辜鸿铭。”青年大笑：“辜先生真可人也！”随后，二人共进晚餐，相谈甚欢。

辜鸿铭在上海时，身着长袍马褂，拖着小辫子，叼着雪茄，到舞厅喝咖啡。一位大学生见此怪人，用英语出言嘲笑，以为辜并不懂英文。辜马上到该青年座位与其攀谈，其英语不仅纯熟流利，而且言谈极具学问素养。青年大惊。接着，辜又责备他不应荒废学业，到这种销金溺志之所。青年面红耳赤，深鞠一躬而去。

有一次，辜鸿铭在上海乘电车时，两个洋场少年用英文嘲笑衣着土气的辜，辜立刻用流利的英语“回敬”过去。两少年心有不甘，又用法语继续嘲笑他，辜又用法语狠狠回击。最终，两个少年无地自容，车到下一站时，败逃而去。

晚年居北京时，辜鸿铭喜欢到大陆饭店吃西餐，每次去，都是长辫曳背后，衣冠不整，步履蹒跚，一副穷困潦倒、老态龙钟的样子。一次，他又到大陆饭店用餐，邻座两位年轻学生见辜肮脏落魄之态，嗤之以鼻。辜不以为意，饮啖自如。随即，一人用英文说：“这老头这样龌龊，还配吃西餐吗？”另一人答：“乡下人进京，到城门口总要拜上一拜，才敢进城，这老头也是如此。”二人一唱一和，大加讥讽。辜再忍无可忍，到二人座前，以极流利的英语说：“我吃西餐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那时还没出娘胎呢！”二人见辜英语娴熟，本想赔罪道歉，但辜已拂袖而去。二人忙问饭店中人：“此老头儿系何人？”饭店中人告之曰：“辜鸿铭老先生也。”二人闻言，面有愧色，叹道：“我辈今日可谓班门弄斧矣。”

康有为有一枚闲章，上刻“周游三十六国”。辜鸿铭对此颇为不屑，他曾对好友凌福彭说，他想刻一枚章，同康一较高下，他要在章上刻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着手筹建枪炮厂，并聘请英国兵工专家伍尔兹为顾问，希望将其建成德国的克虏伯。辜鸿铭与伍尔兹接洽后，毅然将其辞退。张大怒，辜解释：“那人是骗子，想发横财来的。”原来伍尔兹是爱丁堡大学商业专科毕业，根本不会造枪炮。接着，辜向张推荐自己留德的同学、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监督威廉·福克斯。

一次宴会上，福克斯酒后失言，无意中泄露了德国克虏伯的秘密。此事竟被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出来。当福克斯告诉辜担心其家属的安全时，辜叫他宽心，说他见到报道后，立即禀报了张之洞，已叫人为其家属办理来华手续，并已备好别墅供他们全家使用。福克斯深感其情，从此悉心工作。

张之洞为训练新式军队，请来几名德国教官协助。张规定德国教官们必须和大清军官一样，着清朝官服顶戴，行跪拜或半跪礼。几个德国教官对穿着无异议，但无论如何也不肯行跪礼，他们说西方没有跪礼。张之洞一时犯了难，辜鸿铭便主动请缨去说服德国人。

辜以纯正流利的德语对德国教官说：“先生们，每个礼拜日，你们都到教堂去，跪在耶稣面前，虔诚忏悔。在尊敬的德皇面前，你们不是也要跪吗？向心爱的女人求婚时，也经常下跪。所以，行跪礼绝不是我们东方独有的。在欧洲，跪礼的历史，怕不比我们中国短呢。”德国教官辩解道：“辜先生，你们的张总督大人当然也值得尊敬，但怎么好和耶稣、日耳曼大帝相比？”辜立即反驳道：“在中国，跪和半跪都只是一种礼节而已，只是为了表示尊重和敬意。对中国人来说，对自己尊重的人行跪拜或半跪之礼，还格外有一种君子的谦恭和客气。这也是做人的一种美德。”

德国教官无奈，只能同意在就职这日，穿清朝官袍，向张之洞行跪拜礼。此事在当时引起轰动。

1913年，袁世凯筹措“善后大借款”时，六国银行团的德国代表科士达因不懂中文，想找一个英文德文俱佳的中国人来做翻译，最后敲定最佳人选为辜鸿铭。辜自恃身价，张口就要月薪六千银元。银行团只得答应。

辜鸿铭的辫子是北大的一道景观，北大学生曾戏言，谁要想一夜成名，就等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的辫子给剪掉，第二天的中外报纸必会竞相刊登。

赵凤昌回忆，辜鸿铭对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很是同情。一次，他和辜外出，见某人力车夫在吸纸烟，赵说这名车夫不知道节省。辜却说，他终日劳苦，看见坐他车的人，人手一支，哪能不羡慕，所以他效仿，也是人之常情。

梁实秋也记载，辜鸿铭听不得乞讨之声，一听见，便出门施舍一两枚小银币，故而常常囊中羞涩。

高拜石回忆，在北大任教期间，辜鸿铭“虽老而不龙钟，开起腔来，诙谐百出，口若悬河，和后生小辈开谈，一谈便是一两小时，上下古今，渊博至极，但话谈完了，你得要识趣告辞，否则老先生一站起身，会扳着面孔下逐客令的”。

辜鸿铭对彩票并不反感，他说：“今日天下多穷无聊赖之人，有时购买一只彩票，得者无论矣，即不得者，亦尚可作旦暮希望，聊以博生人之乐。”

张勋复辟时，辜鸿铭在外交方面为张尽了力，梁敦彦便荐他做外务部侍郎。据说，张勋期期以为不可，理由是“辜鸿铭太新了”。

1919年8月间，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说辜鸿铭的辫子“立异以为高”，故“久假而不归”。文章刊出后，辜极为恼火，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打趣道：“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胡适回忆，1921年10月，王彦祖在家中宴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辜鸿铭、胡适、徐墀等人亦被邀请。入席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道：“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弥微吓了一跳，问为什么，辜答道：“因为你坐在辜癫子和徐颠子的中间！”众人哄堂大笑。

辜鸿铭曾说，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虽然学贯中西，但字写得很难看。陈昌华在《我知道的辜鸿铭先生》中说：“我曾亲眼看见他写的‘求己’二字，初看时，我不相信是他写的，他自己署名那个辜字中，十字和口字相离约摸有二三分阔。谁相信这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先生写的呢？”

辜振甫回忆辜鸿铭说：“鸿铭先生博古通今，或系在西洋受教之故，其运笔颇有特异之处，以‘古’之上半部‘十’字为例，常人多先书一横，再书以一竖；他则反是，先写一竖，始再加横。而其下半部之‘口’字，常人多先以左边一竖起笔，次则上边一横，继而右边一竖，最后底边一横完成；鸿铭先生则是上边一横往右直竖下来，嗣则左边一竖向右横去。”

晚年，辜鸿铭常常囊中羞涩，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但他却无怨言，常平静地对人言：“我的妻子擅长理财。”

周君亮记载：“武昌文莘书院曾邀福建辜某作学术讲演，此君一手提一解剖刀，一手提一死狗，在课堂上对学生解剖，讲述狗之生理组织，条理井然，甚为该校师生所佩赞。据闻此为辜鸿铭之孙，其人不修边幅，亦颇有乃祖之风。惜不详其名字。”